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兼丽赵淑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才情论文,赵淑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识赵淑敏是在1994年春天。
赵淑敏和她丈夫傅晔先生在北京访问、讲学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继堂研究员陪同，专程来郑州大学访问、讲学。我被指定为接待人之一。
在几天相处的过程中，赵淑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坦率、热情，富有才气和浓浓的炎黄赤子情。
近一年来，我读了赵淑敏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在受托为她编印散文集《生命的新章》[①]的过程中，对其文学创作，及其内心世界又有了较深一层的把握和理解。她是一位“才情兼丽”的学者和作家。
学者型的作家
观察和了解赵淑敏其人，阅读和研究赵淑敏多种风格的散文和短、长篇小说，“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赵淑敏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既有“显”的一面，又有“隐”的一面。“显”的一面，正如她所说，教授是她的专职，作家是她的兼职。“隐”的一面，是泛指“教授”、“作家”两种职业间的互相影响和助益。
赵淑敏早年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专攻历史。在名师指导下，潜心于中国近代史经济因素的研究。著有《中国海关史》、《厘金和关税自由》、《清代的新制海关》等六、七种学术专著。她颇富敬业精神，“研究计划一个接一个”，也决“不肯把教学活儿当应付差事”。因此，当她作家的名声相当显赫时，有人向她约作长篇，她却仍以教学为重“忙不迭地将热蕃薯丢给别人。”她的“专职”和“兼职”处理得很好，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益。她说“学问”是她的所爱。学术研究的丰收，教师职务由高中教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的顺利晋升，都是她“所爱”的结果。她说“文艺”是她的所钟。在教务、科研、家务事都相当繁重的情况下，她的散文、小说一本接一本出版，并屡屡获奖，除了天分之外，正是这种“所钟”的结果。
赵淑敏在郑州大学中文系的一次演讲，使我感到正是“作家”的特殊敏感，对人生、社会的特殊感悟和观察，给她的教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技巧上都增加了深度和光彩。而读她的作品，使我感到“教授”的渊博，良好的知识结构，给了她“作家”的创作许多助益：浓郁的书卷气，丰富的知识性，典故、史实的巧妙运用等等；而作品中对人生、对社会诸般问题的看法等，都反映出学者的深刻，而这又似乎是在不经意中实现的。尤其是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那编年史的架构，文化的内蕴，人物心灵的探索和发掘等等，都是“学问”和“创作”潜移默化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水乳交融，而不是油水羼和。我把这看作是“学者型的作家”“隐”的一面的反映，这似乎更重要一些。唯其化入其中，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这是那些缺少文化根底的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要比一些学者在作品中有意地“展示”知识、学问，苦心孤诣地“掉书袋”要有意义得多，也难得多。
具有多副笔墨的作家
1950年，当赵淑敏还只有15岁的时候，就在台湾《民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此后，她笔耕不辍，逐渐练就了多副笔墨。
赵淑敏自1973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属于我的音符》以来，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文集21种。其中小说、散文最引人注目。
以小说而言，她善于写短篇。《高处不胜寒》、《归根》、《离人心上秋》、《惊梦》等短篇小说集中，有许多耐读之作，在单篇发表的时候，就曾引起人们的重视。象《离人心上秋》在报纸上刊出不久，就有人主动提出要将其译成英文；短篇《相亲》发表后，几家报纸先后载文称赞；《分离后》更被当作范文，将原文和赏析文章同版登出，供人学习。
赵淑敏小说的取材，超出了一般台港女作家所关注的范围。她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观照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有不少反映留学生生活和情感的篇什，如《归去来兮》就是写“在国外学术界已经站得稳”，某大学的“响当当的人物”，并且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的洋博士吴国俊对祖国的眷恋和思念。他时刻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在遭到种族歧视后，为了“作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毅然回国。其间浓浓的乡土情、民族情，在今天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上人》以调侃的笔调嘲弄不顾国格、人格、靠着不正当不体面的手段向上爬的败类；而《分水岭》、《何处是儿家》、《才俊》则集中笔力对病态社会进行鞭挞，对人性弱点施以攻击，其冷峻和辛辣背后，隐着温热和酸楚。
