第一生产力：投入强度与使用效益并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度论文,效益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增加科技投入，是科技界发言最热、曝光最多的话题。给人们的印象是，科技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经济能否得到“第一生产力”的推动，取决于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加大力度。而怎样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比，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益，不知为何成了冷门话题。投入强度与使用效益，本该是享有同等关注的。
近年来，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科技投入是生产性投入。”这是从科技与经济紧密相关、互相依存而言，也表明既是生产性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投入同样要注重“效益”。
众说纷纭话“投入”
科技投入，一般指支持开展科技活动的投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科技投入的总体水平偏低是事实。然而，对科技投入的界定、统计口径意见不一，导致结论也不一，实际上影响了对科技投入的决策。
“科学技术经费”，是沿用多年的对科技投入的一种说法。财政部文教行政司副司长詹静涛将其分为两大块，一是政府财政拨款，一是以企业投入为主的其它科技投入。政府财政这一块又分两部分：直接投入，主要包括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科研事业费（用于人员工资、设备购置费、科研业务费等），科研基建费；间接投入，是指政府给予用于科技开支方面的税收抵免优惠政策，西方国家称之为“税式支出”，也就是国家用减少财税收入方式支持科技活动。
据财政部的统计，“八五”（1991-1995年）期间，直接投入方面，中央地方财政对科技直接投入累计1078亿元，年增长14.8%，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间接投入方面，因无规范统计而缺少确切数据，但估算每年都在百亿元上下。还有特别的科技投入渠道。比如，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八五”期间累计投入经费约15亿元，其中1995年使用经费将超过4.6亿元；对“863”高技术计划的支持，继“七五”期间投入10亿元后，“八五”期间投入达30亿元，“九五”期间计划投入60亿元以上。
“科技投入总量”，是科技界近几年使用较多的说法。依据是把我国科技活动分为研究与发展(R＆D)、成果转化与应用、科技服务，这三类活动经费的总和构成科技投入的总量；主要来自政府财政经费，企业及科研院所、高校自筹经费、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科技贷款。其中，R＆D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多被视为衡量我国科技投入强度的最重要的指标。
90年代初，中科院、国家科委、国家统计局、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组成的研究组，提出规范科技投入的指标口径，并设计、测算了我国科技投入的主要指标，其成果被国家统计局为在国家社会与经济年度公报中公布科技指标数据具体应用。从1992年起，首次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我国科技投入总经费和R＆D及其占GDP的数据。据“年度公报”，我国R＆D/GDP的比值，1991年为0.72%，1992年为0.71%，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据了解，科技专家们对科技投入过低的怪责，大都源于近几年我国R＆D的相对投入呈下降趋势。为此，近年科技界提出并经中央确定到2000年要实现R＆D占GDP1.5%的目标。
来自财政部的意见是，对科技投入的口径、计算方法，目前还是不够规范和系统，缺少各相关部门一致认同的统计口径。在R＆D/GDP比值下降的同时，是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高达32%，1993年已降至12.7%，1994年仅为11.8%。尽管如此，我国财政用于科技的研究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94年仍为4%，而80年代多在5～6%之间。詹静涛副司长认为，基于我国国情，这一比例与国外相比也实属不易。像日本是2.8%，瑞士是4.3%，法国是5.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春发表《世界科学报告》中，公布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国与印度并列为0.8，往下有拉美、中近东国家均为0.4，往上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6，中欧和东欧国家为1.7。这给众说纷纭的我国科技投入提供了一个国际可比的参照系。
不容回避评“效益”
科技界有种观点认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比并不低于发达国家。比如，我国科研经费只有美国的3%以下，而在世界上著名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与美国相比也占3%；我国科研队伍的人数仅次于原苏联、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4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的千分比是0.4，高于印度和中近东国家的0.1……
我国用有限的科技投入，建立起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几乎在当今世界主要科技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力量。但是，在科技投入使用效益方面暴露的问题日渐突出。
最明显的是总体结构失调，布局不合理。政府部门属科研机构规模过大，各类机构之间方向、任务多有重复，有限的科技投入只够分散“养人”。据统计，1986年全国县以上独立科研院所5793个，经过近十年的结构调整，反而新增67个。其中重复设置的为数不少，如同是搞矿产资源勘探，地矿部有16个研究所，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部门也有10多个同类的研究所；仅山东沿海，就集中了从中央到省市研究海洋的研究所达27个。
由于沿袭前苏联的科技体制，我国形成独立研究院所与高等学校两大基础性研究队伍，事实上存在的多头管理和不够协调现象，造成研究课题重复、分散和叠加支持的副效应。即使国家逐年加大投资，也难以支撑这样两支庞大的“同类项”研究大军。
