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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1-0145-07
我国上古的历史，夏商周三代以前，有文字记载可考者，为五帝时期。《荀子·非相 》称，“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 也”。这是战国时人对于上古历史提出的符合实际的看法。“五”字为虚用之义，和“ 诸”字相当，“诸侯”一词使用已久，故称为“五帝”。称帝号者原亦为万邦之一，因 各邦有联合之必要，其较为强大，且声誉能力为各邦所信任，推之为共主，可称帝号， 不必为一族一姓长期占有，与成立朝代者不同。在流传中，虚用的“五帝”一词逐渐转 为实用之义，被说成为专指黄帝及其后裔共五个称帝号者所组成。五帝时期的时限本来 相当绵长，传说既将五帝收缩为一族之内的五个帝王，于是每个帝王的寿命都尽量放长 ，超出了正常人的寿命，令人更难置信。自从考古发掘盛行后，各种实物，如骨骼牙齿 、生活用具、居住建设遗迹等，对于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资料。 而文字记载的传说，由于真伪混杂，疏理困难，反被弃置不顾，从历史工作者来说，这 是有失职之嫌的。笔者在《<古史辨>评议》一文中指出，以顾颉刚为主的“古史辨”派 “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1]。识别古史真相，“破旧”虽有一定的必要性，实属消极 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积极方面“立新”。“立新”不是出奇立异，而是要符合历史实际 。在某些传说中，其有可疑者皆所不取，或稍加辨正，于确有一定来历者，虽片言只语 ，亦应据之作进一步的分析。如各项古帝王系统，有战国时人作的《五帝德》，西汉时 人作的《世经》，所记各帝间的关系，以及各帝皆有两个以上的名号，都不可靠，但所 举的帝王名号，如黄帝、炎帝等，则为古代实有的，不能妄予否定[2]，战国和西汉时 人正是依据这些旧传的名号而增添事迹的。
在“立新”的工作中可依据的资料。“瞽史”应为一项重要来源。“瞽史”在古代统 治机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当时可能还没有文字，或初有文字还不便于详细记事的 时候，瞽史是保存史实的主要手段。重要的事情，时间长了，只能留下事目，具体情节 逐渐消失，重要人物多与这些事物有关系，他们的名号也就随着事目保存下来了。到文 字能做正式记载的时候，瞽史为史官所代，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瞽史和史官的记 事之外，私家的记载也很重要。如郯子为少皞氏之后，历述其祖上之事，与当时所传述者多不同，以至时人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话流传。春秋时，各国的史官和博物君子，如子产、叔向、展禽、晏婴等人讲到的上古之事，有时不免夹杂些神话，所提供的史实，可靠性较大。又从官职名称也可以推断一定的文化水平，如五行官正，是主管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人，特别受到尊重，甚至尊之为神，说明这五种物质在当时人民生活中特有的重要性。周秦诸子书，性质比较复杂，在仔细分析考定 后，其中实有不少可供参考者。
一、五帝时期以前的历史
远古时期，有帝王名号流传于后世的，都属于五帝时期。更在其前的历史，便只有部 族的名号可言了。后人往往误认为这些部族名号也是古帝王，这一点须要辨别清楚。五 帝时期中，也有些部族名号同时为帝王名号者，从有关的事迹方面看，不难把二者分别 开。《越绝书》中保存了风胡子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 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以凿伊阙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这三个时期，正 与近代考古学对于远古时期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铜器或铜石器并用的分期相当。从其 他方面我们知道，黄帝是五帝时期最早的帝号，当时已是有一定水平的新石器时期，而 其以前的轩辕、神农、赫胥等，还是早期的新石器时期或旧石器时期。结合着考古学， 我们可以看到，五帝时期以前的历史是更为原始性的。
神农氏，后世被说成为农业发明者，或代表最早的农业社会时期，其实这是部分情况 。在古代万邦林立之中，一个精于耕作的部族，因而有了这样通称的名号，其本族之号 反而湮没不显。神农者，实即为农神之意。《国语·鲁语》上有一条记事：“昔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稷为农神，“自夏以上” 已是五帝时期，烈山氏为其族之本名，因其族内有被祀为农神者，故亦有神农之号。这 与黄帝之前的神农氏，要分别看待。后世炎帝也被称为神农，或其族中亦有精于耕作者 ，或出于世人的误解，但不可与其他称神农者相混，是不待详论而明的。
