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语言与道德实践
郭轶卿
中国古代的道德实践是对自我修养的理解，这一命题主要是由儒家学者进行讨论的。在“名”和“实”的讨论过程中，孔子、孟子和荀子探索了“名”和“实”的道德实践联系，提出并发展了“仁”“义”“礼”“信”的概念。语言一直都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媒介，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们更是将语言与现实联结在一起。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语言与道德实践关系的探讨，试图对“仁”“义”“礼”“信”作进一步分析，特别是研究孔子、孟子、荀子关于语言在自我修养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仁
从词源学上看，“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从字体结构来看，“仁”字由“亻”和“二”组成，起初一个人是孤独的，一旦与他人结合在一起，亲密关系就发生了，这就是“仁”，意思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核心为人与人相互友爱、同情、帮助。
谈论“仁”字，必须要指出的是，“仁”作为一个概念在孔子的经典著作中很少见到，但“仁”却是孔子教学的核心主题，在《论语》的不同语境中经常被提及。《八佾篇》中谈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里仁篇》中共有七次谈到“仁”；《公冶长篇》中两次谈到“仁”；《雍也篇》中五次谈到“仁”。自《论语》编撰成书以来，“仁”已经成为我国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是老百姓日常话语中的时尚词语，同时也体现在我国古代的道德实践中。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不参照“仁”的概念，就不能理解我国古代的道德实践，也不能深刻地理解孔子关于“仁”的教学。
表面上，《论语》并没有为“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事实上，《论语》中所描述的“仁”是在不同的语境中确定的，这使得“仁”的概念充满了复杂性，甚至充满了矛盾性和神秘性。例如，在许多语境下，《论语》把“仁”解释为“爱人民”；而在另一些语境下，“仁”的解释为“修身自律”；还有的语境下，“仁”解释为“生活端庄有理，办事认真严肃，待人诚心诚意”。另外，《论语》很少用“仁”这个术语来夸人，但是《论语》又讲“仁”是“刚强、果敢、朴实、慎言”，具有这四种品质的人就具有“仁”的品质。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仅从《论语》中找一段话来谈论“仁”是容易被误导的，而“仁”作为《论语》的基本概念，又贯穿于全书。因此，李泽厚等学者建议将描述“仁”的这些段落视为儒家“仁学”思想的结构。所以，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建议，要积极理解“仁”的思想，而不是仅仅从一个状态或者特性来理解“仁”。
鉴于这些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仁”：第一，从其内容上看，“仁”是一切美德的象征和概括；第二，从本质上看，“仁”是一种道德实体；第三，从实现上看，“仁”是自我修养的过程。
第一，从一开始“仁”就是一种美德，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切美德的象征和所有美德的泛化，这是《论语》中孔子的主要观点。陈荣捷和张慧姝在《儒家传统新探》中认为，在早期儒学文本中，“仁”仅仅指“爱”这一种美德。实际上在《论语》中，“仁”不仅指称为“爱”，还被视为同智慧、诚实、勇敢、正直和坚定相并列的一种特殊美德。孔子认为，“仁”包括恭敬、认真、忠诚、力量、毅力、诚恳、自由、诚实、勤奋、慷慨等品质，摒弃傲慢、贪婪、怨恨的欲念，拥有坚定不移、谦虚谨慎、付诸实践的信念，并且，仁人总是能够自觉遵守礼的规定。所以，《论语》通过“仁”塑造出人们的性格，不仅希望突出每个人“仁”的性格，也希望每个人在帮助他人时突出“仁”的性格。
从繁体字“禮”的结构来看，包含“礻”字旁和“豊”。“礻”表示的是“垂示征象”，“豊”表示的是“行礼之器”。所以，《说文解字》给“礼”下的定义为“履行祭拜活动”。就是说，人们为了祈求好运而履行的祭拜活动。这个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礼是文化传统的根源；第二，礼是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杜维明在《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认为，“仁”不仅仅是个人的美德，归根结底它是道德现实。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潜力体现“仁”，而且是形而上的道德，本质上与潜意识等同。孔子曾说，“我未见好仁者”（《论语·里仁》），但是孔子认为人人都有成为仁人的潜力。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天生向善的倾向，天生向善的倾向就是“仁”，通过适当的培养完全可以把“仁”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因而，“仁”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仁”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它可以内在地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外在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内在和外在的转变展现了世界的精神，并且世界存在于创造性的转化过程中。这样，人的本性和天道就结合在一起了。