当然，赵淑敏短篇小说的取材重点，仍然是是男女婚恋和家庭问题。其中有的表现由于封建家长的粗暴干涉，给青年女性的婚姻笼罩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有的对缺乏爱情的家庭进行剖析；有的则对充满爱情、温馨的家庭予以赞美。表面看来，这些都说不上创新和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涉笔这些方面的时候，着意和那些普遍流行的红颜薄命，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保持距离，也不靠渲染“刺激”细节取胜，而是通过出色的谋篇布局，精心地组织矛盾冲突，巧妙地设置悬念，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中，在精微细致的感情纠葛中，表现男女的情感内涵，展示人物心灵的空间。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描写，表现出赵淑敏有着一般男性作家难以取得的优势。在婚恋和家庭题材上，还有两点应当着重提及：一是对老年人“黄昏恋”的肯定；二是对“涉外”婚姻的辨析。前者如《归根》，反映出作家对老年人情爱的理解和支持。小说开头写张素心在飞往台北的客机上，想到“在台北等待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那段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作家自己内心的投影。后者如《茫茫路》和《存在翠谷中》。《茫茫路》对无可奈何的涉外婚姻持否定态度，它的主人公的前途一片茫然。《存在翠谷中》，作家则对即将远嫁英国的女子肯定，赞赏她那种罗曼蒂克的自觉追求。对婚恋家庭题材的这两个方面的观照，表明赵淑敏对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极其深邃的理性眼光，褒贬臧否，恰合分寸。
赵淑敏写的长篇不多。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善于营造长篇巨制。如前所述，那是她的“专职”本身令她无意对长篇倾注更多的心血。她曾经向自己的亲人含泪表示：只要不死不衰，她计划中“长篇小说《逆航》三部曲，一定会继《松花江的浪》都一一写出来”，而且会写得很出色。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的成功，有理由使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赵淑敏写《松花江的浪》，速度之快是少有的。自确定计划，搜集资料，到完成初稿，二十二万字的长篇，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书稿出来后，几家出版社争相要求出版，最后依照原约，1985年9月由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出版。黑龙江北方出版社旋于1987年1月出大陆版。作品问世后，在台湾和大陆引起相当的轰动，许多报纸、杂志刊文评论，说它涌动着民族的情感，光照着“东北精神”，是一本给人“留下启发”的书，[②]是一首“没有句点的歌”，[③]该书1988年获台湾“国家文艺奖”，获奖评语称“……用心消化酝酿，审慎剪裁，都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是一本值得重视的好书。”[④]
应该承认，赵淑敏创作反映东北抗日题材的《松花江的浪》是艰难的，有许多不利因素。首先，她缺乏东北生活的经验，她虽然曾经在沈阳住过一年，但也未曾体验过典型的故乡生活；其次，抗战胜利时，她还只是十多岁的女孩，而且这段时间她是在重庆度过的，因而缺乏东北的抗日体会；第三，童年的赵淑敏虽然经历了颠簸奔波的岁月，但始终生活在一个相对温馨的家庭中，虽屡遭挫折，却未曾离开学校，对战乱的感受不深，更没有直接的军旅生活经验。为此，在受委托写这本书之初，她“百般推卸”，但是，她终于接过了这个“热蕃薯”，而且，她居然如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作品。
为克服上述的种种不足，作家的努力是感人的。这在作品的“自序”和“后记”中有相当详细的交待，它使我们了解到那大量的“第二手材料”得来的艰辛。
赵淑敏的才华，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早已得到反映，《松花江的浪》在显示她的才华的同时，更昭示她的机智、聪明。我要说的是她懂得自己的长和短，而且善于扬长避短。
这里的所谓“长”，首先是她的治史之长。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是她的专攻。在反映“九·一八”以后东北人民的所谓“东北精神”时，她将人物、故事安排在“九·一八”前夕到抗战胜利前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金生的足迹，从呼兰河写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写到北平，从南京写到重庆，把关内和关外的空间联系起来。小说将这十多年东北人民首揭抗日大旗，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等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概括性的描写，表现那个特定时空的国土和故乡，个人与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纠合，取得了“编年史”的效果。