五帝时期是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部族以定居为主，为居处安全，一 方面须建围墙以便守卫，一方面各部族宜加强联合，以便处理各部族间之事，并防御游 牧部族之侵扰。在加强联合中，某一地区中之强有力者居为首之地位，称为伯，一般的 部族称为诸侯。在各地区之上更为强有力者，则可以称帝称王。其地位高出众部族之上 ，实为天下之共主，以天帝之子自居，故亦称天子。无论帝与伯，如有名号流传于后世 者，即入于五帝时期了。
二、五帝前期的重要人物与历史作用
——黄帝、炎帝、蚩尤
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分布着无数的部族群体，都是属于以铲型门齿为特征的蒙古利 亚种，按地域划分，在黄河中上游者为戎狄，在黄河中下游者为夷人，在汉水及长江中 游者为苗蛮，在淮水流域者为淮夷，在长江下游者为扬越。以黄河流域之土地气候等自 然条件最适宜发展农业，所以这一地带的部族首先进入了农业社会，在中上游定居者可 称为古代西方文化系统，在中下游定居者可称为古代东方文化系统，他们都有较高的文 化与实力。其在黄河中上游之部族未能进入西方文化系统者，仍称为戎狄；在黄河中下 游未能进入东方文化系统者，则称为东夷。
在西方文化系统区域内出现了两个伯级的部族首领，即诸侯中之强者，他们要争夺更 高一级的名位，发生了战争，战胜者即后来的黄帝，失败者为后来的炎帝。这次战争被 称为阪泉之战，对后世很有影响，以致被编入卦爻词中。春秋时，周王室发生内乱，周 襄王被迫逃亡在外，晋文公要平定王室之乱，先行占卜得到“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认 为是一个吉兆[3](僖公二十五年)。阪泉在今何地，已难考定，但这次战争的实在性， 可无疑义。
当黄帝在西方文化系统中的最高地位建立后，在东方文化系统地区中也出现了一个强 有力的头目，称为蚩尤[4]。在两大系统相接触时，发生了涿鹿之战。《逸周书·尝麦 》保存了较早的传说，其中有许多神话，可以不论，所记主要史事为，炎帝被蚩尤打败 ，求援于黄帝，黄帝在涿鹿打败了蚩尤，杀之于中冀。涿鹿和中冀，地点也难以考定。 而这两次战争提高了黄帝的地位，成为名号最早传于后世的帝王，这在我国上古史中有 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以黄帝为五帝时期的首位帝王，在古籍中有充分的根据。郯子历述诸帝，即以黄帝为 首；战国时人编撰的《五帝德》，记事虽不足取，而以黄帝居首，应受到重视。邹演好 为夸大之言，司马迁说他，“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5](《孟子荀卿列传》 )。上溯往事最远到黄帝，是当时学者共同认定的，这就不是个别人的说法了。古本《 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 起自黄帝’。”而《晋书·束晳传》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皆谓《纪年》起自夏殷周，二说似相矛盾。其实，束、杜之说谓《纪年》记事从夏朝开始，和峤之说谓其书编制始于黄帝，只有名号而无记事，正与五帝时期“有传人而无传政”之说相一 致，为五帝时期始于黄帝最有力的明证。
从郯子口述之古史，可知在黄帝之后，炎帝也做了共主，并明言黄帝“以云纪，云师 而云名”，炎帝“以火纪，火师而火名”。所谓“云纪”、“火纪”，似为其部族之徽 识。此事可以表明，炎帝与前于黄帝之神农氏无关，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亦以炎帝 与神农之事分别论述，以明其本非一人。西汉后期人编造的《世经》，将炎帝与神农氏 合并为一人，称为“炎帝神农氏”，更在其前增加了太昊伏羲氏，打破了以黄帝为五帝 之首的传统说法，后世反盲从之而不改，这是须要特别澄清辨明的。在黄帝与炎帝二人 连称时，战国以前原作“黄炎”，西汉以后则改称“炎黄”了[6]，至今承用不替，这 是有失历史真相的。
三、五帝中期的重要人物与历史作用
——烈山、共工、太皞、少皞、颛顼
烈山氏之名号与事迹，见于《国语·鲁语》上展禽之称述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 史官蔡墨之言，本文在辨明神农名号非限于一人一族时已引用之。其事迹可知者虽少， 而柱既被尊奉为农神，可知其地位之重要，展禽称道其事于共工氏之前，故于此处重道 其事。
郯子所称述的第三个人物为共工氏，称其“以水纪，水师而水名”。共工氏在古代是 以治水传名的，不过其治水未能成功，在历史上未能留下善名，但不失为强有力者，以 致演化成为神话中的人物。《列子·汤问》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因失败发怒，触不 周之山，以致天柱折，地维绝，天不满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楚辞》也说：“康回 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康回为共工别名)共工氏本人虽为失败的英雄，其子勾龙则 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人物[7](P9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 后土。……后土为社。”《国语·鲁语》上也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合二说来看，勾龙为其本名，以能治平水土而为后土之官， 后人即以官名代其本名并尊奉之为社，即土地之神。社与稷同为农业社会最受重视之神 。