“义”作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也把作为实质美德的“仁”和作为形式的“礼”联结起来。这一点表明了义在儒家道德体系中的地位。沿着这个思路，可以说没有义，仁将没有实现的现实基础，从而成为乌托邦式的道德目标，而不是实质上的美德。另外，如果没有义，礼也不会成为形式上的美德，反而只是呆板的礼。
(6) G中不存在这样的4-三角8-点v,使得v关联3个(3,3,8)-面和一个(3,4-,8)-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仁”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普遍原则和总体价值。它展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理想状态，也指出了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然而，道德实践通向的不只是理想状态和普世原则，在特定情况下总会涉及到具体的道德判断和个人行为。接下来的问题是，“仁”作为一种原则和理想，如何在具体的道德判断和个人行为中实现。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讨孔子提出的另一个概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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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
从义的繁体字来观察，“義”包括两部分：上部分是“羊”字，下部分是“我”字，这就意味着“義”指称的是自己，而“仁”指称的是他人。也就是说，“仁”必须与其他人相关联，而“义”只与自己有关。因此，“义”一般可以理解为个人自我的道德意识和行为。
孔子谈及信时，总是与这个字源紧密联系。他认为信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主要指说话。“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没有不严肃的地方才算罢了！或者说，一个人的话是真实的，才可以称为“信”。而且，孔子将信作为君子的美德，“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孔子认为没有信的人无法得到别人帮助。在这里，孔子清晰地把语言和道德联系在一起，他相信自身修养体现在一个人的作为和语言上，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所说的话是判断其可否成为君子的标准。对孔子而言，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一个人培养自己成为君子的工具。
首先，一个能够完美展现“仁”的人是圣人。因为“仁”是理想的自我修行状态，难以达到，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成为圣人。相比圣人而言，成为君子是更有可能的，因为君子是具有“义”品质的人，并且“义”联结着理想与现实，也联结着普遍与特殊。孔子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用义来修养自己的品质，按照礼来行事，用谦虚的态度说话，靠诚信取得成功，这才是真君子。这里，义以礼、谦、诚为尊旨，因此，义的实现是礼、谦、诚综合的结果，拥有这一结果而产生美德的人就是君子。
其次，君子和小人显著的区别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这并不意味着孔子不关心土地或者他认为关心土地就是可耻的。孔子真正的意思是将道德放在判断标准的首位，而不是土地。这一点孔子曾明确表达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干不正当的事获得的富贵，对孔子而言就如同天边的浮云。所以，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利益都该由义来评判：那些与义相一致的利益是有价值的，与义不一致的利益是无价值的。因此，义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第三，义是衡量获取收益的标准，同时也是行为准则，即君子应当以义为尊。按照孔子的观点，义作为行为准则，有两个相关联的含义。一是得到利益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换句话说，以义为尊才能成为君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义体现仁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因此，以义作为行为准则是有意义的。二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一切都以义为依据；也就是说，义不是僵化的，而是依据情势做出相应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义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使道德行为切实可行。所以，义能够明辨是非，适当地调整与他人的关系，创造性地在不同情境中做出行为。
