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父子论文,刘向论文,钱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6)02-0102-08 《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之作，这是一篇解决晚清道、咸以来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破今古门户的力作，1930年6月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上。 1929年顾颉刚与钱穆在苏州初识时，顾氏称自己北上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希望他能为学报撰稿。钱穆却中山大学聘后，去信向顾氏解释，此时顾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学报七八两期由他主编，故回信催钱为学报撰稿，钱穆于是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了顾颉刚。 《刘向歆父子年谱》原名《刘向刘歆王莽年谱》，发表时由顾颉刚改为今名，这是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不朽名作，它主要是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作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支配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是康有为的今文家说。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力主古文经为刘歆伪造，把晚清今文家说发挥到极致。其后崔适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五经释要》等书，进一步发挥康说，崔适的弟子钱玄同在《重印〈新学伪经考〉序》中又加以附议补充，以申师说。从此，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风靡学术界，统治了近代的经学研究。五四以后的疑古史学多受康有为今文家说的影响，顾颉刚就是受到《新学伪经考》的影响才由信古文转向信今文的，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经学时即主康说。① 1913年钱穆在无锡荡口鸿模学校任教时，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已接触到经学上今古文之争。1922年任后宅泰伯市立图书馆长时，因到杭州购书，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读后“而心疑”，“深疾其牴牾”。这是他治两汉经学今古文问题之始。其后，随着学力的加深，他对两汉今古文之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晚清今文家言，特别是康有为的刘歆伪经说深不以为然。当顾颉刚向他约稿时，他决定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见诸文字，于是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 钱穆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体例，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详细论证了刘歆伪篡古文以媚莽不能成立。他驳斥康文的28条理由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刘歆无编造群经之时间。 刘向卒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距刘向之死不到二年，距刘歆领校五经不过数月。刘歆伪造群经是在刘向未死前还是在刘向卒后？如果说刘歆编伪群经在刘向生前，其父为何不知？如果说在其父死后二年，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遍造群经，于时间上说不通。 其二，与刘歆同时或前后时代的人并未留下刘歆作伪的记载。 首先，与刘歆同在天禄阁校书的人无一人说刘歆造伪。与刘歆同在天禄阁校书的人有尹咸父子、班游、苏竟和稍后的扬雄。尹咸父子，歆从其受学，与歆父刘向先已同受校书之命，名位皆出刘歆之上，没有说刘歆伪造群经。班游校书，亦与刘向同时，汉廷赐以秘书之副，也没有说刘歆造伪。苏竟与刘歆同时校书，至东汉尚在，为人正派，“无一言及歆伪”，且深为推敬。扬雄校书天禄阁，即当年刘歆校书处。如果说刘歆“于诸经史恣意妄竄”，扬雄为何看不出伪迹。其次，东汉诸儒，未疑及刘歆造伪。东汉时校书东观的班固、崔骃、张衡、蔡邕，未疑作伪。桓谭、杜林与刘歆同时，“皆通博洽闻之士”，下逮东汉，显名朝廷，“于歆之遍伪诸经绝不一言”，这又是什么道理？再次，深抑古文诸经的师丹、公孙禄、范升，皆与刘歆同时，他们反对古文经的理由是“非先帝所立”，攻击刘歆“颠倒五经”“改乱旧章”，并不认为这些经书为刘氏所伪。最后，被认为最有可能与刘歆共谋伪造是当时被王莽征召入朝的“通逸经、古记、小学诸生数千人”，此数千人者遍于国中四方，“何无一人泄其诈？”自此不到二十年，光武中兴汉室，此数千人生活在东汉之初，为什么没有一人言及刘歆作伪？ 其三，关于刘歆媚莽助篡伪造《周官》之说。 钱穆认为，刘歆在争立古文经时，王莽已去职，绝无篡汉之象，何来伪造经书以助莽篡汉。说刘欲伪造群经献媚王莽，主要是指《周官》。康有为称刘歆伪经，首于《周礼》，以佐莽篡。然《周官》乃晚出之书，方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在其内。