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1]2011年在《抗战前青年出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青年是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一支力量。从五四运动开始,历经新文化运动,青年的社会身份逐渐确立,同时社会为他们加上标签,例如革命青年、天之骄子、问题青年等等。带有这些不同标签的青年,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影响着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抗战全面爆发,即1927年至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国民党在全国确立统治,并积极推进其政策的时期。宏观上,青年作为一个整体,卷入了这期间的历次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并扮演了重要角色,表面上看似乎是时代的强者和弄潮儿。可是微观上,作为刚刚进入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政治选择、就业、留学和入仕等具体出路问题上,又是社会上最无保障的弱势群体。青年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扮演着这样强弱分明的角色。1927年清党运动,在青年的社会发育中是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前后,国民党完成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华丽转身。在济南惨案的具体事件中,国民党完成了政策的迅速转变,青年由社会主体逆转为体制下的附庸,这种转变自然带来直接的恶果,青年的政治出路被直接蜕变。对于青年政治出路的转变,国民党内部也爆发了激烈争论,但是最终以青年政治出路的强行转向为结束。政治出路无望后,青年不得不走进社会还原本来的身份。在初次进入社会的过程中,青年也没有满足自身的要求,在社会出路上也困难重重。例如,在求职就业中面临内忧外患的现实,中国社会先天发育不全,后天人祸频繁,造成了青年的严重失业状况。就算所谓上升的路径也是充满荆棘,学而优则仕便成了学而优则“失”,国民党体制的弊端下,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个华丽的摆设。出国留学的镀金效应,也不如民国初年那样闪耀,在社会污秽中渐渐褪色并迅速贬值。面对这些严重的青年社会出路困难,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建立了像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等有影响的组织。但是国民党本身的体制问题,影响到了这些组织的正面效益,最终也不得不流于失败。同时,青年在这些不算成功的出路选择中,也完成了知识青年都市化的过程了。这一社会结构重组,最直接的冲击了本来就已千疮百孔的乡村社会,并在精英出走完成后,造成了乡村彻底没落的直接悲剧。
柳轶[2]2013年在《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1919-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19年至1949年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30年间学生运动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检思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在“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在对各类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合理筛选的基础上,使国民党与学生运动的政策互动关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展现出来；然后,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概括描述,对其控制失败的本质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力求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并得出客观公允的研究结论。按照这一逻辑结构本文设计了六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我国现代学生运动的概况。重在通过追溯五四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原因、演变过程和历史影响,梳理和把握我国现代学生运动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和基本特征。整体来看,学生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第二章,国民党学生运动的政策探索和方针确立。重在探讨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措施。在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作为一个企图完成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它对于学生运动整体秉持了一种相对支持的立场,并且受最初进步性的民众政策影响,甚至曾一度努力为学生运动创设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面清党活动的展开,国民党开始反思早期积极的民众政策,学生运动政策也相应得到调整,开始倾向于收紧、限制。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以民众训练委员为代表的一方仍主张积极的民众政策,主张支持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最终随着国民党的内部派系关系的调整和重组,特别是民众训练委员会力量遭到逐渐排挤,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便确立了基本的原则方向,并通过全国教育大会和中央党部具体机构的有关文件确定下来。这就使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政策的总体方针得以确定,为接下来十余年的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第叁章,“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重在探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民党与学生运动的相互间关系。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前五年,随着日本加紧侵华的步骤和力度,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暂时取代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民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青年学生一次又一次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突出特点是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运动主题,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国民党则采取了相对缓和而非直接对立的立场。这样以来,国民党和学生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得以缓解,相关政策也不像前一个时期那么强硬,但是国民党对学生运动所坚持的收紧、控制的原则却一直没有放弃。第四章,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重在探讨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的调整。抗战八年,面对亡国灭种的全面民族危机,几乎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对抗国民党当局的学生运动。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在延续战前大的思路的前提下,将之与抗战救国紧密联系起来,努力维持战前的教育体制,在学校内部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建立训育制度强化学生对当局的认同和支持。成立旨在收拢管控青年学生的特殊政治组织——叁青团,该组织以组训全国青年为目标,服务于国民党抗战建国的整体规划,在调动青年学生抗战热情、监控学生政治倾向、防范学生运动发生、处置学生运动演变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章,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重在探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学生运动控制走向强力高压的历史进程。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青年学生在共产党反内战、反压迫、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的号召下,迅速连接起来,组建成与第一条战线相互辉映的第二条战线,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当局的革命运动之中。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再次发生了变化,开始采取更加严格、更趋强硬的高压手段。第六章,国民党学生运动控制失败的原因分析。从国民党自身来看,其学生运动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外政策的失利、学生运动政策的僵化性、对学生运动意义、价值的错误判断以及军事失利、经济失控的客观影响。从外在原因来看,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的失败在于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的广泛支援与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有效组织及引导。
