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梁三朝总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论论文,梁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1；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2-0104-04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进入多途发展阶段，其表现是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且种类繁多。在各类史书发展的推动下，史论即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评论，也逐渐走向深入。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论一向比较发达。《左传》每有评论，便假“君子曰”发论。其后，《史记》称“太史公曰”，班固称“赞曰”，荀悦称“论曰”，《东观》称“序曰”，谢承称“诠曰”，陈寿称“评曰”，王隐称“议曰”，何法盛称“述曰”，扬雄称“撰曰”，刘昺称“奏曰”[1] (《论赞》)，对史事和人物略加评论，阐述观点。秦汉时，还出现了一些史论专篇如贾谊《过秦论》、班彪《王命论》等。然而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皇朝史中都还没有出现过关于一个朝代兴衰的“总论”。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晋、宋、梁三朝总论略有评说[2] (P405—406)，其文虽未展开分析，然名家卓见，灿然可观。本文试就现存干宝《晋纪·总论》、裴子野《宋略·总论》、何之元《梁典·总论》等三朝皇朝史总论做综合评析，以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特别是当时史论的发展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并期对周一良先生所论，起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晋、宋、梁三朝总论及其作者
干宝(生卒不详)，字令升，东晋新蔡(今河南新蔡)人。“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3] (《干宝传》)。东晋初年，经王导(279—339)推荐，领撰国史。干宝一生著述颇丰，多达二十四种[4]。其中，《搜神记》三十卷为中国早期志怪小说代表作，而《晋纪》，则为其史著的代表作，并因“书简略，直而能婉”，而备受世人推崇。
裴子野(469—530)，字幾原，南朝萧梁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南朝萧梁时，裴子野任著作郎，掌国史、起居注。其曾祖裴松之在刘宋时，曾受诏续修何承天始撰之“宋史”，未成而卒。裴子野常欲继承先人之业，乃撰成《宋略》二十卷。因“叙事评论多善”[5] (《裴子野传》)，深受世人好评。
何之元(？—593)，南朝陈庐江灊(治今安徽霍山)人。南朝萧梁天监末年，任信义令。侯景之乱时，武陵王萧纪任其为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因谏阻萧纪起兵而被囚。后入北齐，到陈宣帝太建(569—582年)年间，陈军北伐，方回归南朝。何之元“幼好学，有才思”[6] (《文学·何之元传》)，所撰史书《梁典》，“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为三十卷”①。其评论特色鲜明，为后世史家所承继。
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及何之元《梁典》都是编年体史书，且都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或写亲身经历的前朝史。此前，一直尚未出现以“总论”形式综论一朝政治上兴亡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先例。因此，虽然这三部史书均已散佚，但其保存下来的总论对于了解晋、宋、梁三朝历史无疑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二、晋、宋、梁三朝总论的共同特点
干宝《晋纪·总论》、裴子野《宋略·总论》及何之元《梁典·总论》，都是从晋、宋、梁三朝如何取得政权谈起，继而论说兴衰经过及灭亡原因；又都是以“总论”形式对一朝的治乱得失进行概括。虽然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对晋、宋、梁三朝的历史认识各有特点，但其总论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从三朝兴亡的过程来看，三朝总论都能以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在三朝总论中对于晋、宋、梁三朝兴衰经过和败亡原因的剖析，各有侧重。但他们都能以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强调晋、宋、梁三朝的灭亡“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弊端积累所造成的。
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纵论了西晋一朝的兴亡得失，并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他首先评论了宣、景、文、武四帝的政治措施，指出宣帝的知人善任，景帝、文帝咸黜异图、用融前烈，武帝的重言慎法、仁俭及和而不弛、宽而能断等，是西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②。同时，干宝对惠帝一朝的政治予以评论，深刻揭示了西晋皇朝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7] (《晋纪·总论》)此外，在《晋纪·总论》中，干宝还充分运用了历史变化的思想。如通过对西晋五十余年的历史进行动态剖析，他指出西晋的败亡，“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不把西晋的败亡归咎于贾后个人，而强调是各方面弊端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是干宝的卓识。
裴子野在《宋略·总论》中分析、比较了刘宋各个君主的政治统治，同样认为刘宋的败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何之元在《梁典·总论》中剖析萧梁皇朝的败亡原因时，也认为其败亡“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显然，这种以变化的观点来看待朝代的兴亡成败，便于从较深层次揭示社会矛盾，尤其是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而不至于过分夸大历史演变中的偶然因素。
