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哲学与比较教育：兼论西方中心在比较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哲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传统哲学之于比较教育意义的发现
我们需要能同世界其他文化中诞生的比较教育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的、勇于创新和探索的比较教育学。现今西方的比较教育理论都是由各种西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母体形成的，深深地打上了各自民族哲学文化文化特质的印记。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民族特质不在于它的僵化，而在于它的开放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是其自身变革与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能够对整个人类有巨大吸引力的一种理性形态，为人类提供普遍的启示。中国的比较教育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真正的比较教育学，能对世界比较教育产生影响的中国比较教育学，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言：利用西方哲学以解析和了解中国哲学，这并不表示用西方哲学取代中国哲学，而是用以达到中国哲学本体、观念、逻辑、知识结构和语言义理的澄清、彰显和创新。
比较教育之根在哲学。中国比较教育理论构建必须植根于中国哲学，哲学是人类文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中国哲学正在为当代世界文化新发展做出深刻的贡献。任何哲学均不可走沙文主义路线。西方比较教育学需要新的出发点和新的思考。突破其狭隘与局限，中国比较教育学也需要从西方比较教育学中吸收营养获得发现。中国比较教育的世界化和世界比较教育的中国化，这是构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必由之路。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发现。长期以来，受技治主义思想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看重现在，而忽视过去，偏爱科技，而漠视哲学文化，特别是诞生在过去的传统的哲学思想。作为当代西方文化的哲学解释学精华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发现其对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实质性意义的崭新视角。通常认为，时间间距会不断疏远和间隔作者，本文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时间间距”对我们的理解总是有着一种阻碍作用，使人们能把握的“原义”将越来越少，而误解则日益增多。由此，历史的、传统的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丧失对现实的意义，包括对比较教育的意义。
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却赋予“间距”以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指出，我们试图理解的历史流传具有“陌生性”和“熟悉性”的两极性。流传物是一对象性的存在，它属于过去，并日渐枯萎失去了生命力，就此而言，它对于我们具有一种“陌生性”；然而另一方面，流传物由于进入了语言而成为这样的对象，它向我们诉说着什么，并以此种方式与理解者的传统相连接，在此意义上，它对我们具有一种“熟悉性”。间距就是指陌生性与熟悉性的两极性之间的中间地带，换言之，就是流传物作为对象性的存在与通过语言进入传统的存在之间的那个领域。间距的作用就在于，它事实上连接着陌生性与熟悉性，成为历史与理解者所生活的时间之中介。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传统哲学与当代比较教育的哲学问题其实是在同一个文化层面上的。但是当今所谈论的传统哲学已不可能仅仅属于古代，而是经过发展演化成为现实的观念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现实的传统哲学，将其与西方当代哲学相比较，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时代的共通性。任何历史都没有远去，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即使我们对其比较的那种哲学思想在现实哲学的总体中的定位还不明确，但是能够将它们提出作比较本身就足以表明它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传统哲学，连同其核心范畴之一“和”是现实的，绝非仅仅属于遥远的过去时代。伽达默尔认为历史的、过去的东西已与当前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其间无分明界限。现代哲学解释学将中国传统哲学从遥远的过去召回，使我们看到比较教育与中国传统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都采取单纯的在场是第一性的观点，从而把永恒的现在或常住不变的在场看成是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切不在场的东西的基础，所谓本质主义实际把常在或恒在看成是最高的根据。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有优于无”，肯定优于否定的原则皆由此而来。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才看出了这一点，打破了这种认为在场居于至高无上的传统，从而也摧毁了单纯的“现在”优于过去与未来的地位。海德格尔主张：“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的融和与同时性：过去并非简单地过去了，它仍然是，只不过曾是，它仍然存留着，未来也并非简单地没有到来，它已在现在或当前中达到了，只不过是作为未完成的东西而到达。奥托·帕格勒在解释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点时说：“过去，作为曾是，在其存留中离去；未来在其仍未完成中达到，过去与未来都不应该按现在的恒久不变性来解释为尚未出现的东西。”海德格尔的思想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离开了过去与未来的孤立的现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提出：不在场的东西比在场的东西更为重要，更为本质，这也就是所谓的补充的逻辑。“现在”内涵有过去与未来，它是过去与未来的结晶。人所活动其中的时间性场地就是一个由过去与未来构成的真正现实的现在，一个融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体的一体。德里达的这种思想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不在场的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思考、构建中国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
现代哲学解释学高度评价读者的历史能动作用，姚斯指出：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读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读、研究与转换，就是要充分发挥研究者历史能动性，使本文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这样我们便可以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建立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比较教育学。
二、“和”的哲学的解读
