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例论文,重写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学术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1-0006-06
李学勤先生从1990年代起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揭开了“重写学术史”讨论与反思的序幕。“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进行新的解释和总结，因为学术史的纂述并不是固定和僵死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观和占有的史料重写其心目中理想的学术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P9)时代变迁与历史编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因此，借助历史事实去解析和重构历史成为“重写学术史”的内在张力。英国学者E.H.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2](P115)“重写学术史”应该借助已逝的学术史事实，采用恰当的体例、史观与方法，以全新的思路、客观公正的立场再现学术发展的历程，梳理学术发展的源流脉络，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规律。这些都是“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此，“重写学术史”才有意义、有价值。
在“重写学术史”语境下，探讨相对客观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叙事方式和内在理路，揭示学术发展的特色和价值，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李学勤先生对此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3](P9)。又说：“学术史的考察研究，是探讨中国文化本质的核心课题。历史上每逢文化演变的关键时期，人们便感觉到有对过去学术做回顾的必要，近世更是如此。”[4](《自序》)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编纂应该从学术本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由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编纂体例、方法论自觉两个方面一申管见，以推进对“重写学术史”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重写近代学术史的体例
“重写学术史”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体例最便于阐述中国近代学术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体例问题对于“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过去那种视体裁、体例为单纯技术问题的看法是有偏颇的，故应当着力阐明如下观点：第一，体例之所以在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史学家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之重要载体，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才、学、识、德的明显尺度。历代的学者，无论对历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精当、宏富，表述如何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纂这一载体容纳和表述出来。第二，史家长期研究的成果，必须依赖历史编纂的恰当运用，才能传世行远。因此，卓越的史家无不重视历史编纂的改革与创新。白寿彝先生对此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5](P23)总之，应当对体例重新作学术定位，充分认识其在“重写学术史”方面的价值。
王学典认为，学术史叙事有自己的体例和章法，笔者很赞同他的观点：“与普通历史写作一样，学术史写作必须选择与取舍，而选择与取舍必须有依据、有原则、有体例、有章法，这样，作者的先在预设和社会历史立场，乃至作者对学术本身的把握和偏好，当然就成为学术史叙事中最能动的要素”[6]。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体为主，辅以目录体、纪传体等多种编纂形式，它们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学案体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形成的以记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体裁。其体例为：每学案前先设一表，备举师友弟子，标明学派渊源及传授系统。每一案主均立小传，叙其生平概况及学术宗旨。对案主学术论著，均一一注明出处，材料采选颇为广泛，为深入研讨其学术思想提供方便。案主小传后，另有附录，载其遗闻轶事。亦附时人及后学之评论，备录其短长得失，以供后学自行判断。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对学案体有创始之功，设学案以明“学脉”、写案语以示宗旨、选精萃以明原著，这三个要素的互为犄角，使学案体构成了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有机整体[7]。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记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强调，“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学案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指按语，是作者对学派源流及学术事件做出分析、评判的学术著述形式。黄宗羲以“学”阐释学术、学派之分合，以“案”梳理明代学术主线，揭示明代学术宗旨与思想，它“以人为中心”展开，实质上是一种思想史的写作体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认为心学为明代学术之主线，故详细梳理了明代心学演变发展的轨迹：“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矣。”[8](卷10，《姚江学案序》)此前的学术史著作主要是学者人物传记，故不能反映出各家各派的学术宗旨及大端，采取的编纂形式主要是传纪体。《明儒学案》编纂形式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善于揭示学术演变发展的主线，从学术内在的理路来阐释学术的宗旨和思想，正确评点学人的精神。黄宗羲认为过去的学术史编纂对学人治学宗旨和精神阐释不够，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8](《凡例》)基于对学术宗旨重要性的认知，黄宗羲确定的编纂指导思想在于阐明各家各派的自得之学，揭示学术思想的真谛。他说：“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8](《凡例》)因此，黄宗羲对于学派和学者的学术思想均尽量揭明其自得之见，发明其学术内涵与精神。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提炼不同学说的内在价值。《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对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做了总结。可以说，《明儒学案》是中国古代首部较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却实际地刺激和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
目录体学术史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编纂的重要体裁，最早可追溯到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目录体学术史特别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对此有过精辟的总结：“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例，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9](P27)。就学术史研究要素而言，一在于学者；一在于著述。史传重在记载前者，而目录则重在记载后者，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主干。东汉班固在著述《汉书》时，又据《七略》略加删改，著为《艺文志》，率先将目录学引入正史，创立了史志目录编纂方式。《艺文志》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设置总序和类序，为正史《艺文志》的史志目录系统创建了新的学术范式，同时又具有反映先秦至东汉学术总貌的独特价值。纪传体重在记“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史志目录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目录体学术史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学术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以史传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始于司马迁《史记》所率先创设的《儒林列传》，其体例以被朝廷立为官学的经学大师为主体，以经学大师的学行为主线，重点突出各家经说的传承关系，再配之以功过得失的评价，可以视之为各经学大师的个体学术简史。《史记》开创的这一体例为历代正史所继承，并向其他领域拓展。