媚莽助篡，符命为首。而符命源自灾异，善言灾异者，皆今文学家，如京房、翼奉、谷永、李寻之徒。又，周公居摄称王，本诸《尚书》，亦为今文家说。刘歆既不造符命，也不言灾异，又不说今文《尚书》，何益于篡位改制。《周官》乃是王莽得志后据以改制立政，不可以说是刘歆媚莽改造《周官》助篡。王莽据《周官》改制的内容，如井田、分州及爵位等级等早见于以前之古籍。井田见于《孟子》，分州见于《尚书》，爵位之等详于《王制》《公羊》。其他如郊祀天地，改易钱币之类，莽朝改制，元成哀平以下，多已有言之者，此皆有所本，刘歆何必再伪造此书“以启天下之疑”。再者，说刘歆伪造《周官》献媚王莽，照理说王莽代汉后，应尊古文，抑今文。事实上，王莽当政后，今古兼采，当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于今文诸儒，这又如何理解？ 其四，关于刘歆伪造《左传》诸经。 说刘歆在伪造《周礼》以前，已先伪造了《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说刘歆伪造《周官》乃是为了媚莽助篡，那么他伪造《左传》诸经的目的又是什么？钱穆认为，《左传》传授远在刘歆之前，歆父刘向及其他诸儒，奏记述造，“引《左氏》者多矣”。西汉的眭孟、路温舒、张敞、翟方进、梅福、尹成、何武、王舜、龚胜、杜邺、张竦、扬雄等人皆引过《左传》，像严彭祖、翼奉、京房、谷永那样的今文学大家也兼治《左传》。西汉师丹、公孙禄，东汉范升，谏立《左传》诸经尤力，“并不为今古分家，又不言古文出歆伪”。[1]5甚至师丹在上汉哀帝的奏文中还引用《左传》僖公九年“天威不违颜咫尺”之语。②钱穆据《华阳国志》卷十引《春秋穀梁传叙》云：“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认为反对者仅谓“‘《左氏》不祖圣人’，并未谓古无其书，由歆伪撰也。”[1]81-82 钱穆在《年谱》中还引用汉书《张敞传》《儒林传》等材料具体论证了《春秋左氏传》在西汉修习流传的情况。《汉书·张敞传》云敞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大夫赵衰有功于晋，大夫田完有功于齐，皆畴其官邑，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讥世卿最甚。”《张敞传》又云：“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钱氏引《汉书·儒林传》解释道：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季友、赵衰、田完受封事，《公》《穀》皆不著，敞治《春秋》，及见《左氏》审矣。敞又名能识古文字，《左氏》多古字，与其学合。讥世卿乃《公羊》义，敞引为说，当时通学本不分今古也。[1]14 张敞借用季友、赵衰、田完受封事，劝汉宣帝应抑制霍氏的势力，否则不免会再现“世卿”之祸。接着钱穆引用《儒林传》说张苍、贾谊、张敞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然后说季友、赵衰、田完受封事的记载仅见于《左传》，不见于《公羊》《谷穀》。张敞用此三人的事迹劝说宣帝，说明他读过《左传》，《儒林传》说张敞“修《春秋左氏传》”是正确的。张敞上封事在宣帝地节3年(公元前67年)，此时刘向年12，刘歆尚未出生，刘歆何以能假造他尚未出生时张敞就读过的《春秋左氏传》？且在张敞之前，汉初的张苍、文帝时的贾谊就研修过此书，此二人比刘歆出生要早100多年，刘歆又如何假造出他们修习过的《春秋左氏传》？[2] 钱穆又举翟方进修习《左传》的例子： 按：《翟方进传》：淳于长阴事发，下狱，方进奏劾红阳侯王立，并及其党友，奏中有云：“昔季孙行父有言曰：‘见有善于君者，爱之若孝子之养父母也。见不善者，诛之若鹰鹯之逐鸟爵也。’师古曰：‘事见《左氏传》。’《补注》，周寿昌曰：‘案西汉文中无引《左氏》者，独方进奏中引此数句，缘方进好为《左氏》学。《韦贤传》中始见刘歆等引《左氏传》，此尚在前也。’今按：路温舒、张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进之传《左氏》，则有明证矣。必如康说，《汉书》全成歆手，则此亦歆所伪造以欺后世耶？[1]61-62 可见，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请立《左氏春秋》于学官之前，西汉公卿、学者在奏议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左传》中的文句或史事不乏其例，说明在此之前《左传》早已在民间和学者中间流布传习，根本无需等到刘歆居中秘时再来伪造。 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隐公元年《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3]9康氏《伪经考》据此认为：“莽文居摄名义亦由歆。即此一言(《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歆之伪作《左氏春秋》书法，以证成莽篡，彰彰明矣。”[4]142钱穆反驳道：“按：《礼记文王世子》：‘周公摄政践阼而治’，《说苑尊贤》：‘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居摄之名，何必始于歆？歆请立《左氏》，尚在哀帝建平元年，岂预知十年后莽有居摄之局而先伪经文以为之地？”[1]125显然，康氏之说无据。 王莽代汉之际，硕学通儒都颂德勤勉，校书者也非刘歆一人，即便是有人伪造经书，也不必说伪经者必是刘歆。所以钱穆认为，既不存在刘歆在短短数月间伪造群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无伪造群经媚莽助篡之说，这些纯属康有为出于“托古改制”的政治目的而有意编造出来的。他在《年谱·自序》中说：“余读康氏书，深疾其柢牾，欲为疏通证明，因先编《刘向歆父子年谱》，著其实事。