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学长郭沫若的创造社“中大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学长论文,中大论文,文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四川乐山人郭沫若(1892-1978)一生曾经写下了110万字的自传，其字数之多、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新文坛之最。1996年列入江苏文艺出版社“名人自传丛书”的《郭沫若自传》，则只有21万字。还好，这本书叙述郭沫若1926年前往国立广东大学就职的情形，不仅脉络清晰，而且生动传神。我们先看以下这段：
不记得是那（作者按：当为“哪”）一天了，总得在二月尾上罢。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过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那时候田汉也住在上海，广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担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过他，劝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狮派”的遏阻，他是决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环龙路，才晓得王独清回来了，在中饭时分来访问过，不一会还要赶来①。
有些校史资料认为，推荐郭沫若来广大任职的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林祖涵（林伯渠）②。动议这一聘任的时候，陈公博尚在国立广东大学代理校长任上（1925年12月底至1926年2月）。那时的校长是顾孟余，1925年11月底被任命，但他好像不怎么在乎这个职位，一说他1926年春夏之交才到广大③。一说他直到1926年6月去职，从未到职视事④。要不是汪精卫的一再恳求，陈公博其实也不愿意做这个代理校长，幸好汪精卫同时给陈公博留下了后路：“你先去把罢教风波平息，然后另找别人去干怎样呢？”⑤
所谓“罢教风波”，跟邹鲁的“北上”密切相关。顾孟余之前，邹鲁是校长，而且是国立广东大学的创校校长。孙中山去世后，邹鲁先在北京开了“西山会议”，后在上海开了跟广州同样名称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陈公博《苦笑录》中的说法：“邹先生在离广州的时候，大约也不打算南返，于是广东大学遂鼓起罢教风波。一般邹先生所聘来的教授，自然不便说要挽留邹先生，因之抬出经费无着的口实，开始罢教。”“广东大学当日的情形，很有点骚乱而无法镇定的样子。”⑥
广东大学创校还不到两年，麻烦却这么多了，郭沫若在大上海当是有所耳闻的。但是，接到广大来信后，郭沫若当下就回了信，并要学校寄来旅费。他还建议学校同时聘请郁达夫，以及法国留学归来的王独清。之所以会去广东，因为它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惟一的地方”；之所以要拉上才见过面的王独清，是因为听说他和汪精卫一个姓曾的秘书相识，可以成为“一个相当有力的助手”⑦。《郭沫若自传》继续写道：“在三月十日左右，广大有了回信来，对于我所提出的条件，一概照办，把聘书和旅费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带来了上海。”旅费一共600元，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每人200元，“穷得连馆债都不能付的独清，自然是欢其天而喜其地的”⑧。
1920年5月留德之前，宗白华是《时事新报·学灯》的主编。其时还在日本福冈学医的郭沫若，在上海这家有名的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新诗，从此蜚声中国文坛。1923年3月，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医学士学位。这时，有人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职，也有人高薪聘请他做医生，他都拒绝了，他对一个朋友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须创立新文学。”⑨郭沫若1921年7月上旬在日本跟一群志同道合的留日朋友创建了文学团体“创造社”，要实践的也正是这种“革命文学”的远大理想。这一理想到了广东以后能实现吗？
常云湄、蒋光慈以及田汉不愿去广东，但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3月18日一同离开上海南下了。关于这个日期，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了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⑩世界史上的“三·一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必管了，因为对于1926年3月的中国而言，更不平常的历史故事还在后头——蒋介石20日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这个时候，郭沫若一行正在从上海到广州的海上漂泊着……
二
整个海上航程将花费5天。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先去熟悉一下跟郭沫若同船的郁达夫、王独清，他们不久就要成为中大校友了；还要去会一会早已成为中大校友的另一个人。
浙江富阳人郁达夫(1896-1945)，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跟郭沫若一样，《辞海》文学分册对郁达夫也有专门的词条，其中说道：“抗日战争时，在香港、南洋群岛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新加坡沦陷后，流亡于苏门答腊。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队杀害。”(11)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段叙述，因为正是从遇害那时开始，郁达夫的死亡之谜就流传了开来，至今仍然是中日学者间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心的读者不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华文摘》以及前几年的《社会科学报》找资料看看，我这里要推荐的则是夏季风以此为原型写的中篇小说《苏门答腊的犀牛》，发表于广州的《花城》杂志2003年第1期。
