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知识论文,杨荫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荫浏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家乡无锡(1899-1928)，第二阶段在基督教“六公圣会”(1929-1941)工作，①第三阶段在重庆青木关和南京“国立音乐院”(1941-1948)，第四阶段在中国音乐研究所(1949-1984)。 四个时期，对应四种组织和四批人。四种组织是：天韵社、六公圣会、国立音乐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四批人或者说四大知识群体是：传统曲社的民间音乐家、西方教会的宗教音乐家、陪都大学的文人教授、新中国的音乐家。四种文化质地是：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民国文化、现代音乐学。几种背景甚至可以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服装上：长衫、西服、大襟服、中山便装。四段人生，四种组织，四批人物，凸显了杨荫浏身上的四种知识结构。杨荫浏受惠于四种文化，四种文化源自四个知识群体，四个知识群体对应于四段人生。四种“原色”，构成杨荫浏的生命基调。 杨荫浏交往的四大知识群体的代表人物有：家乡的老师吴畹卿、阿炳；西方老师郝路义(Louis Strong Hammond，1887-1945)与“六公圣会”的刘廷芳；重庆的朋友：沈从文、杨宪益；中国音乐研究所同事：李元庆、曹安和等。当然，对杨荫浏产生影响的不仅是四个团体的几个人，而是以吴畹卿、阿炳、郝路义、刘廷芳、沈从文、杨宪益、李元庆、曹安和为代表的那个知识群体。有师承关系、协作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亦师亦友，亦伴亦侣。 人的社会关系，有的来自地缘，有的来自业缘，有的来自人缘，都可以汇总为机缘。人在其中接受教育，培养信念，感受时代，获得信息。与之交往者的品位档次，决定了接受者的品位档次。“识趣既高，兴象自别”。②杨荫浏的运气就在于接触的人物大多是时代精英，因而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坚定的信念。从其人生历程的纵向坐标延伸至横向坐标，可以看到他所接触的人物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通过这些人物梳理他的生命主脉。 一、家乡传统文化 无锡“天韵社”是给予杨荫浏传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社会团体。成立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的“天韵社”，到了吴畹卿(1847-1926)时代，呈现出最后的辉煌。少年时代，杨荫浏进入弥漫书香、触目皆宝的曲社，持续了十五年。他聪明过人，凡三弦、笛子、琵琶、二胡，诸般乐器，莫不一试即通。曲社浓厚的氛围，为少年杨荫浏的启蒙心智，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从乐器到演唱，从昆曲到十番，从音乐学到音韵学，基本功训练到家。 典型事例是杨荫浏抄录的吴畹卿藏清光绪七年(1881)的昆曲曲谱。他缮写油印的《天韵社曲谱》(六集两函)完成于1921年，不但是年轻时代所下功夫的见证，也是生活内容的明证，更是他晚年尚能背诵的九十多套昆曲的物证。 虽然曲学知识主要来自吴畹卿，但影响他的决非仅此一人，而是与带头人旗鼓相当的一批民间精英。后人关注的、或者希望解读的，就是冰山一角下面托举杨荫浏的那座巨大冰川。杨荫浏于早年写作、晚年编辑的成组短文《天韵杂谈》，记录了曲社成员的高素养：陆振声善鼓板、蒋旸谷善三弦、张敏斋能笛与鼓板、惠杏村弄笛、陈馥亭善笛……沿袭清唱传统的精英，闲居静思，朝夕聚晤，昆曲丝竹，终年不断，是一方水土培育的一根粗藤上结出的一嘟噜甘果！ 后人只知吴畹卿，不知的艺人还大有人在。杨荫浏的记录让人知道“各抱绝技，称一时之秀”的辈出英才。吴畹卿和与之齐名的陆振声、蒋旸谷、张敏斋、惠杏村、陈馥亭、朱勤甫等，个个身怀绝技，人人旗鼓相当。翻读《杂谈》，追观前贤，可以约略估量隐藏于江南小镇的强大阵容。杨荫浏行走的空间，充满这类人物。它就是托举冰山一角的巨大冰川。无须说，大部分现有视域的表达，都搞错了冰山之上和水面之下的比例。 影响杨荫浏的另一个传统社团，是无锡“雷尊殿”的道士群体。1911年，12岁的杨荫浏认识了阿炳，跟其学习江南丝竹《三六》《四合》。此前，他与哥哥杨荫甫，一直跟随雷尊殿的颍泉道士学习音乐，并逐字抄录其带来的工尺谱。因颖泉出任住持，无暇顾及，才介绍阿炳前来。不难看出，两位前后脚踏入杨家的道士，是与“天韵社”不同的延续地方文化的另一类型。虽然杨荫浏与颍泉、阿炳的师生缘不长(颍泉约六年，阿炳不到一年)，因杨家人对道士阶层的歧视而没有继续，但可以看到，这根线早就搭上了。1950年，杨荫浏为阿炳录音后，两人心情愉悦，一起合奏了两曲(因录音磁带太少而抹掉)，说明两人所奏乐曲是共同熟悉的。这也是杨荫浏带着录音机采访时听到阿炳数年不动乐器却坚持录音的“前理解”。 