郯子称道之太皞氏与少皞氏，皆为东方文化系统之部族。“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完全依照黄帝以来之组织形式。其居处活动地区，则多能指实，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皞之虚也。”又，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到春秋末年，颛臾之国尚存，鲁季氏将伐之，孔子曰：“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8](《季氏》)其地是在鲁国境内。《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封于少皞氏之虚；郯国为郯城，都在今山东境内。这两个部族关系接近，所以得前后为共主。
郯子列举少皞氏的主要官职：“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 ，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
鸠氏，司 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3](昭公十七年)这段话，说明了为天子者及诸侯国内之组织与任务。天子名下之组织 以历法为最重要，分为五项专职，因农业生产与历法的关系最为重要，而寒暑变化，各 国所受影响大致相同，故其任务由天子负担；其次治安保卫亦为各国之共同利益，在天 子名下皆设专职以司之。在诸侯国内，生产居主要地位，故为工正与农正之五雉与九扈 最受重视，可惜郯子未列出五雉与九扈之具体内容，从“五”与“九”之数字上看，可 知其分工是很细致的。
颛顼是黄帝以后最重要的人物，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绝地天通”。五帝时期 的帝或天子本来也是一个部族之长，所不同者，他们以天帝之子自居，遇上难于处理的 事情，可以假天帝之意来行事，这是一般部族之长或诸侯做不到的。在少皞氏后期发生了“九黎乱德”之事，即九黎之君也可以直通上天，一般的部族受此影响，也蠢蠢欲动，天子的权威一时陷于危机。颛顼帝对此加以整顿，“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把上通于天的路完全控制起来，保住了天子的威信。为了更具体的形象化，他建立了一座圣殿，称为玄宫，供奉玄帝，加强了天帝的庄严神秘性，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影响于后世者也绵延不绝。战国时，《庄子·大宗师》称，“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墨子·非攻》下也提到“玄宫”，《管子·幼官》所称之 “玄帝”，显然是由此承受来的。后世道家宣称的玄武大帝，宋朝以后又改称真武大帝 ，在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中是一位法力很大的天神，其影响可谓深远矣。
颛顼帝做的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是改定官制。郯子在历述少皞氏以鸟名官之 后，续云：“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在少皞氏以前，各项公共职务虽分别有人主管而无官名，在民间因各项职务的性质而自定名称，如司民事者曰司徒，司军事者曰司马之类，颛顼即以民间之通称为官 名，使名称与职务保持一致。郯子思想保守，故以否定态度述其事。
经颛顼整顿后，天子之地位大为提高，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黄帝 以来，本为西方与东方两大文化系统，内部各自发展，外部则互相接触融合，逐渐形成 为统一的中原地区文化系统。颛顼正处在这个有利的时期，功效更为显著，所以后人以 黄帝与之相比。《国语·鲁语》上载展禽之言：“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颛顼受祀的级别和黄帝相同，其威望 之高，可以想见。
《汉书·地理志》记东郡濮阳县，“古帝丘，颛顼虚”。濮阳在今河南北部临近冀、 鲁二省之地，太皞居河南东部之陈(淮阳)，少皞氏居今山东省偏西之曲 阜，三帝居处皆在中原地区之内而稍偏东，时为中原文化之主要发展地区。颛顼之成功 ，既得力于所处之地理位置，同时更促进了中原地区文化系统之发展。
四、五帝后期的重要人物与历史作用
——帝喾、虞幕、祝融、梼杌
颛顼以后，流传下来的名号较多，而可知之事不多。重要者一部分发生在中原文化系 统内部，一部分则发生在周边的部族中，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区域的扩大。今分述有关 人物及其作用如下。