陕西西安人王独清(1898-1940)有首《我从Café中出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诗，法国象征主义的味道十足，网上很容易搜寻到：
我从Café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惫，
我不知道
向哪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Café中出来
在带着醉
无言地
独走，
我底心内
感着一种，要失了故国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跟郭沫若、郁达夫相比，王独清的名气小得多，根本不属于同一个重量级。目前中大的校史文献，对他缺少必要的介绍。其实，1927年9月29日，鲁迅写的《再谈香港》，提过王独清的名字(12)。稍早一些，钟敬文在《送王独清君》中写道：“王君是一个流浪的诗人。我重复着这样说。他的生命就是一首美丽的诗，更用不着细味他的作品。他住过樱花烂漫的日本，他住过百合花芬芳的法兰西，他住过山水妍碧的意大利。不但住过，并且在那里深深地销磨着他年轻的年华和美梦。富士山的烟云，巴黎市的咖啡，罗马皇城女郎的柔情，他都尽情地狂吻过，陶醉过。呵哟，这样的一种诗的生命！”(13)总的说来，“创造社诗人王独清，在现代文学史上口碑不佳，素有争议，可以归入文坛的另类，但他早期诗歌的成就，影响却不小，现代文学史上又不能一笔抹煞”(14)。
在郭沫若的笔下，王独清“的身材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愧是从巴黎回来的人，看装束就有点像雨果的儿子”；他还很结巴，第一次跟郭沫若见面时的自我介绍是：“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独清。”“酒是我们的好朋友，但独清却是不能喝酒的。他喝了酒还有一种脾气，便是喝到将醉时要伤心地哭”，奇异而不足奇异的是，他喝醉了酒后，平常很结巴的“口”居然一点也不“吃”了(15)。
十分感谢一代文豪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力，一个栩栩如生的王独清才挺立在了我们面前。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从中大校史的角度看，下面这一叙事才是最重要的：
王独清的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而且似乎还是同学。王还在巴黎的时候，曾和我通过信，也曾寄过一些诗的译作来，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们是不曾见面的(16)。
郑伯奇也是创造社最早的成员，因此，郭沫若笔下的“我们”指的是创造社的“同志们”。王独清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译诗，是否也算得上郭沫若、郑伯奇的同志呢？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去参阅王独清研究专家李建中在《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发表的《王独清与创造社友人交谊考释》一文。在中大校史的意义上，对创造社抱持友好、参与态度的王独清，现在已经跟随着两位创造社的创始人一道南下，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更何况，广东大学这边正有一位创造社的重要人物在等候着战友们的到来！
这个人就是湖南新化人成仿吾(1897-1984)。《郭沫若自传》对成仿吾有很多描述，下面这段值得抄录：
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他很少说的中国话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会面的人，真不容易听懂。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的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清晰的一个(17)。
有篇传记介绍了成仿吾的主要经历：年轻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造兵工程，精通好几门外语，跟自己的兄长编纂过《汉英辞典》，发表过许多小说、诗歌和评论，1928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8)，延安时期出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1949年后担任过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有点遗憾的是，这篇传记把著名红色教育家成仿吾供职的第一所大学“广东大学”误写为“广州大学”(19)。
三
3月23日早晨，创造社的3位“领袖”以及一个“粉丝”，终于在广州会合了。双脚踏上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后，郭沫若顿时生发了一些很“真切”的感受：
憧憬了多久的广东，到了之后所感到的，却也并不是什么乐土。码头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话既不通，人手又杂，实实在在弄得人有点头昏。但是有一种景象觉得比任何名画家的圣母玛丽亚还要动人的是那些穿着黑而发亮的香云纱、驾着船、运着货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女人，身上的浮脂为生活的重压和南方的炎热所榨迫干净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并不羸弱，倒显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铜筋铁骨的风味。而她们之中的大多数还在背上斜背着一个婴儿。那紧张着的全身神经，像鹰隼一样，在生活战线上飞来跃去的身手，真正是无上的画材。但这样的画我是还没有看见过的(20)。
林祖同在上海把聘书和旅费交给郭沫若时，曾交代郭沫若到广州后先去找林伯渠。于是，成仿吾把郭沫若一行从码头接到旅馆住下后，就径直去了林伯渠家里。林伯渠不在家，但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这时正在林伯渠的书房里。他就是毛泽东，且看《郭沫若自传》的描述：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21)。
