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时代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的重要性重新被发现，以企业的网络组织为特征之一的地方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集群)正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全世界出现了以硅谷为典型代表的集群现象。关于产业集群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学派主要有以韦伯(Alfred webber)为代表的工业区位经济理论、马歇尔(Marshall)的规模经济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帕鲁为代表的增长极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为代表的产业集聚经济理论、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以及后来的新产业区学派等[1]。他们的理论都强调集群中的集体学习、地理临近性、相互信任和技术创新溢出等内生成长因素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重视区域内社会文化和制度动态性产生的创新氛围，关注区域内行为主体的正式、非正式联系。并认为，正是基于地方的制度文化环境和非正式联系网络，才支撑区域持续快速地发展。
这些理论对于研究产业集群优势以及集群发展对带动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现象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以及集群发展时面临的各种风险，各国的集群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和挑战。由于集群自身特性，集群发展的刚性，集群内企业容易形成战略盲点；集群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战略协同、过渡竞争导致的“柠檬市场”、区域锁定等集群发展中可能导致的风险。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为了增强集群的竞争力，促进集群的可持续发展，集群升级研究则日益重要。不仅集群内企业间紧密合作，发挥正式及非正式网络的作用促进创新，提高集群的竞争力，而且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任何集群都不是一个保守而封闭的系统，集群所依托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网络，区域经济发展已纳入全球框架。因此，地方集群与区域外的联系、集群对区域外知识的获取、集群间知识的交流，对区域经济接轨国际市场、克服地方发展的锁定，并实现持续升级也变得日益重要。产业集群升级就是集群通过其内部的个体间加强经济业务合作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外部，加强和全球企业的联系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增强集群竞争力，获取更多的价值增值，达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目的的具有阶段性特点的活动。
2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集群成长理论
无论集群成长理论如何对集群发展的阶段性进行划分，集群升级存在于集群生长的若干阶段中，也促进集群成长的过程，并延长集群生命周期。集群成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集群的升级的形式。
2.1.1 集群成长的阶段性：
众多的集群理论家都认为集群的成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阶段划分理论。第一种是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克鲁格曼(1991)、波特(1998)、斯旺(1998)都认为企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存在某种生命周期形态，存在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一个典型的集群成长周期大体包括集群形成、持续增长、饱和与转型、衰退、死亡或复兴成长等五个阶段。Tichy G(1998)借鉴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时间维度考察了企业集群的演进，并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为诞生阶段(the formative phase)、成长阶段(the growth phase)、成熟阶段(the maturity phase)和衰退阶段(the petrify phase)。该理论表明并不是所有集群都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集群会由于外界和内部的力量丧失其竞争地位，走向衰败。保持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延长企业集群生命周期这必然要求在集群成长的各个阶段及时进行升级。
图1 Tichy G的产业集群生命周期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Bruso,1990)提出的两阶段模型被认为是第二种集群成长阶段理论。他的模型是根据对集群进行干预的时间先后划分的，认为集群是自发的组织。布诺梭认为第一阶段(Mark Ⅰ)集群自发成长，无政府干预。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实体服务(real services)。这一阶段称为集群成长的第二阶段(Mark Ⅱ)。
第三种集群成长阶段理论是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提出的基于进化理论的五阶段成长模型：地理区位型集群——贸易集散地型集群——劳动分工型集群——创新型集群——功能齐全的工业区(M.P.van Dijk,1997)。他长期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集群进行研究，尤其对印度、秘鲁以及非洲国家的一些企业集群做过实地调研而得到的五阶段成长模型，并认为马歇尔式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高阶段，这样的集群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2]。
