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科学精神价值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精神论文,价值论文,四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1)02-0018-05
一 科学精神——五四精神的精髓
如何理解和概括五四精神？见仁见智，歧义颇多。笔者以为，就时代特质而言，五四精神应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的三者的统一体。科学精神实质上就是五四先驱们大力倡导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引导国人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民主精神即是理性地认识社会和认识人自身的体现，号召国人反对专制政体，实现民主政治；改造家族主义社会，追求个性自由。五四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民主和科学新质后的发扬光大，摈弃了“忠君报国”的旧伦理，理性地选择了启蒙开新、强国智民的救亡图存之道。总之，科学精神是民主精神，也是爱国精神的根蒂，是整个五四精神的精髓。
本文拟就五四科学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它的失落和历史断层，以及今天重新审视五四科学精神的现代性意义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二 五四科学精神的价值
1.现代化与理性化
鸦片战争的硝烟把中国裹挟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标榜，我们古老的民族踞促而又急躁地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与西方国家原生形态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不是沿着精神层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制度层面（政治革命或改良）——物质层面（工业革命）的渐进顺序，而是逆其道而行之，从物质层面（洋务运动）开始，进而制度层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进而精神层面（新文化运动），快速“反演”着现代化的前奏曲。这是按照中国文化解读异质的西方文化的逻辑次序进行的文化碰撞和融合过程。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短短五六十年，中国人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种种改革尝试屡遭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严重缺陷，对比西方国家的思维传统与知识背景在社会改造中的成效，于是开展了一场效法法兰西文明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先驱们特别强调改造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民族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1]“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2]因而呼吁国人凡事皆应“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思想要“一遵理性”，才能破除迷信，改变“无知妄作之风”。[3]可见五四先驱们已然领悟到现代化与理性化的必然联系。
韦伯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演变就是理性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对此的解释，是将理性化看作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态度（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产生，并且贯穿到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层面的过程。这里所谓“理性”，是特指西方思维方式中的理性，它源自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政治，表现为法律、秩序、平等之类的“全新的伦理政治思考形式”，并且在公共生活的经常性辩论中得到发展和提高，演绎逻辑由此而生。这种政治理性被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从而促进了哲学、数学和科学的发展。[4]欧洲历史步入近代以后，古希腊理性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进程中起了新思想的酵母的作用，同时自身也得到发扬光大，演变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理性思维方式与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诸如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制制度的建设、民主政体的形成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物化，这便是韦伯所谓现代化即理性化过程。由于理性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基本方式，科学的成就又是近代社会发展最光辉的标志，因此，在人们心目中科学这个理性的产物往往等同于理性，以致今天，理性、理性精神、科学理性、科学精神，还常常被当作同义词运用。
2.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时代缺陷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先驱者们称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是启蒙运动，反映出这场运动实质上是近代中国对现代化最强烈的理性吁求。他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的理性精神，势必加以改造。诚如陈独秀所言：“说到科学思想，……我们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5]他认为，“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象或愚人底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6]因此他赞同“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7]。这里有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以没有西方的理性精神？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内核，是一切文化产物的主体设计者。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应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寻找其根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根植于古代的精耕农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家族主义伦理，“这种思维方式是以家人之间的情理体验为经验基础”[8]的综合型思维，它表现为整体性、辩证性、直觉性和意象性的特征。在这种方式的思维中，理智、情感、意志融为一体，而且偏重于情感和意志的导向作用。如此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的相互混同，即所谓“合情合理”，造成“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9]从而压制了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单一向度上的理智思维的发展。西方的思维方式发端于古希腊城邦商品生产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公民群体生活伦理，成熟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思维方式在认知过程中把情感和意志排除在外，运用理智将思维对象客观化或数量化，遵循严格的逻辑或数学形式程序对思维对象进行加工和处理，衡量认知水平的标准是实际效率，而不是主观价值。科学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市场经济的交换法则，以及形式化的法律和官僚制度，这些西方现代化的产物，无不体现出这种理性思维方式的凝聚。可见中西思维方式从基本意向到具体的思维方法，都存在着质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的理性精神，其根本原由正在此。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应于农业社会的家族制度，以及家族化的社会组织制度，它支配人与人之间情理交融的互动行为，淡化和消解人际关系中的差别、矛盾和纷争，能起到稳定社会、支持制度的作用，也具有丰富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价值。但是，当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家族及家族化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工商业和科学技术渐次发展之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就显现出了自身的时代缺陷。比如凝集着这种情不离理、理不离情思维方式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观念，与精心算计、唯利是图的商品生产思路互不相容；同样，“为贤者隐”、“为亲者隐”之类的政治伦理观念也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观念大相径庭；而整体思维、直觉思维、意象思维又与以分析的、逻辑的、实证的方法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思维相互背离等等。因此，思维方式的变革势在必行。
