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83;滑稽列传》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列传论文,滑稽论文,四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滑稽列传》是司马迁为下层士林所写的传记之一，它最能体现司马迁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卓异见识，其中闪耀着某种程度的民主与平等的思想光辉。但是这篇人物传记长期以来却遭到人们的种种误解，因此有必要予以认真的辨析。本文拟讨论四个问题：一、《滑稽列传》是不是一篇滑稽或游戏文字？二、《滑稽列传》是不是一篇谏书？三、《滑稽列传》与司马迁的宫刑身世有没有关系？四、司马迁为什么要写《滑稽列传》？
一
《史记·滑稽列传》历来被人们视为游戏文字。例如清人倪思、刘长翁在《班马异同》一书中说：“滑稽者至鄙亵，乃且从六艺壮语说来，即此太史公之滑稽也。其言大道亦由是耳，今徘优引语皆然。但闻，天道恢恢，岂不大哉，亦使人发笑，谓当解纷之时，则六艺无用也。”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滑稽列传》中说：“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致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调笑嬉戏之文，但见其齿牙伶俐，口角香艳，清新俊逸，另用一种笔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论其事之有无也，而已开唐人小说传奇之祖矣。”清人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说得更干脆：“滑稽传，是太史公游戏文字，唐人小说之祖也。写极鄙极亵之事，而开头却从六艺说入，在史公之意，以为常经常法之外，乃有此一种诙谐人物，于世无害，而于事有益。可见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也。”这些说法都是把《滑稽列传》看作是体现太史公滑稽性格的文章，吴见思、李景星甚至把它看作是一篇小说，即是说它是出于太史公的虚构。今人则运用当代美学中的滑稽概念来讲《滑稽列传》，这实际上仍然是上述观点的延续。
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是处，因为它看到了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说话流利、调笑嬉戏的形式因素。“滑稽”一词的本义是能言善辩、说话圆转流走而无滞竭。司马迁笔下的三位滑稽人物正是具有风趣幽默、机智灵活、说话圆转的性格特征。这种滑稽幽默与他们作为朝廷优伶君主弄臣的特定身份有关，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运用种种插科打诨令人发笑的形式供君主取乐，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早期的喜剧演员。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身份，他们可以随便地以逗笑取乐的形式说出一些朝廷士大夫所不敢说或不便说的话，君主对他们不会施加任何惩罚。滑稽人物善于抓住君主的特点，采用君主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传记中载齐威王沉湎淫乐荒废朝政而群臣百官不敢直言劝谏，淳于髡抓住齐威王爱好隐语的特点，巧妙地说出一个大鸟三年不飞又不鸣的隐语，由此激发起齐威王“不飞则己，一飞冲天；不鸣则己，一鸣惊人”的奋发精神，齐威王从荒淫中振作起来，整肃政治，齐国因此得到重振雄风。按照君主的言行思路，通过夸大手法揭示出其中自相矛盾的荒谬之处，是这些滑稽人物的拿手好戏。文中载楚人伐齐，齐威王让淳于髡携薄礼赴赵求援，淳于髡知道这种吝啬的做法不会取得成功，他仰天大笑，然后给齐威王讲了一个农夫祭田“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的故事，使齐威王幡然醒悟追加礼品，从而成功地请来援兵。又如楚庄王欲以大夫之礼葬其爱马，这种重物轻人的做法无疑是一件丧失民心的荒唐事。优孟欲擒故纵，主张“以人君礼葬之”，他在极力描绘了隆重的葬礼之后语锋一转：“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等到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荒谬之处及危害后果之后，他才正面主张葬马于腹肠之中。“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再如秦始皇曾经想把皇家苑囿向东向西大规模地扩展，这种做法不仅使数百万平民失去赖以生存的产业，而且意味着使函谷关失去东方军事屏障的战略地位。