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悲剧论文,意识论文,金代论文,元好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3-0056-06
元好问是金末文坛盟主，他的创作代表了金末文学的最高成就，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他又保存了金代诗人的大量资料，他的《中州集》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文献资料。他在围城中及其之后的活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他灵魂深处痛苦的剖析及对他心灵轨迹的追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把他的心灵痛苦与金代的士人群体的遭遇及他金亡后的活动结合起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看到。本文以金代士人的遭遇为切入点，剖析元好问心灵痛苦的根源，在追寻他的心灵轨迹的同时揭示他金亡前后行为的动因。
一、士风的勃兴骤止
金代从立国到灭亡仅一百多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金代文化从创造文字开始，经过了跨越式的发展，在金中后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作为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士人群体在金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士人是金代社会中一个最活跃的群体，他们上达天子左右，朝野台阁；中至将军幕府，官员私邸；下到偏远乡村，林泉深处，在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到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由于金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推进文化建设的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金代的士人群体迅速壮大。他们有着强烈的相互交流的意识，在社会上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士人群体。这些士人以结交名士为荣，他们在一起游历山水，饮酒赋诗，高歌纵论。各个层面的士人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的交流态势，他们也就成为金代社会中流动性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帝王官宦面前他们出谋划策，慷慨纵论；在百姓村民之间，他们扶危济困，启蒙教化，他们是金代社会颇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元好问的文章，特别是碑记铭文为我们勾勒了士人群体的生活图画。细读他的文章，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群鲜活的形象：
南渡以来，天下称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献臣、李纯甫之纯、雷渊希颜。献臣雅以奇节自负，名士喜从之游，有“衣冠龙门”之目。……未几，北方兵动，之纯从军还，知大事已去，无复仕进意，荡然一放于酒，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谈笑此世，若不足玩者。……凡此三人者，行辈相及，交甚欢，气质亦略相同。而希颜以名义自检，强行而必致之，则与二子为绝异也。盖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经济之学。一时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独以献臣为称首。献臣之后，士论在之纯。之纯之后在希颜，希颜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叹。三人者皆无所遇合，独于希颜尤嗟惜之云(《雷希颜墓铭》)。
予尝爱予同年进士通许赵君仕不近名、隐不违俗，蔼然有古人之风。故尝求其渊源，得汴人之贤者四人焉：曰王
逸宾、王世赏彦功、游总宗之、学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马吉甫判开封，逸宾、彦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荐于朝。逸宾鹿邑簿，就请致仕；彦功以亲老调巩州教官；宗之让不受。三人者，趣向不同，而时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于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于六艺之学，隐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为神仙。盖逸宾则君之所师尊，而高则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圣贤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风善政之所从出。