帝喾，其族系不明确，战国西汉时以高辛氏名号与之相配成一人，近人已知其不可取 ，而以《山海经》中之帝俊及甲骨文中之殷人高祖夋当之，亦无从论定，但显然要在 颛顼之后。《国语·鲁语》上记展禽之言，“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是其在历法方面 颇有成就。历法之修定，关系各国的共同利益，故能受到各国的崇祀。《国语·周语》 下记伶州鸠之言：“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这说明帝喾时完成的历 法，是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好的基础上完成的，又可见历法在五帝时之特受重视，并已 取得重大的成就。
《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言：“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 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说到虞幕是对人民很有贡献的人，其后世 应有所发展。《国语·鲁语》上记展禽之言：“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 左传》昭公八年晋史赵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这两段话说明虞 幕为颛顼之后，舜的祖先，他的事迹后人很少称道。从展禽的话来看，他和他的某些子 孙也曾做共主，所以得到本族后人的报祭，而舜能得到尧的重用与禅让，其根基应是从 幕起逐渐树立的。
祝融在五帝时期为较晚者，而声势颇为煊赫。《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史官蔡墨说： “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在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火正曰祝融。”又 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国语·郑语》史伯云：“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 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从这几条资料来看， 其本名为犁或黎，为颛顼氏之族，曾为高辛氏之火正，因有优异表现，被尊奉为火神， 其后乃以火神之号为部族之号。《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虚也”，是祝融原 居中原之地，后来向南发展，入于蛮濮地区。由于挟有较高的中原文化，成为当地众部 族的首领，本为火神的祝融，进而为应受到更崇敬的明神。春秋时期，周内史过言：“ 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9](《周语》上)虽是神话，但足以说明祝融之深受尊重。 《左传》昭公十八年五月，宋、卫、陈、郑四国大火，有强风助之，鲁国梓慎说：“是 谓融风，火之始也。”融风，《说文》及杜注都说是东北风，未能释明“融”字之义， 实为“祝融”之简称，如内史过即仅举一“融”字，称为融风，言其有助于火势。又，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夔子不祀祝融，楚即指为罪状而灭之。都足以说明祝融的影 响之深远。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史克之言：“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 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梼杌。”并称：“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就此言察之，梼杌实为桀骜不驯之徒，非道德败坏之类，但已不见容于当时社会，与其他三族之浑沌、穷奇、饕餮共称为四凶，舜为尧主政时，流放四凶于边远地区，“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其实，流放是一次有计划的移民，梼杌被迁移到戎族居住区。又，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辞于晋云：“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说明梼杌被流放到瓜州以后，已与当地居民相融合，带去了较高的中原文化，对于当地居民自有提高的作用，结果与祝融同样被尊奉为明神。周内史过言：“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这个神话含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边区部族保存历史知识之法，为梼杌所传授，后由戎人传于楚人，因此楚国的史书称为“梼杌”[10](《离娄》下)，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五帝后期流传下来的名号很多，事迹则无法详知，其中有可能曾为帝者，如帝鸿氏， 其名号中已有帝字；屈原《离骚》首句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是高阳氏曾为帝，后 其族有随祝融南迁者；《国语·郑语》史伯称，“黎为高辛氏火正”，隐示高辛氏曾有 帝号。按，《左传》襄公九年晋士弱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居商丘，祀大火。”昭 公元年郑子产言：“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辰即大火， 其子既为陶唐氏火正，则高辛氏之称帝者应在尧之前。子产又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 ，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金天氏似亦曾称帝者，时间或更为较前，资 料贫乏，无从作确切的推断。