这里的所谓“长”，还指赵淑敏善于细腻的内心刻划，使作品取得深邃的内涵；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表现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基于此，《松花江的浪》尽管做为一部“抗日小说”来创作，但作家并没有正面地直接地去写她所不熟悉的战争，而是把它当作背景，让人物的心灵在这背景上展示，把人物的心态和民族的感情融为一体。同时，又通过这些，把故事时时置于战争的环境和气氛中。她以战争气氛去反映人们的情感，又以人们的情感去强化战争的气氛，虚实结合，相反相成。她不写战场上的拼杀，却重点详写北平知行中学，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生活，优良的学风，特别是“九·一八”国耻纪念会写得更是有声有色。这是正面写“东北精神”，写战争给人们的磨难和教育，基调凄婉而悲壮。小说没有具体写高亮壮烈牺牲的经过，但却细腻地写江心怡对他的祭奠，沉郁而又苍凉。如此种种都说明赵淑敏创作《松花江的浪》是做了精心设计的，她机智地把笔墨花到最恰当的地方。
赵淑敏的多副笔墨，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尤为突出。降了繁多的抒情、叙事的篇章而外，她还写人物传记、游记，给报纸写方块、专栏。她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十本之多，她的散文创作真可以用蔚为大观，多姿多彩来描绘。
赵淑敏的散文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引人注目。一本《小人物看大世界》的游记散文，就引来多篇专评、推荐文章，被称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游记”[⑤]，是人们“出门导游，在家卧游”的好书，[⑥]有了它，就可以“卧游大世界”。《水调歌头》出版后，有人以“读后感”的方式，把它的特点概括为：美文——具有阳刚之美的美文，它“是深刻的情意描述，是有气有神的升华的表现”；有情——“但不是儿女之情，而是义理之情”；性灵——“作家有超人的智慧，和聪颖的巧思”“和不寻常的心灵世界”，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使之产生“获得知音的喜悦”。[⑦]《乘着歌声的翅膀》被誉为“用良知指引创作”的书，说文中有“诚实的交待，有坦白的自剖”，“尽可能说出心中要说的话，从不隐讳，也从不粉饰。”“常以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智慧，用以表现其特殊的见解。更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用为说理的佐证。”[⑧]
前面引述的只言片语，只是文学界对赵氏散文评论的一部分。不过，仅此也可以看出其影响的广泛和成就的突出。因而，早在1980年赵淑敏就曾荣获中兴散文奖。
赵淑敏把她的《水调歌头》中的文章分成“声声慢”，“清平调”和“大风歌”三组。她在这本散文自序《我的心曲》中说：“我依然是爱唱多种曲律而无定性的人。仅仅两年吧，轻诵过声声慢；吟咏过清平调，也激唱过大风歌。”这坦诚的告白，不只符合《水调歌头》的实际，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是作家对自己此前散文创作不同风格的总体概括。这所谓“爱唱多种曲律”，正是“多副笔墨”的体现。不过，在《我的心曲》中，她又引苏东坡为“同志”，喜欢他的豪放清脱，潇洒自如。认为她那“总的感情要谱入一个乐章……将是一阙水调歌头。”这启示我们，她此前散文创作的多种风格，是在阳刚之美的总范畴中演化着。
待到1984年散文集《乘着歌声的翅膀》出版，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作家风格的变化。在此书的简介中，就明确指出“柔丽妩媚是另一项特点。”作家在“序言”《情歌婉转唱》中也直率地告诉我们，她以后的创作，“不再只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要婉转歌出各型礼赞爱与美的曲调。”这既是《乘着歌声的翅膀》的新风格的标识，也是新的艺术追求的宣言。这“宣言”在其后出版的《梦想一顶红罗帐》和尚未结集的几十篇散文中，均有可喜的体现。
情真意浓的作家
赵淑敏给自己的一个散文集命名为《多情树》。在“序言”和“后记”中，他都率直地承认：“是的，我的心里有棵多情树”；“有棵不雨也飕飕的情感之树”。
的确，读赵淑敏的作品，我们发现她有一颗常年生活在爱情里的灵魂。她的感情世界极其广阔：母女情、父女情、姐妹情、夫妻情、朋友情、民族情、祖国情、事业情……可以说，她的文字是满蘸感情写出来的，字字句句总关情，情真意浓。
写母女之情，写得最至情。《乘着歌声的翅膀》中的一组文章：《女儿的倾诉》、《听雨》、《襟上无花的季节》、《她在河边洗衣裳》、《母亲的歌》、《浅笑》等，都是这样的至情文字。真挚的悼念，深沉的怀恋，美好的回忆，殷殷的期盼，写来如泣如诉，就如女儿依偎在母亲的怀中，絮语不绝，有泪水，有笑声，也有娇态种种，时时处处令人心动。