说到“义”，就不得不提到孟子。孟子进一步发展了义的含义，不仅保留了孔子关于义的见解，而且加深了义的含义。在《论语》中，作为普遍美德的“仁”高于“义”；而在《孟子》中，义成为美德的四大原则之一，与仁具有相同的地位。孟子甚至建议：“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的意思是说，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都讲信用，做事不一定都果断，只看是否合乎义。孟子之所以将“义”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义”不仅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成为有德行的人必须具备的元素。
首先，“义”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是天生的或者内在的。孟子认为，义是人一出生就具有。孟子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人教的，而是原本就有的，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孟子相信同情心就是仁，羞耻心就是义，恭敬心就是礼，是非心就是智。如果人人可以跟着感觉，顺着他们的本性，就能做得更好。这就意味着，在适当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感受到义，因为人人都不会真正失去羞耻和厌恶的感觉。义的内在性（或者说天生性）说明，它可以作为道德理解和价值判断，二者都是主观的事物，所以孟子认为义是读书人的美德，也是对一个人的主观状态的修正，以及一个人的价值观的预测。
而且，义作为君子的美德可以为主观自我和客观情境架起一座桥梁。孟子认为，“仁”是人的心，“义”是人走的路，因此成为“仁人”后一定会意识到“义”。正如前文提到的，义的词义指的是个人的自我，自我要在社会语境中实现，而非与世隔绝。义需要个人的无私奉献以造福于人类，因为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并且决定他作为一个人的出现。事实上，义指示着自我在特定情境下应做出的恰当行为，恰当性正是义的哲学解释。恰当性始于自我，终于自我，所以义终归是自我的道德行为。与此同时，自我行为会超越纯粹的主观事物，因为义会考虑到社会情境以及如何将自我与社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由于社会情境会不断变化，每个人的行为都不能遵循固定的标准，而是随社会情境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每个人都在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这就是义的创造性。
第三，“仁”本身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杜维明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拥有“仁”的元素，但是没有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使“仁”达至完美的状态。因为这需要永无止境地修身养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仁”。
足月妊娠指的是妊娠满37足周至42周。宝宝只要足月了，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基本都可以健康成长。达到或超过42周就属于过期妊娠，容易发生胎盘功能减退、羊水减少、胎粪污染、胎儿成熟障碍、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胎粪吸入综合征等。宝宝有情况需要结束分娩（如胎儿宫内窘迫、羊水过少、过期妊娠），准妈妈们就应该听从产科医生的建议尽快引产或剖宫产，把宝宝从不好的环境里解救出来。有一些人存在“瓜熟蒂落”的思想，认为催生不好，盲目排斥终止妊娠，会造成新生儿窒息，甚至胎死宫内、死产等严重后果。
三、礼
从孔子的教学中可以看出，“仁”作为一种普遍美德，同时也结合了许多其他美德。没有“仁”，某一种美德可能会侵犯其他美德，甚至不能成为美德。“仁”把个人的修养与社会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没有“仁”，自我修养就会失去基础，社会行为就会失去方向。总之，“仁”作为基石，赋予了所有美德以含义，也指明了自我修养和社会行为的方向。
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有一本书叫《冰层之下》，讲述了“我“和猎犬阿样在原始森林里迷路后，无意中掉到了冰冻的湖面之下。在冰层之下，“我”与阿样遇见了不同的野生动物，经历了不一样的探险。真正的精彩，往往隐藏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冰层之下，家乡的饮马河也是如此。
孔子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自己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敏求学以获取知识的人。可见，孔子力在传播文化，而不是创造文化。孔子在《论语》中对传统文化是赞同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周代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多么丰富而有文采啊！我赞同周代的。正如上文提到的，“礼”的实现和转换是在周代完成的。从那时起，“礼”融合了诗歌、音乐等优秀的艺术精神，成为了人们社会交往行为的规则。总之，礼是衡量一般文化价值观的标准，使人在理性的政治社会中享受美好生活。