3.五四科学精神志在变革传统思维方式
科学精神与理性并非两个全同概念，科学精神中包含着理性，但理性还可体现在诸如哲学、伦理、政治、法律以至宗教等等观念之中。那么，五四先驱们为何选择用科学精神来改造传统思维方式呢？
文化人类学理论认为，一种文化的变革，最容易的是物质文化层面，其次是制度文化层面，而最难变革的是以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层面。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要素，要移植进中华文化的核心，绝非轻而易举之事。首先，理性思维方式本身不是一种独立形态，而是以哲学、宗教（尤其是新教）、科学等为载体的精神形态；其次，载体的成功移植必须经受住中国传统价值的选择。戊戌以后，西方哲学陆续传入中国，但令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洛克、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哲学却受到冷落，鲜有问津者。这显然是由于中国传统精神与前类哲学的超人意志、生命冲动等非理性主义合拍，而与后类理性主义哲学迥然异趣。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维度，更难为习惯于直觉思维和意象思维的中国人体悟把握。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受到了传统精神的“过滤”，真正的宗教精神在讲求实用的中国人头脑中难以扎根，因此，所谓“宗教理性”也不可能成为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精神资源。科学在中国的际遇则大不一样。从洋务运动起经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的半个世纪里，先是“船坚炮利”的技术设备，而后是“声光电化”的科学知识大举入华，科学以其无与伦比的实用功效折服了中国人，也以对世界新奇而又明晰的解释赢得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赞誉和认同，以至于“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10]与此同时，先进人物对科学的功效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从“器用”之学、“格致”之学，进而认定“科学者，以智力为标准，理性为权衡”，[11]“凡吾人平日之生活态度、交通方法、社会行为、道德思想，俱受其直接与间接之极大影响。”[12]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已然明晓了科学的理性内涵与精神功能，以之为工具，改造传统思维方式，便成了必然的、最佳的选择。
戊戌变法前后，少数知识界先进人物就已觉悟到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必须以思维方式的变革为支撑。严复大力译介西方逻辑学，鼓吹“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3]，相信“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14]他推崇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理性思维方法：“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15]“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16]与严复一样重视思维方式改革的，还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戊戌之后的清政府“新政”期间，西方科学的输入量有较大增长，特别是新式学校的兴办，科学知识得到空前的普及。辛亥革命后，各类科学技术学会纷纷创立，中国科学开始进入体制化时期。这些条件构成了掀起新文化运动科学思潮的大气候。五四先驱们比戊戌前辈拥有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更为成熟的受众，他们在思想相对自由的一段历史时期，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五四科学精神。
五四科学精神的价值，体现在先驱们试图通过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科学方法的传播，改造传统思维方式，使民族精神理性化，实现人的现代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开宗明义“敬告青年”，要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取代“想象的”思维方法。他不从实用技术的角度，不从分科知识的角度，而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科学”：“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17]这可以说是给五四科学精神定下的基调。在新文化运动中许许多多关于科学的文章、著作、演讲中，专业性的科学论著所占比例不大，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普及科学知识，或是宣传科学方法的。像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月刊，就刊登了大量如《万有引力之定律》、《说虹》、《雷电说》、《照相术》之类的科普文章，1919年以后，还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最新科学发现的高级科普文章，其中有《爱因斯坦相对说》、《原子的构造》、《染色体学说》等等。这些科学知识的传播不仅有力地打击了猖獗一时的“灵学”鬼神迷信，更重要的是可为公众进一步接受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从而提高科学素养奠定基础。
科学方法的传播也是五四科学思潮的一项主要内容，许多学者，其中建树最著者当推胡适。他通过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宣传以科学实证为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将其概括成脍炙人口的十字口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知识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胡适还对表现在宋明理学中的传统直觉思维进行了批判，指出这种思维方式“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是科学的反面”。[18]在探求如何吸取西方的逻辑思想，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问题上胡适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欲达此目的，单靠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应该找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才能有效地进行“移植”。[19]这些真知灼见直至今天仍未失去其指导性价值。