既然引用了《史记·留侯世家》中的赞语，郭沫若应该会注意到司马迁接着抄引的孔子语录：“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资料员时，大博士胡适就犯过类似的错误。当然，毛、胡之间的这个掌故那时尚未流传开来。事实上，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间很短暂，双方大概都难以浮想联翩。不一会，林伯渠回家了。毛泽东跟林伯渠商量了一会，也先行告辞了。
湖南临澧人林伯渠(1886-1960)与中山大学也是有些关联的。有校史资料指出，林伯渠“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的身份在国立广东大学中共党内过组织生活，他每月交纳党费80元，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和瞿秋白一起推荐郭沫若到国立广东大学任教。当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时，他被特聘为筹备委员”(22)。郭沫若给林伯渠（林祖涵）画的“素描”则是：
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派，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23)。中饭在林家吃的，午后林伯渠、成仿吾把郭沫若一行引到广大去接了头。28日，他们搬进了学校。《中山大学编年史》开始记录郭沫若的行踪了：
3月23日 郭沫若、郁达夫和刚从法国回来的王独清应聘为国立广东大学教授自上海乘船到广州，先期到校的成仿吾教授到码头迎接，当天在林伯渠的寓所，郭沫若第一次会晤毛泽东。
3月28日 学生召开大会，迎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黄尊生等应聘来校任教授。并请文科学长郭沫若宣布整顿文科计划(24)。
四位创造社同仁在国立广东大学的任职情况如下：郭沫若，被聘为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郁达夫，被聘为英文系主任兼教授，同年11月改聘为法科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成仿吾，被聘为文科兼预科教授，1924年6月至1925年1月他曾聘为理科物理系教授兼德语教授；王独清，被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25)。1926年，郭沫若34岁，郁达夫30岁，成仿吾29岁，卫独清28岁，如此年富力强，正好大展宏图!只是历史给他们在这里的时间有些吝啬：这一年的7月，郭沫若走了，12月，郁达夫又走了；第二年的5月，王独清走了；8月，成仿吾也走了……
四
同意郭沫若来广大任教的当是陈公博，给郭沫若发聘书的则是褚民谊。浙江吴兴人褚民谊出身于名医世家，192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雌兔的月经和性欲现象》一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因故被张静江、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戏称为“兔阴博士”(26)。褚民谊也是汪精卫的连襟，但他跟陈公博一样，就任的仍是代理校长。校长只能一再被代理，似乎可见其时广东大学的“校园政治”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特别的复杂。
校园政治再复杂，也遏制不住革命师生高亢的爱国主义。3月29日，也就是搬进学校后的第二天，郭沫若就参加了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活动。3月30日，他在广大追悼北京“三·一八”殉难烈士会上发表了演说。在这次演讲中，郭沫若从孙文主义的理论高度对北京知识界名流章太炎、胡适的“帮凶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提出要“拌死命打倒”屠杀无辜学生的段祺瑞政府：
……自孙中山先生提倡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以来，一般麻木不仁的民众，还不知道这是惟一无上的救国方策，而属望于一般卖国军阀。一般所谓知识阶级者，如章太炎，胡适之之流，也是如此。章太炎不思吴佩孚是中国最大的国贼，是国民最恶的仇人，而偏偏为他歌功颂德，拍他的马屁，这真莫名其妙！即当段祺瑞在天津时，也很得了一般有知识者的信仰。犹忆前年曹吴倒后，大家都属望于他，大有此公不出，如苍生何之势，以为他大有可为。即他自己也高唱救国救民，然而现在他开排枪杀人，此他的救国之道！此他的救民之道！现在被北京殉难的烈士们，抓破其假面孔，露出他终究还是个穷凶极恶的大军阀！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个大军阀，我们只有拌死命打倒他，毫无妥协之余地！(27)
“拌死命打倒”段祺瑞政府，就是要尽力“促成北伐”——这也正是郭沫若要对听众们所号召的：“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么，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诸烈士最大的意义！”(28)
几个月以后，年轻的诗人郭沫若就要以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行营秘书长的身份，随军北伐了。但是，他现在还是国立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他的文科整顿计划还得一步步地来落实。就像鲁迅在日记里从未提过自己在中大上课的详情一样，郭沫若的自传也省略了这类记载。所幸，校史专家经过史料钩沉，梳理出了一幅文科学长郭沫若“勇于教改”的“战斗画面”。以下，我们主要根据黄义祥编著的《中山大学史稿》、易汉文主编的《中山大学编年史》，复述这个故事(29)。
郭沫若之前，文科学长是著名学者陈钟凡。大约跟邹鲁的北上事件有关，陈钟凡1925年底也离开了广大，文科的学术空气顿时变得沉闷起来。学生不满意了，向褚民谊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一是要学校早日聘请一个“有学问肯负责”的人来做文科学长，二是请求革退5位“不良教员”。1926年3月12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有篇《广大文科生要求三事》，报道的就是这件事。郭沫若的到任，可谓满足了学生的第一个要求。实现第二个要求的担子，则撂到了新任学长郭沫若肩上。
这个时候，新学期早已开学。几个“不良教员”开设的课程，仍有部分学生选修，等到学期结束了再将他们“革退”，动静就不会很大。郭沫若和褚民谊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学生的要求更得尊重，于是，两人4月20日联名发出通告：“对于所有功课，一律从新改选，改选结果，如有必修科目停开时，将来有重开机会，可以再行补修，如无重开机会，本学期中所有必修科目之学分，可以如数核减。”这个方案其实给了那些“不良教员”下台阶的机会，但其间的“利害关系”也挺明显，你要砸我的饭碗，我就要让你不安宁。