优旃说：“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优旃所指出的这个危险前景提醒了秦始皇；使这个残民以逞的暴君放弃了扩大苑囿这一使千家万户破产的规划。其后秦二世又提出漆城这个劳民伤财的设想，优旃先称赞这个想法，最后说出“顾难为荫室”，使秦二世自己也感到这个设想是何等荒谬。传记中淳于髡谏齐威王罢长夜之饮一节，颇有一些劝百讽一的意味。他向齐威王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下酒量不同的情形，最后曲终奏雅，揭示出“酒极则乱，乐极则悲”的讽谏意义。这些滑稽人物都借助于优伶弄臣言者无罪的特殊身份，运用幽默的言谈和风趣的隐语进行讽谏，谈笑之间，使君主愉快地接受了规劝。
但是滑稽善辩谈言微中仅仅是外在的形式，透过外表我们看到，这些滑稽人物正直善良，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具有忧国忧民的壮烈情怀和严肃的政治责任感。他们所言虽小但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轻松活泼、诙谐戏谑的形式之下包含着严肃深刻、意义重大的政治主题。淳于髡之微讽齐威王整肃国政、罢长夜之饮以及增加出使之资，都是关系到齐国生死存亡的大事。优孟之劝谏楚庄王重人轻马，其间闪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它对楚庄王招揽贤士应该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优旃谏止秦始皇扩展苑囿和二世漆城，有效地遏止了昏君无限膨胀的侈心，减轻了暴政给人民带来的危害。象优孟、优旃本人都是供人调笑取乐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但是他们却对人间的不幸寄予了火热的情肠。楚相孙叔敖因为清廉自守而致后人贫困负薪，优孟决心帮助孙叔敖后人改变困境，他通过长期模仿孙叔敖言谈举止而吸引楚庄王的注意，又巧妙地借妻子之口向楚庄王反映一代贤相身后的窘困，终于使孙叔敖后人得以封土食邑。秦倡优旃也是一位古道热肠之士。陛盾郎淋雨受寒本来与这位弄臣毫无关系，但他却用谈笑形式提醒秦始皇体恤陛盾郎雨寒之苦，使陛盾郎得以轮流值日。一位侏儒能够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怀，这就是优旃的奇伟之处。
外表滑稽可笑而心地正直善良，形式上轻松幽默而主旨严肃深刻，这就是司马迁笔下滑稽人物的形象特征。《滑稽列传》有两层意义：它的表层意义是滑稽幽默，而深层意义则是奇伟，司马迁的本意乃在后者，他一再引导读者透过滑稽外表来看内在的深刻主旨。司马迁在《滑稽列传》序言中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司马迁引用孔子之语，指出儒家六艺从不同途径阐述了治国安民之道，这就启示人们：天下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可以从不同层面各个渠道来说明大道。从天道广阔恢宏的意义来说，这种途径可以是无限的。中国古代本有以技艺论道的传统，《国语·周语上》载公卿、列士、蒙瞍、百工、庶人各从不同渠道批评政治，《史记·殷本纪》载伊尹以烹调技艺论道，《管蔡世家》载公孙强队田弋论道，《孟子荀卿列传》载邹忌以音乐论道，《平准书》载卜式以牧羊论道，《庄子》中庖丁、轮扁分别以解牛、斫轮论道……这些都是“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极好注脚。既然如此，那么滑稽人物以谈言微中的方式来表述治国之道，这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关键在于目的，而达到目的的手段则是次要的。在传记论赞部分，司马迁又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盾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一个“伟”字概括了滑稽人物的本质，他们是奇伟高尚令人钦敬的伟丈夫，形体的丑陋与身份的低微都无法掩饰精神的光辉。“伟”字代表了司马迁对滑稽人物的根本评价，这其中哪有一丝游戏的意味呢？司马迁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这就进一步说明滑稽人物具有超脱世俗、不争势利、全身避害、合于大道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说，《滑稽列传》是司马迁一篇严肃作品，司马迁性格中决无滑稽的一面。倒是那位强调美刺讽谏的南朝大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之中，看到了司马迁在篇中寄寓的严肃主旨：“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只有读出后一层意义，才可以说把握了《滑稽列传》的精髓。