在人员结构方面，我国县以上独立科研院所现有在职人员105万人，科技、工程人员占46.4%。而在日本的科研开发机构中，研究者占总人数的62.9%，研究辅助者占13.4%，技能者占13.4%，行政人员仅占13.4%；从事科研的人员竟高达85%以上。
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近年重大科技成果数量减少，水平滑坡：国家发明奖一等奖，最高的1984年曾评出7项，到1991年仅有2项，1992、1993年均告空缺。国家科技进步奖1985年获奖项目为1761项，到1993年下降到44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近年一、二等奖也明显减少，系统性的重大理论建树、科学前沿上的突破不多。1982年评出第二次自然科学奖中，一等奖有9项；自1989年底以来，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仅1项。
有相当可观的科技成果，因游离于产品与市场，企业并不需要。据调查，因创新性、可靠性、技术本身是否完善等问题，有2/3的企业明确表示对接受国内科研机构提供的科技成果有疑虑。已运行一年多的上海技术交易所，现存科研院所、高校要求转让的科技成果近3000项，至今被企业看中并已买走的只占20%左右。
令人忧虑的还有，我国游离于企业之外的研究机构过多，而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吸收能力过弱，不少产业领域只得靠引进设备与技术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造成长时期等距离追赶，等距离引进。在“产学研”尚未形成血肉相连的合作关系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和比率不如人意。有统计表明，我国大中型企业每年开发约6万项新产品，但能达到国际水平、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只有2.5%。
科技投入不足加上难以集中发挥效益，也致使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小、水平低。国内已开发的高技术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自己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大都未能起到较大的直接的作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专家称，迄今为止，我国以自己的知识产权为基础形成的产业几乎是空白。
据了解，农业科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组织结构不合理，仍停留在50年代初建制格局上，学科设置陈旧，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一个模式，造成研究领域狭窄，科技人员分布不合理；在农业科技人员缺少的同时，人才浪费严重。
提高投入产出比议“良策”
科技投入从以往偏重政府财政支出，到引入建立全社会科技投入体系，这一思路已成为国家科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共识。这包括在现有的三个资金主渠道（财政科技拨款、企业等自筹经费、科技贷款）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风险投资、国外金融机构的科技贷款、创业投资等科技投入渠道，使科技投入的渠道拓宽。既有政府拨款，又有非政府自筹资金，既有国内金融贷款，又有国外金融资金；既有无偿使用的经费，又有有偿使用的资金，形成全社会的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投入体系。
如何才能实现到2000年R＆D占GDP的1.5%？科学家们从国情出发，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增加科技投入的对策。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建议中提出：在国家预期安排的“引进”的费用中切出15%，规定这一15%必须用于“消化”、“吸收”以及技术的“创新”；凡在“引进”计划中不附带有如何“消化、吸收”的计划，就不批准这一项目的“引进”。在“九五”期间，国家预期在“引进”项目的安排中，如能切出15%，国家各级财政的支持能比现在略有上升，再加上用于“消化、吸收”投入和制定一些政策，鼓励企业努力投入于研究与开发，将不难实现R＆D/GDP的1.5%的期望值。
中国科技大学周寄中教授在“对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几点建议”中提议：制订税收抵免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刺激企业投入。可借鉴国外经验，对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的增额按比例减免所得税；优先采购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以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等。
在如何提高科技投入使用效益方面，有关部门及专家更多地以调整优化科技组织结构的角度采取对策。中科院提出结构性调整启动较快，主要涉及学科方向与研究机构的设置，力求克服目前的低水平重复、分散现象，集中力量形成并加强综合优势；同时，注重科技队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确定基础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公益性研究和应用开发各类科技人员的合理比例。
国家教委的专家们则提出，从长远来看，基础性研究重心应逐步向高校转移。目前在基础性研究方面，主要应在重点大学和重点科研院所中保持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以政府投入为主，给予比较优厚支持和创造宽松环境。在尖端领域以及重要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方面，由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保持一支精干的研究开发队伍，给予较为稳定的科技任务和相应经费资助等。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全社会重视加速技术进步的意识将进一步提高，人们期望尽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国际共性的科技投入体系，尽快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高效精干、纵深配置的研究开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