五、过渡时期中的重要人物
——尧、舜、禹、皋陶、益、四岳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所谓“虞夏之文”，指的是《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等文，在旧 日都认为是孔子手定的历史文献，世人深信不疑。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这层迷雾已被揭 开，而由于缺乏认真的研究，多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或置之高阁，不闻不问，实际上是 古史研究中最大的损失，与深信不疑的失误同样是不可取的。应与各项传说同样看待， 其中可取者，有时犹在一般传说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我国古代历史有了连 续性，不是只有上下不相连接的空名号了。但这时正式朝代还未建立起来，因此可称为 过渡时期。
《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 其纪纲，乃灭而亡。”说明陶唐之兴起，有始无终。陶唐之盛时，当即尧为天子之时。 《国语·鲁语》上记展禽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是古代刑法制定于尧时，《尧 典》定为舜时之事而为恤刑宽政之词，是后世传说错置之故。《尧典》又详记历法，“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并记春夏秋冬四仲中星之天象。著名科学 家竺可桢先生以岁差之法推定，四仲中星之天象为殷末周初之时者，远在尧时之后。由 前文所引郯子称少皞时特重历法之事观之，古历法之制定由来已久，《尧典》写定时遂收入之，其误在所记之时间不确切，校正之后，仍为有可取信者。
尧的重要政绩为任用舜并传位给他。后世关于舜的传说最多，皆不可取。从上文所引 晋国史赵之言：“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可见瞽瞍不是那样顽固不化 的人。《国语·鲁语》上展禽言：“舜勤民事而野死”，不过谓其未能“寿终正寝”， 而后世有舜死于苍梧，葬于九疑山的传说，显然是夸大了“野死”之言的结果。
舜的主要政绩，《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史克称述者为最详，引《虞书》数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 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所举三事，皆为舜当政以后之实效，具体行动则 为举用八恺、八元及流放四
美，不陨其名。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流放四凶，除上文 提到的梼杌外，还有帝鸿氏之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之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缙云氏之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后有边区部族三苗起兵反抗，舜派禹率兵平定之。
舜当政时最重要之事为任用禹治平水土，是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禹治水事，以 《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论述者为最详，自鲧治水失败说起，到禹改正办法治水成功， 其文近于夸大，而治水功绩尚得以反映。后人关于治水之评议亦能切合实际，如春秋时 臼季称：“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9](《晋语》五)祁奚称：“鲧殛而禹兴。 ”周大夫刘定公对晋卿赵孟言：“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 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3](襄公二十一年、昭公元年)《诗》、《书》中 亦多有关之记载，《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商颂·长发》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书·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甚至 “禹迹”在后世成为中国大地之代称，如《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茫茫禹 迹，画为九州。”