写父女情，写得最特别。《寂寞的父亲》先以自己的一些遭遇来渲染父亲表面的“暴戾”、“严厉”、“固执”；又以父亲关怀子女的具体细节写父亲的“慈祥”，“可爱”；再以作家“懂事”后的思考，把一个既要做典型的“严父”，又有一付极软心肠的很传统的长者写了出来。因而女儿虽然对其望而生畏，但却仍想回到那个年代里去承受父亲的特殊的爱抚。文章以相抵牾之笔，把特殊的父爱写得蕴籍有致，把女儿的情写得涵蕴缠绵。
写姐妹情，写得最亲切。淑敏和姐姐淑侠在台湾被称作“文坛双秀”。可能正因此，淑敏写姐姐的文字最多。她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姐姐的“小跟班”，是姐姐的“影子”。去年她为“赵淑侠作品国际研讨会”提供的论文《与姊偕行偕行》一往情深地诉说姐妹俩幼年相依相助，成人后的思念，创作上互相激励，携手并进等等，娓娓道来，是叙事，是论理，更充满着亲切的柔情。那情真浓，浓得化不开，读了真令人生羡慕乃至妒嫉之感。
写夫妻情，写得坦诚，真醇。赵淑敏从不讳言夫妻的情爱，《停下的剪刀》把师生恋写得真醇感人。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师生恋”被当作“畸恋”，为此，他们承受着种种压力。文章以感人的笔触，抒写她们以沉默，含忍来对待这一切。应该说，这“沉默”、“含忍”要比激烈的反抗更需要勇气和刚毅。这力量就来自于纯纯的爱。当剪刀将要把“情缘”慢慢剪断时，“不，不要剪了！”的“心里的呼叫变作口中的声音”迸发出来。那沉默、含忍的勇气和刚毅、那心灵的呼叫，都是最真醇的爱的不同形式的体现。
赵淑敏心中的民族情，祖国情极其浓烈。一部长篇《松花江的浪》滚动着波涌浪翻的民族情，国家情。那民族的灾难，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反抗和斗争，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人们。一些短篇，尤其是那些取材留学生生活的作品，对主人公或歌颂，或批评，都是希望其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都传递出盼望他们的学成归国，报效民族的殷殷情怀。
在外旅游时，赵淑敏时时注意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劳累也好，孤独也好，她总是提醒自己：“挺住吧！做个有模有样的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国家、民族情结，她为唐人街的中国同胞所表现出来的“混身灰扑扑，形色茫茫然，表情呆滞，行为木缓”的精神面貌而生出“沉重不快”。对所谓“香蕉”，即皮黄心白的失根的中国人，她则极端鄙夷。在国外，她常被当作日本人，每次她都是不厌其烦又极郑重地声明：“我是中国人！”纵然有时是温和的表示，“声调也露出抗议”。每当她以自己的事实驳倒外国佬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偏见，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时，她就会朗声大笑。《我是中国人》一文结尾的文字，更是“中国人”的原则宣言：“以愉悦对友善，以合作对怀疑；以挑战对讽刺；以坦朗对怜悯；以同情对无知；以傲怒对轻蔑，不容任何人伤中国人一点尊严；那怕我仅仅是尘世的一颗细沙，也是有尊严的细沙，让世人由渺小的微粒看到荣誉自信康韧和乐的中国。”
作为一个知识女性，赵淑敏是多面手：她一手教书，写学术著作；一手创作，写小说、散文、方块、专栏。同样，她又是出色的家庭主妇。她的“所爱”和“所钟”，既互有助益，又互有抵牾：学术研究是需要彻底完全地脱离情感因素的作业；而创作又是必须投入“情感因素”的行当。可是，赵淑敏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喜人的收获。对教学，她全力以赴，决不肯当“教书匠”，课前的准备工作总是认真的，“研究”永无休止。这样，她“教书、备课、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应付社交事务，陪伴丈夫；还比别人多着的要为另一半儿做秘书和研究助理”工作，“剩下来能写作的时间就微乎其微”了。可是，她竟有那样出色的创作成就，这当然靠才华，但更靠毅力，靠强烈的事业情。赵淑敏教书不是为糊口，著书也非为稻粱谋。她把这两方面的大项目看做是社会尽责任，是对人类的奉献，借此，以情和爱去温暖人们的心。强烈的事业情充溢着她的全身，激荡着她那单薄的身躯负担着过重的责任，灵敏而勤的运转。尽管她常常有“透支”之感，却月复月，年复年的乐此不疲，“虔诚地播下种子，勤锄草，频施服，灌溉以心血”，在课堂培育英才，用笔耕广播爱与美。
注释：
①此为赵淑敏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二十几篇文章的结集，尚未正式出版。
②王鼎钧：《一本留下启发的书》载（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3月18日。
③游淑静：《一首没有句点的歌》载（台湾）《中央日报》1985年11月26日。
④转引自吴腾凰《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载《黑龙江政协报》1991年7月21日。
⑤唐润钿：《令人心旷神怡的游记》载（台湾）《国语日报》1984年2月28日。
⑥鲍晓晖：《出门导游 在家卧游》载（台湾）《中央日报》1979年7月18日。
⑦林贞羊：《〈水调歌头〉读后》载（台湾）《大华晚报》1982年8月2日。
⑧林贞羊：《用良知指引创作》载（台湾）《文询月刊》第16期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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