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以后，中国开始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但是，与以前历次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景气循环不同，至今收效不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非政府投资增长缓慢。这种通货紧缩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对我们是个考验，理所当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关注。
一、通货紧缩的需求面分析
通货紧缩，从理论上来说可能是需求下降造成，也可能是供给增长太快造成。究意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只能由实证的经验资料来说明。
从信贷供给方面看，早在1996年5月1日银行降低存贷款利率，至今已7次调低银行存贷款利率， 照理说应该对投资和需求已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尤其是1998年3月21日起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 这一措施对国民经济会产生极为强烈的刺激作用。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起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对国有商业银行不再下达指令性贷款计划，1998年4月7日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鼓励贷款购房。因此，1997年以来我国信贷供给环境是比较宽松的，贷款筹资成本低廉，不存在紧缩的问题，投资需求萎缩不应归咎于利率上升，信贷收缩。
从货币供应方面看，1997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O、M1和M2的增长率都在逐年回落，直到1999年上半年才稍微有所回升。但是，M2的供应量增长率始终高于15%，是同期GDP增长率的2倍，M0和M1的增长率也都维持在10%以上，均高于GDP增长率。国家逐渐调整货币政策， 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过渡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扩大货币供给，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回落并未对投资形成制约。
1996年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状态，而且呈加速趋势。持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呈反方向变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加速说明社会的持币需求增长。通货紧缩当然是一种货币现象，但1997年以来发生的通货紧缩应该从持币需求为何增加去找原因，而不应该怪罪货币供给下降。
在中国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同时由于特殊的体制的原因，股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我国总需求的影响不应估计过高。
我国银行业负债和呆、坏帐过多，但是并未发生银行业危机，银行业经营一直比较稳定，公众也没有对银行业发生信心危机。
我国房地产业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土地属于国有，因此，房地产价值涨跌和房地产的流动性如何对私人财富的影响很小。真正受到影响的是房地产企业以及贷款给房地产企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一部分非金融企业、单位。不过，除了少数地方，房地产市场萧条并没有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而是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的滞销和资金回收困难，房地产业萧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实在有限。
我国的消费即使在通货紧缩已经相当严重的1997、1998年也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而且，达到相当可观的4.2%和5.6%，从1995年以来的年消费增长率的情形来看，从消费方面来找这次通货紧缩的原因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才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这次通货紧缩的发生不是由于需求下降，而是由于供给增长过快造成的。从供给方面看， 我国自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至1998年的2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9.7%，1998年的GDP相当于1978 年的6.4倍。90年代初我国基本告别长期以来存在的短缺经济， 国内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告别短缺经济以后，接踵而至的是市场出现普遍过剩现象，至目前我国市场供给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从表 1可知，截至1995年， 我国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徘徊在50%上下，有的甚至低于40%，如果考虑特别高的库存情况，我国生产能力闲置就更为严重。据估计，我国有一半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最低的只有10%。（注：毛宗：《“过剩”掩盖了什么，》，《中国国情国力》1999 年第4期。）
了解生产能力的变化，首先要看固定资产的情形。图1 给出了1980～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而言的增长超前系数。以1980年为基期，到1990年此超前系数为305.2 %， 但从1991 年以后此超前系数迅速增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积增长率到1996 年已经超过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累积增长率2206.8 个百分点，1998年进一步上升为2782.9个百分点。如果将1990年设定为基期，两者在1990 年差距为零， 到1996 年两者已经相差342. 1 个百分点， 到1998年进一步上升为447.4个百分点。 这种快速的变化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突然从 “六五计划”期间（1981～1985 年）年均增长率19.5%和“七五计划”期间（1986～1990年）年均增长16.5%跃升为“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年）年均增长36.9%。
注：1、自1997年起，除房地产投资、农村集体投资、 个人投资外，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起点由5 万元提高到50万元。
2、 我们这里所定义的固定资产投资超前系数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指数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指数之差。1980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90年为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9年）》第27页、第4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注：这里所定义的固定资产净值形成超前系数等于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增长速度指数与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指数之差。1978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和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78年为100%，1990 年为基期是指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和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指数均以1990年为1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中国统计摘要（1999年）》第42 页、 第76 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