禹做天子后，以召开万国大会为最重要。《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 玉帛者万国。”在尧舜以前，天子的地位虽高，尚不能轻易调动诸侯，禹治水功大，各 国皆受其惠，又承舜治理成功之后，天子的威信大大提高，所以有条件召开一次万国大 会，天子的地位因此更得加强。《越绝书》载风胡子之言：“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 凿伊阙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禹治水成功，没有金属工具似乎很难实现。又 相传有禹铸九鼎之说，春秋时，楚庄王兵临周郊，问九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枚，铸鼎象物。……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 暴虐，鼎迁于周。”[3](宣公三年)是古代实有九鼎。既能铸鼎，其冶炼技术已经很高 ，可知禹时使用铜器已经很普遍了。
皋陶和益，都是禹治水时的重要助手。《史记·夏本纪》称：“皋陶作士以理民…… 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尚书》有《皋陶谟》篇，录禹与皋陶等 对话于舜前，虽为后人设想之词，足以反映诸人关系之和谐。禹准备于卒后禅位于皋陶 ，而皋陶先卒，于是转而禅位于益。皋陶卒后，禹封其后人于英、六，或在许。春秋时 ，楚灭六与蓼，鲁大夫臧文仲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3](文公五年)庭坚为高 阳氏八恺之一，为舜所举用者，其封地在蓼，与皋陶之后封地六相近，其族属或亦相近 ，皆为古代东方夷人系统者。
益也作伯翳，秦和赵都是他的后裔。大约自经颛顼整顿以后，天子的威势加重；自舜 治国有方，又经禹治水成功，天子的威信大为提高，于是天子之位受到某些有野心者的 窥伺，禅让的办法受到了冲击。益于禹卒后，按照传统的办法接受了天子之位，而禹之 子启是个野心家，被他强夺过去。启的行为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武观和关系密切的有扈氏，于是，有启征西河与大战于甘的战事发生，启都得到胜利。 春秋时，楚国的椒举说，“启有钧台之享”[3](昭公元年)，以享宴诸侯的方式，炫耀 其威势，虽保住了天子之位，到他的子孙便为有穷后羿所夺。有穷氏又为寒氏所代，禹 的子孙杼，以武力消灭寒氏，取得了天子之位。以后子孙相传下去，形成为夏朝，五帝 时期正式宣告终结。
《国语·鲁语》上记展禽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说明古人认为夏朝 开始于杼，禹是夏朝的祖先。由于禹的声誉大，本来也是天子，后人便以夏朝为开始于 禹。而在启和杼之间，有较长时间的空缺，统称之为“康”，以示空无实际之意。由于 时间较长，又分为太康、仲康、少康三个名号，其实都不是人名，可参看拙作《夏代三 康》[11]一文。
四岳也是协助禹治水成功者，为共工氏之后。成功后，“皇天嘉之……胙四岳国，命 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9](《周语》下)其后世与姬姓合作建立周 朝。四岳本以治水成功得到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尚书·尧典》以鲧、禹治水都为四岳 所推荐，显然是为传说所误。
六、中国民族的雏型与传统文化的导源
中国民族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导源，形式上是两个问题，实质上则为一个问题，因为 中国民族的形成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五帝时期正是其孕育成形的历史阶段，是古代 史上关系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五帝时期之前，黄河流域中上游居住的是戎狄，中下游居住的是夷人。这两个地区 中各有一部分首先进入农业社会，历史上称为神农时期，在黄河中上游的可称为西部文 化系统，在中下游的可称为东部文化系统。其未能进入农业社会者，在西部仍称为戎狄 ，过着游牧生活；在东部则称为东夷，过着渔猎生活。由于生活条件不同，同种族之间 的关系由松弛而疏远，生活条件相同者反易于接近。在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相接触时， 曾发生相当激烈的战事，即黄帝和蚩尤之战，这时已是五帝时期。以后双方未有大战， 而是互相接近融合，于是形成了中原文化系统，也就是中国民族最早的核心部分，其后 以较高的文化向外发展，逐渐壮大起来。