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元、成、哀、平、新莽之际，学术风尚之趋变，政治法度之因革，其迹可以观。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遍疑史实，皆可以返。循是而上溯之晚周先秦，知今古分家之不实，十四博士之无根，六籍之不尽传于孔门而多残于秦火，庶乎可以脱经学之樊笼，发古人之真态矣。”[5]7 《年谱》在学术上的具体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严密的考证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许多带有误导倾向的武断之说，澄清了不少古籍文献中所载内容的真伪问题。关于此点，前已叙说，这里再举一例。 康有为认为“五帝”中原本无少皞，后为刘歆所窜入。《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寓，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康有为据此断言“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喻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4]35-36顾颉刚也沿用康氏之说，“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6]254-255 钱穆引用《汉书·魏相传》中材料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汉书·魏相传》载魏相奏折云：“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7]3139钱穆引用此段材料指出“魏相此奏，明引少皞五帝”。魏相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已卒，后来的刘歆不可能篡改此奏文[1]19-20，可见将少皞列入五帝之中的做法并非始自刘歆。钱穆在后来所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续有阐发，认为《世经》所说的五行相生、汉为火德、汉为尧后在刘歆之前早有人提出，比如五行相生至少在《淮南子》《春秋繁露》已经出现，汉为火德在刘歆之前有甘忠可、谷永等人论及，汉为尧后之说至少可上溯到昭帝时眭孟，故云：“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6]629-630 其二，平实考察新莽代汉及其改制的历史事实，指出新莽创制立法，皆远有端绪，可以追溯到武、昭、宣、元、成时期，是西汉中后期学术风气、政治理念自然演进的结果。 汉初治尚恭俭，主无为之政，武帝始从事礼乐，以兴太平，而不免于奢侈。王吉、贡禹乃以恭俭说礼乐。宣帝时王吉上书言事，“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7]卷72,3036元帝初即位，贡禹上奏：“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7]卷72,3069-3070元帝据此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钱穆认为“王、贡之徒乃以恭俭说礼乐。王吉不见用于宣帝，而元帝则尊信禹，遂开晚汉儒生复古一派。”[1]28武帝、宣帝用儒生，颇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昔。此为汉儒学风一大变。莽、歆亦自王、贡来。”[1]29 钱穆认为，王莽改制诸政实渊源于汉武帝。王莽禁止买卖田宅、奴婢，武帝时今文大师董仲舒言限民名田，亦主去奴婢，“莽政远师其意也”。五均、六管之政，“大体武帝时已先行”。[1]133-135汉武时意在增国库，而抑兼并、裁末业，则贾谊、晁错、董仲舒皆以言之。“新莽之政，亦主抑兼并、裁末业，渊源晁、董。”[1]137在这里，钱穆敏锐地注意到当时学风与新莽政治之关系，故云：“莽朝一切新政莫非其时学风群议所向，莽亦顺此潮流，故为一时所推戴耳。”[1]94 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复生，眭孟推《春秋》之意，认为这种现象“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7]卷78,3154钱穆指出，“眭孟言汉为尧后，不述所本，以事属当时共信，无烦引据也。其论禅让，据《公羊》，犹明白。后莽自引为虞帝裔，以篡汉拟唐、虞，此已远启其先矣。”[1]11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有司隶校尉盖宽饶因上书言禅让事而自刭北阙下，钱穆对此事评论道：“自元凤三年，眭弘以论禅让诛，至是不二十年，当时学者敢于依古以违时政如是。又深信阴阳之运，五德转移，本不抱后世帝王万世一姓之见。莽之代汉，硕学通儒多颂功德劝进，虽云觊宠竞媚，亦一时学风趋向，不独一刘歆。歆何为不惮劳，必遍伪群经，篡今文圣统，乃得助莽为逆耶？”[1]18 至于改官名以应古制，也非王莽新政时所独有。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二月，汉成帝用何武、翟方进之议罢刺史，置州牧。钱穆认为，“何武、翟方进皆治古文，通《左氏》。其学风盖承王、韦而启莽、歆。改易官名以慕古昔，亦新政先声也。”[1]63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职，钱穆评论道：“三公官名，发于何武，废于朱博，至是又复之。汉廷好古如此，不俟新朝矣。”