章节体学术史研究著作是近代引入西方新史观与新体式的产物。一个学科的专业学术思想史，必须遵循该学科的问题框架、核心概念和学术体系的基本限定。而这样的专业学术思想史，只能是近代以来思想、知识不断别域分科的结果。因此，从“学案”体的综合性、整全性学术思想史，到分科式的专业学术思想史，乃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巨大变革。
在章节体学术史的著述中，梁启超、刘师培贡献尤著。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长篇论文，为中国学术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指导思想史研究结出的第一个硕果。与传统的学术史相比，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以朝代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2)深入论述了学术思想发展与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了不同学派与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启超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方面作了分析，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10](P120)战国时期社会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由此，梁启超明确阐述了学术变迁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3)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若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每一章之前，再简要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作者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总之，这篇长文对20世纪章节体新学术史研究是拓荒、奠基之作，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1905年，刘师培撰著了章节体形式的《周末学术史》，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首部以“学术史”命名并首次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法为著述体例的学术史研究著作。该书将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按照知识的性质，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等十六门学科加以考察，强调知识层面的学术，以知识的性质来分类学术，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
中国古代和近代学者在探索学术史撰述体裁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很有成就，为我们今天重写学术史在宗旨和体例设计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我们认为，传统的学案体、编年体、目录体等学术史有自身的优点，但亦有明显的不足；而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学术史，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亦很明显。周谷城认为，章节体史书事情纵剖，依门类而分，时间横断，依朝代而分，纵横交错，可称之为新体或坐标体。倘若以这种史体编纂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将被破坏无遗[11](P26)。周谷城虽以通史立论，但对学术史编纂而言，章节体也会对学术演变发展以及学术自身理路产生破坏作用。白寿彝认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12]。我们认为，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重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把章节体的优点糅合到传统的学案体、编年体、目录体等学术史框架之中，采用综合创新的体裁，是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将中西史书体裁的各自优长加以融合。由于这种体裁容量广阔、互相补充、写法生动多样，因而能将大量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囊括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近现代西方史家提出的新观念，如整体史、叙述史、问题史等，在学术史中的不同部件中也能相应地有所体现。重写学术史的体例可以采用序录、综述、编年体、图表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来再现近代学术多姿多彩的格局。序录主要吸收传统序跋体、目录体学术史的优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评价各家的短长得失，凸显以学派为本位的研究性质。“综述”是学术史的主干部分，立体地记述学术发展的大势和主要学派、学术主张。综述须吸收近代章节体的优点，并以编年体、纪传体等体裁的优点济章节体之不足。编年体学术史主要以《资治通鉴》为参照，同时吸取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以时间为线索，采用“条目”、“按语”与“评述”三位一体的独特体例，逐年著录学术发展史的内容，同时对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关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方面作多方位展现，并以多种方式凸显学术史的内涵，使学术史建立在有深度有广度的史识与翔实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真正成为“编年”之“史”与“史”之“编年”。设立图表，是为了补充上述三种体裁所遗漏的学术史内容，同时用图表来沟通上述三种体裁，用以反映学术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体现学术通变的思想。
二、重写近代学术史的方法
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传统学术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冲击下因应时变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文明，挟着坚船利炮之势长驱直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综观当时的学术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界具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在对待中西之学关系的处置中，学术界出现了源流、主辅、新旧、体用、本末的分离与纷争；在古今问题上，学术界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经史之争”等主要论争。学术界在救亡图强理念之下以经术饰政术，导致经学学术规范的解体，西学的倡导以及进化论的引入和宣传，导致传统意义的学术发生转型。他们之间的争论，重演了诸子百家争鸣的胜景，构成了近代一百余年文化思潮纷纭变幻的图案。近代学术的变迁是以重新评价传统作为依据和核心内容的，以选择性地引介外来学说作为创变的条件，再合中西、合经子、合儒释、合经世与求真，从而在对古今中西之学予以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走向本位趋同[13]。所以，我们应当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梳理和解读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特质及规律，体悟近代学术的内在精神。然而，揆诸近年来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发现西方舶来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当然对中国学术的深入研究有好的一面，但生搬硬套西方的范式、概念和术语，而不从中国学术文化内在发展的机理着眼，并不能深刻体悟中国近代学术的命意和精髓。比如，有学者解读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14]。我认为，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思路，某些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提法，大概是对“范式”误读的结果。