了解了杨荫浏积蓄传统音乐功底的环境，就等于了解了“天纵之才”阿炳也非“天外来客”的环境，《二泉映月》吐露的神思，更非“游心尘外、超然神授”的突降灵感。按照艺术史上一群艺术家“扎堆”是相互促成其成功条件的规律，自然明白，阿炳身处的环境，也站着一个水平等量齐观的道士群体，一批道教乐班常年合奏的同门兄弟。“雷尊殿”的同道，就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维也纳“古典乐派”成长的群体一样，同居一城，相互熏陶，相互影响，相互塑型。西方音乐史家发现，巴赫家族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二三十位，抱团扎堆，一窝一窝的。血缘加地缘，使得个个精彩，人人杰出，曲曲经典，章章隽永，巴赫不过是宝塔尖上的体现者而已。如此说来，阿炳也不过是宝塔尖上的体现者而已。如同一根老藤上不会只结一颗大葡萄，而是粒粒饱满、颗颗茁壮、个个水灵，一嘟噜一嘟噜、成串成串的数不清。 “人杰地灵”指的就是像吴畹卿、阿炳一样深埋民间的曲社群体、道士群体，虽不能说个个如此，至少隐藏了像阿炳、吴畹卿以及像杨荫浏笔下“天韵社”中的曲师那样的一批人。他们没有业界头衔，没有专业证书，没有学院文凭，但手中的、嘴中的、谱中的音乐，确是无可置疑的明证。阿炳、吴畹卿，天天与一群鼓琴读谱、日以为娱的曲家打交道，与物推移，水涨船高。一个人绝不会冷不丁地冒出来，背后必定站着一个相拥相长的群体，甚至是更高一筹的师长。历史只记住了阿炳、吴畹卿，也总谈论阿炳、吴畹卿，无名无姓或有名有姓却没有风行天下的艺人，大多数消失在阅读和谈论的眼界之外。若没有杨荫浏的记录，隐藏于江南迷蒙水乡的曲社，从明代延续至清代的生活痕迹，就会“半入江风半入云”。一般人只关注“暴风眼里”的人，而不关注暴风之所以起于青萍之末的风头水尾，只关注表面上不多几个被传扬的符号，而忘记了构成塔尖之所以凸显的锥形塔基。但“新史学”渴望解读的恰恰就是培育出吴畹卿、阿炳、杨荫浏的“场景”，即以“天韵社”“雷尊殿”两个社团为代表的无锡城的“整体”。培育吴畹卿、阿炳、杨荫浏的环境，上有父辈同观的道士，下有眼光挑剔的票友，左有道乐班的“梵音”高手，右有“天韵社”的清客。每个人开口就能清唱十几出昆曲，上手即能演奏数十首器乐曲。随便几位，哼哼两句，就是流传了六百年字正腔圆、合辙押韵的《牡丹亭》《西厢记》；鼓板一敲，就是成龙配套、严丝合缝的《鱼合八》《下西风》。他们三天两头，聚集一起，一凑合就是一首绝唱。须知，无名的大多数和“整体”才是地方文化的底色，才是托举阿炳攀上天庭、摘取桂冠的常春藤，也才是杨荫浏把录音话筒伸到阿炳面前、准确定位的“直觉判断”。 杨荫浏从小游走在高手云集的道观，从小接触高手林立的曲社，从小聆听曲风清雅的乐曲，必然从小具备超级精致的品位。没有什么比听得到也看得到的音乐，更让有心人心甘情愿接受家乡文化。上接师承传统，下接方域地气，左采“天韵社”之众长，右取“雷尊殿”之独善，上下左右，合在一起，就是一份“集体记忆”！再加天资聪颖，自试砥砺，见贤思齐，善于吸纳，焉能不得天独厚，终成大器？ 二、六公圣会与西方文化 如果说传统文化在少年时期飘入家门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西方文化不请自到、破门而入就是天赐良机了。1913年，美国传教士郝路义拜访邻居，偶然听到杨荫浏咿咿呀呀的琴声，因而走进了这位少年的生活。一个概率上几乎不可能的机缘，一位与江南小镇的“蓬头稚子”不可能交集的美国人，一位不请自来而且一来就不走的西方老师，真如上帝福音，从天而降。20世纪初江南小镇难得一见的西方“家教”，不可思议地送进了家门。 郝路义让杨荫浏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质变。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西学，竟然这样吹进了杨荫浏的胸怀。郝路义教杨荫浏钢琴、和声、英文，让迷恋音乐的少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按照民族音乐学的说法，杨荫浏在毫无偏见的年龄，以开放心胸，吸纳了异质文化因而提前成为具备“双重乐感”的人。我们虽然无法想象中文还不怎么流畅的郝路义与英文还不怎么流畅的杨荫浏如何开始交往，却能够想象，一来一往、一浅一深、课里课外、弦内弦外的交流，使两位心灵超级敏感人，双双获得了“异文化”营养，乃至到了杨荫浏的第一篇中国音乐史论文竟用英文写就③，而郝路义的中文也到了写七律的程度。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并迅速升温到杨荫浏直认郝路义为“干妈”的地步。对西方音乐的心悦诚服，可用一个事实证明：杨荫浏于1920年(21岁)加入基督教，成为“中华圣公会”的正式教徒。 套用“原生态”概念形容两套教育模式：杨荫浏学习传统音乐是跟真正的民间音乐家，学习西方音乐也是跟真正的西方音乐家，都非“二传手”。两个组织是“原生态”，两类老师是“原生态”。信息直接，不假他手，没有中介，一步到位，效果非同寻常。 郝路义以敏锐的直觉，明白眼前的青年人的价值。如果用“伯乐”这个词在发现人才以及负责送一段路、承担相应后果的完整含义来衡量，郝路义是真正做到此点的人。为了生计，杨荫浏于1937年到昆明“中央机器厂”任总务会计，1939年郝路义不顾一切，把“下水”的杨荫浏从世俗事务中拉了回来。这是一般老师不会做也不愿意负全责去做的事。她毫无客气，强行干预了杨荫浏的个人生活。