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183;解放政治#183;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思想地形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地形图论文,现代性论文,思想论文,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受瞩目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其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剖析已蔚为大观，对其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更是新论迭出，对其社会学思想的分析也不乏论及。总体来看，探索其整个思想地形图的尝试却相当有限。尽管局部的研究也能获得某些真知灼见，但总难概览其思想之全貌。吉登斯的思想发展是连贯的，在长达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围绕相同的研究课题，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我的知识生涯的连续性一直是使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凝聚起来的因素。……我从一开始就始终不渝地追求同一个研究课题。”[1] (P25)本文放眼吉登斯整个学术生涯，找寻并论证其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分析他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所围绕的核心及其对未来的展望，以勾勒其完整的思想地形图。
一、现代性的研究课题
要找到吉登斯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首先必须对其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在接受皮尔森访谈的过程中，吉登斯以极其简练的方式概括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1] (P25)从中可见，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一是对经典社会思想及其发展的反思；二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即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三是对现代社会状况的分析。在搞清其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着手寻找并论证贯穿这些阶段的同一研究课题。
吉登斯在评价第一阶段的最重要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时指出：“从早年学术生涯开始，我就把这一著作的写作看做是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整体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对‘古典’的研究为我的另一相关研究提供跳板。”[2] (P198)从投身学术生涯伊始，他就设计了一个由众多部分构成的宏伟研究蓝图，对经典社会思想的反思只是这一蓝图的一部分，是在为另一相关研究准备条件。那时，他所说的另一相关研究主要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那么，当“结构化理论”已经建立，并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后，他又是如何评价和定位它的呢？“我仅仅把结构化理论作为我完整著作体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行动的本体性框架。”[3] (P201)“结构化理论并非对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基本逻辑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概念。”[4] (P230-231)也就是说，结构化理论仅仅是吉登斯学术研究的概念性框架，其目的是要用它来分析人类行动和现代社会，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并没有显现。
1979年，随着《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问世，吉登斯苦心孤诣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已经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重建。他在谈到社会学的起源时指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5] (P16)在谈到社会学的任务时指出：“现代性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3] (P207)在谈到社会学的特征时指出：“社会学的明显特征在于它长期注意那些紧跟着‘两次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出现的各种社会。”[6] (P8)在谈到社会学的重点时指出：“社会学这门科学的重点，在于研究过去两三个世纪以来由工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组织。”[6] (P9)
结构化理论的建立意味着第二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的来临。透过吉登斯重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其学术研究课题也浮出了水面。从他对社会学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它们都聚集于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现代性”。尽管有些地方他用其他方式进行了表述，但它们所表达的依然是“现代性”的涵义。由此可见，现代性正是其始终不渝的研究课题。为了这一课题，他系统清理了经典社会思想，并以此为基础，系统重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理论体系，然后把它们与现代性对接在一起，以达到其“分析现代社会特征”之目的。
问题是，吉登斯为何对现代性会如此情有独钟呢？这与其现实敏感性密切相关。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现代性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机，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作为他的第一本专著，所突出的就是古典现代性理论的3种模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7] (Pxi)。1986年，吉登斯就任剑桥大学社会学会长之职。在其本应充满兴奋和激情的就职演说中，他表达的却是对现代性的忡忡忧心：“坦白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正处在美好图景与全球性灾难之间，我们甚至很难确信哪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这是现代性所遗留给我们的，同时也的确超出了18世纪和19世纪那些乐观的社会学创始者们的设想。”[5] (P18)再过4年，当吉登斯过渡到对现代性问题的直接研究上去以后，他对现代性的忧虑也到了几乎呐喊的地步：“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的期望南辕北辙？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我们能够预期和控制的世界？”[8] (P133)20世纪晚期高度现代性的社会现实使吉登斯认识到，当今社会已远远超出了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经典思想家们的乐观想像，人类社会正蹒跚在发展与灾难之间，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它一定会朝乐观的一面发展。出于对高度现代性条件下人类处境的深深忧虑，出于对社会未来的执着关怀，吉登斯全身心投入到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的阵营中去，把现代性作为其坚定不移的研究课题。