“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它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哲学体系，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放的心态和宽阔胸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当然要很好的学习研究和的哲学。
“和”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相应也。即是用一种声音对另一种声音做出反应。
“和”这一哲学范畴最早出现于西周末年。《国语·郑语》载：史伯认为：“以他平他为‘和’”，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其中蕴涵着只有不同因素的吸收与统一，才能推动事物产生与发展的深刻哲理，晏婴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相异之物相成相济谓之和（见《左传·召公二十年》），并指出了和与同之区别，晏子言：“和，如羹焉。火、水、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由这些作料的和便产生了一种新的滋味，不同于醯（醋）、醢（酱）味道的新的滋味。另一方面，同，“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则产生不了任何新的东西。同与异是不相容的，是排斥的，和则不然，只有若干个异合在一起才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和是开放的，能产的，富于生命力的系统。《易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也就是说，和在这里被看成是弥漫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
孔子在激烈变革时代继承并发展了和的思想，使之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是孔子提出的重要论断。“和”在这里表示不同事物之间的交流，和谐和统一与平衡，反映出孔子思想的开放性质。孔子强调和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
孔子主张的“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无根据的吸收或不加分析的苟同。孔子提倡一个高尚的人，善于运用自己的正确思想去吸收与扬弃他人的东西，绝不能追求简单的统一、同一、相加、添加或附和。正是“和而不同”的观点使孔子思想在我国社会大震荡的春秋时代，成为一个坚守自己，包容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的思想系统。“和而不同”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高度的思辩性和鲜明的批判精神。
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千姿百态的，依“和”而生，依“和”而长，依“和”而繁而荣。老子也十分重视“和”的思想。他认为：“和曰常，知和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他强调“和”是规律，掌握这一规律使人富于智慧。“和”在老子这里是一个具有纲领性的思想。他要求“以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即用自己坚守的道理去吸收与扬弃所获得的东西，促进事物的发展。
孔子在他的时代还探索了实现“和”，吸收与融合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其意思为：认识事物不能妄为臆测，不要绝对的肯定，不能拘泥固执，更不要自以为是。孔子这样说并不是要淹没和萎缩自我，而是强调实现和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虚怀若谷，又冷静灵活。需要补充一点，孔子是十分注重人格修养和理论勇气的，《易·乾》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又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把这些视为探索真知，寻求理解的核心问题，成为“和”的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之一，孔子关于“和”的论述又是和的哲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他产生于过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它又作为不断展开的文本，正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促进包括比较教育学在内的中国人文学科的崛起。与“和”的哲学对话，是中国比较教育实现其本土化与世界化的必由之路。
三、“和”的哲学与比较教育研究西方中心的终结
近代，主要西方国家首先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古典文明的边缘一跃而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由于这种历史的变迁，比较教育研究理论首先产生在西方，并在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西方比较教育学理论对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几代学者为引进与介绍西方比较教育理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贡献卓著。但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呼唤着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我们应该运用和的哲学，努力构建植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中的比较教育理论。
（一）运用“和”的哲学进行比较教育的理论建设，就要有一个积极开放吸纳的态度。对西方的各种比较教育理论都应该认真学习与研究，但这种学习与研究决不是止于无分析的介绍和简单地拿来，不是用西方的比较教育理论来取代中国比较理论的建设，不是“同”。西方比较教育之根本在西方哲学，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优长之处，又有各自的局限与不足，如西方比较教育理论的实证精神，这既是一种研究者的思维立场，又是方法论的一个特点。这种实证研究在比较教育了解调查中有着明显的长处，但是这种证实方法是在一种对现行制度、权利结构做最优的假设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这种研究很难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很难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提供有很高价值的成果。在70-80年代西方比较教育学曾注重以人力资本论为研究框架，人力资本论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不是消费事业。它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加分析地也将人力资本论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就会产生混乱。
我们积极引进介绍西方比较教育理论是因为比较教育理论首先在西方创立，西方的比较教育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和”的哲学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吸收，不断学习，一方面则要求我们以分析的态度和批判精神建设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因此，从理论上讲，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上运用“和”的哲学就意味着西方中心在中国比较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终结。