“范式”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库恩提出的。他认为，“范式”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范式规定着该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学科共同体提供了思考、选择、解决问题的准则，规定了其基本思路，并为整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方向。他认为“范式”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公认的科学成就，他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5](P4)另一个是具有“不可通约性”。他认为，新旧范式“完全不能并立”，新范式具有不可替代性。由此，他指出：“这些年来我所突出的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可通约性必定是任何历史的、发展的或进化的科学知识观中一个基本的成分。”“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15](P199)库恩认为范式的更替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变，因而否认新旧范式之间的相容性，认为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库恩的范式概念主要是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是否存在着整齐划一的“范式”或研究“模型”尚有待于作进一步探讨。库恩指出：“在生物各分支——例如遗传学研究中——第一次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5](P14)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既重求真，亦重求善；故对其“范式”的建立和转换，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和实用原则，紧密结合人文学科自身特色，设置符合库恩元典意义的范式条件，合则借用范式，不合则慎用范式。比如，有学者在探讨百年中国学统时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范式有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戊戌到“五四”，以进化论为主导范式；第二阶段问题与主义之争，从“五四”到1949年，进化论范式与唯物史规范式展开激烈竞争[16]。应该说，论者对借用范式的概念基本上符合库恩元典的条件和含义。清末民初的中国学术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学术观念、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根本转变，新旧学术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特点，因而将这种转型视为学术新范式的确立，无疑会显得更加深刻和生动。但也有学者在梳理清代学术时从已有观念出发，误读和套用“范式”。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清代学术史存在五种研究范式：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并认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17]。我认为，上述五种范式中，可能只有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以称为所谓的“范式”。“早期启蒙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梳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提出的核心观念，与以往用进化史观梳理学术演变发展迥然有别，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基本上符合库恩元典的条件和含义。其他四种“范式”，只是学者梳理清代学术的思路与方法，而非学术观念根本形态的转变，且诸范式具有兼容性，故视之为范式似有不妥。所以，在学术发展的常态下，强调范式更替，要慎重，更要避免简单化。
在如何借鉴和慎用“范式”方面，有些学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值得借鉴和参考。郑师渠指出，“引进范式的概念，要有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作茧自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还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实较斤斤于范式的区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18]。论者认为历史研究领域引进“范式”必须从中国传统的学术视野出发，从学术继承与创新的角度体察学术范式的根本含义，颇有见识。杨念群指出，谈范式，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把认知对象的客观性同主观人文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说：“谈范式本身，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发点还是在于想把历史研究，或者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纳入到一个按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轨道里面，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想象力本身的丰富性，丰富程度可能要远远大于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比较规范性的东西操作所得出的结果。这样我想可能是带有人文色彩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的东西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比较赞成把范式的分析和想象力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综合考察。”[19]论者认识到历史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借用范式概念必须要注意历史学具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属性，所以史学在建构对过去图景的表述中，含有大量的主观想象、分析和评判。因此，“范式”只是提供了梳理、分析史学演进的方法论工具，学者在使用“范式”观念须把范式跟制度安排，包括跟个人的想象及范式之外的难以归纳的因素混合起来谈。所以，预设所谓虚妄的前提，可能对学术研究产生有害的影响，“有些东西是需要梳理和反思的，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前提，就跟当时黄宗智谈江南的问题的时候，谈来谈去，他说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规范性认识危机，什么是规范性认识危机，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把一个本身应该反思的前提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比如说商品化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结果它变成了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范式可能是非常有害的”[19]。由此可见，一个东西成为范式，可能推动学科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阻碍开拓和发展，可能使新的方法和探讨被视为异端。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撰写，应该从当代学者关于范式讨论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在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时，尤应注意范式的边界和条件，谨慎使用范式，防止对范式的滥用和误读。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各自优长，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自觉方面，应该淡化所谓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有学者指出：“考察学术史，就必须将他们的心路历程作为主要参考系，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看待那一时代的学人与学术，如此，才可能深入到近代的学术世界之中。”[20]应该说，这不失为从学术本身出发梳理近代学术史的有效路径。作为“研究的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将学术本身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和内在依据，使学术史研究回归到学术本身。对此，葛兆光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他指出：“我们过去谈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些人，常常不大去谈他们本身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他们那些专门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呢，我一直觉得，重新来谈论学术史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谈论学术研究本身。”[19]近代学术史研究本来应该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应该成为重写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