吉登斯的思想体系庞大而复杂，但它并不缺少内在的灵魂。相反，现代性作为其连贯的研究课题，把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统合在了一起。对经典社会思想的反思、结构化理论的提出，代表了吉登斯为反思和重建现代性所做的理论准备；现代性理论是他对现代社会所作的直接研究，亲密关系和第三条道路等理论则代表了他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重建。这一理论体系的复杂性招致国内外学者的怀疑。克莱伊伯(Ian Craib)指责他像狐狸一样，像蜜蜂一样，在理论之间飞来飞去，要理解他的理论就像“试图去抓住一根水银柱”[9] (P4)。曹卫东也坦言：“我本人对吉登斯作为一流的社会思想家始终抱有一定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我一个人有，据说在西方学界也很普遍。”[10] 这种怀疑反映了吉登斯思想体系的复杂性，但无助于理解其思想体系不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而且始终围绕着同一研究课题而展开。
二、解放政治的核心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涵义、维度、特征和后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界定，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现代性理论体系。在研究其连贯课题的过程中，吉登斯并没有满足于对现代性现象的描述，而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出发，把“解放政治”作为现代性发展的核心和动力。“解放政治成为现代性内部参照系统的一种政治。”[11] (P251)“解放政治的首要点在于它是促进现代性发展的正向推动力。”[12] (P334)如果说对现代性研究课题的推理勾勒出了吉登斯思想地形图的连贯线索，那么，对其解放政治思想的挖掘就是要定位这一线索的中心。
解放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让我们首先看看吉登斯对这一概念所作的界定。《现代性的后果》指出：“所谓关于解放的政治，我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8] (P137)《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指出：“解放，即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13] (P10)“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13] (P247-248)《丰裕、贫困和后匮乏社会思想》指出：“解放政治关心的是摆脱压迫的自由，社会正义以及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14] (P115)《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指出：“解放意味着自由，包括摆脱武断地坚持传统的自由，摆脱武断的权力和物质剥夺的约束的自由。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因此是创造行动自主性的核心。”[15] (P14)
具体地说，吉登斯的解放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在起源上，解放是启蒙运动的本质，解放政治以启蒙运动作为精神界碑。其次，在内涵上，解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生活领域，追求从与自然和传统等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二是政治生活领域，力图打破传统的政治统治。再次，在方式上，它通过激烈斗争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改造和征服自然，破坏和消除传统，反抗压迫和剥削等是这种方式的最明显体现。最后，在目标上，它要摆脱自然、传统和专制权力的不良影响，建立一个自由、富足和正义的社会。
在社会历史向度上，吉登斯把欧洲近代历史上两次里程碑式的革命作为解放政治兴起的表征：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的逻辑是要把人类从与自然和传统的依附中解放出来，通过现代科学来改造和征服自然，并使人类生活不断趋于理性化。工业革命倒转了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和传统的关系，开始以一种主体的姿态来审视自然、改造传统。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与以往所有革命不同，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纯粹人间理想所主导的革命。这种理想集中体现在要求权利、反抗压迫，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平等、反对等级统治等方面。尽管革命者所高举的旗帜至今仍未完全实现，但他们为一种新型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为世界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解放政治是现代性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点，是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两次大革命所标示的地方和时候，现代性的航船不仅迅速显露其桅顶，而且以一种世界性规模四处扩张，并迅速向更高阶段跃进。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启蒙思想家们在竭力鼓吹和推动解放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四伏的现代性危机。即使进入19世纪，当现代性后果已经初步显现后，马克思、涂尔干等经典社会学家们对解放依然持乐观的想法，深信它是人类幸福的关键。在20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条件下，面对解放政治所唤起的全球现代性危机，面对社会现实与经典思想家们乐观设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吉登斯不无理智地指出：“就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不得不视这些设想是不成熟的和盲目的。”[5] (P18)
时至今日，在解放政治的强大推动下，现代性的发展已进入其晚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已经使它变得按人类所希望的方式存在了。城市化的速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曾经自然的环境已成为一种“人造的空间”。人类对传统、宗教等的解构则导致了“后传统社会”的出现[16]。在政治领域，民族国家已成为典型的制度模式，尽管它强烈地趋向于多元政治，但随这一趋向相携出场的还有“无所不在的监控”、“荒谬绝伦的暴力”以及“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侵略性”等现象[17]。这些现象表明，解放政治并没有把人类带入其理想的境界，相反，它使人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磨难。全球生态灾难、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极权主义以及核威胁等都是现代社会的现象，它们与解放政治的发展相关联。面对解放政治所带来的悖论性结果，作为一名对现实极具敏感力和洞察力的社会学家，吉登斯又为我们展现了何种理想蓝图呢？
三、生活政治的未来图景