“干妈”可不是指手画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一开始就为杨荫浏找到了解决生计的工作，定位了他继续从事音乐事业的线路。遇到这样“专横跋扈”的“干妈”，求之不得！没有郝路义的慧目和慈爱，杨荫浏便可能从濒临失业的状态滑向与早年积累完全相反的经济领域(像哥哥杨荫甫一样)。之所以回过头来，全靠“干妈”让他在熟悉的声音中慢慢回暖，迂回到音乐学领域。杨荫浏“悬崖勒马”，声名彰于天下，郝路易之大节，也因之而得附以成名。 1929年秋，而立之年，杨荫浏在郝路义举荐下，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就任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从宗教团体的运营机制和操作手段来考察，这个操控世界的庞大机构之所以运转畅顺，就在于提供了足以养得起音乐家的资金，让受惠人免受生存压力和其他诱惑。杨荫浏在教会的工资是两百美元，足以衣食无忧。他在收入殷实的教会中供职，一直持续到1941年，共计12年。 西方教会登陆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群体。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圣经》，延伸载体是圣歌。分支教会的形成，因地因时而异。两套文本，翻译歧见，版本迭出，声音零乱。于是，就有了统一范本的需要。虽然百科全书式的文本越印越多，但对于教会来说，圣歌圣咏不能自由表述。“六公圣会”做了一件从国际基督教层面和中国基督教领域来看都是立意长远的事，编辑统一的《普天颂赞》，把自传教士入中国数百年间各地采用的原本相同的赞美诗汇集起来，统一为权威唱本。这需要一个组织，统一歌词，统一曲调，翻译编修，合璧中西。技术繁难、规格严格的事，非要一批专家干上几年才行。“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就是顺应要求建立的机构。杨荫浏施展才干的机会来了。 1931年“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成立，杨荫浏出任委员、总干事，负责赞美诗的歌词翻译与音乐编配。在杭州，他与曾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秘书美国人费佩德(Robert F.Fitch)共事，协助编译《小圣经》等书。1932-1935年，转至北平燕京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教书，一边与刘廷芳编译《普天颂赞》。此时，还协助刘廷芳编辑宗教刊物《紫晶》。杨荫浏译述的赞美诗诗词，大部分刊载于此。1934年，宗教月刊《真理与生命》开辟宗教音乐理论专栏《圣歌与圣乐》，刘廷芳与杨荫浏共任主编，共出14期。杨荫浏译著的宗教音乐文章，大多刊载于此。杨荫浏的西方音乐学知识和对音乐的基本理解方式，无不与此期有关，无不与教会这棵大树有关。 1935年夏至1936年4月，杨荫浏赴上海“美华印书馆”校订书稿，《普天颂赞》于1936年5月出版。其中，杨荫浏作曲15首，作词7首，翻译修订歌词207首。十二年间，杨荫浏为中国基督教贡献了一本至今传唱不衰的赞美诗集，从“物种意义上”重塑了中国基督教音乐景观。发行量迄今没有任何乐谱能够企及的《普天颂赞》的音乐意义当然没有宗教意义大，但不能否认其音乐史意义。 教会聚集了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与穿着温文尔雅道袍的外表不同，那里诞生了最具批判精神的学者和思想家。传播基督教的斗士，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所处话语体系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土壤不对接却不动摇的群体，艰难可想而知。“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就是这样一批翘楚之士，如美国人范天祥、刘廷芳等。 范天祥(Bliss Wisnt，1895-1975)，美国传教士，1895年生于卫理公会的牧师家庭，192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1923年8月到中国，任职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硕士论文《中国曲调复音处理的可能性》和博士论文《音乐在中国文化特点与功能》(1946)都与中国音乐有关。1936年任《普天颂赞》音乐主编，参与并见证了圣乐华化的历程。他热爱中国，积极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1951年4月回国，在华长达28年。 刘廷芳(1891-1947)，浙江温州人，字亶生，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心理学与教育学博士，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获得牧师资格。曾任燕京大学神学科科长，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第一任华人会长，协助主持孙中山基督教葬礼仪式。