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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农村改革20周年。怎样看待这20年？杜润生同志作了这样的评价：“家庭承包制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安排，中国有8亿农民，每人分配一点资源，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里独立两个字特别重要，过去农民是依附的，现在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市场。谁会利用好资源，谁就得到报酬。”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插话，我说“是不是相对独立？”因为完全独立现在还做不到，包括定价权，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等，农民的权力还不完全，所以是相对独立。杜老说暂时不改，基本上是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过去农民是依附的，现在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市场，谁会利用好资源，谁就得到报酬。这样，既有合作的规划，又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就能推动全国的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大家感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发展了一块非国有经济，就能够保证改革的稳步前进，尽管国家经济既有困难，又有波动，但是在全国9 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地区保持稳定状态，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国，这个事实证明农村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农村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革命。具体说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革命——农业革命。用产业链来讲，是从农业到工业这个顺序，第一场革命就是农业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是个大舞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不停地搞运动。经过多次折腾，尽管也有短暂的辉煌，但更多的是难过温饱之关。当时，公社大喇叭天天在唱，“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藤儿越肥瓜越大。”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藤已经枯了，难以维持下去。终于有一天，皖东凤阳县有个18农户的小岗村，耐不住饥寒交迫，在一间茅屋里通宵筹划“分田到户”之事，写下了一份惊天动地的农民宣言。当时真是下了决心，是农民纯朴的、天真的悲壮。这份宣言书，大家盖了血手印，三方印章，一共有20人参加。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大家知道，1956年搞高级社，1957年开始就觉得搞不下去，在浙江、福建有个很有名的李云河，搞包产到户，以后被打成右派，死在牢里了。到1960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又讲可以试一试，所以安徽曾希圣又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叫责任田制度，凤阳这一带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毛主席不久就反对包产到户，批判单干风。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岗村，小岗村的人当时就下决心，因为搞不好确实要坐牢杀头。如果坐牢杀头，就是小孩也难养活到18岁。好在粉碎了“四人帮”，当时中央派万里到安徽当书记，他一调查，小岗村生活不错，温饱解决了。但是当时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不准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这样一来万里又吃不准。正好小平同志到安徽检查工作，听万里汇报。万里说，有个小岗村，要搞包产到户，你看怎么样？小平同志说，你不要问我怎么样，老百姓吃饱了没有？吃饱了。老百姓高兴不高兴？高兴。他说老百姓既然高兴不就行了嘛，我不是说过，过去一直也批判我的嘛，“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到此，万里心里的一块石头就落了地。
但是我们江苏是反对的。江苏用大喇叭对着安徽喊：“不准安徽包产到户歪风刮到江苏来，必须守好江苏西大门”。当然，后来也抵不住了。为此，小平同志讲了一段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话，现收在《邓小平文选》中：“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有的同志在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样小岗村的干部不但没有打成反革命，反而为中国农村改革立了头功。后来中央在1980年9 月下了个“75号文件”，叫《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就讲包产到户是依附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三靠地区、边远地区可以做。当时我们在省委就研究，“依附”，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中央的认识也有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以后又连续发了5 个“1号文件”，终于肯定了不但是依附于社会主义，而且包产到户、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亿农民的伟大创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8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的宝库。 从不准包产到户到丰富马列主义宝库，一个事情经过几十年琢磨，最后反而是农民教育了党中央。
