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质”的辩证法到“度”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一个伟大发现”完成以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似乎还是一个空白。我以为，可以把对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视为“第一个伟大发现”完成后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
一
马克思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根本标志是：从质的关系角度上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决定整个社会形态的相继更替等公式，在哲学理论形态上明确地确定下来。我们正是据此而断定马克思是于1846年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的。但是，由于当时诸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对社会生产力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才会导致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相继更替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讨。
众所周知，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内，一般说来，马克思总是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来考察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的。那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直接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行将彻底解体。虽然马克思在当时已经看到，只有在现代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要素相互矛盾的时候，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才可能发生，但他却没有充分注意到：（1）经济危机和整个经济发展周期还有促使或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积极作用；（2）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节的重要形式；（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还有较大的调量，资本主义生产力还远没有充满它的“容纳空间”。的确，经济危机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直接反映，然而它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解体并没有直接的必然性联系。同样，把经济危机笼统地看作社会革命的前奏，这也是欠准确的。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的哲学理论研究所带有的局限性，即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马克思仅是从质的关系角度，而还没有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来把握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因此，他没有充分注意到，基于一定性质的生产力之上的特定的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其于一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体系之上的上层建筑体系在特定的范围内的可调节性（特别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生产关系体系的自我调节，往往是通过它与生产力间所发生的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外部冲突而实现的）。所以，马克思常常把某一社会形态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直接视为该社会即将解体的标志，而没有看到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它的极限之前，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外部冲突，这一社会形态仍然能够在总体上生存和发展下去。从而他也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和把握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危机、社会革命、旧制度的解体这五者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
实际上，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更正了他和恩格斯的这一论断[①]。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和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过程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②]我以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和其基础的扩张能力认识的转变过程本身，必然蕴含着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对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二
我以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折点”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以下简称《手稿》）中。
与50年代末以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规律的认识比较起来，《手稿》有了这样几点实质的突破：其一，全面分析了资本本性的矛盾性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的具体表现，从而在总体上正确揭示了“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极限；其二，深入考察了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的发展，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预测；其三，全面认识和把握了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其四，明确指出了资本生产关系的可调节范围和自我扬弃的形式；最后，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危机、社会革命、旧制度的解体这五者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这几点实质性的突破在逻辑上是有机地联为一体的，其核心是马克思有关“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
⒈资本无止境地、盲目地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使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从而造成了资本价值生产的极限。
马克思认为，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矛盾终将会迫使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尽可能地“压缩”或否定必要劳动，会不断地促使资本提高生产的有机构成及劳动的科学化、社会化的程度，大力发展自动化生产体系，这就必然最终导致人类劳动方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劳动主体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虽然直接形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它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同产生于社会劳动组织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逐渐地变为整个生产过程的从属要素。而“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③]马克思指出，资本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但它又不断地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它在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从而使财富的创造逐渐地不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而“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的同时，又力图尽可能地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以尽可能地把它限制在作为价值保存所需要的限度内，这样就终将导致如此的情景出现：资本用来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却创造出摧毁它存在基础——直接劳动或“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资本无限扩大活劳动，扩大必要劳动总量的倾向，也同样会最终导致它的彻底毁灭。其一，资本扩大必要劳动总量的作用，通过货币工资的形式激发起全社会的普遍勤劳；其二，资本在采用一切科学手段扩大必要劳动总量，以增加剩余劳动总量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而成为创造社会自由时间的工具。因为，撇开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实际上它就是“从单纯使用价值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提供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乃是“个人和整个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前提。
总而言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之所以表现为资本价值实体，剩余劳动之所以表现为剩余价值实体，主要是因为人的直接形式的劳动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是衡量财富的尺度，人的劳动是谋生的手段。然而，资本本身的矛盾运动又逐渐地创造出否定劳动这种状况的条件。在既肯定必要劳动又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矛盾运动中，资本采用一切技术和科学手段，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不断地排斥直接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使单个人的直接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与此同时，它又逐渐地培养起社会的普遍勤劳，并使社会和个人获得愈来愈多的“自由时间”，这就为劳动从内容到形式摆脱外在的束缚，把它较多地同个人的兴趣结合起来，从而使劳动由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奠定了基础。随着劳动性状的上述转变，资本价值实体得以存在的根基将被彻底摧毁，从而衡量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可见，通过对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表现的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的科学分析，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轨道的终端，以及在这一终端上闪耀着的未来社会的曙光。
⒉资本既要扩大流通领域又要尽可能缩小或消灭流通领域的矛盾，决定了它发展生产力内在目的即价值增殖实现的极限。
