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反科举思潮与科举考试的利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利弊论文,思潮论文,唐代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代滥觞的科举选才方法到了唐代，作为国家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一种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了汉晋以来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历史大进步，其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科举考试制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比旧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它打破了阀阅世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触犯其既得利益，新制度遭到传统的抵制和反对也就势所必然了。因隋祚短促，故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集中表现在唐代，总的来看，出现了三次影响较大的反科举思潮。
第一次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首先发难， 他上书皇帝说：“进士者皆育当代之学而不通径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要求“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注：《新唐书·选举志》。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同此。），恢复古代察举孝廉的方法。唐代宗李豫让朝臣讨论，杨绾的观点得到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人的支持，他们表示：“今绾所请实为正论”，乘机发了一通“先王之道”的宏论，严厉抨击科举考试是“小人之道”。杨绾、李栖筠等人如此合拍，不是偶然的。除李廙身世不详外，这些人都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据史传记载，杨绾“祖温玉，在武后时为显官，世以儒闻。”（注：《新唐书·杨绾传》。）李栖筠出身于没落的世家，其祖李怀远曾做过武则天的宰相。贾至出自河南望族，其父历任中书舍人、掌制诰、礼部侍郎等显官。严武父亲严挺之曾官至尚书左丞，严武少时读书“不甚究其义，以荫调太原府参军事”。“房琯以其名臣子，荐为给事中”。（注：《新唐书·严挺之传》附《严武传》。）这样一批重要的朝臣左右了朝廷的舆论，植根尚不深固的科举考试制度已是岌岌可危。主政大臣也随风附议，“请以来岁始”，革科举、改察举大有付诸实行之势。
这时，唐代宗又去征询翰林学士的意见，他们的回答语气婉转而观点鲜明：“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翰林学士大多出身寒素，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在新制度下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有了出头之日，跻身上层，与门阀世家分庭抗礼，岂能同意否定自己的晋身之路。此时，营垒分明，观点对立。最高统治者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由于唐王朝初兴时励精图治的锐进之气已消靡殆尽，经安史乱后的中央政权元气大伤，对豪门世族的依赖有所加深；另一方面，李唐王朝起衰重振的中兴大业又不能失去代表中下阶层利益的士子们的支持和参与，而科举考试制度正是广揽人才、增强政权活力的利器。在重重压力下，唐代宗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乃诏明经、进士和孝廉兼行”。不难看出，这次关于科举兴革的激烈交锋，实质上是高踞社会上层的贵族官僚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庶族的利益冲突。其结果是反对科举者虽未完全达到目的，却也获得一定的让步。
值得注意的是，杨绾看似并未完全否定考试，但其主张的要害是取消考试的平等性、全民性和自主性（这些正是科举考试的精华所在）。他要求实行的方法是层层推荐到县，县推荐到州，州考试后送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自投牒”，或谓“投牒自举”，是科举考试的特点，士子们自己报名参加考试，个人不能自主决定，要取决于乡、县的推荐与否。而层层推荐的方式，为豪门世家上下其手敞开大门，考试往往不过是遮人耳目的形式。这是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过的。
第二次发生在唐文宗时。唐文宗李昂“好学嗜古”，重视科举考试，很想革除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病。太和八年（834）， 唐文宗亲自为科举考试命题，并对身边的人说：“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其时的宰相是郑覃。他出身世代卿相的名门望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郑氏家族在唐代当上宰相的有9人， 其父郑珣瑜做过唐德宗宰相，郑覃未经科举考试，“以父荫补弘文校理，历拾遗补阙、考功员外郎、刑部郎中。”（注：《旧唐书·郑覃传》。）“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注：《旧唐书·郑覃传》。）此时，他顺着唐文宗“患文格浮薄”的话加以发挥，以“进士浮薄”为理由多次请求废止科举。唐文宗虽然嗜古，却并不食古不化，头脑还算清楚，回答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李昂冷冷一句话就将郑覃驳回，从而化解了对科举考试的又一轮攻势。从上一次较量到此时，相隔不过七十年，双方力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彼消此长，反对者颇有一触即溃之势。
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841—846年在位）时。李德裕任宰相，他是前文提到的李栖筠之孙，在反对科举这一点上，他与乃祖可谓心心相印。李德裕“尤恶进士”，他先是对进士及第后举行的一套仪礼百般挑剔，借题非难，要求废止新科进士进行的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庆贺活动。其时，唐武宗看到一些大臣“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就贬黜了这些勾结权要在科举中搞名堂排斥寒士的人。这样一来，达官贵人的子弟丧失了依恃，进士高科不再是他们的囊中物，出现了李德裕所谓的“公卿子弟艰于科举”的现象。李德裕对此非常不满，在和唐武宗议政时，他一面抱怨：“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应举”，一面又以不屑的口气批评进士之业“不根艺实”，公然主张“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理由是公卿子弟“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赤裸裸地要求回到贵族门阀政治的时代去。