清人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里写到，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当然，我们不能做拉历史倒退的国粹主义“旧者”，也不能做丧失民族文化传统的、让西方理论牵着鼻子走的“新者”。不然，将永远使我们处于比较教育学术的边缘，处于依附状态。运用“和”的哲学，不是将中国的比较教育学建立成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它是与中国结构文化的精华“和”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来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
（二）中国教育的实践与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历程证明了“和”作为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中国自己比较教育理论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中心的结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经过曲折的历程，这一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和”与“同”交错作用的复杂过程。其间我们有过照搬美国教育制度理论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教训，也经历过照抄苏联教育理论制度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挫折。从客观上讲，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广义上）“同而不和”带来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这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取的教训。今天我们要建立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比较教育理论，一方面应走有容乃大的“和”的路径，超越国学情结和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则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启示，实事求是地对待包括西方在内的比较教育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国家的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研究实践中，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并不是从西方的比较教育研究理论的本来出发，而是从自己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自己身上的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开始研究的。这种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传统哲学，其中“和”的哲学又是其中的核心。“和”的哲学已经沉淀在中国优秀学者的心理结构的深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以“和”的哲学态度，热情认真的从本国教育改革与实际需要出发，展开了多向的，丰富与生动的比较教育研究。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一些各有特点的比较教育理论的雏形。这些理论的雏形都是与西方比较教育理论“和而不同”的产物，也标志着在中国比较教育理论研究中西方中心，或西方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本文作者试图提出的“内显型”比较范式就是这些理论的雏形之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常见范式。这种范式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因素密切相联的，开放的系统。这种范式主张比较教育研究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为目的的，以现代化理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为第一级理论框架。研究过程包括：1.本国教育调研确定选题；2.国外教育调研确定对象；3.根据选题要求详细占有研究对象的资料；4.资料分析与定义阐释；5.结论（有时还包括建议）。6.评价（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与总结。整个过程贯穿着本国教育与社会情况与对象国（外域）教育与社会情况的内在的反复比较与印证。所以，从形式上看这不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教育状况的比较，但其内部处处显示出中外比较的精神与内容，比较存在于更深的层次之中，存在于研究者与读者的心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比较中，被比国不出现，但是无在无不在，这种内显型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运用起来自由，天地开阔，少束缚。这种方式既重视实证研究，又能“和而不同”，有分析地对待国外的教育思想、制度、政策和经验，高层建瓴地对教育现象做出深刻的剖析，同时研究者对中国的教育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则是这一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也是中国治学的一个突出特色，教养是做学问的核心问题。包括这一范式的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多样化的形成，既是学习吸收西方比较教育理论的结果，又标志着西方比较教育理论中心的地位走向终结。但这不是要以一种中心来代替另一种中心，而是走向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走向“和”。
（三）“和”的哲学对比较教育理论建设有着普遍的昭示作用。当前，在深刻变化的物质世界中，蕴含着同样深刻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照搬发达国家理论、经验的失败挫折之后，又开始在吸纳现代文化时，重新评价自己的民族文化。一些西方人重新审视他们曾引以自豪的文化之后，经过批判和反思，正在走出西方中心的藩篱，而直面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一些卓越的西方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哲学抱以极大的兴趣和期待。“和”的精神发挥着普遍的昭示作用，文化的多元汇集是时代的选择。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朱利安、库森开始建立的西方比较教育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现代主义正在成为过去。欧美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以发展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宗旨的结构功能主义、人力资本说、世界分析等都在经历严峻的挑战(See Rust Val.D.,Postmodernism andComparative Education,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NO.11,1991,p.494.)。西方比较教育正处在危机之中，或者说是处在新理论的酝酿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比较教育理论研究的西方中心的解构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仍应继续注意研究西方比较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向，与此同时，我们更要认真学习发展中国家比较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的哲学思想将有利于教育的国际理解，有利于世界比较教育理论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