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利用（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河论文,大江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马宝珠（本刊主编）
特邀学者：史念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袁仲翔（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编委会总编辑、编审）
主持人：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大江大河星罗棋布，而黄河、长江犹如两条巨龙横亘其间，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古往今来，人们讴歌黄河，赞美长江，称它们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人们对黄河、长江的认识、治理与利用，犹如这两条大川的水流，不曾中断。20世纪末的今天，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即是有力的说明。而历史上对黄河、长江的治理与利用是怎样一种情况？它为今天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仍是许多人关心的事情。本期与下期的“学术话题”，我们将分别就历史上黄河、长江的治理与利用进行讨论。
黄河孕育了中原文化
史念海：从远古时起，黄河就孕育了我国的文化，黄河两岸及其流域发现繁多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就是证明。见于文献记载的当推《尚书·禹贡篇》。它涉及的方面很多，举凡物产、土壤等都有记载。黄河流域的黄壤被视为最上等的土壤。黄壤分布的地区就是现在的黄土高原。《禹贡篇》尤其注重于利用水道的交通。据其所述，黄河上下游的贡赋，都可由黄河输到都城所在地的黄河中游。如果说这样的记载似乎有些笼统，不够具体，那么凿成于战国时期的鸿沟就可以作为补充说明。鸿沟是引用黄河水流的运河，它联系着黄河和淮水之间的许多较小的河流，形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使当时许多诸侯国相互往来更为便利。这个交通网可以称为鸿沟系统。从秦始皇始建统一的国家时起，其后一些王朝都以关中为都城。那时候关东各地提供的漕粮大都利用黄河运到关中。黄河下游如此，黄河中上游也没有被忽视。北魏前期的刁雍、唐代中叶的哥舒翰，在这方面的致力，都曾见诸史册。刁雍利用黄河运粮，用现在地理来说，乃是由宁夏绕过河套，运到陕北。哥舒翰也是利用黄河运粮，则是由青海东部，一直运到陕西潼关；再由渭水上运，运到当时都城长安。交通运输只是一个方面。在农田灌溉方面更是多所致力。前面说到鸿沟系统的灌溉功效，就是最大的设施。鸿沟系统分布在黄河下游，黄河上游的利用也还不少。现在宁夏的贺兰山下，从秦汉时期起就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俗话所说的：“天下黄河富宁夏”，就是指此而言。历来利用黄河灌溉农田，对于其支流也不放松。为世人所艳称的战国时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县），引漳水灌田事，以及秦汉时期关中引泾水开凿的郑国渠和白渠，都是明显的例证。郑国渠凿成时，秦国尚未统一六国。白渠的开凿却在西汉的中叶以后。所谓“郑国在前，白渠在后”，大抵是白渠遵照郑国渠的成规而稍有改动。以后不仅渠道时有改动，连渠名也频繁更易。可是一直到现在，灌区仍然兴旺。正是人们能够充分利用黄河，再加上黄河流域优良的自然环境，才促使文化的不断发展，并为世人所称道。应该说，那时候中原文化能够有飞跃的发展，应归功于黄河的赐予。
治国兴邦之大事
主持人：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润泽着山川原野。然而，历史上黄河泛滥带给人民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也是巨大的。“黄河宁，天下平”便成为历代人们的企盼。那么，历史上是怎样对待黄河治理的呢？
朱士光：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也是我国历史上北宋以前政治与经济的重心所在。然而，黄河又是忧患。历史上其下游区域不仅水灾频繁，而且涉及范围大，北至今京津，南达淮河，华北平原上广达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均受到它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其下游河道，不仅因泥沙淤积严重而导致频频决溢泛滥，还往往导致移徙改道。史载，自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溢1593次，大的改道26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就对黄河的利用与治理十分重视，成为历代王朝治国兴邦中的一件大事。