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与比较优势重塑*
李雯轩**
迄今为止的三次工业革命对全球产业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别使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工业革命对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有根本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走向，因此全球各国都对新兴技术发展无比关注。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结构性低迷状态。因而各国都希冀新技术引致新一轮工业革命来刺激经济增长。
一、新工业革命与比较优势重塑
1.新技术与既有行业要素比例改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主，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一主多翼”演进格局，使得各国对工业革命的前景无比乐观。与以往的新技术类似，这些新技术也可能改变现有的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对不同的国家和产业的现有比较优势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冲击。
农业时代物产丰富、可耕种土地较多是维持一国较高经济水平的优势；工业时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较多的人口和较低的人力成本，资本密集型产业依赖大量的机械设备，技术密集型产业依靠的是大量资本投资的科研活动，并以此获得创新型的技术产出。不同时期的新技术对既有产业使用生产要素的重要程度进行了改造和重新排序，要素比例在所有行业中发生调整。新技术的产生对已有的产业不仅是升级改造的过程，也是机器替代人力、减少资源消耗的过程。以纺织业为例，棉布的漂白过程原本需要碱水和酸奶，花费八个月的时间；后来英国采用强硫酸代替了酸奶，使酸化过程减少到4个月；氯气的使用又将漂白的时间由几个月减少到几天甚至几小时，时间的减少也意味着在某一流程中人力的减少，可以将人力转到其他工序。现阶段，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更降低了纺织业对人力的需求，以中国泉州某纺织公司的“针织大圆机机架机器人自动装配线”为例，此装配线可将原有需要的8人人工减少至2人，且原本8人2小时完成的任务可以通过机器手在30分钟内完成。纺织业正在发生的变革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十分类似：新技术降低了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从不利的方面来看，现有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未来很有可能成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依靠低人力成本取得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的路径不再可行，欠发达国家可能会丧失发展的机会。
全球能源体系也会发生巨变。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的报告，2015年全球页岩气储量大约为7576.6万亿立方英尺(214.5万亿立方米)，按照2016年全球天然气的消费量，可供全球消费61年，中国、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页岩气储量占了全球页岩气储量的50%以上。页岩气的开发和使用对降低碳、二氧化硫排放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页岩气储量较大的国家都可能成为能源自用或输出大国，取得在能源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而现有的石油输出国家必须谋求产业升级转换。
通用技术的升级也会对现有产业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以5G技术为例，根据IHS的预测，5G将替代现有的移动互联网平台，2035年5G技术将会促进12.3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约占全球实际产出的4.6%；全球的5G价值链可以带来3.5万亿美元的产出，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现阶段改善5G基础设施需要每年2000亿美元的投资，也会带动5G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前在生产和生活中布局5G的国家也会率先享受5G带来的经济促进，不仅可以创造新的就业，还能提升生产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为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一国通用技术发达，也可通过对外提供通用技术设施、技术输出等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也是一国技术优势的体现。
以拓展训练教学法在高校篮球选项课教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以福建商学院2017级人数相等的2个班(n=30)为实验对象。
2.新技术与新的比较优势塑造。
企业核心优势企业自评:排在前三位的核心优势依次是产品质量、技术和交货速度。尤其是“产品质量”被60%以上的企业视为自己的优势。
新技术除了改变既有行业的比较优势外，还将产生新的比较优势。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立足生产的供给侧，从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出发，按照生产中使用最多的要素对产业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几类。新技术不仅改变生产中供给端的能力，也会促进需求端的升级。从需求端来看，工业化大生产下的标准化、大批量的工业产品很难满足现有的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对现在的供给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消费需求的升级反过来促进了柔性生产供应链的发展，催生了各行业新的比较优势。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带动下，未来的比较优势塑造仍然会满足节省经济成本、降低能耗的基本要求，在新需求作用下还将产生节省时间、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比较优势。新技术也会促使新的生产要素产生，数据资源、生物资源都会成为新的要素禀赋，对新兴产业比较优势的塑造也起着重要作用。
(1)快速响应市场的优势。经济成本一直是厂商在进行产业链布局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尤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发达国家可以将生产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离消费市场较远的地区。随着发达国家消费者对商品时效性的要求提高，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成为一些行业重要的比较优势。麦肯锡在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就提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在需求驱动下，将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到近岸外包国家，以响应主要商品市场的消费者对服装类商品时效性、应季性的要求，北美和欧洲的主要消费国和周边的一些欠发达国家可以从此趋势中受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并未单独对时间成本进行考察，时间也不作为生产要素专门列明，而是由生产率来反映。规模化、大批量生产可以将生产企业建立在远离消费市场的地区，因而对时间成本的要求并不突出。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需求，以及3D打印和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的发展，突出了时间成本优势，即时性可以在5G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完成，厂商可以在人力成本、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中权衡，低时间成本成为厂商新的竞争优势之一，从而形成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
