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视野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强化，国内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得到显著加强，并围绕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历史演变、产生根源、非传统安全区别于传统安全的 内涵和特点等问题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注：近期发表的以“ 非传统安全”为题的代表性文献可参见：王逸舟：《SARS与非传统安全》，http://www .iwep.org.cn/zhengzhi/SARSyufeichuantonganquan-wangyizhou.htm；陆忠伟主编： 《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俞晓秋主持，李伟、张运成、方金 英、翟坤参加的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学术对话：《非传统安全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3年第5期；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载《当代亚太》，200 3年第3期，等等。从国内综合研究的成果来看，尽管没有产生以“非传统安全”作为学 术研究话语的学术专著，但却产生了对非传统安全所涉内容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如王 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生态安全 、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毒品泛滥、难民问题的专门研究都属于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蔡拓等完成的《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2002年版)也对南北问题、环境问题、资源与人口问题、难民问题、人权问题 、毒品问题、恐怖主义、艾滋病问题、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而蔡拓更早的著作《当代全球问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也 应在此之列。)但是同国外的研究相比较，我国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同整个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具有相同的特点，即理论架构和范式的缺失。因此，本文拟对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进行分析，希求能对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 所启示。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现实主义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与此相对应，西方的安全研究也主要以“战略研究”即军事安全作为研究的重点。经典现实主义的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安全”这一战略层面，基欧汉和奈曾就美国外交的国家安全诉求指出：“‘国家安全’的辞令被用来证明他们所制定的一系列旨在以相当代价来巩固‘自由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制度的战略是正确的，‘国家安全’不仅作为国际合作和支持联合国的原则，而且也成为结盟、外援和广泛的军事介入的理由。”(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林茂辉等译：《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国家安全象征主义基本上是冷战以及当时美国人怀有的严重威胁感的产物。现实主义学派的分析又增强了其说服力，因为这种分析坚持认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安全所受的威胁是始终存在的。”(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6页。)时至今日，主张将安全研究限定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军事安全领域的观点仍然存在，安全研究作为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可以定义为“军事力量的控制和使用、威胁的研究。”(注：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35:2,pp.211—239.)布赞一直“反对要 拓宽这个严格军事领域议程的那些尝试。”(注：[美]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 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尽管如此，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尤其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以及批评理论、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兴起，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安全威胁多层次化的现实的呼唤，安全研究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得以开始并逐步强化。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环境政治理论、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在此过程中，对于开启和深化非传统安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构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学术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美元危机、美日贸易摩擦、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的石油斗争、跨国公司的崛起、南北问题的突出等一系列事件和问题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运而生，拓宽了 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也相应地拓宽了安全研究的视野，而在此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 学(IPE)的产生和发展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1983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 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在颇有影响的《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 ，明确提出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概念应予扩大，使之包容非军事性的全球问题。(注 ：Richard 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 983.)1989年初，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在《外交》季刊发表同样题为《重新定义安 全》的文章，强调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必须将世界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包括进来。( 注：Jessica Tuchman Mathews,“Redefining Security,”Foreign Affairs,Vol.68,No.2,Spring 1989.)
IPE理论构成了新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代表性成果突出体现为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尽管新现实主义对IPE的研究没有提出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但是其理论对于拓宽安全研究范围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相结合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将“经济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的范畴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罗伯特·吉尔平在对IPE理论来源及其动力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与发展问题、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及由此对世界政治经济转变和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的探讨，无疑奠定了关于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石。
第二，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冲突研究的特点，新现实主义开始重视国际合作的研究。新现实主义认为世界虽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这一情况在改变，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大大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关系。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后合作理论”，尽管其谋求的目标是“霸权稳定”，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含了对“合作安全”这一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下萌生的新安全观的认可。
第三，对国际关系中的东西南北关系的重视，也体现了新现实主义IPE安全观念的变化。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以研究战争、和平、权力、均势等问题为主，而忽视了对南北关系的研究。新现实主义学派力图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结合入手，通过对南北关系的研究，全面地反映当前全球的现实。罗伯特·吉尔平针对南北问题对世界安全的威胁明确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前途是我们时代最紧迫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前途。人类大多数强烈希望摆脱贫困潦倒，参加到发达世界中来，这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注：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295页。)