投资迅速超前消费的结果是以固定资产净值为代表的生产能力迅速超过全社会的最终消费需求。图2给出了我国自1978改革开放至1998 年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增长情况和最终消费增长情况的比较。结果显示，以1978年为基期，自199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净值形成的增长速度开始迅速超过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其中除了1997年略有下降以外，所有年份都是迅速上升的。1992年两者累积增长率之差尚且为－6.5个百分点，但是，1993年两者差距就已经达到45.9 个百分点，到1996年已达138.6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上升为183.3个百分点。以1990年为基期，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八五计划”期间固定资产净值形成增长速度远远超出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假设1990年两者差距为零，到1996年两者累积增长率差距已经达到84.4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上升为11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1998年， 固定资产净值形成比最终消费多增长了一倍以上。
以国有经济为例，固定资产净值从1990年的10.8万亿增加为1995年的29.5万亿，为1990年的273%， 由于新增的固定资产中通常包含了新的技术进步，因此，1995年的生产能力至少为1990年的2.7倍。 非国有经济在这段期间的增长比国有经济还快。可是，代表社会需求水平的最终消费需求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在“八五计划”期间生产能力出现转折性的快速增长时，收入增长仅略高于80年代的水平（“六五计划”、“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8%、7.9%和11.6%）。因此， 最终消费的增长不可能出现同步的转折性快速增长。如果说80年代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由此形成的两者增长差距可以由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短缺加以抵销，那么到了9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已经走出短缺，市场供需基本持平的时候，生产能力以远快于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增长，就只能徒然造成如表1所示的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能力的过剩。 “八五计划”时期过快的投资增长所造成的生产能力增长远远超过最终需求的增长，这才是目前我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从而形成通货紧缩的最主要原因。
1992～1994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其中，1993～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1995年仍然高达17.1%；（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第263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固定资产投1992～199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44.4%、 61.8%、30.4%，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 （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年）》第4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固定资产净值形成1992～199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23.9%、24.8%、17.7%，同样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1952～1995年）》第51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个时候如果投资仍然按1992～1994年那样的狂飙速度和方式增长，那么等那些投资项目建成投产以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就会比现在严重得多，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比现在更棘手。正是由于在1997年以前中央就及时采取了经济宏观调控措施，才使得我国目前没有出现更为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及通货紧缩，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仍然能勉力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
三、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形成的通货紧缩会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失效
生产能力普遍严重过剩，不仅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持续下跌，而且国民经济会出现恶性循环，使在市场供需大致平衡状况下非常有效的许多政策手段失效。
在生产能力出现普遍过剩时，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必然下降；同时，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利润下降或亏损，职工面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危险，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也跟着下降。（注：我国当前这种消费需求的下降还因住房、医疗、教育、退休等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而更加严重。 ）企业的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社会需求的大头， 如1998年企业的投资加上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占GDP的84.6 %（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 ）》第67～68 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当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已双双下降，而生产能力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则会使原来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更为严重，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更加不振，通货紧缩的情势更为严峻，从而会导致整个经济出现恶性循环。
利率是投资的成本，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利率下降，从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刺激投资和当前消费的意愿。我国政府从1996年开始采取这个手段，到1999年6月7次降息，但效果并不显著，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当前通货紧缩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这一实质。因为在生产能力普遍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利率再低企业也不敢向银行借钱投资；在收入增长预期下降、失业风险增加的状况下，利率再低居民也会增加储蓄倾向，其结果是利率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效果不显著。同时，在企业的投资倾向和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时，企业和居民的持币倾向必然增加，其结果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政府增发货币的效果为货币流动速度的下降抵消掉，增发得币并不能使物价下降的趋势得到扭转。同样的道理，对居民的利息收入课税的税收政策，在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及就业安全预期下降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刺激当前消费需求的效果。
在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可采取扩大支出以直接形成社会需求这一财政政策。1998年我国政府发行10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支持基础建设，1999年又增发600亿，可是至今效果也不显著。 原因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到90年代初已经居于十分次要的地位。1000亿元的基本建设国债，相对于中央政府1998年4892亿元的财政收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但相对于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06 亿的规模来说，只不过是3.5%， 国家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只不过从1997年的2.8%上升到1998年的4.2%，增加1000亿元投资对消化各个行业普遍存在的30%甚至更多的生产能力过剩，作用微乎其微。