兴廉举孝，养士太学，熏浓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虽其细民，溺于宣政侈靡之习而不能返，至于学士大夫，通经学古，安贫乐道，怀先王之泽而不为风俗之所夺移者，故未绝也(《奉直赵君墓碣铭》)。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轲氏于乐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说。盖人之品不齐，而论人之目亦不一。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迄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张左相信甫之朴直，张太保敬甫、两赵礼部周臣、庭玉、冯亳州叔献、王延州从之、李都司之纯之儒学，王尚书充之、李都运有之、两杨户部正夫、叔玉、李坊州执刚之吏能，张大理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许司谏道真、陈留副正叔之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雷御史希颜之刚棱疾恶，累叶得人，于兹为盛(《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中州集》和元好问的碑记铭文还给我们描绘了许多士人个体的风采。其中有仪态丰美、潇洒自如的翩翩君子，淡泊名利的山野隐士，乱世中活黎民、救苍生的豪侠之士，忠言直谏、对抗权贵的耿介之士，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士人的生活、交游情况和他们的迷人风采，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勃勃生机。我们还可以看出，金代中后期士人的生活内容比较丰富，交游活动比较频繁，他们已经成为金代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就在士人们尽情挥洒他们的才能与风姿的时候，金代社会却走到了它的尽头，文人的灾难也随之而来。在《中州集》小传中记载了251人的生平情况，其中在金亡前后死于战乱、迫害、疾病等非正常情况的士人就有50多人，在这50多人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士人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却生命枯竭，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美好的风采全部展示给世人就匆匆离去。侥幸保全性命的士人在战争的阴霾中再也无法自在、潇洒，他们必须为性命担忧，为养家愁苦，儒雅的身影也消失在茫茫凄苦的人群中。至此，金代社会一幕多姿多彩的士人生活剧戛然而止，匆匆拉上了帷幕。
二、痛苦的营救
元好问是金代后期的重要文人，他处在士人交往的中心位置。在他的身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凋零，一个个友人离自己远去，他陷入了恐惧、痛苦、孤寂之中。《四哀诗·李长源》：“同甲四人三横殒，此身虽在亦堪惊。”(《中州集》卷九)真实地写出了他看到好友纷纷离去时的心理感受，他首先感到的是生命的脆弱，本能地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害怕死神突然间降临在自己面前，害怕更多的士人在战争中丧生。在十月的汴京围城中，瘟疫与饥饿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按照蒙古惯例，久攻不下之城，城破之日，必屠之，汴京也在屠城之列。汴京是士人的聚集之地，汴京屠城将意味着金代士人中的精英将丧失殆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将在此出现断裂。在死亡的震撼中，元好问跨越了仕与隐的“小我”的矛盾痛苦，开始为士人群体的安危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存亡而担忧。他没有在忧伤中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寻找拯救士人生命的途径。此时只有蒙古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人物才能够有效地保护士人的生命，于是，他置自己的名节于不顾，求助于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他在《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中这样写道：
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
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冒渎台严，不胜惶恐之至。某再拜。
在这里元好问用谨慎的语气，极言人才之难得，救护人才之容易，留下人才之必要。他从儒道之兴、国家之倡的角度来说服耶律楚材，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挽救士人的生命。这些人并非都是元好问的亲朋故旧，但他们都是当时士人中的精英。在这封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好问求助的语气是那样的谨小慎微，这对于一个心高气傲的名士而言，需要忍受多么大的内心痛苦啊！为了士人群体免受更多的灾难，元好问忍受着心灵的巨痛去尽力营救。关于元好问的这封书信的历史意义，已有学者充分论述。但有一点还需强调，这封书信保护的不单是列出的54人的生命，而是整个士人群体的生命，它不仅使蒙古统治者上层注意到士人的生命问题，也让他们开始关注士人们的生存状况，对元代士人生存状况的好转具有重要意义。从另一方面说，元好问不顾自己的名节，为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或者说为自己民族争取利益的行为，不难让人想起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的行为和境界与杜甫何等相似！