[1]89 据此钱穆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所说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所以他主张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力主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加以解释，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故云：“新莽政制，自有来历，不待刘歆之遍伪群经。”[1]135 钱穆在《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家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6]250如钱穆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年谱》发表后，时人“都疑余主古文家言”。[8]160实际上，钱穆此文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事实上，“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5]3-4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他说： 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之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之相异而已。[5]5-6 显然，钱穆撰《年谱》的目的就是要“撤藩篱而破壁垒”，破除学术界今古门户的成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用的方法很简单，以史治经，所用的材料仅仅是一部《汉书》。因为他认为经学上的问题，同时即是史学上的问题，他“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5]6台湾学者何佑森说：“《向歆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这部书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很多非有新资料不能著书立说的人，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部《汉书》，人人可读，未必人人会读。一部古书，人人能读，未必人人愿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人，通常不讲经学。钱先生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亦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向歆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9]471-472 清末民初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伪造群经，几成定论。相信康、崔今文家说的顾颉刚当年就言道：“说是社会上不知道吧，《新学伪经考》已刻了七次版子，《考信录》也有五种版子，《史记探源》也有两种版子，其铅印的一种已三版：这种书实在是很普及的了；《伪经考》且因焚禁三次之故而使人更注意了。说是他们的学说不足信吧，却也没有人起来作大规模的反攻。”[6]256甚至发出了“我辈得有论敌”之叹。[10]564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一扫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的不白之冤，打破了今文学派的垄断，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震动。青松(刘节)在评论这篇文章时称它是“一篇杰作”，文中所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八处“皆甚允当”，“是学术界上大快事”。[6]249、250孙次舟亦撰文称“刘歆并无遍竄群籍之事，此自钱宾四先生刊布其《刘向歆父子年谱》，已大白于世。钱先生以史事证明刘歆无遍竄群籍之必要，无遍竄群籍之时间，颇足关康有为辈之口，使之无词以自解。”[11]钱穆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自道，北平各大学原本开有经学史和经学通论一类的课程，皆主康有为今文家言，此文出，各校经学课皆在秋后停开。[8]钱氏的夫子自道也许不尽合事实，因为《年谱》刊出后相信刘歆伪经说的仍大有人在③，但《年谱》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出后，之所以在当时的学术界获得如此广泛的注意和重视，是因为清末民初以来，学术界深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在当时的学者头脑中几乎都存在着古文经是否为刘歆伪造、《周礼》《左传》等古藉是否是伪书的疑问。自《年谱》发表后，人们开始从《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解脱了出来，使原来相信晚清今文家言的不少学者自此改变了态度。以胡适为例，胡适原本是相信今文家言的，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因相信《左传》为刘歆伪造，“避不敢引”。④然而在读到《年谱》后，改变了先前的看法，逐渐从今文家言中摆脱了出来。