联名通告一贴出，以黄希声为代表的26位文科教员竭力反对。他们倒也不敢指斥代理校长褚民谊，对郭沫若就不客气了。4月22日，在给褚民谊的信函中，他们认为郭沫若“藐视校章，侮辱教员”，请求立即罢免其职务，同时声明自即日起，“文科学科，一律停课”。为了扩大声势，他们把“致校长函”交给了《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把状告到了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还在校园里张贴了“敬告广大文科同学”书。
褚民谊找黄希声解释，说允许学生改选科目，完全是自己的意思，绝不是郭沫若有意要捣乱校章。这同样也是为了使黄希声等人体面地收场。然而，黄希声已经横下一条心，非得把郭沫若拉下马不可。这样一来，吃麻辣火锅长大的郭沫若反而坚定了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4月23日，郭沫若给褚民谊写信说：黄希声等人如此故意刁难，难以共事，校长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处分；如果校长以为我有失当之处，我就引咎辞职。
黄希声等人的行径，激起了师生们的愤怒。一时之间，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解决饭桶，煽动罢课”“打倒一切饭桶，无论西式、基督教徒、古董、八股先生。都要打倒”“文科此次择师运动，与良教师无涉”……4月22日，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开会决定：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民谊、郭沫若以及他们的改革文科计划；普遍择师运动于全校。这个区党部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生更是坚决站在郭沫若一边。4月23日中午，文科本科、预科全体学生在大礼堂聚会，成立了文科革新委员会，拥护郭沫若的革新计划，请求校方辞退黄希声等人。后来，这个学生搞起来的委员会不断活动着，成了支持郭沫若的中坚力量。
《郭沫若自传》第2章中有句话：“时代是在飞跃着，文章也只好飞跃了。”(30)关于中大校史上这场有名的“择师运动”，这里只能“长话短说”：最终，提出罢教的26位教员中，11位被郭沫若留了下来，其他15位被辞退，当中包括黄希声。《中山大学史稿》对此指出：“择师运动以不受欢迎的15位教授被辞退而结束，这是郭沫若到校后，文科教学改革的一次胜利，也是学校成立后第一次教学改革的成功尝试。”(31)
纸面上的“文科整顿计划”演变成了沸沸扬扬的“择师运动”，既在意料之中，也有点出乎意料。在文科学长的位上，它是郭沫若经历最深、印象也最深的一件事，当属无疑。与此相比，参加了3月27日至7月10日第72次至第83次校务会议（仅5月15日第77次会议未见出席名单），参加了改名国立中山大学的所有筹备会议，甚至跟吴稚晖、顾孟余、成仿吾、王独清、邵力子、陈公博、张太雷、恽代英、褚民谊、何香凝等人被聘为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的政治研究班教授，如此等等，一律算是例行公事了。
五
郭沫若确实属于“有学问肯负责”的那种人。4月13日，郭沫若以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身份成为“筹备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接受了订定《中山大学校歌》的任务，4月27日，它就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
一、浩然正气此长存，霹雳一声天下惊，叱咤风云卷大陆，倡导三民主义救民族，此乃吾校之衣钵，此乃吾校之衣钵。
二、白日青天满地红，新兴文化作先锋，匪行之艰知之艰，倡导三民主义重民权，此乃吾校之真铨，此乃吾校之真铨。
三、中原之中山大学，扶植桃李满天下，博审慎明还笃行，倡导三民主义济民生，此乃吾校之光荣，此乃吾校之光荣(32)。郭沫若订定的校歌，既是中大“第一代”校歌，也是中大“第一首”校歌，其校史意义是沉甸甸的。仅仅从校歌的字面看，你的脑海里或许会浮现出一个“旧三民主义”的郭沫若。其实，这个时候的郭沫若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新三民主义”者。正如1926年上半年所有的“新三民主义”者一样，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郭沫若，最念兹在兹的还是那件事——“北伐”。
《中山大学编年史》记载：1926年4月12日，周恩来、伍朝枢、穆南应邀到校演讲，郭沫若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33)。有的校史资料还说：“郭沫若当时兼黄埔军校教官，与周恩来、恽代英、顾孟余等，常应新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参加讨论，制订政治部工作方案，并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参加北伐。应周恩来邀约作具体安排，决定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中共党员、广大教授）出面，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推荐，使他得以任总政治部的宣传种科长（恽代英也通过组织手续安排郭沫若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又任中校衔(34)的行营秘书长。”(35)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说郭沫若1926年在广东大学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择师运动”，它成就了郭沫若在教育史上的“教改者形象”；其二是“北伐筹划”，它成就了郭沫若在革命史上的“革命者形象”。从中国现代史看，革命史比教育史紧要得多，所以，郭沫若“革命者形象”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是其“教改者形象”所可比拟的。
1926年4月22日夜半，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宿舍里写了一篇《我来广东的志望》（原载《革命生活》旬刊1926年第5期）。那时“择师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郭沫若心里真正想的依然还是“制度革命”：