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矛盾，是对它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的反映。马克思指出，为了减少价值在流通领域中的不必要的损失，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必然会在流通领域中表现出这样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倾向：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和在时间上缩小或消灭流通领域。“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取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④]资本的这种矛盾集中地表现在世界市场的开发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上。
市场的不断扩大，是价值增殖实现的基本条件，也是资本解决价值增殖实现方面困难的基本手段。然而一旦资本统治和占领了一切市场，资本价值增殖实现的基本条件就趋于被否定。这时，价值增殖实现方面的困难就完全转变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如果资本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内按比例地进行生产和交换。但这同资本的本性又不相容[⑤]。资本占领一切市场之时，便是它失去价值增殖实现的基本条件之日。这就是资本在空间上扩大流通领域的极限。资本在时间上缩短流通领域也同样会最终导致它的解体。在马克思看来，信用机构是在事实上承担起公共簿记职能的社会经济组织，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有制扬弃的一种形式。“虽然这一切在现有的基础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普遍的统计等等的可能性）。”[⑥]此外，信用事业的发展还会促使人、财、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产组织结构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生产的计划化。例如，股份公司便是生产组织结构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⑦]。当然，股份公司本身还并不表明资本集中的“升级”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通过对资本本性的系统考察，对资本不断集中的发展势头作出这样的理论预测，他说：“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时，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⑧]产品生产表现为资本价值生产，产品交换表现为资本价值交换，是以各个不同的所有权和一定的分工形式的存在为前提的，然而，一旦资本生产组织高度一体化，产品所有权全部或几乎全部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家垄断集团手中，而社会基本成员却把它丧失殆尽；同时旧式分工从人类劳动的组织形式中悄然离去，对资本所有权和资本流通的扬弃，便由量的、阶段性的扬弃转变为质的、全局性的扬弃了。这就是资本在时间上缩短流通的最终结果。
由上可见，一旦资本对外没有新的市场（抑或说世界市场已无法容纳资本的庞大身躯）；对内达到全社会集中，资本流通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
⒊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整体，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生产整体的基本矛盾。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矛盾都是由这一基本矛盾所规定的。
资本主义生产整体的基本矛盾在其社会经济形式上表现为：增殖价值的“绝对致富欲”同生产只能以交换价值为界限的矛盾。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系统分析。其一，必要劳动范围为劳动力价值设置了界限；其二，剩余价值范围为剩余劳动时间设置了界限；其三，商品实现的必要性，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资本价值生产的界限；最后，使用价值受到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本应按照自身规定的界限进行生产，然而，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绝对致富欲”和以激烈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竞争，却推动着资本不顾价值的限制而竭力发展生产力，致使它往往忘记必要劳动是劳动者支付能力的界限，商品向货币的转化是资本价值生产的界限，这就必然会导致一次次的“普遍的价值丧失”——经济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行将寿终正寝。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经济危机，一方面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式，通过这一特定的形式，资本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彻底衰亡的时刻，是资本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极限的时刻。资本价值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存在的基本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调节量不能在总体上突破这一基本经济形式。而一旦资本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它的极限，这时，即便是最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也挽救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覆灭。这个极限的标志是：资本价值生产的基础已经瓦解，资本再也不能自行增殖；同时价值增殖实现的条件已不复存在，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也不能转变为资本价值；总的说来，资本价值关系再也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了。因为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出来了。由此，物质生产的限制不再取决于交换价值关系，而取决于它对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
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两点：其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极限，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在它达到其生命极限时，取而代之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高度发展或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此之前，尽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会发生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但一般说来，这一社会形态仍然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其二，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考察，主要是为了从经济必然性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的实现，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社会中所有的关系、力量和矛盾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灭亡的经济必然性同其灭亡的具体期限混为一谈。
由上可见，在19世纪50年代末，通过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系统考察，马克思已全面认识到了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中的作用，不再把它同社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直接地、机械地联系起来。这说明，对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马克思已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无论哪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矛盾”都贯穿其生命的始终。在阶级对抗或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一旦这种矛盾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阶段，它就必然以激烈的外部对抗形式表现出来，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但是，决不能简单地、不加具体分析地仅根据这种“矛盾”和“对抗”就断定某一社会形态行将走完它生命的历程。只有从度的关系角度上正常、全面地考察某一社会形态的生命极限，才能全面把握这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每一具体的矛盾和冲突在该社会形态演变发展中的作用，并进而在总体上把握这一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在系统考察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同时，马克思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提炼、吸取了这一考察的成果。他在《手稿》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发展达到一定点时都必将解体[⑨]。在《序言》（即马克思于1859年1月为《政治经济批判》所写的序言，它与《手稿》的完成期仅相隔两个多月）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对这“一定点”的实质性含义作了哲学的精辟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⑩]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讲的“一定点”，即是生产力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发展极限，从而也是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自我解体或否定的质点。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生命极限，但是经过各自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逐步地把自身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从而走完自己生命的历程，这一点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来说都是相同的。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忽略了对唯物史观这一重要理论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致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史中的许多重要课题（包括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问题）的考察很难深入下去。
三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之所以只能形成于19世纪50年代末，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⒈对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必须以对这一联系的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为基础。
马克思以前的一些伟大思想家如古典经济学家，曾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过资本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量的关系，但是，由于在整体上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以及这两者间关系的质的规定性是怎样的缺乏科学的认识，致使他们把资本生产力发展中的量的关系归结于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且无视生产关系本身的发展。这样，他们那些包含着天才猜测的认识便成为一朵不结果的花。根据这种认识，他们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唯一合理的、永恒的和自然的社会形态，而“过去的社会形态只不过是向着它发展的各个阶段”。可见，不首先从质的关系上正确把握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那么，对此从量的关系上的考察必然在总体上是徒劳的。