对于孔子而言，“礼”使得周文化精彩纷呈，若是礼制崩塌，必然会引起政治冲突和社会问题。因此，弘扬周礼和教导人们遵守周礼是孔子毕生的事业。弘扬周礼，并不是简单的崇尚过去的文化，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区别：传统和传统主义。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传统主义是靠信仰才能获得原始启示。在孔子看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他认为，继承传统意味着在回顾周文化的同时来发现适应现世的新文化。因为传统文化隐含着人生的普遍真理，具有现世意义。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既保留了自己的存在，又通向新河流（新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认为自己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而不是新文化的创造者。那么，孔子认为的“礼”是什么呢？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仪式代码，具有实践意义；二是将周礼的外部规则转变为内心的要求。
孔子精炼了“礼”的道德意蕴且把礼作为行为准则。起初，礼是仪式规范，涵盖了所有生活的行为准则，比如哀悼、婚姻、祭祀、公共庆典等；其他行为场合也有礼的存在，如面对统治者、长者、父母、老师、客人等都得讲礼。在孔子的眼中，“礼”是一个宗教、道德、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混合体，他强调礼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理由。孔子一再声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只有学习礼和遵循礼才能成为君子。礼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周代的历史经验证明，它体现了普遍真理和价值。在礼的约束下，社会事务可以预测和实现，也可以加强个人的自我修养。因此，孔子认为礼来自实践，并且指导实践。这样一来，礼超越了仪式规范的限制，转变为行为规范。同时，礼在道德实践中保持着活力。
在孔子的四大教学主题（文、行、忠、信）中，针对“信”特别指出了语言及其使用，主张语言和行为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孔子的教学中，虽然每个人说的不同，但是都与其行为相关。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如果君子的口中说出的话超过实际所做的事，那么他会感到羞耻。所以，君子言语上要谨慎迟钝，行动上要勤快敏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的真正价值观体现在人们的履行效果上，而不是与人们的认知相一致。
“礼”的理解主要聚焦于功能。君子是通过礼来形塑的，礼既是推动君子行事的方式，也是一种文明的表达。这可以被理解为孔子的礼学思想，同时也是荀子关于“礼”概念的表达。
孟子发展并且详尽阐释了孔子“义”的思想，荀子发展并且详尽说明了孔子“礼”的思想。首先，荀子探讨了“礼”的起源。相对于孟子认为礼始于内心而言，荀子认为人的本心是恶的而不是善的，礼不是来自人的本心。所以荀子言：“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古代的圣王认为人性是恶的，认为人性会偏邪而不正，悖乱而无治，所以为人们建立起礼仪，建立起法度，以教化人的天性。其次，荀子认为“礼”与“道”存在着联系。荀子不专注天地之道，而是关注于人道。因为国家之道就是王者之道，所以荀子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原则，“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王道就是威严与仁义之道的组合，而这些都源自于礼。“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因此，礼是具体化的，并且是道德核心。此外，以人道为基础，荀子进一步探讨“礼”的维度。他认为：第一，礼是法律的根本，是万事万物的纲要；第二，礼是国家治理的标准；第三，礼是思想和行为的规范；第四，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尽管荀子的“礼”是包罗万象的，但它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当荀子提出人性本恶时，他相信邪恶的本性能够通过自我修养而发生转变。就他们的性格和能力而言，君子和普通人是一样的，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圣人。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学习礼。“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也就是说，礼是用来端正身心的。荀子称，圣人可通过学习礼和实践礼变化天性中的恶，这就是普通人和圣人的不同。
毫无疑问，荀子的“恶”是一个建设性概念。一方面，“恶”这个概念凸显修身养性的必要性，而修身养性则立足于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荀子认为，恶开始于“知”，“知”通过学习和思考来完成。通过学习和思考，让君子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进一步说，“恶”结束于行，因为君子学不在言，而在行。从这个意义来说，“恶”是一个有意识的朝向“仁”的进程。另一方面，“恶”使“礼”作为美德凸显出来，把自我修养放在了礼上。对于荀子而言，礼是学习主题、思维原则、行为标准；礼使人们了解社会的局限性，建立相互关系，满足人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礼还可以正确控制人们的欲望。可见，礼是成为君子的具体途径。因此，“恶”和“礼”都可以被视为仪式、习俗和规则。
四、信