三、悲伤的祭奠
金亡前后，大量士人死亡，元好问在悲痛中发出了“人物渺然”的慨叹。《存殁》：“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中州集》卷十)，《杨之美尚书挽章》：“冠盖龙门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将穷”(《中州集》卷八)，《超然王翁哀挽》：“吴陈诸老今谁在，灭没归鸿是蓟门”(《中州集》卷十)，《刘丈仲通哀挽》：“四叶名家今日尽，百年潜德几人知”(《中州集》卷八)，一个个优秀人物的远去，引起元好问无尽的悲伤。在金亡之后，士人们没有了生命的忧虑，浓郁的悲剧意识包围着他，他首先感到的是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一群仪态俊美、风度翩翩、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的士人，是社会人群中的精英，他们的仪态和品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元好问的眼中，他们是美的化身，美好的东西被摧毁，这是一幕震撼人心的悲剧！而这幕悲剧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元好问为自己的群体悲痛，他要让后人看到这个时代士人的风采，也要后人看到这群士人被毁灭的悲剧。
《中州集》是元好问在围城中就已经酝酿，金亡后多方收集资料，倾尽全力编纂而成的诗集，目的是“以诗存史”。《中州集》的价值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存了金代的大量诗歌；另一方面是留下了金代诗人的大量资料。而元好问所说的“史”就是金代士人活动的历史。《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之二：“书生不见千年后，枉为君王泣玉杯”(《中州集》卷十二)。他不愿意让这个时代的优秀人物随着金代的灭亡而湮没，他要让他们的风采留给后人看。在小传中他不仅真实地记录人物的大致经历，还记录人物的情趣、品格，并且不时用“名流”、“高士”、“古贤士之风”等词语来评价人物，对人物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小传中也明显表现出了作者的悲剧意识。《中州集·作家小传》关于张瓒的小传是这样的：“瓒字器之，河中人。才气超迈，时辈少见其比。年未二十，以乡试魁陕西、河东。不幸早逝。张吉甫吊之云：‘惜哉器之真丈夫，少年读遍天下书，一事不成死于途。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有矣夫！’其为名流所嗟惜如此。”这里虽然引用的是张吉甫对优秀人物过早离世的嗟叹，这又何尝不是元好问对张瓒这类人物“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生命过早凋零、陨落的悲叹！
在元好问的诗歌中，挽诗有48首，祭奠的人物30余人。这些人物多是他的友人，感情都比较深厚，所以诗境苍凉，诗情悲慨。诗歌中对人物的品格、才识都极尽赞美之辞。在赞美之中透出来的是美的东西没有充分展示的叹息。《希颜挽诗五首》之二：“山立扬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从教不入麒麟画，犹是中朝第一人。”(《中州集》卷十一)《过诗人李长源故居》：“千丈气豪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中州集》卷九)《李屏山挽章二首》之一：“中州豪杰今谁在？拟唤巫阳起醉魂。”(《中州集》卷八)《挽雁门刘克明》：“诗骨翛然野鹤孤，两年清坐记围炉。”(《中州集》卷十)
在金亡后，元好问写了大量的碑记铭文。这些碑记铭文读起来有明显的松散之感，作者在记述人物生平的过程中，注意描述人物的仪态、情致、品格等，用大量篇幅写人物的交游情况，从而涉及人物交往的群体或个体。有些关于士人群体的情况叙述过多，行文显得不太紧促。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的明显用意，他是要借碑记铭文更多地留下士人的生活情况和个性风采：
洛西山水佳胜，衣冠之士多寓于此。公与贾吏部损之、赵邠州庆之、刘文学元鼎、李泽州温甫、刘内翰光甫、名流陈寿卿、薛曼卿、申伯胜、和献之诸人，徜徉泉石间，日有诗酒之乐(《费县令郭明府墓碑》)。
君天禀浑厚，有濬人淳笃之风。自持者甚廉，而施予无少厌。议狱余二十年，仁心为质，所以致忠爱者无不尽。……居伊山既久，先以酒交于屏山李先生之纯、许司谏道真。归老此州，与马倅之良、赵宰寿卿日相追从，徜徉山水间。云屏泛舟，见于图画，其为名流所重如此(《广威将军郭君墓表》)。