总之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我们中国的文化已经达到衰老期了，我们非有一番革命的精神，从新创造一番新兴的文化，我们的破坏事业即使成功，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是落后的民族。我们要改造中国，同时更要改造世界，那我们在破坏之外，同时必须养成一番建设的本领。所以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我们是肩担着两种使命的：一种是打破现代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其他一种是创造一种更高级的新的制度(36)。今天，我们更需要从“大历史”的高度，来审视《郭沫若自传》中的这段“个人总结”：
在未到广东以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便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穆木天、郑伯奇，在几个月以后也都先后到了广东，虽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过创造社的分社，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识是和它渐渐疏远了。因此，我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和蝉联着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们写在这儿(37)。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郭沫若“逐渐改变”了创造社的理念，并跟创造社“渐渐疏远”呢？有个答案未必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以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创造社进行的是“文学革命”，北伐战争进行的是“武装革命”，两者有着天上、地下的区别。“天上”的东西多少有些虚幻，再怎样“别求新声于异邦”，也只是书生文人的“挥斥方遒”而已。“地上”的东西是实在的，会流血，甚至会牺牲，但“驱除待命有先锋”，实践的是革命战士“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正是在广州的四个多月里，郭沫若真正地完成了人生之中最切合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重大转变：1926年6月中旬，加入了国民党(38)；尤其是从一个做着“文学革命”之梦的先进知识分子，变为了一个“投笔从戎”的革命战士。
1926年3月23日，郭沫若在林伯渠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4月12日，在广东大学的讲座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郭沫若得以完成自己人生中这个重大的转变，未必跟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关系，周恩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把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大历史挂起钩来，是中大校史的一个书写传统。顺着这个传统，我们更应知道：郭沫若1926年从一个“革命诗人”嬗变为一个“革命战士”，同样也是中大校史的一笔宝贵财富。
再怎么演变、嬗变，也得有个过程。郭沫若要“诀别”创造社，并不会那么“简单”。你已经从我们前面的叙述看到了：创造社的“三巨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成了广东大学文科的教授，其他成员郑伯奇、穆木天后来也来到了广东，创造社的各项事业在广东也开展了起来。有个资料更形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过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其中有本《老中大的故事》；书前插页有张4个人的合影，文字说明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在中山大学”，这张照片跟鲁迅与许广平的合影一起合成后，还印在书的封面上。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创造社“中大版”。对于郭沫若来说，创造社“中大版”无异于自己的“绝版”。《郭沫若自传》写道：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只是由广东到广东，即是由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广东出发，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广东的那一段。在这一段的期中我和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的。这一年中和以后的创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只好让别的朋友们来补写，假如他们是有写的兴趣(39)。
郭沫若这一抉择，除了郁达夫、王独清之外，显然也是创造社其他许多成员后来的人生归依。倪墨炎在《创造社被封》一文中写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一大批骨干成员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成仿吾、郑伯奇、潘汉年等都投身到了革命战争第一线；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创造社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在两个革命团体中完全衔接了起来(40)。现在，最好的注脚来了：1926年7月21日，创造社的“缔造者”郭沫若一身戎装，走在了北伐队伍中，创造社的“铁杆兄弟”李一氓做了这位宣传科科长兼行营秘书长的秘书；后来，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一氓是入党介绍人之一(41)……
有个疑问这里该解决了：《老中大的故事》插页和封面上那张4个人的合影，另一个是谁呢？其实就是王独清，从左至右，依次为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人是历史的人质，“托派问题”影响了王独清的“身后名节”几十年。所以，顺便也要把很多年前从《读书》杂志上见过的一段文字抄下备忘：