我们再来看能不能运用当代美学中的滑稽范畴来讲《史记·滑稽列传》。作为美学范畴的滑稽，其基本内涵是在嘲笑和插科打诨之中揭示其自相矛盾之处，以达到批评和讽刺的目的。“滑稽作为失去必然性存在根据的丑的对象，在内容上是空虚的，在形式上是歪曲的，因而总带有荒谬背理的特征。这种对象所引起的审美效果是笑，笑是滑稽感的具体表现形式。”（王朝间主编《美学概论》）将滑稽美学范畴与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形象相比，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共同特征：第一，两者都具有诙谐幽默、插科打诨的形式特征；第二，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是宫廷弄臣，这也接近于当代美学中滑稽常常作为形象扭曲的丑的对象；第三，两者都具有令人发笑的滑稽感。尽管彼此有众多的共同之处，但仍存在着质的不同：当代美学中的滑稽是作为失去必然性存在依据的丑的对象，而《史记》中的滑稽人物在本质上是奇伟的，这个奇伟之处就表现在他们的嘲笑戏谑合于大道，他们的滑稽幽默之中包含着深刻重大的主旨。《滑稽列传》中确实有批判与讽刺，但它批判、讽刺的对象不是滑稽人物，而是那些自私任性、侈心恶性膨胀的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不仅没有失去必然性存在依据，而且具有最充分的存在理由。如果按照当代美学范畴来衡量，那么司马迁笔下的滑稽人物至多只是在形式上符合滑稽美学范畴，而在其本质上则近于当代美学中的崇高；滑稽人物那种身为弄臣却要为他人着想的高贵品质，他们对昏君暴政的嘲讽批判以及他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情关注，不是把人的心灵引向崇高，把人们导向一个奇伟的人生境界吗？因此，运用滑稽美学范畴来分析《滑稽列 传》，并非完全妥当。
二
如果说上述认为《滑稽列传》是游戏文字的看法失之过浅，那么认为《滑稽列传》是一篇谏书，则又失之过深。
将《滑稽列传》视为谏书的观点，是清代学者柏秀在《沅湘通艺录·书〈史记·滑稽列传〉后》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司马迁写《滑稽列传》时寄寓了批判现实政治的深意：“汉自武帝践位以来，颇多过举，游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史不绝书，此正臣子撄鳞折槛之时也。而当日之所谓谏官者，长孺以外，无一人焉。司马长卿则上《封禅书》矣，主父偃则创立朔方郡矣，盈廷唯喏，顺旨饰非，求其如齐髡以一言而罢长夜之饮，优孟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优旃以一言而禁暴主之欲者，渺不可得。而其微行上林之谏、置酒宣室之谏、蓬莱求仙之谏，独出于曼倩一人，滑稽亦何负于国哉？宋广平择优人以悟明皇，司马公传滑稽以悟武帝，其意一也。”按这种理解，司马迁写《滑稽列传》是要感悟汉武帝改变弊政。《滑稽列传》中三位传主分别是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的人物，汉代宫廷无一人入传。对此一个有力的反证是：东方朔本是类似于淳于髡一流的人物，而他的生活年代大体与司马迁相当。如果司马迁真的要在《滑稽列传》中讽谏现实政治的话，那么应该以东方朔入传，借东方朔之口讽谏时政才对。但是司马迁并没有为东方朔这位当代滑稽大家作传，东方朔的事迹是后来由褚少孙补上去的，这就表明司马迁在写《滑稽列传》时并没有想到讽谏现实政治的问题，他的本意是要揭示滑稽人物可笑中的奇伟、丑陋中的崇高，要让这些小人物名垂青史，而并不是含沙射影，讽刺当代统治者。从《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直言犯上以及《封禅书》、《平准书》和《大宛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微讽现实来看，司马迁如果要讽谕时政，肯定会在《滑稽列传》中增添现实内容，但事实上是写到优旃入汉为止。《史记》中确实有不少微讽现实的文字，但并不是每一篇都在影射时政，不能弄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水平。过分地强调司马迁在书中寄寓的讽谏意义，并按照这种思路去钩沉索隐，必然会给《史记》凭空加上一些非其本身所有的内容。
三