新自由主义对IPE的研究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则更加显著，又以基欧汉和奈的“相互依赖”理论最为突出。根据基欧汉和奈的观点，“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恰恰在于“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观念对现实描述准确性的下降，国家安全这个词的象征力量也减弱了……国家安全这个词不得不与相互依赖共同作为国际主义派词汇的主要象 征。”(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7页。)他们关 于“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特征以及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政治过 程的分析事实上已经明确昭示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基础和方向所在。
首先，他们关于“问题间等级之分的消失”的命题，已经明确指出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间关系的议题包括许多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在处理传统的议题上取得的进展已经不够了。一 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已经出现。当今的能源、资源、环境、人口、海洋和空间利 用等问题与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传统的外交议题处于同等地位。”(注：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9页。)
其次，他们关于“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这一命题的提出已经在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理念，深刻认识到了单独凭借军事力量已经难以实现和维护国家与国际安全这一客观发展态势。“从传统上说，政治学家们一直强调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在相互依赖条件下，从实现和维护安全的手段来看，军事手段已无法适应多样化的安全目标，“就实现其他一些愈益重要的目标(诸如经济福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言，武 力也往往不是一种恰当的手段。”(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 互依赖》，第30～31页。)“相互依赖的辞令和经济与生态安全的象征意义，可能是传 统意象的不完美的替代物。”(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 赖》，第295页。)
最后，他们提出的“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和“联系战略”的理论命题，准确地指出了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行为主体及联系渠道的多元化。从安全研究的角度看，“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即安全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安全、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将更加密不可分。
环境政治理论(注：在西方亦称“环境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nvironment)，王逸舟认为“环境政治”包括传统的“地缘政治”，故称“生态政治” 较为合适。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585页。考虑到西方学者更多地使用了“环境政治”的概念，笔者这里仍 沿用“环境政治”的术语。国内对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进行较系统介绍的文献可参 考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载《欧洲》，1997年第3期。)与非传统 安全研究
客观而言，首先对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予以关注的并非国际政治理论。从安全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学者认为将环境问题与安全研究相联系的想法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萌芽，环保运动的先驱费厄尔德·奥斯波恩和哈里森·布朗就表述过环境与安全的关系。(注：Ken Conca,“In the Name of Sustainability:Peace and Environmental Discourse,”in Tyrki Kakonen,ed.,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Aldershot,Hants,1994,p.16.)但总体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将环境与安全问题 相联系的研究，“其成果与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安全概 念的产生主要针对来自国家外部的军事威胁。”“在冷战体制下，军事安全几乎成了安 全的代名词。”(注：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第35页。)对环境问 题与安全关系的研究显然不属于传统安全研究的范畴，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并逐步 加强的环境安全研究显然是开辟了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理 论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环境政治理论将环境安全引入了安全研究，并对环境安全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1981年明确地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安全’几乎完全属于军事性质的。国家安全的定义就是假定对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可是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国间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可能较多。”(注：转引自邝扬：《环境安全与国际关系》，载《欧洲》，1997年第3期，第26页。)1978年D.皮拉格斯出版了《国际关系的新内容：全球生态政治》，指出生态政治正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议题；1980年H.维斯汀出版了《脆弱世界中的战争：军事对人类环境的影响》，详细分析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注：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第35页。)进入20世纪80年代，呼吁重新界定安全并将环境问题引入安全研究的著述大量产生。(注：参见：Richard 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983;Hal Harvey,“Nature Security,”Nuclear Times,March/April 1988;Jessica Mathews,“Redefining Security,”Foreign Affairs,Vol.68,No.2,1989;Norman Myers,“Environment and Security,”Foreign Policy,No.74,1989;Neville Brown,“Climate,Ec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rvival,Vol.31,November/December 1989。)1988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发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在第11章“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中专门 阐述了安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指出“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持续发展的概念是 直接相关的。”(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据西方学者考证，“环境安全”的首次使用是在198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注：Mattias Finger,“Glob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Military,”in Tyrki Kakonen,ed.,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p.178.)在该概念的内涵 上，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分歧：首先，就环境安全的研究范围来看，有人主张应研究来 自全球环境的威胁，有人主张应主要研究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威胁，尤其是要重点研究不 可再生资源枯竭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其次，就环境安全研究的分析单位和分析层次也存 在分歧，有人主张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在国家安全的框架内考虑环境问题；有人主张从 个体以及全人类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造成的威胁。(注：参见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 全问题研究述评》，第36～37页。)事实上，关于第二点分歧已经涉及了关于非传统安 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即非传统安全涉及个体、国家、地区、全球等多个层面。
第二，环境政治理论不断呼吁和诠释环境安全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使环境安全研究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总结西方学术界呼吁将环境问题纳入安全研究的观点和主张，主要包括：(注：参见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第36～37页。)(1)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安全注意的“战略迫切性”不复存在，军事安全的威胁地位大大下降，研究国家安全的其他威胁成为可能。(2)环境问题已经构成对国家和世界的现实威胁，应纳入安全研究范畴。(3)安全概念不是一个僵化不变的概念，应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将环境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会使安全研究更具生机与活力。(4)资源与环境问题可能导致日益危险的国际冲突，并对安全构成广泛的威胁。(5)传统的安全定义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扭曲了全球现实的图景和政策的优先次序”。(注：Gareth Proter，“Environmental Security a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Current History,May 1995,p.218.)