李金莲[3]2014年在《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学生运动及教育应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生运动是我国青年运动史上浓重的一笔。这一时期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内有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日和坚持内战极力排共等政策,青年爱国学生面对民族危亡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作为执政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学生运动展开了一系列的应对方法。其中在教育领域对学生运动所实施的措施,主要是通过开展相关教育向学生灌输思想最终达到控制学生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教育措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其时的时代主题和社会背景,使得学生运动“动”而不息,并且在民族最危亡的时候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故此从政治统治和政权治辖的角度讲,国民政府在控制学生运动方面的教育是有一定意义的。本文拟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经过以及所采取的教育应对措施等进行研究,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于当代学运的管理有所鉴益。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1927年以前的学生运动尤其是“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进行了历史回顾,从而为本题研究作出历史的铺垫。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运动的整体状况,包括对学生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做了简要分析,并对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发生发展做了详尽描述。第叁部分重点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应对的实施情况,包括贯穿始终的“叁民主义”教育,开展的军训教育和毕业会考制度,借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将学生置于校园之中等措施,同时对学生的一举一动实施严密的监督手段,从而达到全面控制学生的目的。第四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教育应对措施进行评价,并通过历史的沉淀总结出对当今学生管理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建设性见解。
张艳[4]2005年在《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文中提出五四运动始终是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不已的历史话题之一。1919—1949年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共产主义、叁民主义与自由主义叁大意识形态,各自建构起了关于它的认知模式。本文试图对这叁种认知模式进行比较细致和系统的梳理,努力将其生成过程回放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中进行描述,以厘清它们的演变轨迹、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受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在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互动以及循环敌对与争辩态势的刻画中,也试图对“五四”的历史图像予以还原。 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叁章,分别以“阶级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启蒙”来概括和呈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认识五四运动的不同视野。 第一章揭示了共产党的“五四”观的演变。“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的认识己昭示了激进革命话语的萌芽;大革命时期,“五四”被明确定性为“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此,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已呼之欲出。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人开始反复说明“五四”的“资产阶级性”,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对“五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新启蒙运动”则更侧重于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认识它,并试图批判继承“五四”“启蒙”精神。从193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经过党内其他理论家和史学工作者的进一步论证与发挥,最终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带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五四”认知模式。 第二章考察了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及其演变。孙中山奠定了国民党人对“五四”的矛盾态度。他既肯定了它在促进国民觉醒方面的作用,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自由主义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革命的潜在威胁;比较而言,孙的追随者如朱执信、戴季陶等人则对“五四”发出了更多的热情礼赞。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人也把“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从总体上看,1927年前他们与同时期共产党人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在取得表面上的全国政权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给予了更多的指责。到1940年代,蒋介石对五四的攻击达到了极端。面对共产党的强势“五四”话语,国民政府对“五四”的评价在“歌颂”与“检讨”之间更加摇摆不定,从而也更加矛盾和混乱。它也试图通过改造“五四”形象来建构其“国民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但多半归于失败。 第叁章以胡适为个案考察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胡适一生多次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用意明显在于强调其文学革命的内容、“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与再造文明的意义。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胡适对其作了“幸”与“不幸”的价值评价。由于把个人自由、学术自主视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所以他常常遗憾地认为学生运动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而且,他对其中的不“民主”与不“科学”的做法也抱有深深的警惕;晚年又进一步把这一运动与他的“中国文艺复兴”对立起来,明确提出前者不幸“干扰”了“后者”的论断。 1919—1949间的“五四”阐释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不同认识主体的政治立场,更取决于现实的政治与文化斗争的态势。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五四运动,已主要不是一个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导向问题,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五四运动的形象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其真实面貌已难以辨识。