面对20世纪晚期肆虐的现代性后果，吉登斯在深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同时，也苦苦探索解放政治的替代性方案：1994年，出版《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初步提出其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1995年，出版《丰裕、贫困和后匮乏社会思想》，提出了旨在超越贫穷的“后匮乏社会”设想；1997年，出版《亲密关系的变革》，提出了亲密关系民主化的设想；此后，还先后出版了《第三条道路》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其未来政治发展的主张。这一涵盖经济、政治、亲密关系等众多领域的设想构成了吉登斯“生活政治”的未来图景：生活政治是对解放政治的超越，它使高度现代性社会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生活政治的关怀，预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变迁，实质上这是在现代性社会秩序形式发展的‘另一边’发展的。”[13] (P252)作为重建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尝试，吉登斯生活政治的图景主要由以下4个面向所组成：
首先，“后匮乏型经济”。在晚期现代性社会，全球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风险之一就是大规模贫困的发展。吉登斯认为，我们已无法再像解放政治那样，力图通过增加财富的方式来解决，必须转换观念，以“后匮乏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后匮乏型经济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没有匮乏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论在什么社会和时代，稀缺总是有的，经济匮乏总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情况，走出匮乏的根本在于转变观念，即不要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目标，在综合考虑财富积累与生活质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社会成员以一种理性的方式选择其合意的一面，使生活质量和超越匮乏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对富人而言，上班可能并不合意，他可以选择提前退休或放弃工作，去做他更愿意做的事情。这样，他给穷人留出了岗位，使双方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在吉登斯看来，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后匮乏型经济”似乎表现出乌托邦性质，但它的出现并不是毫无理由。“生活政治越接近政治议程的中心，就越有理由思考‘后匮乏社会’的兴起。”[14] (P116)
其次，“对话民主”。对话民主是西方思想家在创新民主制度时的新设计，它体现了民主理论的研究从以投票为中心向以对话为中心的转换，与西方民主实践的现实困境紧密关联。对话民主同样是吉登斯生活政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解放政治体现的是二元对立思维。在它的指导下，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是导致其他更严重问题的出现。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发展对话民主。对话不仅是消解对立和隔阂的重要途径，而且是传统、宗教等纽带日益消解的条件下，社会成员达成共识的必要环节。吉登斯的对话民主思想主要有3方面的涵义：首先在对话民主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自主、交往和对话。“协商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15] (P119)其次，在对话民主的范围上，它涵盖了国内政治、亲密关系、社会团体、跨国组织和国际关系等领域。最后，在对话民主的结果上，对话并不一定要达成共识，它本身就有价值，它为相互容忍、相互理解奠定了基础。
再次，“生态政治”。解放政治创造了“人造的空间”和“后传统的社会”，但它们给人类所带来的并非富足、安全和确定性，而是各种生态灾难和人为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吉登斯提出了“生态政治”的设想。在他看来，号召当今社会的人们像古人那样重新回到自然或传统的怀抱中去是不现实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人们对自然和传统所抱持的思想。生态政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人造空间”和“后传统”的社会现实，正视它们所带来的大量风险；二是必须以“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为原则，调整人类对自然和传统的态度，使人类生活重新道德化，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传统的神圣意义。从前者看，它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消失的承认，因而是一种损失。从后者看，重新道德化的生活方式又实现了它们的恢复。“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15] (P239)
最后，“自我认同的政治”。在晚期现代性条件下，自我认同既被现代性社会所形塑，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充分重视个人生活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现代科技赋予了人类选择其性别、生育和身体造型等方面的能力，但它也引发了一系列道德、伦理和人权问题，对人类种群的繁衍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自我认同的政治在于使个人生活方式重新道德化，把被解放政治所控制的道德问题重新赋予重要性。以生殖领域为例，克隆技术的兴起完全可以把生殖问题变成纯粹机械的现象和人为的过程。它引出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人权问题和哲学争论，也使人类种群的发展面临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唤起人类对自身存在的重视，在生育选择问题上积极考虑道德方面的问题。道德问题应该重新回到个人生活的核心中去。
现代性的研究课题、解放政治的核心思想和生活政治的未来图景，代表了吉登斯思想体系的基本轮廓。现代性是吉登斯始终不渝的学术研究课题，而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则是他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的“双轮”。它们既体现了吉登斯思想发展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也体现了他高度的现实敏感性、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和浓厚的社会责任感。透过这幅地形图，它使我们看到了现代性发展的起源、动力和深刻悖论。现代性的危害早已为世人所瞩目，我们哪怕以最简单的方式勾画当今社会的状况，都会对现代性所潜含的危机感到怵然。狂浪冲击的全球市场经济，与自身赛跑的现代科学，密不透风的行政监控，不断升级的军事暴力，它们是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写照，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解放的梦想相关联。吉登斯从解放政治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和重建，既具有丰富的学术意义，也给整个人类发展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