另一种刻意求深的说法是认为《滑稽列传》寄寓了司马迁身世之感。例如《史记评林》引凌稚隆曰：“‘谈言微中’二句，总为滑稽要领，岂太史公思游侠而不得见，故第及于次邪？不然，何于便给者而有取也？”按照这种理解，《滑稽列传》中载有优孟使孙叔敖后人得封以及优旃体恤陛盾郎之事，它近于救士于厄困的侠义精神，司马迁惨遭酷刑而思扶危救国的游侠，次第而及于滑稽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叹，他赞美那些以拯救他人困厄为己任的侠客义士，这些都是无疑的。司马迁在写到优孟、优旃的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时候，也会为这些优伶人物的侠风义骨而赞叹不已，但是，这些不能作为司马迁写作《滑稽列传》的主要动机。如果司马迁是从侠义精神来写《滑稽列传》的，那么他何不将优孟、优旃写入《游侠列传》，而去另写一篇《滑稽列传》？如果司马迁是把优孟、优旃作为游侠来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要在《游侠列传》中痛惜秦汉前的游侠湮没不闻？如果司马迁是从歌颂游侠着眼，那么淳于髡谏说齐威王增加出使之资、罢长夜之饮，优孟谏楚庄王葬马以及优旃谏止秦始皇扩大苑囿和二世漆城，这些与游侠毫无关系的情节又该怎样解释？所有这些，都是所谓寄托身世之说无法说明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史记》中的个人身世之感扩大到无处不在的程度。凌稚隆氏从司马迁身世角度来解释《滑稽列传》的写作动机，说明他对司马迁为什么写《滑稽列传》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四
尽管中国古代具有庶人议政、以技论道的文化传统，但倡优侏儒毕竟是为人所轻的不足挂齿的社会最底层人物。《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为什么不与士齿呢？郑玄注云：“贱也。”孔颖达疏：“亦技艺贱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评之。”《礼记》及郑注孔疏都明显地表示了对下层士林的贱视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滑稽倡优较之于这些执技以事上的人，更等而下之，司马迁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等级制社会，为什么他能够看出这些倡优身上的精神光辉，而为这些人所不齿的微贱人物作传呢？
司马迁所写的是从黄帝到当代的近三千年历史，其间有多少地位显赫红极一时的王侯将相可以作为写作对象。仅以汉代而论，从汉初到天汉年间，汉相凡23人，《史记》仅为9人正式立传，像审食其、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人都没有传记，像王陵、申徒嘉、卫绾、李蔡、公孙贺等人都是附在别人传记之后顺便提及，有的仅寥寥数字。从汉初到天汉年间御史大夫29人，《史记》仅为10人作传。高祖功臣封侯者143人，惠景年间封侯者93人，建元以来封侯者73人，建元以来王子封侯者162人，总共是321人，《史记》为之作传者大约是1／15。不去为那些大红大紫的王侯将相作传，而替这些供人戏弄的宫廷小丑作传，这就是司马迁超人的史识。
司马迁之为下层士林作传，可能与《史记》力求包容天人古今的所有学问、写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总体构思有关，后代封建正史也基本上沿袭了《史记》这一思路。司马迁高出于后代封建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为滑稽人物作传，而且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奇伟之处，这就不是构思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它表明司马迁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平等观念。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西方直到18世纪才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平等主张，而在我国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平等主张。为什么两千多年以前的司马迁就有这种平等观念？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迁遭受宫刑从而在思想感情上憎恶统治阶级而接近下层人民，这个说法并无充分根据。从《报任安书》来看，司马迁在受刑后蒙受着一种巨大的耻辱感，外表上“从俗俯仰，以通其狂惑”，而他的真正生命与真实的人格则转移到《史记》之中，这是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在受刑以后接近下层人民。