这三个模型各有特点，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集群成长所具有的高潮和低谷的周期性特点；布诺梭的两阶段论说明了集群在自发发展后，干预对于其发展的意义。范迪克的进化理论基于发展中国家集群发展的研究和实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定义了集群发展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特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集群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可以看出第一和第三种模型强调了集群发展阶段的自发性，而第二种则说明了干预对集群成长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三个理论仅仅从集群发展现象的描述总结角度定义集群发展的阶段性，没有说明不同阶段如何转型、升级，以及转型和升级的具体方法。
将集群成长划分为不同阶段，使集群升级研究找到依托。阶段的演变是积累的结果，升级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升级可能发生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集群成长的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演变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集群升级。集群升级可以看作是生命周期曲线的上升阶段。但是集群升级不仅仅是通过集群的成长演变得到的，其手段和形式是多样的。集群成长和升级研究覆盖内容大小的不同也表明了集群升级研究的必要性。
2.1.2 集群成长的动力机制
集群成长和集群升级研究的密不可分，使得集群成长的动力机制为研究集群升级的力量源泉奠定了基础。从技术、营销与管理三个方面展开，集群成长的动力主要有创新驱动(集群创新动力在于知识外溢效应(Krugman,1991))、市场驱动(依靠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OEM，ODM等拉动集群成长和升级)和学习驱动(组织学习与组织能力起关键作用)[3]。集群成长的创新驱动和学习驱动机制也可以看作是集群升级的动力源泉，集群升级也是受到内部创新、学习需求的驱动。对于集群成长的市场驱动机制也可以看作是集群升级的外部动力，还可以归纳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价值链(GVC)的嵌入和治理等方面。
2.2 产业集群竞争力
关于集群内企业网络联系的论述往往集中在集群形成后，网络联系对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影响，如韦伯的集聚理论(交易成本的降低，技术溢出等)以及集群形成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的佩鲁(F.Perroux,1950)增长极理论和循环积累因果原理(Myrdal,1957)等。对于网络联系增强后对集群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势的阐述主要集中在对集群竞争力的表述上，成为集群升级研究的良好基础。
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方面的主要有：因素观点(或是要素观点)，认为各因素的质量水平决定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强弱，因而强调的是质量导向。波特将集群看作一个整体，其竞争力取决于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者、需求状况、相关的支持产业、要素状况等。结构观点：包括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横向结构观点认为，集群内企业间存在生产、市场、技术、采购、基础设施等方面供应链上的正式关系和竞争，也存在基于声誉、友谊的相互依赖，共赢合作关系，因此产业集群是拥有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自学习属性的网络组织(Ahuja,2000)。而纵向结构观点(如Manuel,2001)则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企业层面(firm level)、集群层面(cluster level)、国家层面(country level)的竞争力的综合。Stamer(2003)将产业集群竞争力扩展为微观层次(microlevel)、中观层次(mesolevel)、宏观层次(macrolevel)和兆观层次(metalevel)。能力观点(Lynn和Fulvia,2000)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就是集群的能力(Competence)，主要体现为集群的创新能力[4]。产业集群竞争力体现了集群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既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基础，也是产业集群升级的最终目的。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为升级研究奠定了基础。
3 产业集群升级的形式
3.1 集群升级的基本观点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其形式和手段多样，至今仍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少集群理论工作者都从自己理论研究的内容和需要方面表述了集群升级的内涵。如波特认为一个产业集群经过10年的发展基本上比较成熟，若不及时升级则可能出现衰退(Porter,2003)[5]。日本学者Chikashi&Kishimoto认为集群升级可以看作是：一提高创新，加强合作；二将企业的生产活动转移以适应当地集群资源的特点的活动(具有设计能力但劳动力成本高的区域要放弃生产，从事设计)，也就是集群通过放弃低附加价值的活动转向高附加价值的活动而达到升级[6]。
3.2 集群升级的形式
关于升级形式集群理论工作者主要提出了两种观点(见表1)，一种观点从竞争力角度考察认为集群升级有三种形式：产品、效率、生产环节。Porter和Kaplinsky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认为要保证集群在从事贸易中对劳动和资本的收益获得竞争力的最佳办法就是升级——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率地生产，或移动到更具技能的环节(Porter,1990)[7]。
表1 产业集群升级形式
另一种观点认为有四种升级方式。但是关于这四种升级方式的提法不太相同。Kaplinsky&Morris(2001)从价值链升级的角度谈集群的升级，大致认为集群升级主要有四种类型：过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ion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的升级(Chain Upgrading)。过程升级指通过重新组织产品系统或引入高技术，增加投入产出水平；产品升级指新产品的研发、采用更复杂的产品线、比竞争对手更快的质量提升；功能升级指接受新功能或放弃旧功能，提高技能；链的升级指移向新的、价值量高的相关产业价值链。另外一种四种升级方式是从创新的角度提出升级的形式，提出了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过程升级和部门间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前面三个同Kaplinsky所定义的，认为部门间升级指运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能力转而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过程[8]。从上述的关于升级方式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三种升级方式还是四种升级方式，他们表达的内容是大致统一的，都认为集群升级的形式有生产更复杂的产品、有效率地生产和转移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只不过对这些内容的分类不同罢了。