马克思开创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新纪元的起点，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失足之处。因此，从质的关系角度上正确考察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并把这一考察的成果放到革命实践活动中进行全面的检验，便成为50年代末以前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成果为他以后全面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系统考察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和发展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⒉全面、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建立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从度的关系角度上全面把握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只能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系统考的过程中，而这又必然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的逻辑结果。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考察的本身，就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见本文第二部分）。
在19世纪50年代末以前，虽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基本点，在哲学方法论上把旧的生产方式的衰亡，新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并依据这一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分析，在质的关系上把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制度的解体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归结于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的发展，但是，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在《手稿》中才大体上完成（11）。如果说，马克思初步创立唯物史观，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从质的关系角度上把握生产力及其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还无需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为基础的话，那么，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唯物史观，从度的关系角度上全面把握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大体上完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前提了。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也就谈不到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系统考察及其哲学思考，从而也就不可能从度的关系角度上全面把握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由此而断，在50年代末以前，马克思尚未完全具备实现“思想过渡”的主观条件。
⒊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能不受“现实的历史”发展的制约。
众所周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一个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经济危机，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成熟之前，它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且较为常见的现象了。但是，在1785—1820年期间，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具备有规则地重演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条件。1825年的危机是第一次具有国际范围影响的危机，不过就其规模来说，这次危机还只是发生在英国的危机，虽然它波及到其他国家。1837年的美国和法国的危机首先是由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引起的，然而那却是局部性的危机。真正具有国际性的危机发生于1847年，可是这次危机的许多重要特点却被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弄得有些模糊不清了。如在法国，危机的发展就直接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可以这样说，与当时欧洲农业的欠收和饥荒相伴发生的1847年经济危机的酝酿和扩展，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导因之一。这次危机所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色彩，同时也是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危机——社会革命——旧制度的解体这一公式，从理论形态上机械地固定下来的主要依据（12）。1857年，在西方第一次出现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的这个最重要特点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工厂工业和世界市场在1847—1857年获得迅速的发展（13）。但这次危机的前后并没有革命相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由以实现的条件不断成熟，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特点的全面暴露，使得马克思有可能在50年代末建构科学的危机理论和系统地考察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极限。
同1857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的变化，也是马克思“思想过渡”得以实现的现实历史基础之一。这种变化是，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欧洲，以合伙的形式集资经营企业的现象早在17世纪就零星地出现了，但它在19世纪50年代，即英国产业革命结束后的几年里才开始流行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阶段性的重要变化对当时社会生产力发的巨大推动作用，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使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发展等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全面考察的作用。
⒋马克思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他从来不回避自己的理论与现实运动相矛盾的方面。最初，他本想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进一步证实自己在初步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所制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危机——社会革命——旧制度的解体这一公式的正确性，然而，他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等重大理论课题研究的结果，却证明了这一公式的局限性：它还不能揭示由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所直接或间接决定的许多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在理论思维发生重在转折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并没有拘泥于过去的认识，而是用他自己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补充、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公式本身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否定了其中的非科学的成分，从而全面地深化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综上所述，对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展间的联系，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已由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从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他的这一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其本质上是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现实状况相一致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等重大理论课题的系统考察及哲学思想，是他本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过渡点，从而是唯物史观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阶段的过渡点。作为这一过渡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因是：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大体上完成，以及马克思对待和处理自己以前的理论与现实历史运动相矛盾方面的科学的求是态度。
注释：
[①][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7、68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
[③][④][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33、34—35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8、10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页。[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1)参见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我以为，1848年欧洲革命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从质的关系角度把握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暴露了这种“视角”的局限性，从而从客观上证明了从度的关系角度研究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与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形成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3)参见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和历史》下册，三联书店出版社1975年版，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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