其次，从评论的方法上看，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在三朝总论中都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即何之元所谓的“以曩求今，工拙可见”。例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用大段文字盛赞西周“世积忠厚，仁及草木”，认为只有施行“仁政”才能使“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他又将西晋的历史同西周进行对比，指出西晋宣帝、景帝“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刘太王之仁也”，造成西晋的“创基立本”不广不深，而惠帝“以放荡之德”进行统治，没有施行“仁政”，最终导致“怀帝承乱之后得位，羁于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的结果[7] (《晋纪·总论》)。根基不固，岂能长久，这是干宝的结论。
裴子野在《宋略·总论》中将刘宋的衰败同周平王东迁后及东汉章、和以后衰亡的历史进行对比，提出“何则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的问题，并得出“非徒天时，亦人事也”的结论[8] (卷742)。从中又可见裴子野看重“人事”，并从“人事”的诸多方面揭示刘宋之亡的历史思想。
何之元在《梁典·总论》中不仅将萧梁的历史同前代皇朝作了对比，还进一步将梁武帝在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统治进行了对照。他指出，梁武帝虽然“勤于听览，兢兢罔倦，乾乾不已”，且“广开庠序，敦劝后生”，但“至若御民之术，未为得也”[8] (卷754)，没有适当的统治方略，最终导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5] (《高祖三王》)的结果。
这种比较的方法，既显示出作者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远见卓识，也使其论述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
再者，三朝总论都具有明确的以史为鉴的著史目的。裴子野撰述《宋略·总论》的目的是为了论述刘宋一代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即其所谓的“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宋代之成败得失验乎行事。设而言之，载于篇籍矣”。何之元作《梁典》三十卷，其著史也是以总结萧梁一朝的兴衰为其撰述宗旨，并期望通过考察本朝的“兴亡之运，盛衰之迹”，以达成“垂鉴戒，定褒贬”，遂“究其始终”[6] (《文学·何之元传》)的目的。他们对于一代皇朝的“成败得失”、“兴亡之运”的总结，反映出以史垂鉴的史学目的和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在东晋南朝的具体表现。
三、晋、宋、梁三朝总论主旨的异趣
干宝、裴子野、何之元的三篇总论虽具有不少共同之处，但由于他们是以不同视角和侧重点来观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因此，这三篇总论的主旨也大有异趣。
干宝重世态风教。干宝特别强调社会风气同朝代兴衰的关系，认为民情风教是国家安危之本。他深入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淫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他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同时，他无情地批评当时政风的败坏：“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他还极力反对西晋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世风，认为是世风败坏而导致礼法刑政的失序[7] (《晋纪·总论》)。
另外，干宝还看到了民心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他认为：“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即随着时代的不同，治国的具体措施会有所不同，但“安民立政”是巩固统治不变的准则。他强调民心的重要，指出“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视民众为统治的“根基”。
由上可以看出，干宝从西晋皇朝仁义不施的统治，朝风、政风、世风的“淫僻”等方面集中探讨了西晋一朝的兴亡得失，对西晋一朝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其目的无疑是希望东晋统治者从中接受历史教训。由于干宝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入和宏观把握的卓识，因而其史论被后人多次征引。
裴子野重知人善任。裴子野在《宋略·总论》中着重强调了人才的任使同皇朝兴衰之间的关系。他首先从刘宋得天下入手，指出宋武帝“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晋宣。怀荒伐叛之劳，夷边荡险之力”，并扫除了晋末“荒淫混乱，阿党容纵”的风气，使得“君行卑而咸不为奢，民勤戍而下无怨
”。他认为，宋高祖知人善任，且“品令宥密，赏罚端平”，从而使“群才必呈，智能咸効”。他还将刘宋各个时期的人才分别列出，并把宋太祖、宋世祖、宋太宗时期的政治作了比较，指出刘宋的败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从宋世祖“即位二三年间，方逞其欲，言拒谏违，天下失望”，到“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纵”，造成“师旅荐兴，边鄙促迫，人怀苟且，朝无纪纲”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刘宋的灭亡。为了深入阐明刘宋灭亡的原因，裴子野又进一步分析了人才同兴亡之间的关系，自“世祖登遐，既委重于二戴；太宗晏驾，亦托孤于王、阮”，但“沟近之道归，冲人之衅如一”，“实由强臣之受辱”，“且顾命群公，从容自若，懦伊、霍之机，倚靡唐、虞之际，于是蔚炳胥变，命就迁俯仰之间，兴衰易觌之矣”[8] (卷742)，深刻地揭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君臣之节，徒致虚名”，世家大族“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9] (《褚渊渊弟澄徐嗣王俭传》后论)的历史事实。
何之元重恤民教民。何之元在《梁典·总论》中着重强调了民众在皇朝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反映出何之元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通过分析梁武帝统治时期的现实情况，何之元指出“侯景之乱”虽然导致萧梁“四方瓦解，社稷逾胥，龟玉毁废”，但这并非萧梁灭亡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梁武帝“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施行“百城恣其暴夺，亿兆困其征求，损弃旧卿，奔亡他县，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仓库既空，赋敛更重”的残酷统治，导致“为君者甚多，为民者甚少”，使得“民不堪命”，才从根本上导致了萧梁的灭亡。