第二个革命——工业革命。人多田地少，粮棉不值钱，高产穷队多，这是很多地方的特点。包产到户后口粮够吃了，但是农村缺钱用，所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的发明权是江苏无锡。江苏农民动的点子，写了三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是农垦系统的黄海农场先提出来的，农民总结出来的。“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搞了工业，商业才能富起来”，这是农民的话。实际上无锡的农民是1958年开始搞乡镇工业的，当时叫社队企业。1984年3月，中央发了“4号文件”，号召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现在对乡镇企业总的比较肯定了，但当时争论很多。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争论叫“三挤三争”。“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陈旧挤先进，以集体挤国营；争市场，争能源，争原料。”同意你乡镇企业搞点发展，但在哪里发展呢？只能是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这还叫什么市场经济？不是地道的封闭经济吗？现在三就地是反掉了，但当时写进了中央文件，必须那样。搞农副产品加工，不许你搞别的，农民怎么赚钱？怎么富起来？我写了一篇“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文章，有人马上写文章反驳我，说这个口号具有片面性，无农不稳是可以的，但无工不富不一定，农民也可以富嘛。我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和他讨论。两个人的文章都登在《农村问题论坛》上，那时言论还比较自由。我说无工不富，在一个村来讲，可能农业就可以致富，作为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来讲，没有工业是富不起来的。不搞农业，连加工业都不搞，纯农业致富，有没有？有，象澳大利亚那样，地广人稀，那么多资源，是可以的。但从中国来讲，多数地方人多地少，是不行的，必须有工业，有商业，才能富起来。后来开农村工业会议时还在争论，一直争论到中央领导那里去了。在这场争论中，很多干部对乡镇企业都有看法，因为他们过去都是搞全民企业出来的。其实，搞市场经济怎么能不挤呢？市场竞争就是要挤，争就是挤，我要挤我农民的地盘。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达到1万1千亿，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3万亿的1/3。我们整个工业产值从1千亿到1万亿经过了从1952 年到1983年31年，而乡镇企业仅仅9年就达到了1万亿。可见农民的创造力是了不得的。
第二个争论，“30万供销员满天飞”的现象之争。当时为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搞工业。因为没有计划，没有原材料，当时国家是计划经济，乡镇企业没有计划怎么办呢？供销员去跑，这是我们江苏发明的，叫“四千四万”：“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然后再来个“千车万船”的原料和产品。供销员是第一批接触市场经济的，是信息员、供销员、采购员，最后大多成了厂长。
第三个争论，“不正之风”风源之争。乡镇企业很倒霉，农业搞不上去，是因为乡镇企业“无工不富”的声音太响了。市场有点乱（搞活开放市场总归会有点乱），不正之风来了和乡镇企业有关系，因为乡镇企业要请客送礼。国有企业是属猪的，有得喂；集体企业是属鸡的，以喂为主，外面再找点吃的；乡镇企业是属鸟的，到处自己找食吃，那么请客送礼就难免会有一点。那时候可怜，送点赤豆，送只老母鸡，顶多一只老甲鱼了不得了，不象现在送彩电。我们到武进的洛阳乡，那里很富，过年了，把河里喂的大青鱼捉上来，乡领导说，大青鱼是我们养的，但我们不能吃，要发挥鱼尾巴的功能，要送到上海卖给工人老大哥吃，这样我们表壳厂才有原料。可见搞乡镇企业也有代价，也是一种交换。所以说不正之风风源是乡镇企业，我们不同意。风源是南风是北风还是乡风要辨别一下。南风，开放带来一点苍蝇蚊子，这是小平同志说的。但更重要的是北风，上梁不正下梁歪，不送礼就拿不到项目，逼着你去送礼。所以，当时有南风、北风、乡风之争。
第四个争论，乡镇企业模式之争。苏南模式的特点，可概括为三个为主：集体为主，小型为主，加工为主。北京一些老的前辈理论家，经过调查研究，得出四条共识：第一，苏南模式是改革的产物，不改革就没有乡镇工业，乡镇企业发展是场工业革命；第二，苏南模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第三，苏南模式把苏南搞活了，不仅把工业搞活了，而且从以工养农开始，提出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理顺了工农关系，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第四，苏南的乡镇企业也面临转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情况，就是说要学习其他模式的长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各有其长处和短处，需要取长补短，最后达到殊途同归——三个有利于。