张珂[5]2016年在《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与政府关系(以下简称:府学关系)就一直是社会各界竞相追逐的热门话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府学关系不仅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人才培养、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可谓“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匾。”这段“内忧外患、命运多舛”的时期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在这段灰色、甚至黑色的记忆中,一批由政府兴办的公立大学(以下文章中如未特殊说明的“大学”,均指公立大学)却成为不可多得的靓丽风景线,至今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在这期间,大学不仅诞生了诸如蔡元培、梅贻琦、任鸿隽等我国教育史上流传千古的人物,也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一批与国外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好大学”。作为早已变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能出现如此景象,除大学自身的努力外,不可否认政府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如此困境的外部环境下,公立大学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逆生长”,政府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探究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颇具现实意义。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大学的研究已日渐深入与具体,但由于资料匮乏,研究跨度较大,关系较难研判等原因,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却鲜有涉及。以怎样的视角来剖析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这是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针对府学关系的研究多种多样,形式不一,但化繁为简、归根结底,关系就是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状态。因此,研究应以“关系”为核心概念;以1912—1937年为时空限制;以22所民国公立大学为例;以文献、个例、比较、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为手段;以校长、教师、学生等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分别与政府关系为显性维度;以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为府学关系研究的隐性维度,以此研判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处于“不稳定的平衡”关系。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曾提到:“一个大学中有叁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结合民国大学的实际,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他们分别在大学与政府关系中扮演着“调解者”、“监督者”和“抗争者”形象,这些形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府学关系。其中,针对118位校长的实证与比较研究,证实虽然遴选校长的因素众多,大学师生对政府任命的校长看法不一,但政府却在选拔与任命校长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校长兼具“官员”与“长校者”的“双重”身份,让其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调解变成可能。教师的聘任和学生的选拔由大学自主决定,政府虽也想通过政策引导、党化教育等措施加以控制,但在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自治和学生运动等举措的抵制下而显得“有心无力”。教师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等学术权力牵制行政权力,学生通过广泛而充分的自治,甚至是极端的学生运动实现对政府的对抗,教师、学生分别在府学关系中扮演着“监督者”与“抗争者”的角色。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可对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进行定性分析与研判。美国着名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曾在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由此看来,两者(大学与政府)之间比较受欢迎的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借助物理学的视角和行政法学的理论,提出了“不稳定的平衡”概念,确立了“不稳定的平衡”府学关系特征。通过校长、教师、学生分别与政府关系的显性维度;通过校长、教师、学生视角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隐性维度;通过这段府学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特征视角、关系范式、结果导向,印证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是“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对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反思,了解民国时期府学关系对于当前的深远意义。目前,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主要存在自主办学制度执行不力;政府放权不够与大学分权不均;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边界不明;大学的社会地位不高等“失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平等地位;构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保持长校者、教师、学生与政府之间“四位一体”的平衡;建立大学与政府动态平衡的修复机制等措施,以此实现府学关系的重构,推动关系的动态平衡。在总结全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第一,从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校长、教师、学生分别在府学关系中扮演着“调解者”、“监督者”和“抗争者”的角色。这些角色表面反映了校长、教师与学生等群体的自身状态,实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府学关系;第二,民国公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并行不悖、相生相伴。在府学关系中,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是较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史料证明,民国公立大学绝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政府也不是简单的“旁观者”,大学的公立属性,就决定了大学有自治,政府也有干预。总体而言,可以清晰发现民国政府从未放弃对大学的干预,大学也从未放弃对自治的追求,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有其自身的限度与范围;第叁,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处于“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种判断来自于校长、教师、学生在府学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来自于府学关系显性维度和隐性维度的研判;来自于府学关系历史演进过程的梳理;来自于特征视角、关系范式、结果导向的推演;第四,探寻大学与政府关系走向“动态平衡”。什么样的府学关系为最佳,也许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很难有绝对标准的答案。但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却带来一些历史经验与反思,这就是府学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有保持大学与政府地位的基本平等,又有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应形成基本均衡,还有长校者、教师、学生与政府处于“四位一体”的关系,甚而还需要府学关系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修复机制。综上所述,研究在内容、视角与结论上取得了一些创新。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关注了我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特殊的府学关系;其次,在研究视角上,注重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注重借助物理学和行政法学的概念;注重利用显性维度和隐性维度来建立府学关系“四位一体”的范式;最后,在研究结论上,确立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提出了当代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出现最大的问题是“失衡”,其府学关系重构的路径在于“走向平衡”。