在司马迁以前曾经出现过早期平等观念，这就是战国士林的价值观，司马迁的平等观念即来源于此。战国时期动乱分裂的多元政治局面加剧了人才竞争，各国诸侯贵族竞相尊士养士，不拘一格选择人才，这样就打破了此前的尊卑等级观念，形成一种以思想道术、伦理、人格、义气、才能与权势、富贵、爵禄相抗衡乃至于前者高于后者的新的价值观。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主要不是看他的身份、地位、财富等外在因素，而是看一个人的内在实际才能。像苏秦、蔡泽、吴起等人都是由布衣平民，一说而为万乘大国卿相。贫贱在战国时代并非羞耻之事，只要具有道术与才能，朝为布衣夕为卿相是完全可能的。有些具有杰出才能的士林，例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监门侯生、屠者朱亥、博徒毛公、卖浆者薛公，往往自隐于贫贱行列，他们同样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声名，得到贵族的极大尊重。中牟农民宁越，苦学15年，周威王拜之为师；子夏乃西河穷儒，而魏文侯尊之为师。甚至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也因为建立奇功而受到社会的注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夜宴宾客，其中一位宾客背火光而食，这时旁边一位宾客疑心食物不等，怒而辍食辞去。孟尝君赶忙拉住这位宾客，将自己的饭菜拿来与之相比。从表面上看来这是饭菜之争，实际上这位宾客是为自己争得平等的待遇，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战国士林的价值观。有些诸侯在价值观上甚至比士林还要开放激进，《淮南子·修务训》载魏文侯过段干木闾而轼之，这种异乎寻常的尊重引起仆人的疑问，魏文侯说：
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
“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魏文侯用极为明确的语言，概括了战国时期新的价值观的精髓。正是这种新的价值观鼓舞着战国士林锐意进取，充分地发掘内在的创造潜力，从各个不同层面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内在价值，由此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战国文化。
司马迁在情感气质上最接近于战国士林，他从阅读战国古籍中，从对历史上古英雄旧址的考察中，从汉初的战国士文化的返照余晖中，捕捉到战国士文化的风采神韵，他无限向往这个自由创造的相对平等的伟大时代，他的价值观正是战国士林的价值观，他以这种价值观作为评价士林的标准。在为士林人物作传的时候，他主要是看这些历史人物是否最大限度地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而比较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视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而分别给予不同的评价。至于立的是什么样的功名，这要视历史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而定。那些“备员而已”的王侯将相虽然占据了一个大舞台，但他们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历史给下层士林提供的活动舞台很小，但他们却在这有限的舞台内立功名于天下，这才是难能可贵之处。正因为司马迁深知下层士林立功名的艰难，所以他对下层士林的功名事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认为象战国四公子这样的贵族之侠固然可取，但他们建立功名是有所凭借的：“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这是司马迁重视下层士林的一个极好的说明。滑稽人物至为微贱，但他们却借助于特定职业身份谈言微中，取得了正面讽谏所达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滑稽人物的功名之所在。司马迁舍去许多王侯将相而为宫廷弄臣作传，称颂他们奇伟、合于大道，正是因为这些宫廷小丑的内在实际价值远远超越了那些毫无建树的王侯将相。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瞩目于这些优伶弄臣，看到他们的闪光之处，是因为司马迁接受了此前战国士林平等的价值观。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司马迁写《滑稽列传》的真实动机，上文所讨论的游戏文字说、谏书说、寄托身世说等观点的提出，就是因为这些学者对司马迁的价值观及其来源缺乏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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