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 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 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12]834 胡氏之言在他的学生邓广铭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1931年春，邓广铭在北大旁听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讲到西汉经生们的今文、古文两派之争时，胡氏特意提到了钱穆《年谱》一文，“说它是使当时学术界颇受震动的一篇文章，他本人和一些朋友，原也都是站在今文派一边的人，读了这篇《年谱》之后，大都改变了态度。”[13]17 在《年谱》一文的影响下，胡适也主动加入到当时学界有关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中来。1931年4月21日，胡适致信钱穆： 我以为廖季平的《今古学考》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但康有为的《伪经考》便走上了偏激的成见一路。崔觯甫(适)的《史记探源》更偏激了。现在应该回到廖平的原来主张，看看他“创为今古学之分以复西京之旧”是否可以成立。不先决此大问题，便是日日讨论枝叶而忘却本根了。[6]637 其实，胡适在此之前，即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廖平之《今古学考》(1886)实‘创为今古二派’，但他的主张实甚平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1891)始走极端，实不能自圆其说，故不能说《史记》也经刘歆改窜了。”[12]105钱穆对胡适加入讨论颇感兴奋，他在4月24日的回信中说：“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随后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窃谓西京学术真相，当从六国先秦源头上窥。晚清今文家承苏州惠氏家法之说而来，后又屡变，实未得汉人之真。即以廖氏《今古学考》论，其书貌为谨严，实亦诞奇，与六译馆他书相差不远。彼论今古学源于孔子，初年、晚年学说不同。穆详究孔子一生，及其门弟子先后辈行，知其说全无根据。又以《王制》《周礼》判分古今，其实西汉经学中心，其先为董氏公羊，其后争点亦以左氏为烈。廖氏以礼制一端，划今古鸿沟，早已是拔赵帜而立汉帜，非古人之真。[14]187 胡适突破康有为、崔适“尊今抑古”之说后，回到廖平“平分古今”的立场上来，主要借助了钱穆《年谱》中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廖平以礼制的不同划分今古二派，实非得古人之争。言外之意，胡适赞同廖说，实际上仍未从今文家说的牢笼中摆脱出来。在胡适那里的所谓“本根”之说，在钱穆这里早已得到了解决，他是先摆脱了“平分古今”的束缚，故对“尊今抑古”之见就有了势如破竹的胜算。⑤钱穆最终是否说服胡适放弃廖平“平分古今”的主张，囿于材料，不敢妄断，但在胡氏日渐脱离今文家言，相信古文经决非刘歆作伪的问题上，钱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⑥ 再以杨向奎为例。杨向奎曾是古史辨派的成员，受顾颉刚的影响，“喜今文家言”，但读到《年谱》后看法大变，对康有为粗枝大叶的学风多有不满，认为所谓刘歆遍伪《左传》《周礼》之说，不过是又一次的“托古改制”，于是花大量时间考证《左传》《周礼》不伪，在古史研究上与乃师分道扬镳，与顾门另一弟子童书业“同室操戈矣”。⑦ 总之，“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古代史学处处弥漫着今文学家的古史观，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的基本概念为骨干，相信汉代古文经典是刘歆伪造的，不足采信”，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针对这股学风而发”。[15]216-217《年谱》以史实破经学，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对近代经学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林语堂认为《年谱》“最大的贡献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派的今文家，鞭辟入里，使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之说，不攻自破。”[16]余英时指出，“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支配了学术界一、二十年之久，章炳麟、刘师培虽与之抗衡，却连自己的门下也不能完全说服。所以钱玄同以章、刘弟子的身份而改拜崔适为师。顾颉刚也是先信古文经学而后从今文一派。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出，此一争论才告结束。”[17]23何祐森称：“《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不但结束了清代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自从《向歆年谱》问世以后，近四十年来，凡是讲经学的，都能兼通今古，治今文经的兼采古文，治古文经的兼治今文，读书人已不再固执今古文经熟是熟非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古文家如章太炎，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自刘歆伪经的问题解决以后，读书人对两千年相传的古文经书，以及经书中的一切记载，开始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9]471台湾学者马先醒在1971年撰文更是盛赞《年谱》，认为这是民初六十年来秦汉史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六十年来论文中影响之大，无有过之者，允推独步矣。”