古代本为部族林立的状态，在进入农业社会后，自然形成为无数小国。农业社会以定 居为主，为了安全和生产，有互相联合的必要，于是产生了各邦的共主，黄帝和蚩尤正 是西方与东方各邦的共主，黄帝战胜后，成为新的中原文化系统各邦的共主，在新的文 化系统中，原西方系统占了上风。在后来发展中，原西方系统逐渐衰落，原东方系统起 而代之，直到五帝时期之末。中原文化系统的扩展，也就是中国民族的壮大，以黄河流 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汉水、淮水和长江流域，向东扩展到沿海各地，包括所谓“岛夷 ”诸地[12](《禹贡》)。从此，中国民族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主人了。
最初形成的民族没有固定的名称，由于定居生活需要建立围墙，称之为国，住在围墙 之内的人便称为“中国人”或“国人”，后来夏朝建立，通称为“夏人”，直到春秋时 ，从“夏”字演生出“华”字来，于是有了“华夏”之称，同时“中国”之称也未废止 。后来以二名相合，称为“中夏”，更后来“中夏”为“中华”之名所代，沿用至于今 日[13]。
也有本为中国人者，因与边远部族相处既久，生活习惯与之同化，则失去中国人的资 格。如春秋时戎子吾离，其故地为秦人所占，被迫移居晋国的南阳之地，后来晋对楚斗 争不利，怀疑吾离之孙驹支走漏消息，范宣子责问之，称其为“姜戎氏”，驹支回答说 ：“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3](襄公十四年)姜戎氏为四岳之后，竟同化于戎人，可见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是传 统文化，更在种族血统之上。
传统文化中首要的一点为开始有共同的信仰。天地自然界有一种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 ，无以名之，则尊称为天帝。众部族中之特别出众者，得到共主之位，便以天帝之子自 居，称为天子，或径自称帝。他们的子孙以有这样的先祖而自豪，以祭祀形式表达其敬 重之意。对于人民有贡献的人物，及杰出的管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之人，同样 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尊之为神，也以祭祀的形式表达其敬意。春秋时，鲁国展禽说：“ 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 ，能捍大患则祀之。”[9](《鲁语》上)这五种都是有特殊贡献者。又提出对祖先有禘 、郊、宗、祖、报五种祭祀的形式。说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方面，首要者为土 地与农作物，其神，前者为社，后者为稷。其次是金、木、水、火，也都是人生不能或 离者，与土地之官合称为五行官正，都加以神名，金正曰蓐收，木正曰勾芒，水正曰玄 冥，火正曰祝融，土正曰后土，后土又别称为社。享祀者都是各部族中曾为共主，或杰 出的人物，故有利于民族结合。为受祀者加以神名，原为表示尊敬与纪念之意，后世传 说则扩大其神秘性，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反不显著了。
为共主者，除本部族有较高的文化和物质实力外，其本人需有远见，不斤斤计较目前 微利，态度公平，方可得到众部族的信任。无共主时，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各国或部 族间的矛盾摩擦无法解决，小问题可以酿成大乱子，有了共主，便可以销患于未形。这 个时期的共主，不必为一部族长期包办，是五帝时期的一个特点，转让于其他部族时， 即后世艳称的“禅让”了，而因此得长期和平。人们习惯于安定的生活，礼让为先，形 成优良的文化传统。
帝颛顼改革成功，天子的地位大为提高，有利于滋长大一统的思想，不局限于一族一 国之内。到帝舜施政成功，尤其是“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成为 儒家的主要理论，是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瞽史和史官保存的历史知识，专业人员保持的天文历算之学，技术人员保持的工艺特 技等，都集中在共主之下，称为官学；强大的部族经过了多世的积累，也保存着一定的 历史与科技知识，可称为家学。共主所保持者，因共主变动而须转移，容易有所失落， 故后世有“天子失官，学在四裔”[3](昭公十七年)的说法，在传统文化的保持方面， 这是应予重视的。五帝时期，在无精密仪器可用的情况下，做出了精密的历法，并掌握 了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这是极大的成就；到后世，科技研究十分落后，仅有墨子一家 ，以少数人之力作薪火之传；再后来，《墨子》之书竟也无人能读了。虽有多方面的原 因，这一点更须予以重视。五帝时期是农业社会，农民占主要成分，以后几千年基本情 况未变，因而地方意识的局限，表现的根深蒂固，这也是传统文化有所不足的一个方面 。
传统文化的范围非常广泛，就五帝时期而言，其影响达于后世者，主要在对于中国民 族形成所起的作用，因而摭拾较可信据之资料，粗略论之如上。偏失自所难免，切盼高 明之士予以是正为幸!
收稿日期：200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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