李德裕的言行，决不仅单纯出于个人好恶，而是存在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其出身方面说，他父祖皆为名臣显宦，其父李吉甫当过唐文宗的宰相。他本人是世荫制度的受惠者，未经过科举考试而当了官，“以荫补校书郎”（注：《新唐书·李德裕传》。）。连他自己也不得不遮遮掩掩地承认：“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从其政治生涯方面说，他长期处于朝廷权力斗争漩涡的中心，是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首领，他为之鸣不平的郑肃、封敖就是其重要的政治盟友。他的政敌牛僧儒出身寒微，“祖绍，父幼简，官卑。”（注：《旧唐书·牛僧孺传》。）是通过自己奋斗考中进士而显达的，“幼孤，……工属文，第进士。”（注：《新唐书·朱僧儒传》。）牛党的骨干多是科举进身的寒士。此处不论牛李党争的是非曲直，仅就上述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李德裕丑诋进士、反对科举既是秉其根深蒂固的贵族立场，又有倾轧政敌、进行权力斗争之目的。然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世家贵族只是在作最后的抗争，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不能对科举考试制度造成丝毫的损伤，开这样的历史倒车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倒令人生出螳臂挡车的滑稽之感。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科举考试制度反对者的声势和影响一次不如一次，最终波澜不兴，归于消歇。从唐末到清末，科举考试制度再也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回顾这一段历史，其中不乏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其一，隋唐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结束的历史产物。它削弱、限制土豪巨族地方势力，吸收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管理，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利于国家统一局面的巩固。科举考试面向全社会公开考试，门第高下、出身贵贱不再是评判人才优劣的标准，寒门百姓获得与官宦世族平等的机会。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公平竞争，自身的能力成了决定命运的最主要因素，从而结束了势家豪门入仕参政的特权，旧制度下“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注：《新唐书·柳冲传》。）的积弊一扫而空。如果说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带有浓厚的贵族性和特权性，科举考试则显示出平民性、公正性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科举考试能够广泛地、大量地选拔优秀人才，对提高官吏素质，改善吏治起到重要作用。科举考试在扩大统治基础的同时，还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这一切无疑对社会进步起到相当有力的推动作用。科举考试制度是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科举考试更使这个充满开拓进取精神的社会如虎添翼。
一种制度建立之初，存在不完善之处是必然的。反对者指责科举考试存在的某些问题，也是其他考试同样存在的，选拔考试受客观条件限制，考试内容不可能包罗万象，不能全方位考察一个人的能力，难以检测实践能力和潜在的能力等，当然也不能通过考试来了解一个人的操行品德方面的情况。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评价其优劣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要看它在实践中的社会效果。科举考试制度经过历史实践的证明，它比以前的各种选拔制度更具有优越性，因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新唐书·选举志》中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之则汗漫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实践的结果是无言的也是最好的辩护士，它证明科举考试是有效、成功的制度，“得人最盛”，由科举考试而“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它的优越性得到皇帝的认可：“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在唐代，科举考试较好地发挥了选拔人才的功能，近三百年间，英才辈出，无论盛衰，代不乏人，除了政治较开明，思想较开放等大环境因素外，科举考试所起的催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尽管存在“浮文少实”的毛病，用“辞章声病”来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也确乎不甚合理等等，但比起巨大的成效来，这些问题就显得不是象反对者所说的那么严重，那么不可容忍的了。更何况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科举衡文取士，毕竟有文章可评，存在客观依据，强似察举等制度往往靠权势和金钱说了算，以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注：葛洪《抱朴子·察举》。）的现象。可见，科举考试“不复能易”，是时代使然，实践使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时代产生不出更好的制度。
要言之，科举考试制度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入统治核心的阶梯，使他们能够登上传统上为门阀世家所把持的庙堂。在阀阅世族看来，寒士伧夫居然侵入其领地，染指其禁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对科举考试责难、攻讦，必欲废之而后快。然而，历史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科举考试制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民心，也适合封建君主的需要，反对者开历史倒车注定是徒劳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屡起风波，仍能岿然不动，坚持推行，个中原因盖在于此。