4 集群升级的途径
谈论到集群升级的途径的主要观点有：集群应该从知识和创新系统着手、加强内部网络以及嵌入全球价值链等路径得到升级。根据集群升级的内容，Bell&Albu(1999)认为集群升级应该更注意知识系统(knowledge system)，而不是生产系统(product system)，因为生产系统是企业间的交易，包括原材料、机器、服务等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直接与物品的生产相联系的一系列活动，而知识系统中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过程的知识积累能导致升级。集群升级的目的在于重新定位集群，为了得到新市场或者用新的方式(如成本更低)得到旧市场，要求积极的搜寻能力和风险投资能力。
集群理论强调地区集群治理的重要性以及通过企业间及地方机构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持续升级。Humphrey和Schmitz认为升级的来源主要是在集群地区内部，与外界联系也经常被提到。
总的来说，外部世界的联系必须通过集群内组织和努力的提高来实现。也就是说，集群理论中提到的集群的升级有两种形式：一是本地区集群内通过企业间及机构联系加强，提高组织程度和努力程度而升级；另一种是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促进升级。但对这两种升级途径的详细描述中，目前多数集中在将集群内企业发展与世界联系，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向两端移动，即从低附加价值的生产制造向高附加价值的设计、营销等方向移动，以获得更多价值增值，并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而实现集群升级。
4.1 内部途径的理论基础
贝路斯与阿堪基里(Belussi,Arcangeli,1998)认为由产业集聚而形成的正式/非正式网络是当代产业经济的新特征，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他们代表了集群发展的新形式。(1)集群内企业经济业务合作网络程度的加深：产业集群研究始于19世纪20年代，从马歇尔的产业区位论(Industrial District)到当前的集群制度和进化经济论(Amin,1999; Nelson &Winter,2000)，都对集群企业的合作和竞争机制进行了探讨，阐明了合作竞争所带来的总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和集群企业共同拥有的核心竞争优势。(2)集群内社会网络的加强：把网络理论用于集群研究，一些以格兰诺维特维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弱联结”、“根植性”、“社会资本”的概念成为许多学者研究集群的工具。社会资本在新企业的建立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对集群内社会资本的研究(Porter,1998,2000)[9]。
集群网络的基本理论为研究集群升级奠定了基础。产业集群的升级的内部途径就是要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间的努力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通过不断加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发挥集群网络的作用，促进集群的升级。关于加强集群内部企业网络联系的研究比较广泛但不深入，集群升级的研究只是提出能通过加强集群内部企业间及机构联系来促进升级。但将如何将集群网络和升级联系起来的，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达到集群内部升级标准的文献很少。
4.2 集群升级的外部途径的研究状况
任何一个经济组织都不可能闭关自守，必须和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集群升级的途径也必然从外界的联系中得到。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外部途径主要是通过加强与外部联系，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来达到集群升级。
4.2.1 关于全球价值链(GVC)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1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UNIO,2002)[10]，全球价值链形式有生产驱动和需求驱动。Gereffi(1999，2003)等都根据全球价值链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能力的高低，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主要划分为五种，即市场(Market)、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领导型(Captive Value Chains)和等级制(Hierarchy)。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等级制分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和最高端[11]。
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段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地方产业集群就成了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属部分。成熟的产业集群往往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强与外部的联系，这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4.2.2 集群外部途径升级的实证分析
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形式进行集群的升级，许多学者对这些升级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如OECD对丹麦、芬兰、瑞典、比利时、美国、英国和荷兰这些国家产业集群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升级优化战略的设计等问题。