翻阅史籍文献，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例如，据古史传说，远古时之氏族部落首领大禹奉帝舜之命治理黄河洪水，即“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士”，历时十三年，劳身焦思，终平水土，“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战国时，地处黄河下游的齐、赵、魏等国，为了各自利益，均沿河修建堤防壅防百川，以邻为壑。秦始皇削平六国后，统一政令，始“决通川防”（《史记·秦始皇本纪》，使下游地区修建河堤中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得以消除。除修建堤防之外，战国时，位于黄河下游的魏国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县北）以东修成鸿沟渠系，引河水东南流，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等地；西门豹在漳水上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以富河内。而雄踞黄河中游关中一带的秦国，在嬴政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接受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修成三百余里长的郑国渠。这些大型水运灌溉工程，都是发挥国家功能所取得的成果。西汉武帝时，国家富强，更是以国都长安所在的关中为中心，在黄河流域大兴水利。除在关中先后修复并建成郑白渠、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
渠外，还在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即今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此外，汉武帝还亲临黄河下游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市西南），“令群臣从官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终使溃决二十余年的决口堵复，使饱受水患的梁楚之地（即今豫东南、鲁西南及苏、皖北部一带）复归安宁（《汉书·沟洫志》）。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朝廷即派王景率卒数十万，修治已泛滥达六十年的黄河下游河道。通过修渠筑堤，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历时一年，就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修建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河道（《后汉书·循吏列传》），且一直沿用至北宋中期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才被废弃，时近千年。北宋之后，因河道淤积日甚，不仅河势愈险，水患益多，且因元、明、清等王朝建都北京，粮食财税仰赖运河自东南地区运至京城，黄河与运河交汇，问题更形复杂。为了保运，必须治黄。为此，各王朝均设置了主管黄河河防的机构与官员，督导治河防洪事务。这一举措足见对治理黄河的重视。
丰富的治河理论和措施
主持人：我国古书上河渠、沟洫、五行、地理志的记载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黄河的治理与利用。通过几千年来的治河实践，我国形成了丰富的治河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请概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袁仲翔：远在史前时期，我国人民就开始了与黄河自然灾害的斗争。几千年来，虽然由于社会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未能解决黄河的严重灾害问题，但治河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却十分丰富。特别是防洪、引黄灌溉和开凿运河，取得了许多成就，在世界水利史上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辉。我国历史上治黄典籍之多，为世界各大河之冠，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中有许多颇有影响的治河理论与措施值得认真总结。原始社会晚期，大禹治水传说是采用“疏”和“分”的方法，将洪水疏导为九河入海。西周时，把大禹疏导的九河，堵塞了八支，修了堤防，对防止洪水泛滥起了重大作用。堤防的出现，是治河史上一大进步和发展。秦汉时，泥沙淤积，河床逐渐抬高，形成悬河，河患增多。这时人们已能根据成灾原因制定防御方案了。西汉后期形成了分疏说、改道说、水力冲沙说，以及实行放淤、改土、通漕等措施，使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时期。这一时期，在修堤疏河的技术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当时已开始使用石料修堤，以桩料铁石堵口，用裁弯取直的办法来整理河道，从水文、地理位置及工程材料方面来考虑治理方案。同时，黄河流域的灌溉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黄河干支流上修建了很多大面积的引水灌溉工程。