第三，环境政治理论对环境安全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环境安全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确保全球环境安全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国际政治观念的分化。
在环境与生态问题上，传统的观点仍然立足于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的无政府状态体系这一基础，研究和分析环境问题引起的权力与利益、冲突与合作等问题。较重要的问题包括：(1)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于国际权力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2)在何种程度上生态要素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3)国际社会的组织机构和现有机制怎样以国家间合作的方式，促进环保问题上的认同和管理?而所谓的“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塑造世界政治的新观念、新范式、新方法的过程中，全球生态 带来的挑战可能最具穿透力”。他们的结论是：国家主权的逐渐弱化；国际国内界限的 日益模糊；全球经济与环保过程相互制约；在NGO的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注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588～605页。)
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批判理论”作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者，“它已构成了一个新的重要学派，一个具有强烈左翼倾向的、反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学派。”批判理论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使古典的国家安全观念(national security)逐渐朝新型的世界安全(world security)观念的转变。”(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 647、673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宣称以建构主义作为安全研究方法论的哥本哈根学 派认为，“批评安全研究”既强调安全的客观属性，同时也具有强调安全为社会关系所 建构的建构主义色彩。“批评安全研究”反对确定安全话语，往往试图提出其他安全问 题，比如，环境问题、贫困、失业，将它们当做更为重要和更具威胁的事务。(注：巴 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第270页。)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研究各派别与客观主义 和建构主义的关系用下图进行了描述：
注释：
(28)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第271页。
针对传统现实主义重视国家安全而忽视个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特征，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克指出：“安全观似乎常常与精英和政府的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保持联 系，而不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发生关系。更要紧的是，安全观常常与‘国家的公民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联系在一起。”他在此基础上指出，真正的“安全主体只 能是民众，不是国家，不是精英，也不是富人，不是强者。”(注：R.B.J.Walker,One World,Many Worlds:Struggles for a Just World Peace,Lynne Rienner Publishers,Boulder,CO and Zed Books,London,1988,pp.119—128.)沃克还以“世界安全”的观念 向“国家安全”观念提出了质疑：“‘世界安全’概念的确与‘国家安全’概念密不可 分，因为国家主权仍然支配着这个世界，但是，世界安全观念试图质疑以国家安全定位 的安全观念，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认同意识。它认为以国家安全定位的安全意识和政 治认同，是以其他实体和集团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如种族冲突、恐怖主义、人权受制、 饥饿、性别歧视、环境退化等，后面这些概念已经是当代安全讨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们促使人们不得不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注：R.B.Walker，“Security,Sovereignty,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Alternatives,Vol.15,No.1,p .27.)考虑到以国家安全为名在军事力量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却在“9·11”事件的恐 怖袭击下使美国民众陷入长期的恐慌之中以及中国在应对突然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症(SARS)中所体现的国家公共安全体系的脆弱，沃克的分析和警告的确发人深思。批判 理论所涉及的个体安全和全球安全层面的安全事务多数也正是时下人们讨论的非传统安 全问题。在批判理论的影响下，“文化认同政治”的研究视角被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彼 得·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的规范和认同》(注：Peter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就是运用文化认同原理分析国家安全与世界政治 的典范，并指出国家的安全环境不仅依赖于物质内容，也深受文化和制度内容的影响。
真正运用建构主义方法进行安全研究的是以巴瑞·布赞、奥利·维夫等人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他们由于提出了“古典复合安全”和“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西方安全研究最为显赫的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安全化也就是主体将“存在性威胁”上升到安全事务的过程，其安全研究的理想是不主张无限制地扩展安全的外延，而通过“非安全化”逐步实现人类和平。但在安全领域的确定上，哥本哈根学派反对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而主张“在宽泛议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安全分析框架，它将兼容传统主义的主张。”声称“我们想要通过探索对指涉对象的威胁以及那些威胁的安全化，建构安全研究的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使其适用于军事领域也适用于非军事领域。”(注：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第6页。)哥本哈根学派的建构主义从欧洲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中得到了启示，并把“地区”视为最合适的研究层次，其中固然有诸多的问题和缺陷所在，他们所倡导的“非安全化”不仅否定了国家安全动员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目前也远不能为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但他们所进行的新安全研究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领域的界定来看，他们明确将安全领域划分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五大领域，显然包括了非传统安全。巴瑞·布赞指出：“通常来说，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进攻和防御能力这两个层次的相互影响、互动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并且给它们以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维持能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作为基本的支撑维持着全人类进取精神依赖的系统。”(注：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第10页。)