第五个争论，关于“以工补农”。以工补农，就是指乡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工补农是不是一平二调呢？不是。因为第一，苏南乡镇工业的原始积累，是农业帮它完成的，国家没有贷款，是在社区性的合作组织范围内，当地农民的创造性劳动，给它完成的工业原始积累。因此，我说农业是工业之母，工农是母子关系，农业先哺育了工业。第二，同一社区合作性的组织范围内，由于工业和农业掌握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不同，而产生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一个社区的合作组织范围内，进行合理调剂，这不能作为一平二调。首先工业是从农业中来的，其次工业的生产工具也是农业的积累买的，有了先进的生产条件后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高，但农民的辛苦程度往往比工人高。所以。务农社员和务工社员的分配上的合理调剂不能作为一般共产风的一平二调来批判。
第三个革命——商贸革命。前面讲了，无商不活，所以光是搞工业还不行，还必须搞商业，所以就有了一个贸工农体制。贸工农相结合，山东诸城首先提出搞龙形经济——农产品加工一条龙。当时李长春在河南提出“一高一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人口出生率要低于全国，全省上下都搞公司加农户，奔上小康的快车道。李长春说，河南的“公司加农户”是一条中原之龙，龙头伸向国内国际市场，龙尾伸向农村千家万户，县县都舞龙。这是李长春的口号。这个贸工农的龙形经济效益很好，不谈别的，就是山东诸城的鸡肉一条龙，出口量就占了全国的20%。所以农民小生产要进入大市场，贸工农一体化是必经之路。所谓贸工农一体化，就是这样一个机制：根据市场导向，围绕某一主导产品，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之间，按照生产经营的技术性和联系性，联结为一体，实行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利益均享、风险共担的分配机制，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它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利益驱动规律，使小生产和大市场结合起来。
在商贸革命中也遇到很多理论问题，也有不少争论，如沿海发展战略之争，贸工农之争等等。我当时写了一篇贸工农的文章，马上就有人写文章反对，说第一，把生产程序颠倒了，应该是农工贸，农业是第一产业。这个对不对？对的。但是，我说的贸工农是以销定产，是有特定涵义的。第二个错在哪里？说“贸”，特别是要讲外贸，内向型经济还没有搞好，搞什么外向型？能搞多少东西出口？的确，当时很可怜，出口只有5%。当然，现在大家都赞成搞外向型经济。
第四个革命——农民造城。这个发明权毫无疑问是浙江温州人。农民造城，就是农民自己造一个集镇出来，不要国家花一分钱。温州的龙岗，从一个很荒凉的小集镇变成一座农民城市，一下子聚居了10多万人口。不光是温州，绍兴也是这样。对温州农民造城有人说好，有人说糟得很，糟在什么地方？有三大问题：第一，市容脏。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污水，街上脏乱差，家里干干净净。第二，质量差。要看假冒伪劣，就到温州。特别是电器，过去经常出事故，柳市的电器甚至出了几次人命。后来机械部、电子工业部不断派人调查，最后，被他们的苦干精神感动了，而且他们的质量也提高了，终于给他们发了质量认定书，所以现在全国1/3以上的低压电器都在温州柳市集散。第三，治安乱，吃喝嫖赌都有。针对以上三个问题，温州市委采取措施进行改正。第一，抓公共设施建设。怎么抓？我们去温州考察，温州的桥头镇陈书记说他们抓公共设施建设很简单，不是这个费那个费巧立名目，而是凭义气。有什么任务了就把小老板们找来开个会，向大家拱拱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请大家帮忙。他举了个例子，说桥头镇开始搞钮扣市场时，因没有一家银行，就向工商行打报告，工商行的领导比较敏感，认为钮扣市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比较麻烦，就说他们现在没有这个项目。到人民银行，也说等等再看。到农业银行，农民自己的银行，也说上面没有指示，不行。到了建设银行，建行很开放，说行，但是必须我出图纸，你们拿钱盖，暂时欠你们，等赚了钱再还。于是把图纸拿来，把小老板们召集在一起，请大家帮忙盖银行。很快，你几万，他几万，一个多月把银行盖了起来。建行搬来了，非常兴旺，独此一家，赚了很多钱，就准备还盖房子的钱。小老板们都说，不要了。盖医院也是这样。结果现在再到永嘉去看，街面上清清爽爽，公共设施很完善，医院很好，是一流的。造的房子都统一图纸，街面上七层楼，外面看很漂亮，里面是一家一户，设施齐全。第二，温州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过去说看假冒伪劣产品到温州，现在是看名牌产品到温州。第三，治理治安。现在去看，治安一点也不乱。所以，从温州开始的农民造城，农村城镇化，从根本上解决了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把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商贸革命，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中国农村改革20年，再往前追溯，新中国的农村建设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深思。