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科学方法的传播使得这样一种信念逐渐取得社会公识：科学进入社会和人的意识，必然对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形成“科学的人生观”。陈独秀甚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20]这种观念到新文化运动后期遭到了质疑，引发了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在几十年之后还作为一些论者否定五四科学精神价值的一种口实。笔者以为，倡言“科学的人生观”乃是先驱们用理性的世界图景填补中国人信仰空间的历史缺如的一种尝试，这是一种符合科学本性，发挥科学固有功能，来改造民族精神的深邃构想。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停止了这方面的实践。今天又见有识之士发出“建立在科学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人生观，是当前文化建设中理应关注的重大时代课题”[21]的呼吁，笔者非常赞同。
五四先驱们弘扬科学精神的努力在当时虽然没有实现目的，但它以声势浩大、思想深刻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道路上泼下了浓墨重彩，它昭示国人重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换，才能不落后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
三 五四科学精神的失落
1.新文化运动后五四精神形态的变化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兴起，新文化运动结束。此后的岁月里，五四精神没有消亡，继续激励和影响着一代一代青年。但是由于整个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动，在不同的时代，从主观上说人们对五四精神的诠释有所不同，从客观上说五四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三者被发扬光大或被冷落搁置的遭遇也各自不同，因而五四精神的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学精神相对民主精神、爱国精神而言受到客观形势更大程度的压抑。
民主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始终鼓舞中国人民反对专制独裁政权，争取人民民主，同时它不断遭受专制政治的打击和压制，但它在整个民族精神中的浓度也不断增大。爱国精神五四80年来一直是时代最强音，它在抵抗外族入侵或欺辱，在民族自强自立的斗争中不断发扬光大，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都曾被不同政治主张的主流意识形态诠释为五四的基本精神。由于科学精神的失落，也影响到五四以后的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的理性成分，但这不属本文论述范围，此处不赘。
2.五四科学精神的失落
新文化运动之后连续不断的内战、外患，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局势，使理性的科学精神在焦躁、愤懑、忧戚、亢奋的民族情绪笼罩下难以为继。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一些经历过五四洗礼的科学界、文化界人士还倡导过一场“中国科学化运动”，以期“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22]但在国势日趋危难之时，这场运动转向了向民众普及国防科技知识的实用性教育。
1949年以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各项事业日渐发展，本应是弘扬五四科学精神，继续先驱们改造传统思维方式的未竟事业的大好时机。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尽管科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基本上是以发挥科学技术的实用功能，促进物质文明现代化为目的；在上者始终没有重视，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到发挥科学的精神功能，在改变人的观念，促进人的现代化方面的意义。于是乎五四科学精神失落久矣！由此也反映出传统思维方式转换的艰巨性。多年来国人上下咸以传统思维方式思维之，而浑然不觉其与思维客体的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扦格。而正是由于文化心理结构中理性的缺失，促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屡屡演绎历史的尴尬与失误，令人扼腕痛心。
3.反科学、非理性思潮的危害
当我们回首建国50年来走过的路程时，在歌颂伟大成就之余不能不反省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那一次次的失足。就在上者而言，经济上的、政治上的错误决策（最为典型的莫过于50年代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延缓了社会的发展，给百姓带来了灾难以至浩劫；就在下者而言，迷信权威，盲目从众，唯上、唯书、不唯实，常常做给自己造成灾难和浩劫的推波助澜者。殷鉴未远，为了今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重蹈覆辙，对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全面、深刻、透彻地反思。笔者以为，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社会心理结构中理性的缺失。传统思维方式盘居着从领袖人物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头脑，因而从决策到行动，往往被缺乏理性的“集体潜意识”所左右。领袖人物的决策思维往往是以意志为导向，意志压倒理智。在缺乏民主机制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这种领袖思维的决策不可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接受科学论证，福耶，祸耶，一任其出台后由实践裁定。“试错”的代价往往是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凋敝、民众的苦难。下层人物，包括下级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思维则往往是以情感为导向，情感制约理智。理智薄弱的个人在群体生活中，更不用说在所谓“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笔者注）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23]然而盲目从众行为的可悲之处在于，“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24]最终却是适得其反的结果。
改革开放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群众运动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科学技术被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来认识，获得了空前的进步。但是，思维方式的改造到此时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学术界有些有识之士一直在著文倡导，但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无由上升为政策问题而进入议事日程。大力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实际注重的只是价值观念、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表明国人至今尚未认识到精神文明还应包括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然而近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法轮功”现象终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全国城乡上下，从高官到农妇，从教授到文盲，竟有如此之多的人拜倒在一个不三不四、装神弄鬼的人脚下，虔诚地、有的甚至是顽固地相信他那些荒诞不经的邪说。笔者以为“法轮功”现象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在当代仍然缺乏科学理性的我们民族精神，对现代化进程的不适应程度。据不久前一次按国际通用标准进行的调查，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达到标准的仅有0.3%人口，而欧共体1989年就达到4.4%，美国1990年就达到6.9%，差距显而易见。有关资料还表明，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间停滞不前。[25]科学知识的相对贫乏，科技意识的普遍低下，尤其是思维方式中理性的缺乏，使得芸芸众生面对社会转轨时期由恒常到随机、由稳定到风险、由平均到差别、由神圣到平庸、由中心到边缘各种各样的剧烈变化无所适从，因而产生了信任、信念、信仰的转移，失去了正确的思想方向。我们不必以“邪教是一种世界性现象”的说法来宽慰自己，须知无论是信众的规模，还是社会危害的普遍性，都没有哪一国的邪教可与“法轮功”相比。
四 新的传承
1.新时代呼唤科学精神