有一张摄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州的创造社同人的照片，多少年了，我所见的无论是关于创造社的书，还是郁达夫、郭沫若的文集、传记，这张照片上全是三个人，即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可是最近拿到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我发现这张照片上竟是四个人，还有站在旁边的王独清。这么多年来，我们所看到的竟是残照！(42)
六
郭沫若去北伐了，接任“文科学长”职务的正是说话结巴、喝酒就醉的王独清，只是称呼上有了变化，叫“文科科务会议主席”；到了1927年3月1日，《国立中山大学规程》又把“文科”改称“文史科”(43)。这些变化郭沫若未必会关心，但那个被革退了的黄希声，几个月后居然重回广大任教，他会惊讶吗？
依据1925年出版的《国立广东大学概览》，黄希声是哲学系主任(44)。跟郭沫若一样，黄希声也是1926年4月13日确定的筹备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是作为文科教员代表被选上的(45)。1926年7月31日至8月6日，黎国昌、陈宗南应邀参加在清华举办的科学研究会，会后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为学校争取了3个教席名额，其中一个名额就给了黄希声，让他回来做了讲师，时在1926年学年度的第一个学期(46)。在1925年出版的《国立广东大学概览》上，陈宗南是化学系主任(47)，跟黄希声一样，黎国昌也是筹备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作为理科教员代表入选(48)。
勾勒这些人事脉络，倒也不是要说黎国昌、陈宗南让黄希声重新回来了，但黄希声在学校的人脉之深，可见一斑。黄希声重回学校，倒也不意味着几个月前的“择师运动”失败了，但你总会隐隐约约地感到“大学之道”在中国大学百年中的呈现与敞开，始终伴随着人际关系的作用，它不容易说得很清楚，有时能量却无比巨大。在中大校史上，“人情之道”干扰并击溃“大学之道”的例子，也时或出现。有关例证，请让我们在适当的机会去遭逢。
有点意料之外的是，自从1926年7月31日离校后，郭沫若的身影只是偶尔闪现在《中山大学编年史》中：1937年12月7日，郭沫若参观刚刚建成不久的中大石牌校区；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81名院士中有18名是先后在中大任过教的，其中就有郭沫若；1952年1月28日，郭沫若致信中大文学院老师，感谢各位老师写信祝贺他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6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与各界代表及知名人士共商国是，会议结束，毛泽东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先走，郭沫若等人请毛泽东先走，许崇清校长照下了这个场景……(49)
次数是少了点，但郭沫若与中大的联系毕竟难以剪断。比如，1948年1月3日下午，“一群已离了学校的中大师生在海边一幢洋房的四楼举行新年团拜”，“响亮的掌声催郭沫若先生站起来讲“一年来中国的文艺运动及其倾向”(50)。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大度过，同为史学宗师，郭沫若与陈寅恪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北大历史系师生，信中说道：“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51)陈寅恪生于1890年庚寅，属虎，庚寅之庚在五行中归金，郭沫若生于1892年壬辰，属龙，壬辰之壬在五行中归水，加上郭沫若耳背，陈寅恪目盲，于是，1961年3月，两位史学宗师在康乐园做了一副“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的对子，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和中山大学秘书刘翰飞见证了这个场面，“这副对子后来经冯乃超之口传出，成为两位文史大师友谊的一则轶事，在中山大学一些人的口中流传，对子得以保留下来”(52)。这个对子的立意很高，只是两人广州见面一事，不见于《郭沫若年谱》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我们的《中山大学编年史》。
在中国现代史上，郭沫若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而且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1949年后，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包括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还有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相比之下，国立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分量，似乎“轻”得不值一提。但是，要确认郭沫若在中大文化校史、中国大学文化百年史上的位置，1926年3月23日至7月21日这段日子，又“重”得要我们大书特书。
跟北大无缘，跟中大有缘，这就是郭沫若与大学的缘分。这里，真的有必要再次摊开《郭沫若自传》，读一读当年郭沫若拿了医学士学位后何以没有去北大的那段记述：
张凤举那时候在担任北大教授，他写过一封信给我，劝我到北京，说是周作人先生也有这个意思。他说北大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劝我去担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计较。他又说，知道我的周围有一位陶晶孙，他希望我介绍给他做朋友。晶孙我介绍了，但是北京我却没有意思去。我在日本虽然留了八九年的学，学的并不是文学，所谓东洋文学尤其外行，我当然没有去教人的资格(53)。
不算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个兼职，郭沫若一生在大学里任教的情形很少。1925年，郭沫若在大夏大学做过两个月的讲师，教《文学概论》(54)。除此，郭沫若真正的大学教授生涯就是广东大学的4个多月。《郭沫若自传》把这段经历放到第2章《学生时代》中，也有点意味深长。今天，举凡中大比较正式的学校介绍材料，如果只提两个知名校友，第一个必然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郭沫若。郭沫若比鲁迅先来任教，所以，中大“名师传”的第一把交椅让郭沫若坐了，鲁迅先生大概也是不会“介意”的。