其二，长期以来，说到科举，人们总要提起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注：《唐摭言》卷一。）的话。其实，李世民的话未必尽为消极意义。从统治者一面看，科举考试网罗英雄豪杰，为帝王所用，的确有利于封建皇权的巩固。从另一面看，人才脱颖而出，得到重用，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产生影响；这些人掌握了施政的权力，对推动政治合理运作，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作用。退一步说，人才俊彦受到礼遇、重用，总比庸劣者在上，贤能者在下强，总比人才埋没，无人问津强，更比人才遭践踏摧残强。
与李世民这句名言很相似，清代乾隆年间大学士鄂尔泰在有人批评八股取士时也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注：《满清稗史》三七。）一“入彀”，一“牢笼”、“驱策”，两者似乎并无二致，都是利用科举考试为君主服务。深究则大不然，李世民乃是奋发进取、生气勃勃的新王朝的缔造者，他的踌躇满志的话中流露的是自信和雄心，意在招揽天下英才人杰，助其成就空前的宏图伟业。而处于停滞时代的清王朝的统治者抱残守阙，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完全是一种阴暗、可悲的统治权术。其出发点是束缚自由思想，扼杀独立精神。后果是斫伤民族元气，使社会丧失进取图新之心。可见两人的话貌合神离，内涵相去甚远。从李世民到鄂尔泰，凸现了一条科举考试制度从勃兴到颓败的轨迹。
其三，我们必须承认，科举考试制度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早在上文述及的三次反对科举的事件发生前，唐太宗贞观年间，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中就指陈科举的十一种弊病。只是赵匡位卑言轻，影响不大，未能在朝廷兴起波澜。赵匡批评科举存在“务为巧利”，“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等弊病，颇能言中肯綮。唐中、后期不断兴起反对科举的思潮，与科举考试制度滋生的流弊密切相关。虽然历代统治者也采取措施，以图消弭隙罅，严密考试制度，充实考试内容，改进考试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补阙救弊的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由于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停滞与僵化，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变本加厉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竭力强化科举考试的思想控制功能，导致科举考试的弊病愈加恶性发展，选拔人才的功能被严重削弱。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对社会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科举考试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北宋苏轼说过：“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注：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引状》。）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高考指挥棒是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中，抱负的施展，个人价值的实现，全赖科举一途，于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列不止。……英雄豪杰皆汩没消磨其中。”（注：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一。）这样的现象或可称为科举效应。它使科举考试自身的问题衍化、扩大，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一种制度建立之后，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乃至改造，以适应新的情况，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走向反面，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从唐代到清代的千余年间，科举考试唯有选拔政府官员的单一功能，时代以降，考试内容愈趋空洞，脱离实际，教条化，形式化，这与近代化进程大相扞格。明清时期，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经济繁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科学技术发展亟需专门人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样化。在这样的形势下，科举考试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丧失了它的先进性，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轨道上的掣动器。
其四，对于科举考试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病，有清醒认识者历代不乏其人。与唐代的反科举思潮相比，明清的思想家文学家出于公心，他们的揭露更深刻，抨击更有力。但总的来看批判意识多于创新思维，长于发现问题而短于解决问题。有的往往以复古作为医治瘤疾的药方，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找不到更新之路。当然，这是不能苛求古人的，因为任何现有的制度要发生根本变革，没有产生这个制度的社会内部驱动力，没有组成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合力，是不可想象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上有“宸衷独断”的皇权政治，下有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上层统治者注重的是皇朝的安危，一切举措以巩固政权为指归。在他们看来，科举考试是“御天下之要术”（注：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一。），绝对不能触动。下层社会广大民众在自然灾害频仍、生产水平较低的条件下，生存堪虞，温饱难求。读书受教育者只是少数，对这些人来说，科举考试是摆脱困厄、出人头地的不二法门，他们最关注的是其操作层面的公平与否，而对理性层面的问题，诸如改造现有制度，使之更有利、更有效、更合理等等，则很难进入其视野之内。由于社会上下两方面都缺乏发起变革的内动力，科举考试制度一如整个停滞的帝国一样凝固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炮声惊破中央帝国之梦，国家民族蒙受的失败和耻辱唤醒了人们，维新图强，追赶世界潮流。到本世纪初，僵化的科举制度与垂死的帝国终于一同寿终正寝。
然而，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的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李德裕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杨绾论文; 安史之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