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正以坚定的步伐行进在现代化正道上，即将通过加入WTO以及缔结一系列国际公约与世界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1世纪的中国将要建成经济发达、社会法治、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与此相适应，需要建构一种会通中西古今优秀思想资源的、全新的多元化文化体系。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多元共生的世纪，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以全球化与民族化为基点。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21世纪中国的文化风貌，如果忽略了全球化文化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建立起来的文化很可能是一种封闭的、狭隘的、难以与国际对话的文化。民族化不是固步自封死守传统，而是坦然接应外来的先进文化，使之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自然融合，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现代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具有全球化、民族化特性的新世纪中国文化精神无疑就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时代精神。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为了我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不再停顿、不再偏向，为了我们在全球化的博弈中能发挥高度智慧，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我们民族更加刚健、更加沉稳、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重视并抓好文化心理结构的转换，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为此，当务之急乃是传承五四科学精神，完成先驱们改造思维方式的未竟事业，建构理性的新世纪中国文化。
2.正确评价五四科学精神
要承续五四科学精神，必须澄清对五四科学精神的认识和评价。多年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对五四科学精神存在着种种不公允的评价。远的不说，近年出现的后现代文化欣赏者对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倾向作大声呼应，从而否定五四科学精神的学术倾向就值得注意。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倡导所谓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于是，五四新文化及其代表的理性精神首当其冲成为其攻击的目标。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全面的质疑，要摈弃五四民主、科学精神和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想。
西方一些学者反对科学对人文精神领域的侵犯或垄断，对科学主义采取拒斥态度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事实上，在西方那种认为经验主义的认识标准是过时的，理性并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推行“怎么都行”的口号的非理性哲学，并未得到多少人支持，主流思想家或学者仍然尊重理性、尊重经验），但可以肯定，那种运用后现代话语，断言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唯科学主义”，而且这种主义应该为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灾难负责的说法，不说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无的放矢。把罪责归之于启蒙，归之于理性，归之于现代化，这只能给邪恶的真正制造者开脱罪责。其实，罪恶和错误往往都源自理性的缺乏，一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因为有了五四，而是恰恰因为丢掉了五四科学精神。
在当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传统的精神文化障碍尚未消除，而某些人又急切地将当代西方反科学、反理性的后现代文化引入中国，这样，现代精神腹背受敌，被新旧两种思潮夹攻。这无疑大不利于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的变革。人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它注定要在与形形色色的自身理性欠缺或怀疑人类理性的观念不断斗争中行进。当历史走过各种曲折而再次回归现代化之途的时候，五四先驱们的理性吁求更加发人深省。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新的语境，虽然谁也无权制止各色话语对五四的消解，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却是：五四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五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作为一种知识模型和价值体系，五四可能不是最完善的，但是，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难以找到更好的。所以，在结束这个世纪而进入下一个世纪之时，我们还必须重申五四科学精神。只要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没有理由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
3.脚踏实地弘扬科学精神
于是，如许多有志于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的有识之士所倡导的，我们要承续五四精神，进行新的启蒙。笔者深以为然。然而，21世纪的启蒙，将不再是一场运动，而是在保持民族性，并在全球化、多元化国际背景下以发展和人类关怀为中心的文化建构。思维方式的转换无疑将是新启蒙的重要内容。在新启蒙中应弘扬五四科学精神，首先针对公众科学素养低的现状，大力普及科学知识，特别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方面的知识，并结合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要持之以恒地进行，使之深入人心。其次，要加强逻辑和科学方法的教育和普及，目前只有大学文科某些学科开设逻辑学课程，科学方法的课程开设得更少，这极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更不利于公众思维方式的转换。应该把逻辑和科学方法知识贯穿在各门学科的教学中，从初等教育抓起。大学则应把这类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再次，新启蒙的基本点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因此，理性思维方式的培养应与情感方式、行为方式和人格追求方式的培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在学校教育中进行，更要通过大众传媒潜移默化。
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百年来志士仁人们尤其是五四先驱们孜孜以求的民族精神改造的重要目标。其内容之丰富、工程之浩繁自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需要大批五四的继承者潜心研究、积极实践，经长期努力方可期成功。我们欣喜地看到，与五四时期相比较，新世纪的启蒙语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可为新启蒙提供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也可为传播新观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实际的说明。社会的科技化可为新启蒙提供诸如电子媒体、网络等更加便利的传播工具，科学知识与各类社会、经济、政治信息得以高时效地直接进入千家万户。因此，我们在新启蒙文化建构中，可以脚踏实地地弘扬科学精神，在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上完成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实现人的现代化。
【收稿日期】20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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