在回顾了孔子关于自我修养的教诲后，也许有人会问：“语言在自我修养过程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探索语言与道德实践关系的背景下提出这些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不能想象一种自我修养的道德实践如果没有把语言考虑进去，那会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另外，这些问题在现代儒学研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因为许多研究者对孔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的教学非常熟悉，这也导致很少有人关注语言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不是孔子“做事勤勉，说话谨慎”的局限性所造就的，有可能是因为儒学研究中存在误解。早期儒学研究发现，孔子在谈及语言时，认为语言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而孔子“信”的概念特别表达了他对语言和道德实践的关注。
按照孔子的观点，“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君子不会在哪怕一顿饭那么短的时间里远离仁德，紧急的时候也会遵循仁德，困顿的时候也一定会遵循仁德。这句话揭示了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要努力修身养性的道理。这种努力应当存在于人的一生中，并且说明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实现目标的手段，更要关注目标本身。
“信”由“亻”字旁和“言”字组成，这种结构形式隐含着做人与语言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个事实，表达了当一个人说话时，要言而有信，表达了儒家学者对语言的尊敬。
与“仁”一样，“义”在《论语》中也没有确定的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义”在儒家道德实践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相反，在许多事情中，孔子把“义”看作是君子的主要特征。另一位大儒孟子视“义”为德性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仁、礼、智），这清晰地表明了“义”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孔子认为“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义”是君子应有的品质；第二，“义”是衡量的标准；第三，“义”是行为的原则。
儒家思想聚焦于自我修养，孔子论证了道德实践中的语言功能及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语言就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孔子指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也就是说，不懂得分辨别人的语言，就不可能了解别人。因为语言是心灵的声音，一个人的语言既有可能被视为是明智的，也可能被视为是愚蠢的。鉴于君子谨言，所以“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因而，如何对待语言（包括在特殊条件下使用语言）是自我修养的必要维度。
孔子内化了“礼”，把“礼”作为实现“仁”的一种方式。就其性质而言，“礼”就是一组行为规则。礼作为社会政治上确立的规则，它来自社会权威，而不是个人的欲望。因此，当社会权威发生动摇时，礼的功能就会消弱。这正是孔子所处的时代。当礼的功能需要恢复时，孔子不仅呼吁政府矫正治理的形式，而且要求个人提高自我修养。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听。”（《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约束自己而遵守礼的规定就是“仁”。“礼”被视为道德准则，被认作“仁”的化身。换句话说，仁人看、听、说、做都不能违背礼。更重要的是，仁人的“礼”既不是做给他人看，也不依赖于他人，而是发自内心的行为。这就意味着，礼不再是外部的行为准则，而是内在美德的一种形式。
道德实践是通过把语言和行为融合在一起实现的。当“名”和“实”不统一时，语言和行为之间就会产生距离。正是因为这个距离，孔子改变了与人交往的方式，从听他们的话、称赞他们的行为，到听他们的话、看他们的行为。对孔子而言，这个距离阻碍了人们善待自己，阻碍了真诚待人，阻碍了忠于国家。因此，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那么他的语言可能引起行为离经叛道，并且有可能导致社会关系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身修养的必然要求是遵守诺言，即“名”与“实”相一致。
毫无疑问，当孔子提出“名”的理论，他聚焦于社会政治。然而，这并不排除社会政治的伦理意蕴。相反，孔子认为社会政治不能脱离伦理，因为理想社会是一个充满“仁”的社会，并且理想社会应当是由君子统治的。于是，语言中的道德意蕴是必要组成部分，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