使用收入政策增加对贫困阶层的社会救济和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对稳定社会秩序来说作用可能很大，但从整体上看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则十分有限。1999年9月职工基本工资普遍上调30%， 据推算即使所有增加的收入都转化为消费，社会总需求只不过增加1%， 也无助于消化现存的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社会总需求包括出口需求。1998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1837.6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9.1%，但出口产品中有一半是依赖进口的中间产品，因此出口增加10%，最终需求增加也只有1%左右。 我国出口增长率从1997年的21%降到1998年的0.5%，即使能够恢复到1997 年的水平，也起不到消化当前存在的巨大过剩生产能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只有在国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大致相等，社会总需求或总供给的一方只要发生一、两个百分点的变化，供需的平衡就会从一侧倾倒到另外一侧时，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入政策和外贸政策才会产生显著的作用。在我国现在各个行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30%甚至更多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不管是单独使用或同时使用，都达不到把天平从过剩的一端抬起的作用，因而我国要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必须另辟蹊径。
四、治理通货紧缩与新农村运动
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依靠时间，使整个国民经济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衰退，通过企业破产，大幅度压缩现有生产能力，使总供给剧烈收缩，从而整个社会的供需在一个较低的生产能力水平上重新达到平衡。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淘汰掉低效率的企业，解决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使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好的体质。但是，目前我国城镇每年必须增加大约800万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而且还要解决2000～3000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二是依靠政府找出或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恢复平衡。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9.6%的农村有一个巨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这是我国解决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严重通货紧缩的难题所具有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达到50%的家电产品为例，1998年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 冰箱、 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9%、12.2%、25.2%（见表2）。
表2 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人均纯收入
1998年城镇居民1998年农村居民
彩电 105.4
32.6
电冰箱76.19.3
洗衣机90.622.8
收录机57.632.6
人均纯收入54252162
1991年城镇居民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
彩电 68.4 55.4
电冰箱
48.7 11.0
洗衣机
80.6 20.3
收录机
34.7 49.0
人均纯收入
2025 35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340页、 第347～34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1998年我国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的产量分别为3497万台、1060万台和1207万台，现在农村有2.3亿户，比城镇1.1亿户多出1倍多， 每百户农村居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3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 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台，也就把这些家电产品的过剩生产能力完全消化掉。农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比城市居民低，但限制农民消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主要原因不在农民的收入低。1998年我国农村人均总收入达3018元，作为消费支出的纯收入为2162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略高。而在1991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已拥有彩电68.4台，电冰箱48.7台，洗衣机80.6台，分别比1998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高出1.1 倍、4.2倍和2.5倍。而在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同1991年的价格相比，还不及一半。诚然，农民的纯收入中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可支配货币收入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低，但在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27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出74%，广东农村居民用来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收入一定比1991年的城镇居民高，但广东农村居民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却远低于1991年时城镇居民的拥有量（见表2）。由此可见， 限制农村居民购买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收入。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低是由于消费习惯造成的，比如农民注重建房。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同为家电产品中的收录机，1998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为32.6台，与城镇居民1991年的34.7台相差无几。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每百户收录机拥有量达49台，比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拥有量高出41%。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拥有量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与其配套。但目前我国农村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这种状况如果有了明显的改善，可预见的，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中摆脱出来，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的与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而且政府在这上面的财政支出对刺激社会需求会产生很大的杠杆效应。以农村的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巨大需求潜力释放出来。由于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并且劳动高度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去落实，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方法，以改变过去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交给农民负担的做法。我国实现城市化尚需走很长一段路，在此之前，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