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描述，刘廷芳是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亲自培养和深为倚重的人，是该校决策人物之一。因把圣诞歌《平安夜》④译配中文而著称于世，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做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 与杨荫浏相处时间最长的是刘廷芳。燕京大学期间，杨荫浏住在刘廷芳家，长达四年。他为杨荫浏的事业，开拓空间，提供了一系列听课和教学机会，可谓同道和盟友。 可以说，“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拥有最好的编辑组合，是“豪华阵容”。于是，身材纤细的杨荫浏就被生生塞进笔挺的西装和精致的牧师道袍中，乐此不疲，甘愿牺牲，挑战艰深的“赞美诗”。 知识转化为实践，积累转化为操作，必须与职业结合，满腹才华和远大志向的年轻人，必须站到一个施展的平台上。杨荫浏之所以能够取得教会信任并从事热爱的事业，是因为早年的音韵学积累。若无吴畹卿，就不可能把赞美诗的词曲配得合辙押韵。音韵学、音乐学的基础，让杨荫浏获得了用武之地。六公圣会不问学历，只认执行力，凸显了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大度。“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国之寄，情同子孙之亲。”⑤于是，杨荫浏不但仰视天穹，引吭高歌，也撰文编著，阐述义理，使早年积累派上了用场。出任《普天颂赞》和宗教杂志《紫晶》《真理与生命》的多重编辑，无不证明他获得了兼有牧师和音乐家双重职业的同事们的多方认可。杨荫浏以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证明了自己一有音乐天资，二有音韵知识，三有社会责任。后来范天祥等人邀他去美国，就是看到他的能力，虽然他拒绝了这份邀请。 杨荫浏于而立之年进入“六公圣会”，十二年(30—42岁)的教会生涯，可谓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基督教文化在杨荫浏的生活习惯上留下了深深痕迹，他一生都有穿西服打领带的习惯，衣冠整肃，望之俨然，直至斯文扫地的“文革”。教会梳理了他的知识谱系，也开辟了精神航道，培育了他的健全人格。他一生平静，应该取决于这段经历。 西方政治学有一个词“sinkcost”(沉没成本)，意思是一个人为某项事业付出了精神、信仰、人生、青春，而这份付出是讨不回来的，唯一的梦想，就是想方设法让投入多年的事业成功，借以彰显自身价值。杨荫浏生前总有一事放不下，即无法表述这段生活。他不止一次地对向延生、梁茂春等人正色道：“我还是个宗教音乐家。”以杨荫浏与晚辈的距离，他不顾对方是否理解，直面此言，让记录者印象深刻也感到震撼。这样的心语，大概属于一生受惠却难谢恩主的隐痛。身处不能谈论宗教的时代，杨荫浏于晚年毫不隐晦甚至津津乐道自己是个“宗教音乐家”(这种身份认同是否可以引申为“我还是个基督徒”)，无疑是一份无法忘怀的遥寄。 三、重庆北碚与民国文化 20世纪的学术转型，造就了一大批视野开阔、学殖深厚、不可复得的硕学鸿儒。学术界谈论的“民国学术高峰”(甚至与先秦、魏晋、清末并称思想史上的第四座高峰)，以聚集陪都的一批大学为典型。由清华、北大、南开(并称三大校)以及燕京、复旦为主体组建的“西南联大”无意间成为了那个时代教育精神的象征，被誉为20世纪的“最好大学”，历史地位日益得到认可。⑥20世纪30年代，民国的“黄金十年”已近尾声，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学者和作家都处于人生高峰。此前分散于不同城市、不同大学的学者，为避战乱，汇聚一地。异族入侵，一致对外，对内宽松，偏安一隅的学术界有了难得一遇的自由环境。 1941年9月，杨荫浏应聘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授，任国乐研究室主任。同时，于1944年兼任北碚民国政府“礼乐馆”编纂及乐典组主任，直到1948年迁往南京。这期间，杨荫浏与很多人有过接触。因人物众多，这里择要介绍。 抗战后，内地大学纷纷迁往西南，以昆明和重庆为主。在昆明期间，据他本人、查阜西、张充和等人回忆，住在昆明郊区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这个院子里住着沈从文、张兆和夫妻、张充和、杨振声、杨荫浏(1939年秋入住)、曹安和、查阜西、孙伏煦和唐兰。吴文藻和冰心夫妇则住在不远的半山腰。 杨荫浏《再谈笛律答阜西》有段回忆，可见接触的人物： 查先生还记不记得在昆明某次晚餐席上的事？大约是1939年吧？那次席上，有查先生，有郑颖荪先生，彭祉卿先生，张充和女士，罗莘田及丁燮林两先生是否在座，我记不得了。⑦ 后来在重庆北碚，杨荫浏又与杨宪益、杨仲子为邻，宿舍被称为“三杨楼”。晚年的杨宪益回忆道： 1943年底以前，我们又从重庆迁往郊区小城北碚……(戴)乃迭和我到那里后，梁教授和胖诗人卢前，就安排我俩住在附近的一所礼乐馆的宿舍里，卢前是该馆的顾问……我们与两位杨姓的资深音乐学家住在同一座宿舍里。