记者拿到这款奶糖口味的润唇膏，发现它在包装设计上延续了大白兔奶糖的经典形象，整个造型就像一颗糖一样，它的扭结作为一个开封可以打开，之后再把润唇膏拿出来，尽最大可能还原了奶糖的包装，连成分里也融入了乳木果油、橄榄油、甜杏仁油和牛奶精华，闻起来又有大白兔奶糖的经典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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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孔子看来，如果“名”与“实”不一致，礼乐将不能蓬勃发展，而礼乐如果不能蓬勃发展，人们将不懂得如何行为。这一观点无疑揭示了语言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也阐明了语言与自我修养的关系。因为“礼”既是行为的原则，又是美德的形式；“仁”是律己，辅以礼节，就会找到举止得体的方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成功扮演自己的角色，依靠的是认识“仁”的程度，而认识“仁”的程度取决于如何对待自己的言行。
第二，孔子正“名”的目的是调节语言与事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说话将语言和事物联结在一起。说话表达了对语言中的“字、词、句”所象征的事物的理解，产生了与“字、词、句”相一致的事物。因此，这种语言与事物的关系开始于语言，结束于事物。这是一个进程，如果缺少一部分，进程就会停止，这种关系也不再存在。在此意义上，正“名”是为了纠正“名”的使用，原因是可以使事情顺利进行，而不是用说代替做。尽管孔子不否认语言之外的表现行为，但是他强调语言表达的效果。因此，按照孔子的观点，君子的德性不仅表现在他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他所作出的行为。
支气管结核治疗不及时或治疗不当会引起气管支气管狭窄，导致严重临床后果［9］。对于局部介入治疗效果差，临床症状明显的病例，应及早行外科手术切除治疗。由于病变部位特殊，手术创伤大，风险高。术前充分检查，积极对症治疗，给予心理疏导;术后加强体位和呼吸道护理，注重营养支持，及时发现、处理并发症是手术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出于同样原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道德理论，孟子并没有从表面上论证“名”和“实”这对哲学范畴，而是从孔子关于“名”和“实”的关系来阐释道德理论。据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理解，孟子用正“名”的方法解释人性。他通过四个原理解释并论证人性，来说明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分别是仁、义、礼、智。很显然，孟子将仁作为一个“名”来阐释。同时，孟子探索了与仁的“名”相吻合的“实”：“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财生矣。”（《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仁的实质就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就是服从兄长；智的实质就是懂得这二者的道理而不离弃；礼的实质就是对二者加以调节和修饰；乐的实质就是高兴地做到这二者。以此，孟子展示了仁的“名”与其相一致的“实”。事实上，孟子的特殊贡献就在于运用“名—实”话语进行了道德理论的建构，他有意用“实”这个术语表达道德行为。
荀子也遵循孔子的正“名”原理，并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语言理论。荀子不仅分析了“名”的由来和分类，还揭示了语言的道德功能。按照荀子的观点，智者建立和规范“名”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二是“上以明贵贱”；三是“下以辨同异”。（《荀子·正名》）就是说，明智的人对事物进行区分，制定各种名称来指代它们，上则为了明确贵贱等级，下则为了辨别同异。可以说，第一个目的是总的原则；第二个目的关注于道德的价值观；第三个目的以“名”表示客观事物的属性。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受试者管理中的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受试者因参与临床试验获益不甚明确，个体文化程度差异，其参加试验的出发点各有不同。研究者在受试者管理中，在最大程度保护受试者健康、福利、权益基础上，应重点考虑如何实施有效的受试者风险管理，这也是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风险管控的要点和最核心环节[6]。
(2) 容易验证,当系数α,β,γ和δ都为且λ=1时,本节方案的成功概率为1。此时,量子信道为真五粒子最大纠缠态,并且O5是零算子。这表明我们的方案退化为通常的标准双向受控隐形状态方案,即文献[44]的方案是本方案的特殊情形。
正“名”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贵”与“贱”这两个术语无疑暗示着价值判断。荀子使用“贵—贱”术语是为了强调“名”的道德功能，而非限制人民的等级或者社会地位。相反，“贵—贱”术语事实上针对的是人事价值或者价值缺失。另一方面，人事的价值或者价值缺失不依赖于所给予的条件，而是取决于多大程度与礼相符合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因而，“贵”和“贱”说到底与道德行为有关；相应地，正“名”就是调节人类行为。
朋友圈每一次点赞、评论，用户都被卷入社交网络的更新状态，科技手段将原本静态的场景进行了瞬间动态重构，互联网联技术移动终端，不仅是场景快速更迭的渠道，也成为颠覆传统的重要入口。
总之，言行关系是“名”与事的体现和关系的专门化。儒家学者对处理这种关系的思考是切实可行的：语言在自我修身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指掌握和使用语言与人进行交流，更指的是通过语言进行善的实践，最终成为有德行的人。
[作者简介] 郭轶卿，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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