公美丰仪，善谈论，临事刚严，人莫敢犯。至于推诚接物，则慈祥恺悌，惟恐不及(《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进通议大夫一官致仕，径归崧山。爱龙潭山水，有终焉之志。结茅并玉峰下，旁有长松十余，名之曰“松庵”，因以为号。自少日留意摄生，俯仰诎信，通夕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饮食起居，处丰俭之间。台阁旧游、门生故吏问遗山中者不绝。非若一节之士逃匿于空虚之境，以憔悴枯槁而为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终日，琴尊砚席，翦然无尘埃。客至废书，清谈雅论，俗事不挂口。或与之徜徉泉石间，饮酒赋诗，悠然自得。尝画《管幼安濯足图》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见也。所酿酒名“松醪”，东坡所谓“叹幽姿之独高”者，惟公能尽之(《内翰冯公神道碑铭》)。
在碑文中，作者利用这种文体篇幅较长的优势，描绘出了士人的生活图画，勾勒出了他们的翩翩风姿，也表现出了他们高尚的品格、非凡的才学和过人的胆略。每一篇碑文都是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把所有的碑文组合起来观察，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士人群像。就是这样一群优秀的人物，由于末世的忧伤，残酷的杀戮，悲壮的殉节等原因，在金亡前后大量死亡。元好问在展示这些生命之美的同时，也为他们的毁灭唱出了悲愤的祭歌。碑文中的铭文是元好问情感的集中爆发：
嗟维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则百焉。量测则闳，筹计则贤。药石可以活国，舟楫可以济川。抱利器而莫之试，竟匡坐而穷年。一室图书，我歌我弦。处顺安常，无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为世砥柱，如是之卓然(《寄庵先生墓碑》)？
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孙受之，曷不究之(《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
受质坚白无磷缁，持心权衡平设施，古难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师，百未一试遽夺之，彼嚣耋老谁所资？碑石有铭无愧辞，纲罗放失会有时，幽光发越兮神匪私(《顺安县令赵公墓碑》)。
如公岂无匡复姿，天废商久实为之。孺子可教犹帝师，惜哉不遭隆准时。东隅之日今崦嵫，顾瞻乔木为赍咨。岘山堕泪方在兹，零落何必西州诗(《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日吉兮时良，郁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决以刚，身已灭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报兮复且昌，世侯伯兮岁蒸尝。横溪兮洋洋，植丰碑兮墓旁。魂归来兮安故乡，滞淫盗墟兮亦何望(《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
在铭文中，作者多次用到“抱利器而莫之试”、“百未一试”等相类似的句子，足可见作者对优秀人物过早离世的惋惜之情。“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皇天生之，曷不成之”是他对皇天的责问。在痛苦中元好问没有因为这些美好生命的毁灭而斥责外族入侵者，他把原因归于天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碑记铭文多写于金亡后，他不能直接抨击入侵者。同时也说明，此时的元好问又完成了一次情感和心理上的跨越，他已经跨越了民族感情，认同了异族的统治。他把士人悲剧的发生归于天意，他悲愤地责问于天：为什么要匆匆夺走这些美好的生命？既然赋予他们非凡的才能，为什么不给他们成就事业的机会？为什么让北方的民族如此强大，以致他们能够侵入他国并任意屠杀？这悲愤的责问固然有元好问本身宿命观的体现，但如果完全是宿命的体现，那他就不会有悲愤的情绪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对时代悲剧的不解，但这里更多的是他悲愤情绪的发泄。
四、情感由悲慨到苍凉
元好问强烈的悲剧意识使他在金亡后陷入了深沉的痛苦之中。国家的灭亡、百姓的灾难、文化的破坏与士人的悲剧交织于一体，使他悲愤、痛苦，而自身所具有的慷慨之气裹挟着他的痛苦，灌注在他的诗歌中。后人多用“悲慨”来概括他此时的诗风。
金亡前后，元好问的诗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多选用七言律诗来表现低回沉郁的情感，七言律诗凝练的字句可以表现丰富的内容，严格的对仗更易于表现情境的反差，也更易于形成情感的漩涡。为了表现自己痛苦的心境和强烈的情感，元好问多选用七言律诗。他为友人写的48首挽诗中有33首用七言律诗，15首用七言绝句。赵翼谓元好问“七言律则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人归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竟陆沉’；《送徐威卿》之‘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镇州》之‘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还冠氏》之‘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檠灯’；《座主闲闲公讳日》之‘赠官不暇如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此等感时伤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国家，尤易感人。惜此等杰作，集中亦不多见耳”(《瓯北诗话》)。