注释：
①⑩(16)(17)(20)(21)(23)(30)(37)(39)(53)《郭沫若自传》第118～119、123、118、79、123、123-124、124、125、124-125、125、9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③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第63、7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参见罗永明主编：《我们的中大》，“中山大学历任校长”第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⑥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26-27、26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⑦⑧(15)参见《郭沫若自传》第120、120-121、119-12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⑨参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卷）第108-1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辞海》（文学分册）第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12)参见鲁迅：《而已集》第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3)钟敬文：《沧海潮音》第32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高信：“王独清后期二三事”，载《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
(18)成仿吾著有《长征回忆录》一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中大校史上，究竟有多少人像成仿吾一样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个值得考证的题目。
(19)参见李少先主编：《中国教育名人传略》第20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2)(25)(32)(35)参见李尚德主编：《凝聚中大精神》第359、217、221-222、22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4)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编年史（一九二四——二○○四）》第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参见戴晨京编：《学者的悲哀——从政文人的最后结局》第413页，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
(27)(28)郭沫若：《在国立广东大学追悼北京殉难烈士会上的演说》，载易汉文主编：《金声玉振——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第15-16、1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46)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第63-66、66、7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编年史（一九二四——二○○四）》第10-1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第6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43)(45)(48)(49)参见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编年史（一九二四——二○○四）》第8页，第12、15页，第9页，第9页，第30、48、58、6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一说为上校。参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卷）第16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转引自舒宝明主编：《校影》第4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8)(54)参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卷）第160、14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0)参见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第11、1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
(41)参见李建中：“王独清与创造社友人交谊考释”，载《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42)周立民：“戏弄历史”，载《读书》1997年第10期。
(44)(47)参见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13、1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0)参见《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载《迎接新中国——郭老在香港战斗时期的佚文》第8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1979年版。
(51)转引自刘梦溪：“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52)参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317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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