(2)设计、创新的优势。除了时间成本，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需求也对产品的设计、创新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各种商品不仅仅指技术层面的创新，还有产品设计、实用性的创新。对本土化较好、产品适用性较高、设计能力较强的厂商来说，这样的需求可以塑造新的比较优势。这一消费需求更可能的受益者是本土的中小企业，尤其是人口较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小企业可以借助新的技术和柔性制造生产小众、定制化的商品，占领过去由大企业规模化生产取得的市场份额。柔性生产线还可以满足客户专门的要求，让客户参与到产品设计过程中。人工智能、3D制造等新技术可能会打破不同产品生产流水线的分类界限，实现离散化生产，将不同生产线、不同类的半成品、创意在一个终端集成。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划分来看，设计、创新的优势更接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算是一种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但在未来的生产中，该要素的地位会越来越突出，影响很多产业的竞争力。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的重要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体系可能被颠覆。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雁行理论”，60年代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等，都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描述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流程的事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受惠于这种模式，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新技术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未来很多劳动力丰富的欠发达国家难以通过低劳动力成本加入国际分工体系，面临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可能。而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饱受人口老龄化困扰的国家，新技术为其提供了再次发展一些产业的好机会：家电组装、服装加工等产业和生产环节可以回流到发达国家的智能工厂甚至是零售店，阿迪达斯、耐克等生产商已经部分实现了上述场景；日本大力发展的机器人工业也可以在服务业中大量运用，缓解日本缺乏劳动力的困境。未来的国际产业投资很有可能从对制造业的投资转为对服务业和自然资源的投资。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绿色制造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趋势，新能源技术的采用也会降低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对现有能源出口国家生产线的数字化改造、绿色改造成为未来的重点，化石能源、煤炭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比较优势与生产要素投入有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降低了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在某些行业中的投入，提高了技术、设计、时间等投入要素的地位。除了改变生产环节的投入要素，新技术还对营销环节、售后环节、研发环节有重大影响。就现有的劳动力、资本投入来看，劳动力、资本的异质性是造成各国比较优势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技术强化了生产过程中某些要素的同一性，如质量控制、工艺流程等，也增加了某些环节的差异性，如设计、研发、基础设施质量等。按照波特对竞争优势来源的讨论，竞争优势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产品溢价，二是运营成本低于竞争对手。新技术条件下塑造的比较优势更加符合波特所言的第一种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也是企业可以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的动力，更是一个企业、产业可以获得长久的比较优势的来源。
二、新工业革命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变化
传感器的像素数相同，但尺寸不同，其结果就是单个像素的尺寸不同。此时，全画幅传感器拥有尺寸更大的单个像素，因此感光能力也就越强。意味着在使用高ISO值拍摄时，全画幅传感器能够拍出更纯净的画面，不过这样的差异只有在非常暗的条件下才会变得明显。想象你在苛刻的光线条件下，只有提高感光度才能保证足够的快门速度，而此时就是全画幅相机发挥优势的领域了。
苗木作为人工造林的基础，其质量对人工造林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选择中年树木作为母树，可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营养和较短的果期，保证苗木质量。在苗期，由于其根系较弱，但生长速率较低。快，所以需要很多水。同时，幼苗对生长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在育苗时，有关人员应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充分保证苗木的水肥供应。造林用苗木具有不同的成分，不同苗木的生存和生长。因此，针对不同的苗木，应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以保证苗木的存活。
产业组织方式也就此发生变化。通过工业物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运用，制造业产业形态向平台化、网络化、服务化发展，消费者可参与的生产分散化伴随制造业向市场目的地转移一同出现，产业供应链和生产系统更加适合消费者个性化定制的要求，传统的集中生产方式向异地分散化协同生产转变。不同行业及产品也可通过工业物联网平台和柔性生产线进行联系，行业间的技术壁垒被进一步打破；对物料及能源的智能化预测与使用将大大降低原材料和产品库存，一般生活用品生产的规模化与个性化并存，但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3)数据资源、生物资源的优势。数字化时代、生物时代中数据和生物(基因)多样性的地位大为提升，丰富的数据资源、生物资源类似于油气时代丰富的油气资源，具有自然禀赋的属性。尤其是对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而言，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形成的各项数据资源，不仅能够带动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等各个流程细分产业的发展，还能通过对大数据的利用促进相关产业的快速进步。生物资源亦然，丰富的基因库对生物医药、基因工程等产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数据资源和生物资源不仅能够提升一国的科技实力和产业影响力，更有助于国家政策制定、企业发展预测，也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
发达国家并不总是从新技术中获益，在某些制造行业可能会丧失原有的比较优势。柔性生产线的发展和可以深度学习的工业机器人的出现，对依赖机器设备、依赖人工传承的制造强国冲击很大，其中典型的就是德国模式、日本模式。李杰等(2016)在《从大数据到智能制造》中将发达国家制造业按照制造哲学进行了分类，主要有德国、日本和美国三类。德国的制造哲学是通过设备和生产系统的不断升级，将知识固化在设备上；日本的制造哲学是强调组织文化和对人的培训，在知识承载与传承上非常依赖人的经验和态度，即所谓的“工匠精神”；而美国的制造哲学是从数据和移民中获得新的知识，并擅长颠覆和重新定义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未来智能装备和零部件会自我实现自省性、自预测性和自比较性，固化在机器上的经验可以通过技术的升级迭代和数据反馈产生更为精密的智能机器，人在生产产品中特有的情绪、态度等不可控要素也会在智能化生产中得到有效控制，这大大不利于德国和日本的制造模式。产品分工和配套能力也不再重要，生产者对规模化大生产的追求不再迫切，创新能力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加强，中小国家可以通过柔性生产线发展大工业。对于人口较多、居民平均知识水平较高、支持创新的国家将会形成“创新比较优势”，美国、中国、以色列等国家可能会成为创新集聚的中心。
2.比较优势的变化对国际分工体系的影响。
从肩挑斧凿到自动化生产线；从简易帐篷、土坯房到楼房林立；从产能零的突破到1万吨、4万吨，再到10万吨、20万吨，甚至100万吨、200万吨，乃至2017年500万吨。“盐湖人”给行业带来了无数的震撼和惊叹，激起了一次又一次建设浪潮。