第一，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为什么在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以后就迅速地走向失败？这主要是党的决策发生了一个突变。有人最近查了历史文件档案，本来毛主席主张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前途是社会主义，当时要发展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毛主席当时有一句话，后来没有传达，就是“资本主义要有广大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我们发起对资本主义的总进攻，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大体上要在资本主义有了广大的发展，20年到30年以后。搞社会主义要在什么时候呢？要在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大大兴盛起来以后，在考虑成熟，人民同意之后，才可以从容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毛主席原来的观点。当时几个革命领袖——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所以要发展五种经济，让社会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并存，批转了东北局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共同纲领》中反映出来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先要利用私有制，要发展私有制。这种迂回的过渡，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的体现。但是问题在于，建国以后不久，对于农业的特点认识不足，感觉到人的意志很强，可以搞大跃进，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说先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力，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规律。所以他就把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这个矛盾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分析，当时就希望要不断地变更生产关系。这样做了以后，结果怎样？毛主席说可以加快两种过渡，一种过渡是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样工农联盟才能巩固下来。另一种过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把将来的社会描绘成单一的所有制关系，希望快一点到共产主义。所以张春桥在1958年就写了篇文章，要恢复供给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很欣赏，当时就准备恢复实行供给制。后来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上就写：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上面这么一讲，下面就执行了。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切都要公有，正如十月革命后，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道：“一切都公有，除了——牙刷。”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写道，老夫妻俩听说一切都要公有了，赶快把小牛杀了，天天吃牛肉直到吃坏了肚子。这就是写苏联集体化时的教训。虽然有教训在先，但我们还要去重复一下。列宁说，国家越落后，过渡就越困难，应该慢一点。毛主席说，此说不确。因为中国是越穷越革命，一穷二白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不仅进入社会主义可以飞跃，进入共产主义也能飞跃。所以毛主席的变化也很大。三年自然灾害对他有些教训，但总的来讲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所以，合作化运动取得最初的胜利后，很快地走向失败。
第二，为什么一种制度，在三年中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还能沿续几十年？农民能够忍受饥饿以至于死亡，好的东西被看成是错误的，明知是错误的还能沿续，为什么呢？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造成的。解放以后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产生了唯心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1958年我与苏南的一些县委书记在上海开会，柯庆施讲，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就在于弄假成真。开始预想的方案是假设的，没有变成现实，但是有可能性，以后就顺着杆儿往上爬，弄假成真。他说现在提出来三麦赶水稻，我再给你加上一句，水稻翻一翻。当时是三麦三麦，难过三百。当然，现在已经六、七百斤，水稻一千多斤了。现在科学发达可以做到了，当时还做不到。二，搞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无穷，资本主义国家都做不到，搞得不好把你整死。空想的社会主义靠强制手段来推行就走向了专制主义。三，就是思维定势的束缚，没有解放思想。农村改革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结果，下面群众有迫切要求，上面也感觉到了，通过调查研究不这样干不行。但是，有个说法叫上面放，下面望，中间一个顶门杠——就是中层干部，患得患失，怕戴右派帽子。当然，都有个动摇的过程，但总体来说，是上下互动，结合起来。最初得到启发的是看自留地，自留地都比大田长得好。怎么才能让大田长好？——包产到户。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但是要认识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却花了几十年时间。
总的来说，农村改革是一场还权于农的变革，是农民在奋斗中争得自己的劳动自主权、生产经营权和产品支配权的过程。还权于农是我国农村改革最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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