对巴西南部Sinos Valley的鞋业集群升级的实证表明：Sinos Valley的鞋业集群价值链是准等级制治理方式的典型例子，这种治理方式促进了集群产品和过程升级能力，但限制了集群的设计、功能升级。由卖方驱动的GVC不能促进集群达到功能升级。
还有的学者从产品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角度谈台湾PC产业集群的升级现象，将集群内企业间的连接划分为4类。认为20世纪80年代，台湾PC产业实现了从原始生产到OEM的升级，90年代实现了OEM的升级，即ODM/全球物流阶段。并认为学习知识及创新在集群升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产业集群的企业与他们全球客户的紧密联系对于集群升级是十分重要的[12]。
近年来，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迅速，但是从价值链角度看，我国产业集群往往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而设计、营销等环节较弱，因此对我国产业集群升级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则是十分有意义的。我国学者钱平凡(2003)调查我国淡水珍珠产业发展认为我国谈水珍珠产业集群升级的方向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升级。实现途径是强化集群效应，其最终的目的是做大做强我国淡水珍珠产业[13]。文嫮，曾刚(2004)以建筑陶瓷产业的实例分析为依托，探讨国内外集群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对本土集群的影响，分析当前国内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挑战，提出集群升级的可能途径[14]。
全球价值链和地方产业集群作为两种流行的分析范式，反映了特定产业在不同空间层次(全球与地方)的价值活动。集群要实现持续的升级，就必须不断调整自身和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处于不同产业类型的集群价值链分析，要结合产业发展历史和特征，了解产业的价值分布，充分利用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那些价值增加潜力较大的环节，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朝具有潜力的环节发展。从上述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和地方产业集群这两种分析范式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既挖掘区域的内部资源，强调内部联系，又获取外部资源，加强外部联系，获得持续升级；不同发展模式各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5 产业集群升级政策
关于集群升级政策，目前的文献多认为政府适当有效的政策有助于促进产业集群升级，但是关于政策所应侧重的方面的观点有所不同，主要认为政策应该在加强与集群外企业的联系和提高集群内知识创新和投入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种观点认为地区产业政策必须集中在创造一些项目及机会将集群内企业网络和全球企业相联系[15]。John Humphrey&Hurmitz(1995)介绍智利政府SMEs机构SERCOTEC在1990年引入了PROFO (Proyectos de Fomento)，举例说明加强SMEs集群网络和大客户的联系的政策能够促进SMEs集群升级的动态过程。Meyer-Stamer认为在追求促进拉丁美洲SMEs集群升级的目标中，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创新和知识驱动发展方面加大力度。因为拉丁美洲过去的几十年的保护性政策导致缺乏创新，开放政策能使公司更有效率。但是解放性政策对于将大量模仿的、标准化的SMEs升级为创新集群的战略也是乏力的，此时政策干预则是很重要的。还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培训投入，目的在于加强本地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要求人力资源和政策在较高层面相结合，获得升级必须的知识，以促进集群的升级。
6 结论
综合以上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发现，通过加强集群网络的内生生长因素促进集群升级，和强调全球产业网络，结合全球价值链分析区域经济现象和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成为集群研究的新热点。集群升级的内外两种途径、四种主要方式以及政府部门在集群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等理论和实践都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和运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但是笔者认为，产业集群升级的形式不应该仅仅限于上述四个方面，比如适合集群发展的文化氛围的增强、合作程度的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加强和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等等都可以称为集群的升级的形式。所以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形式、内容丰富，研究空间广阔。但是我国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仍然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而且目前的研究成果也仅仅限于引入国外研究理论成果、结合我国少数部分产业特点提出相关产业集群的升级策略的阶段。
尽管如此，已引起多数集群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并将指导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践活动。在理论方面，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还应该探讨关于集群升级的阶段性、层次性、形式、每个阶段的衡量指标和确定各行业的升级途径和形式的一般原则以及集群升级的政策建议等；实践方面，根据我国国情，针对不同产业的特征，将理论和不同行业的集群发展实际联系起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升级办法和政策。由此可见，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且存在广泛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