新兴产业将会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的格局将发生转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后向发达国家收缩，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将会按照不同的产业特性催生新的产业。信息技术将会催生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将发挥主导和催化作用，促进全行业的进步。对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类数据的提取、挖掘、分析等工作并以此形成大数据库，有助于后发国家通过大数据在缺乏发展经验的领域取得“后发优势”。生物技术的发展亦然，某些国家可以凭借独特的基因在生物育种、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在规模化大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一直在技术前沿产业和价值链顶端生产。新技术和新产业将在以下三个方面改变国家和地区间的力量对比：一是通过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化颠覆现有的国际产业转移体系；二是生产分散化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形成，优先满足区域内消费市场的供应链建立；三是国际贸易体系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全球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
1.比较优势与国际产业转移体系的变化。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到，一国的市场规模和预期市场需求对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非常重要。发达国家或者文化相似的国家很有可能组成统一的大市场，北美、欧洲、东亚乃至印度等创新发达国家和人口大国会在新的经济区融合中受益。凭借在新兴产业的布局，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中国成为区域内的技术高地；印度等人口大国凭借人口规模的优势也会成为重要的产品市场，但对先进技术的制造和利用程度会受到消费水平的制约。几大经济区围绕新技术进行产业布局、技术竞争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新格局，也会加深现有的分工体系，通过技术溢出带动几大创新高地周边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旦发生高热惊厥，要冰水敷额、使用退热药物、侧卧位防止呕吐堵塞呼吸道、保持呼吸道畅通，同时立即就医。
3.比较优势变化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
近年来的国际贸易体系深受“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被视为“逆全球化”的重要的标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不满，中美贸易摩擦可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在现有的贸易框架下难以协调的典型。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及贸易规则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对技术和知识的垄断之上，发展中国家在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势必会引起发达国家的不满，对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保护不够，也会引起发达国家的反感。
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更加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较好，对现有的贸易规则的认可度较为一致，更容易在短期内达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欧盟和日本近期达成的自贸协定即是最好的例证。未来新技术更加强了创新的重要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广泛的应用场景，可以借助新技术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直道超车”。因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会显著增加，双方对新兴行业的竞争有可能出台一系列保护、扶持政策。
从长远来看，全球贸易体系仍然建立在知识和创新的基础之上，多极化格局明显。新技术和新产业把全球主要的消费市场与其周边国家相连接，形成几大自由贸易区，在自由贸易区内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甚至货币自由化，推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将反映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生产过程和贸易产品更加追求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国际贸易体系在保证贸易自由化之外，也将借由生产网络化、平台化实现贸易公平性。贸易争端和摩擦不会大幅度降低，很有可能出现几大经济区之间的竞争和博弈。
三、中国的机遇与展望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中国奇迹”的取得也有高昂的成本，一些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不断升高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我国亟需探寻新的发展路径。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为中国重塑比较优势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实行机器替代人工，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困境，还有助于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加之我国消费升级，模仿式、排浪式消费正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助于我国制造业快速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形成竞争优势。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践和能源转型为新能源领域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有助于我国突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
展会注重与行业协会紧密合作，浙江省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宜兴市环保产业协会等多家与主办方长期合作的行业协会将为展会带来更多优质的污水处理设备厂商新面孔。浙江省大型环境工程公司、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四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弘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爱迪曼水科技有限公司等早已确定集体出展，向专业观众展示最新处理技术和解决方案。
中国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突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首先，中国需要营造一个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平台。其次，中国可以通过加快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深度，加强与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等的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增强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水平；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积极进行自贸区谈判和建设，以建立周边自贸区的形式扩大中国在新兴产业的国际布局广度和深度。最后，中国仍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统一化、规范化的大市场，赋予地方激励机制的同时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给予市场经济参与者平等的竞争地位和权利保障，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基金项目： 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与中国工业演化的逆‘雁阵模式’”(2018M63166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16AJY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研究”。
**作者简介： 李雯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2019年第5期，转载过程中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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