在赵翼所选的悲慨的感时伤事之作中，士人的悲剧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这是围城中元好问随驾东狩的诗作。地上是累累白骨，空中飘荡的是战死士兵的幽魂。回想以前，此地绿水青山，一群群风度翩翩、超凡脱俗的士人在此交游、相聚。两幅图画形成强烈对比，造成诗歌中情感的激荡，表现出了作者的悲愤之情。“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蛟龙已困居城池，没有腾飞之势；臣子就像虮虱一样卑微，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随时都可能在无声无息中死亡。诗句真实地写出了困居城中的君臣的处境。城中的臣子——一群优秀的士人，他们却处在这样的境况中，这怎能不让人悲伤！
随着时间的推移，剧烈的痛苦已沉聚在了元好问的心底，痛苦已不表现在慷慨的情绪之中，而是在凄然的诗境中表现出一种沉郁的悲伤。元好问笔下凄然诗境的营造，与他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况周颐《蕙风词话》：“充类言之：坡公不过逐臣，遗山则遗臣孤臣也。”况周颐在元好问的词作中读出了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一方面来自于他知心友人的离去，另一方面来自于元好问超人的精神境界。南宋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片言一善，残编佚诗，搜访惟恐其不能尽。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甚远。彼小智自私者，同室樊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涬下风矣。呜呼！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余言为然者。”家铉翁是从《中州集》的编撰中看到了元好问包容的胸怀和远大的见识，认为他是“天下士”，这真是独到的眼光！在金亡前后，元好问在士人的灾难面前，已经跳出了自我的矛盾和痛苦，达到了群体的和民族的境界。在中原文化遭到严重的破坏，亟待挽救和重建的时候，他又跨越了民族间的鸿沟，达到了大民族的境界。他胸怀宽阔，目光远大，远远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士人。正因如此，他也感到了“高处不胜寒”，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他的行为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中原士人之精英被视为卑屈；他为耶律履、耶律善材、耶律辩材这样的优秀士人写墓志铭被视为阿谀；他为促使忽必烈保护中原文化奉之为“儒教大宗师”招来众人责骂。他的精神境界远高于同时代的人，他内心的孤独感就尤为强烈。内心的孤独，使他更多地思念当年知心的友人，所以，在他后来的诗歌中，对士人群体遭遇的悲愤之情渐渐变为对友人深深的思念，在诗歌中营造的多是一种苍凉的诗境。《太原》：“南渡衣冠几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作者想起当年南渡的友人，他们曾经相约，战乱平息后一起隐居山林，诗酒为乐，但现在这些友人却所剩无几。今昔对比，凄凉悲伤，不由使作者潸然泪下。《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之二：“承平故事嗟犹在，雅咏风流岂易忘”，在与幸存的友人离别时，当年仪态俊美，儒雅风流的友人们浮现眼前，他们曾经一起赋诗酬唱，饮酒高论，欢声笑语中有才智的闪光，严谨交谈中有学问的切磋。这一切已经远去，留给作者的只有孤独和悲凉。《望崧少二首》之二：“饮鹤池边万木稠，养龙崖上五峰秋。藤垂绝壁云添润，涧落哀湍雪共流。田父占年惊玉旆，诗仙留迹叹崑丘。西风落日山阳道，空对红尘忆旧游。”“饮鹤池”、“养龙崖”都是元好问曾经与朋友的游玩之地，这些美丽的景物和士人的活动已成了回忆，夕阳残照中，寂寞山道上，只留下作者的悲叹之声。《题李庭训所藏雅集图二首》之一：“衣冠忽见明昌笔，更觉升平是梦中”，之二：“谁画风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泪如川”，都是对当年风流人物的怀念，在诗中我们感到的不是强烈的悲愤，而是凄凉中透出沉郁的悲伤。
元好问生活在金末元初，他亲历了这场惨烈的朝代更替的过程，他也亲眼目睹了中原文明的大破坏。他处在金代士人群体之中，身边士人们的遭遇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但他没有被痛苦所击倒，在悲伤和孤独中，用笔留下了士人群体的风流儒雅，也把这些优秀人物的毁灭展示给世人。他有普通士人的痛苦，又有超越时人的眼光，他让他的群体在中国士人的活动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阅读元好问的作品时，我们都会感到其中弥漫着悲伤和痛苦。他因自己和亲人的不幸、自己群体的遭遇、国家的灭亡、百姓的苦难、文化的破坏等原因而痛苦，但除了他自身和亲人的不幸外，士人群体的遭遇是使他最受刺激的事情，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事情。我们只有揭开他内心的这一层痛苦，才能真正地理解元好问作品的深厚内蕴，才能理解他在金亡前后的种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