[18] 当然，《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证及其对康有为的批评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谱》刊出后不久，青松(刘节)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钱文的观点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其中一条重要的商榷意见就是关于《左传》《周官》的成书年代问题。青松认为，康有为、崔适一辈今文学家“虽膠执今文，语多僻远，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疑则确有见地”。《年谱》“于刘歆未伪造经之证据颇多，而对于《周官》及《左氏传》之著作时代无具体意见，吾人认为其抨击崔、康仍未能中其要害也。”[6]250、251 应当说，青松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关于《左传》，钱穆找出了当时确有人引用了《左传》的史实或文句，也只能表明该书是一部先秦旧籍，也没有完全解决《左氏》究竟传不传经这一关键性问题。至于《左传》与《国语》，究竟是一书，还是二书，钱氏在批驳康有为《左传》是刘歆从《国语》里割裂出来的观点时给出了一个笼统性意见，称“《左氏》《国语》明为二书，歆之引传解经，亦获睹中秘《左氏春秋》，见其事实详备，可以发明孔子《春秋》之简略，胜于《公》《谷》虚言，故乃分年比时，用相证切。”[1]77由于未加具体论证，钱氏自己也不免信心不足，故又言“《左氏》《国语》为一为二？此皆非一言可决”。⑧ 宣帝初即位，大臣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文称“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又引古人之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垢”。[7]2368、2371钱穆认为前者“均本《左氏》”，后者“乃《左氏》载晋大夫伯宗辞。是温舒曾治《左氏》也。”[1]12其实，“齐有无知之祸”的史实不独《左传》有，《穀梁传》亦记此事：“齐公孙无知弑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19]卷5,87同样，“晋有骊姬之难”一事，《公羊传·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条下所附之传文及《穀梁传·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条下所附之传文均有涉及，故不得谓之“均本左氏”。至于说“山薮藏疾”四句话是出自《左传》，那必须以《左传》与《国语》是两部书为前提的，否则认同康有为观点的学者也可怀疑路温舒所引用的会不会是尚未被析分的古本《国语》中的文句呢？ 关于《周官》，钱穆虽提到出于“战国晚世”，也未展开具体论证。因此，确定《左传》《周官》等古典文献的成书年代，的确是深入讨论经学今古文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诚如钱穆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所言：“清儒主张今文经学者，群斥古文诸经为伪书，尤要者则为《周官》与《左传》。《左传》远有渊源，其书大部分应属春秋时代之真实史料，此无可疑者。惟《周官》之为晚出伪书，则远自汉、宋，已多疑辨。然其书果起何代，果与所谓古文经学者具何关系，此终不可以不论。”[1]5为了回答青松等人的质疑，在《年谱》发表的一年后，钱穆又写下了《周官著作时代考》一长文，从《周官》一书所载有关祀典、刑法和田制等内容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来确定它的成书年代，力证何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一说较近情理。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坚信《周礼》为刘歆伪造的钱玄同，读了《时代考》后信心也不免发生动摇⑨，而早年深受《新学伪经考》影响的顾颉刚，到晚年研究《周礼》时也改变了态度，断定此书是战国时齐国法家的作品，与刘歆、王莽无涉。⑩当然，这已越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兹不赘述。 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后来所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晚清今文学家和康有为的“新考据”及其思想的批评也存在片面之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称古文经尽出刘歆伪造，目的在于“媚莽助篡”，钱穆从学术求真的层面上对其说绳之以学理，称《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端”，从事实的层面讲，这些证据非常确凿，康有为的说法的确非常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是康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20]64的批评。不过，仅从学术层面上去批评康说，并不全面。