于是我们的宿舍就被人们称为“三杨楼”。那里一座两层小楼，背后有一个荒芜的花园。著名作家、《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就住在离我们一二百码处。所以我们可谓得其所哉，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们以后三四年里一直生活的很愉快。 我很快就和两位邻居成了好朋友……杨荫浏正在编著一部中国音乐史。尽管我不懂中国古代音乐，但我常和他谈论这一话题……作为我在战争期间的一位好师长、好朋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蹲伏在床前和一位同事下围棋，下了一整天，连中饭、晚饭都顾不上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常在一旁观看他下了一盘又一盘。我常替他把饭端来，他吃饭时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棋盘。他晚年曾要我替他把一部中国音乐史翻译成英文。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生活过于紧张忙碌，竟没能安排时间替他完成这件事。⑧ 杨宪益(1915-2009)，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1934年毕业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学习外国文学，1940年回国，曾任职重庆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成都光华大学，1943年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53年成为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特别是夫妇二人翻译的《红楼梦》，被认为是权威版本，在国外受到广泛认可。 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生于北京，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杨宪益夫妇半个世纪的情缘，虽历尽艰辛，却以惊人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事业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范例。他们珠联璧合，双双获得“译界泰斗”的美誉。 杨宪益一生广交天下豪杰，但晚年认为，一生真正的朋友，只有两人，其中之一便是杨荫浏。 杨仲子(1885-1962)，号粟翁，音乐教育家、篆刻艺术家。留学法国，渊博多才。1941年就任国立音乐院院长。刘天华墓志铭就出自他笔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郭乃安(青木关杨荫浏学生之一)回忆，重庆时，杨荫浏的图章就是他刻的。 张充和性格爽快，对杨荫浏记忆殊深： 我们也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从云南一直到重庆……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的很近，也在一起做事。 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张兆和，沈从文之妻)他们一家住在一起。(1939年)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云南呈贡云龙庵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子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⑨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的师范，在北培乡下……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脚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⑩ 房前屋后，皆是大家。座上高朋满，往来无白丁。根据那些当事人的回忆，粗略统计一下，杨荫浏此间接触的人物有：作家沈从文、张兆和夫妇，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昆曲表演艺术家张乃和，曾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杨仲子，礼乐馆馆长卢前(冀野)，教育学博士杨振声，清华大校校长梅贻琦，作家老舍，作家吴文藻、冰心夫妇，西南联大国文系教授向达、文字学家罗常培、古文字学家唐兰，物理学家丁燮林等。一起居住和工作的音乐家有：曹安和、查阜西、储师竹、李廷松、郑颖荪和彭祉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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