汉代还吸收了4000多年以前的水土保持措施，将四川田发展为代田。这些方法可以称为我们祖辈在水土保持上的一项伟大创造。隋朝时期利用黄河水系开凿的大运河，贯通了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的航运，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条运河，在世界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王安石倡导引黄放淤，引黄河浑水，改造两岸低洼瘠薄之地，成效显著。宋代还根据植物生长的过程或开花的时节，来记述洪水到来的时间，把一年分成“凌汛”、“桃汛”、“伏汛”、“秋汛”四个汛期，并掌握了简单的报汛方法。随着治黄理论研究的进展和黄河频繁决溢，宋代在治河技术和治河措施上也获得了不少成就。当时，抢险、堵口和保护堤岸的“埽工”已广泛应用。这种“埽工”以后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水工建筑物。金元时期，提出了“疏、浚、塞”并举的方针，并在堵口技术方面有所成就。特别是采用沉船堵口法能在大汛期间堵住一个夺溜十分之八的口门，说明当时在治河技术上已有了相当高的造诣。明清时期，朝廷为保漕运，寻求治河之策，各种主张纷呈。有分流论、北堤南分论、束水攻沙论、放淤固堤论、改道论、疏浚河口论、汰沙澄源论、沟洫治河论等。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治河从中上游着手，才是“正本清源”之策。明代后期，潘季驯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良策，并为之大力实施，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束水攻沙”方针的提出，不但在治河理论上是一个进步，并且在防洪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清朝陈潢在当时缺少资料的情况下，能认识到黄河洪水及泥沙主要来自上、中游，比较正确地分析了洪水的成因与来源，这是难能可贵的。民国期间，著名治河专家李仪祉针对我国古代治河偏重下游的情况，提出治黄应该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等应该统筹兼顾。本世纪30年代，著名治河专家张含英主张治理黄河必须就全河立论，应该上中下游统筹，本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进行治理。他的治黄思想对当代治河也颇有影响。
治理利用与生态平衡
主持人：看来，历史上治理与利用黄河的理论与措施非常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时至今日，黄河的治理与利用仍为人民所系念。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是历史上形成的，值得今人注意？
史念海：每当秋水时至，波涛汹涌，举国上下都会为之不安。对此，历来论者很多，论法不一。我认为，就河治河、就河论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历史上，每当河患发生时，只注重堵塞，以为决口合龙，就可以岁岁安澜。其实，黄河是一条流长数千里的大河，众多的支流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其间，自然环境各具特色。它们会因时而异，对黄河起到一定的影响，导致河水的涨落，促成溃决的灾害。如果我们就河论河，就不易作全面的调整和控制，更谈不到防患于未然。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疏松，容易被水侵蚀，随水流入黄河。黄土高原又逼近沙漠。流沙也容易混入黄河。泥沙夹杂流下，河水因之浑浊，呈现黄色。可是远在春秋之时，人们说到黄河只是说它不清，还没有说到浑浊。那时这条大河只是称为河水，并没有黄河这个名称。黄河的名称在西汉初年才偶尔见到，直至唐代才通用起来。那时黄河中上游各地，森林郁茂。森林之外，草原又复广阔。森林草原覆盖于黄土高原之上，侵蚀不甚显著，河水中夹杂的泥沙不多，自然不甚浑浊。由于泥沙不多，下游河床没有很厚的淤积，还不至高出两岸的平地，河身显得稳定，不遇特大洪水，也就不至于频繁的泛滥。秦汉时期，黄河中上游人口日渐增多，森林草原动辄受到破坏。黄河有一条称为泾水的支流，在西周春秋时期，是以清澈见底闻名遐迩的，这时竟然也浑浊到一石水中“其泥数斗”。泾水如此，整条黄河就更难得说起。特别是西汉中叶及其以后，河患之多竟成了常事，以致汉武帝都要亲自去堵塞决口。那次决口虽然合龙了，河患并未终止，后来不久还导致了黄河的改道。东汉初年，王景治河，取得很大的成就，黄河一直安澜畅流了八百年。这应是历史上的奇迹。这期间，黄河中上游不断有显著的变化，由于邻近地区从事游牧的人们陆续迁入，草原增多，森林破坏减少，生态平衡，侵蚀不甚显著，黄河挟带的泥沙不多，下游河身趋于稳定，决口泛滥也就很少发生了。
主持人：看来，生态平衡对黄河水患的抑制作用是十分重大的。那么，此后黄河河患的日益严重是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呢？