为了深入阐述自己的“民本”思想，何之元还在《梁典·总论》中追溯了梁武帝在“齐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无辜之诛，藩戚惧淫刑之害”的情况下，起兵推翻萧齐皇朝建立萧梁，因而“师不疲劳，民无怨”的历史。然后，具体分析了萧梁一朝的社会现实，指出“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本身的疆域并不宽广，然而“大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对民众进行苛刻的压榨，“收缚无罪，逼迫善人”，迫使“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此导致“劫抄峰起，盗窃群行，陵犯公私，经年累月，抵父者比室，陷辟者接门”。而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梁武帝还要发动对北魏的战争，虽然“六纳魏主”，但是“一入洛阳，竟无所成，得不补失。民既劳止，讫可小康”。在这里，何之元将梁武帝同春秋时期的勾践相比，认为“高祖进不择将，退不教民，虽慕古人，安能有济”，加之“国有累卵之忧，俗有土崩之势”，“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
为了进一步阐明萧梁灭亡的教训，何之元将萧梁的历史同前代进行对比，提出：“创天下者，至明者业。丧天下者，至暗者业。是以禹、汤兴其功，桀、纣废其业，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后君。逮兹梁室，有异于此。何则？”何之元自己的回答是“《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自天所佑，归于有德”[8] (卷754)。通观《梁典·总论》，何之元指出，“夫根深者叶茂，源广者流长”，认为民众是皇朝兴衰的根本。他说的“有德”即要求统治者要有“重民”的思想和措施，有施行“仁政”的方略。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认为梁武帝“御民之术，未为得也”，可谓确论。
综上可见，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分别从社会风气、人才、民众等角度具体剖析了晋、宋、梁三朝的兴衰，各有侧重，各有见地，使这三篇总论的主旨异趣凸现，反映出三位史家之不同的历史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史家的主旨皆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其所论对后世正确认识和借鉴晋、宋、梁三朝的历史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晋、宋、梁三朝总论的史学价值
综观三篇史论，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在评论晋、宋、梁三朝历史问题时，都能切中要害，从表面现象着眼进而论及晋、宋、梁三朝兴亡得失的深层根源，其议论都有高屋建瓴的气势，精彩处极有警世之意，从而为后世所重，故流传亦广。这是它们的史学价值所在。
干宝《晋纪·总论》被《文选》收入“史论”，唐修《晋书》将其作为帝纪总论置于《愍帝纪》之后作为总结性评论，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八十九也引用了干宝《晋纪·总论》。裴子野的《宋略》自撰成后亦深受世人好评。思想家范缜认为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5] (《裴子野传》)，要举荐他代己为国子博士；而《梁书》本传则记载说，沈约见《宋略》后而叹道：“吾弗逮也”。故《宋略·总论》除唐许嵩《建康实录》引用外，唐赵蕤《长短经》也有部分节文，宋李昉等纂《文苑英华》，明傅振商《古论玄箸》、陈继儒《古论大观》、周应治《广广文选》、梅鼎祚《梁文纪》皆引全文，足见后人的重视程度。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并不赞成史家撰写史论，且多有微词，而在其《史通》中于诸家史论中，最为推重班固。而班固以下，他认为“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1] (《论赞》)。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首推裴氏史论与范晔、干宝的史论。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每逢治乱得失之紧要处都要发论，而且一般都是自己撰论，不轻易采用前人的议论③。然关于刘宋一代史事，他竟引用裴子野史论十一首，仅次于班固居第二，引用沈约《宋书》史论四首，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对裴子野史论的看重。何之元《梁典·总论》虽然被后世直接评价的不多，但他对梁皇朝不同于前代皇朝“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后君”的评论，在唐代史家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中得到进一步论述。
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在纷纭复杂的历史变迁中，透过史事追寻一代兴亡得失，反映出他们思路的开阔和视野的放大④。这三篇总论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譬如，唐初撰修“五代史”时，魏徵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的帝纪总论，在这四部史书的帝纪总论中，魏徵虽然没有直接采用“总论”的形式，但他都是从整体上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阐述梁、陈、北齐、隋各个皇朝的兴亡得失，同干宝等人的总论可谓“貌异而心同”。尤其是在《隋书·高祖纪》后论中，魏徵分析隋朝“衰怠”、“乱亡”的原因，认为隋朝衰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同干宝、裴子野、何之元在三篇总论中的观点和用语，何等相似。由此可见，他们的历史思想，多有相通之处，进而折射出东晋南朝史论与唐初史论的内在联系。
干宝、裴子野、何之元都是具有深刻历史见解的史家，他们各自所撰写的《晋纪》、《宋略》、《梁典》三书的史文均已亡佚，实为史学上的憾事，然其总论都能流传至今，使后人得以读其宏论，窥其风采，又何尝不是史学之幸事呢？
注释：
①按：南齐永元元年为公元499年；陈军北伐获王琳，事在陈太建五年即公元573年。何之元《梁典》上限起于南朝齐的末年，下限迄于南朝陈的初年，这是它断限的特点。
②司马炎建立两晋后，追尊司马懿为宣帝，司马昭为景帝、文帝，故干宝撰《晋纪》为其一一作纪。
③《资治通鉴》中共有史论213首，其中司马光自己的史论114首，引用他人史论99首，分属司马迁、班固、范晔等33位史家所作。
④周一良认为，“东晋南朝史家这三篇总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学盛行后，史家思路开阔，视野放大，思辨能力提高，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2] (P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