布赞认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并非相互孤立。每一个安全问题中确定一个焦点以及一种要求优先性的途径，但所有这些领域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布赞之所以将安全领域分而治之，正是为了与战略研究中的军事主导地位相对抗，战略研究关注的安全，国家面对外部军事威胁的安全，现在不过是一个国家所要面对的五种威胁形式之一罢了。当军事安全不再被视为当今世界惟一的安全形式，开始了人们对 安全的新思考，安全研究的议程被拓宽了。”(注：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 译者序，第27页。)
在安全分析的单元问题上，哥本哈根学派认为需要对三种类型的单元进行区别：(1)指涉对象：对生存有一种合理要求及被视为“存在性威胁”。(2)安全行为主体：通过宣布某事——一个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使问题安全化的行为主体。(3)功能 性行为主体：影响一个领域动力的行为主体。(注：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 第50页。)其基本的论点是在安全事务中，无论是安全的指涉对象和行为主体都远非传 统的安全行为主体——国家所能承载，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网络，“是一个行为主体 相互竞争的区域”，(注：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第52页。)它们将民族、文 明、环境、公司、个体都纳入到了安全分析的指涉对象之中，而针对特定的行为主体尤 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NGO组织在特定安全“问题领域”的作用而提出了“功能性 行为主体”的范畴，这对于认识非传统安全的复杂性和多样化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对军事、政治、环境、经济、社会领域的安全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哥本哈根学派 将“指涉对象和安全行为主体”、“功能性行为主体”、“威胁和脆弱性的逻辑”、“ 地区化动力”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对各自领域的指涉对象、安全行为主体、功能性行 为主体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于各安全领域的共性与特殊性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许多分 析对于开展和深化非传统安全研究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意义
IPE理论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通过政治与经济研究的结合，使经济安全进入了安全研究的视野；通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结合，使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与国家安全一起成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层次；通过对非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军事问题的研究使安全指涉的对象多元化，使安全的范围得以拓延，等等。而这一切也恰恰构成了今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IPE理论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意义也恰如以新安全论著称的哥本哈根学派所做的评价：新安全研究“分析框架的多数议程都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程，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超出单纯的安全事务而将之变成其他领域的问题”。(注：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第259页。)从其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来说，它不仅对于打破传统的经济与政治二分法的学术传统，对国际问题进行全面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而且对于从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视角出发，多层次、多视角、多学科地关注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政治理论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它将环境安全引入了安全研究，并对环境安全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其次，它不断呼吁和诠释环境安全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使环境安全研究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再次，它对环境安全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环境安全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确保全球环境安全 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国际政治观念的分化。从其对中国的启 示意义来说，在理论层面如何确立环境政治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对处在现代化 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理性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在国际层面如何参与全球环 境治理及国际制度建设，如何处理环境因素诱发的双边或多边国际争端，都是中国所面 临的紧迫课题。
批判理论对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最大理论贡献莫过于其思维观念的变革，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还是人的安全与全球的安全。它对于中国的启示意义在于，或许脱离国家安全抽象地谈论人的安全与全球的安全是无法接受的，同时也不符合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国际行为主体的现实，但中国国家安全理念的确立却可以从中受到启示，中国的安全应该是复合的和双向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下的人的安全；以关注和参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为世界关怀的国家安全理念，以确保国家安全为底线的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理念。
建构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其理念和方法论的变革，“安全化”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不同层次的安全主体在安全的社会建构中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上来说，其“非安全化”的理想固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对于中国而言，在关注和处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如何规避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泛化，妥当把握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外延上的度量，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其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如国际制度理论、全球化理论、依附理论、未来学、女性主义理论等诸多的理论流派中，都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不同程度和不同视角的涉及，并且同本文所论的几大理论流派有交叉通融之处，考虑到篇幅限制和作者的驾驭能力，只能留待以后或他人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