因为准确来说，康有为是一政治改革家，并非单纯一学问家或思想家，其书是在借经学谈政治，目的在于为维新变法鸣锣开道，其价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学术一边。因此，评价康有为的思想，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21]钱穆在这些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时人对钱氏评价康说就有“特见其表面，未见其精神”[22]的批评。由此看来，钱穆对康有为“新考据”及其思想的批评似乎也缺乏一种“同情之了解”。 收稿日期：2015-12-06 注释： ①关于顾颉刚受晚清今文家说、尤其是受康有为的影响，可参见陈勇《和而不同：民国学术史上的钱穆与顾颉刚》(《暨南学报》2013年第4期)、《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等文的论述。 ②《汉书》卷86《师丹传》云：“上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夺王氏权。丹自以师傅居三公位，得信于上，上书言：‘古者谅訚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钱穆解释道：“‘天威’语见《左》僖九年传，丹后虽抑刘歆建立《左氏》之议，然亦曾治其书，故引用及之。”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4页。 ③比如钱穆当时就没有说服顾颉刚、钱玄同。1930年7月31日，顾颉刚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钱穆先生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正是激动我们重提今古文问题的好资料，我想搜集材料，驳他一下，先生能助我否？”(《顾颉刚书信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第563页)1935年1月20日，钱玄同在致顾颉刚的信中也说：“今日对此问题，虽尚有钱宾四、胡适之、徐旭生诸君之反对刘(逢禄)、康(有为)、崔(适)诸君，亦正与晋古文《尚书》一案尚有毛奇龄、洪良品、王照诸君之反对梅、阎、惠诸君一样。弟之愚见，则确信刘、康、崔诸君所考证者皆精当不易，故 时于汉古文经是伪书之说，认为不必再讨论了。现在要讨论的是今文经之真伪问题。”该信附在《古史辨》第五册最后。 ④钱穆早年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敏锐的注意到胡著在讨论春秋各家思想的时代背景时，只用《诗经》，不用《左传》。在北大任教时，他曾当面问胡适原因何在？胡适的回答是，“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5-166页。 ⑤参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的相关论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⑥参见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一文，《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钱玄同日记》1931年6月14日条载：“午后回孔德，晤建功及颉刚。颉刚说，颇有意于再兴末次之今古文论战，刘节必加入，适之将成敌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6页)在刘歆伪造古今经这一问题上，胡适原本是支持学生顾颉刚的，但读到《年谱》后看法大变，转过来支持钱穆。可见，在胡适治学转变的过程中，《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胡氏何以如此欣赏《年谱》的原因所在。 ⑦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收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收入《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文的相关论述。 ⑧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5页。孙次舟认为钱穆《年谱》一文在刘歆未造伪经上证据颇多，但对于《左传》与《国语》之问题尚未作详密之诠解，故撰《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一文，认为刘歆既无改古本国语之事，而现行《国语》与《左传》，其成书之体例既不相同，两书言事，亦多岐异，即或所记之事相同，而字句亦颇有异，细加研核，两书之本非一体，灼然甚明。认为康有为、钱玄同等人《左传》出于《国语》之说，皆无可信之价值。该文1940年在《责善》半月刊1卷4、6、7期上刊出，对钱穆《年谱》论述不详处做了重要补充。 ⑨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有关“《周礼》”一节的论述，《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6-47页。 ⑩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标签：汉书论文; 燕京学报论文; 钱穆论文; 春秋左氏传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汉朝论文; 周礼论文; 读书论文; 顾颉刚论文; 胡适论文; 康有为论文; 西汉论文; 今文经学论文; 古文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