史念海：是的。大致到了距今五百年前，也就是明代的中叶，黄河中上游的森林，已经剩余不多，低丘高岭，大都成了濯濯的童山，山下的草原到处都被开垦，生态平衡皆已失调，与此相应的却是黄河下游的河患愈益频繁，甚至还不断出现改道。另一方面，人为地破坏黄河流域的土地也是原因之一。改草原为农田，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在广种薄收的前提下到处开垦，却导致了无穷的隐患。明代防边兵士，备战之暇，还要垦田。有的地方规定，每一兵士须垦田百亩。一夫垦田如此之多，怎么能说上精耕？当地农人为了增加收入，也极力广种。实际上，是愈广种，愈薄收，反来愈广种。这样恶性循环，结果是无地不垦，山坡上，沟凹下，都大量种植，这就更容易促成侵蚀。陕北农民说，一场雨冲掉一犁土。到处都成了坡地，能不加速侵蚀？远古之时黄土高原大体是平整的。许多地方也都以原相称。本来，原都是广大的。由于到处开垦，加速侵蚀，平整的原面就被冲成沟壑。随着岁月的增长，原面愈侵蚀愈小，沟壑愈冲刷愈多。有的地方甚至沟壑纵横，难得有多少平地。被侵蚀的土壤都随水流到黄河里。一部分堆积到下游的河床上，一部分随流入海。流到海的泥沙促成黄河入海口的海岸向外伸延。堆积到河床上的泥沙，就使河身不断抬高。河身抬高，就容易溃决。几千年来治河的要务都是在河岸筑堤，不使泛滥。河身愈高，筑堤也愈高，河患也愈多。可以说，黄河的危害是人为造成的。如何去掉害河这样的名称，争取常期安澜？我认为应该改革历来治河的成规，不再就河论河，就河治河，应该极目阔望，从调整这个流域的生态平衡着眼，恢复森林，扩大草原。同时，还宜讲究精耕细作，精耕不到的土地，就可以植树造林，长草放牧。以这样一些措施，延缓侵蚀，使黄河中夹杂的泥沙大为减少，下游河床也不至于多所抬高，就是秋水时至，也不必有劳全国上下都时相悬念了。
历史教训牢牢记取
主持人：历史上，治理利用黄河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对于黄河这样重大的自然资源，我们应当备加爱护与开发，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得到哪些启示呢？
朱士光：历史上比较重视对黄河的治理，虽有力地推动了治黄工程，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制约与封建统治集团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以及各统治集团间矛盾利益的冲突，给黄河治理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与人为的障碍，主要表现在：1.在分裂时期或战乱期间，各统治集团均专力于攻城掠地，夺取政权，无心顾及治河；甚至为战胜对方，不惜以水代兵，人为溃堤决河，制造河患。这类事例，自战国时期以来就时有发生，给本已多灾的黄河增添上不少人为的惨祸。2.有的封建王朝为了自身政权的巩固，使治黄方略从属于其内外大政方针，甚至明知逆河之性使治河工作更加困难也在所不惜，因而使黄河治理蒙受重大损失。如北宋统治集团中有人将治河与御敌防边掺合在一起，给制定治河方略的工作增加了复杂因素。明、清治黄，以保漕运为主，这从保证京师粮食供应及朝廷需求上看虽有它的理由，但却给治黄工作增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也使治黄工作局限于下游一隅及仅只进行修堤防洪方面，不能从全河着眼进行全面综合治理。3.统治集团内部有些实力人物为一己之私利或局部地区利益所驱使，不能从全局利益考虑治河方略，甚至阻挠治河。如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李鸿章代表皖、苏地方利益，不同意堵复决口，主张使黄河继续北溢注入渤海，而山东巡抚丁宝祯则代表山东地方利益，要求塞河南流，复入淮河流入黄河。双方争执不下，治河因此被延误。直至二十年后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才开始筑堤，至次年才形成今日之黄河下游河道，使山东一带群众蒙受到深重的灾难。由此可见，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全局利益是黄河治理与利用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
袁仲翔：治理黄河的历史表明：治河的指导思想及指导技术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经过历代有识之士的不断总结，对黄河洪水泥沙运行自然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刻，深知黄河泛滥、决口和改道的根源在泥沙淤积。因而，从古代人们所提出的治河主张来看，其治河思想和治理活动大都未能超出在下游送走洪水，送走泥沙的范畴。实践证明，不采取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的措施，单用这种思想来指导黄河的治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问题的。只有在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历史阶段以后，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为黄河的治理和利用开辟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我们的前人所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治黄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黄河的治理与利用会写出时代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