田幸川[6]2015年在《国民政府防范青年学生运动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爱国青年学生不断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以及反对外来侵略的运动。面对学生运动,国民政府官员、各高校校长有自己的态度,而自1924年始,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基本思想态度是经历了重大变化的。从1924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到1927年的北伐,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是持鼓励支持态度的,而从1927年清党后到1930年1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政权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一个大转变——从鼓励支持变为了防范压制,这其实与国民党政权的内部斗争是分不开的。国民政府防范青年学生运动的措施可分为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两方面。在制度层面上,为防范青年学生运动,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发布了诸多相关训令命令。这些政策法规基本上是对学生团体组织的一个宏观规范,而国民政府颁布的相关训令命令则是国府当局对地方党政部门、学校当局以及教职员如何处理学生运动的一个更为具体的指导和要求。国民政府期望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颁布相关训令命令来限制学生的活动范围,淡化学生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并致力于让学生组织及其行为符合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让其处于国民党政权的控制掌握之下。行为层面上的防范措施包括加强党化教育、全面的侦查监督以及运动发生后防范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和平引导与武力镇压等行为。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防范是综合性的,在其中和平引导指导的手段较为真正有效,然而这种方式达到的效果也很有限,很多时候国民政府对于学生运动都是难以有效防范的。造成这种难以有效防范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国民政府不能顺应民心,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多数时候没有进行有效引导让其释放,反而一味地用武力强制性地压制。其次,国民党在学生中的领导力量薄弱,活动能力不强,难以有效以学生的力量在学生运动中进行指导和控制。再者,国民政府在学生中的信任度下降,使得劝导学生更为困难。另外,国民政府当局排除异己思想行为严重,不懂得有效团结各方力量。最后,在防范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党政部门有时候行动意见不能一致,造成行动上的不一致而某些学校当局以及地方当局的“阳奉阴违”,暗中支持学生运动,这也使得国民政府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防范不可能很有效。
张洪波[7]2008年在《1927～1937中国童子军教育研究》文中指出童子军是一种儿童教育组织,童子军教育是通过野外活动的训练方式培养健康、快乐、有用的社会公民的一种教育活动。童子军教育首先由英国人贝登堡倡导创办,以此为发源地,童子军教育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国在1912年文华书院首先引进了童子军教育,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中国童子军运动始终呈无序发展状态。但1927～1937年间,发展迅猛,成就辉煌,进入鼎盛时期,“全国之中小学校连无一不有童子军组织”,甚至在海外也曾有中国童子军服务员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因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童子军教育由政府全面推广,逐步纳入国家发展轨道。童子军研究最早始于民国时期,曾出版有大量研究着作,但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对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到抗战之前的童子军教育,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而缺乏深入的剖析,但笔者认为深入剖析南京国民政府童子军教育中对青少年儿童性格、品德、身体诸方面的塑造和对近代合格公民的素质培养,不仅可以较为全面和深刻地揭示童子军教育模式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而且对当今中华民族青少年基础教育的开展及其综合素质的开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就1927～193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童子军教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详细阐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通过广泛密集的童军训练,再结合与之相关的规范、规程、条例等等,密切童军教育与民族、国家和党的意志的关系,从而使之更具有某种工具化色彩,童子军教育在塑造近代中国合格新公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塑造功能。南京国民政府的童子军教育与训练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政治灌输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训练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取向;另一方面,透过反复不断的过程,来让设定的社会实践成为例行的习惯性行为也同样重要。为了转变中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基本态度,南京国民政府用了广泛而深入的做法,只要详细考察其训练与培养青少年的方式,如童子军教育,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合理的评价。以内在评估来提供外在行动地基础,这两者的结合乃是儒家伦理的特点,这一点明确表现在《大学》中,之后则由宋明理学加以发展。虽然中国已经迈入共和,但儒家在道德上主张修身的模式,仍继续使修养具有更宽广的涵义,当要训练与培养的道德内容已转变为更关切公民道德,而不再是人际间的义务时,也还是如此。我们考察、研究中国近代童子军教育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此。
杨卫民[8]2013年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叁、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叁、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孟鑫[9]2016年在《制服、声音、姿势：近代国家权力下的学生军事训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国家作为主体需要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进行应对,于是,国家权力便逐渐扩散和渗透。学生军事训练即是国家军事化学生身体的手段。学生军事训练并不仅仅是宏观的政策和组织,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制服、声音、姿势等日常生活要素之中。正是在这些日常生活要素中渗透着国家权力,无时无刻不对学生进行着规训。但是国家权力并没有实现所谓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军训实施的问题以及学生的自主性让国家权力鞭长莫及。同样,学生军事训练也没有预想的成功。
杨焕鹏[10]2005年在《国家视野中的江南基层政治（1927-1949）》文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试图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以现代管理方式对基层政治实行变革，这是自清末以来国家变革基层政治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整个基层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国家政权向基层渗透在不同地区的方式与手段又是各不相同，代表国家政权的各种势力及力量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目标及利益又是各有区别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本文以杭州、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试图解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到底以什么方式，以什么力量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各种政治势力在深入到基层后他们之间关系是怎样，国家政权在基层是如何运转等问题。本文以国家政权向基层渗透为中心，主要对国民党基层党部，保甲制度，叁青团，基层警察体系，基层公务人员体系这五部分展开论述。文章中对这五个国家系统在基层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同基层各势力的关系，以及它们存在的缺陷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此外，本文还对国民政府推行的新县制、以党治国、地方自治等都进行了论述，总之，本文为读者提供了国家政权对基层政治的渗透以及杭嘉湖地区基层政权的运作提供一种动态的描述。
参考文献：
[1]. 抗战前青年出路问题研究[D]. 刘毅.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2]. 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1919-1949年）[D]. 柳轶.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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