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上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重大问题——论江泽民同志“十二大关系”理论与“讲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局性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政治上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和《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重要讲话。这两次带有方针性的重要讲话在内容上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关联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的许多言论中，特别是1996年3月3日《关于讲政治》一文中又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这些理论和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用联系的、系统的观点加以学习和理解，这对于全面和正确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政治与经济：一个具有现实含义的命题
江泽民同志关于“十二大关系”的理论和关于“讲政治”的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首要地和根本地体现在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是交互作用的力量。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辩证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揭示出了经济同政治的关系，并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十分注重政治对于经济的反作用。
在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和我国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的背景下，在我国处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了必须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十二大关系，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指导方针[①]，同时又郑重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并提出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六点内涵[②]，还指出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所要注意分清的七种基本界限[③]。所有这些，都是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因为一方面，十二大关系的理论主要是针对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而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和划清七种基本界限的思想则属于政治问题，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界限模糊，甚至根本就不讲政治，很难想象十二大关系能够处理得好；反之，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不去认真处理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也就不能说他是真正讲政治的。另一方面，处理好十二大关系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问题本身就是大局问题，经济问题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会转化为政治问题，这正是政治与经济内在联系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政治能够成为涵盖经济的大局问题？原因就在于政治是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以经济为基础，但由于它居于经济基础之上，因而又具有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作用；各个国家、阶级、集团和一切人们的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必然集中地表现为政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命题，到列宁所提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占首位的思想，再到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政治是统帅和灵魂的思想，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这些观点既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又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特别是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④]。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按照这一观点，凡是涉及到整体和大局，关系到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科学的、文化的，就必然具有政治性，而越是关系到大局和人民根本利益，就越具有政治性。列宁曾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⑤]。邓小平同志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条件也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⑥]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又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观点。这些论断表明，政治既产生于经济又高于经济，既有着活生生的经济内容又不等同于具体的经济行为。一言以蔽之，即政治是关系人民根本经济利益的大局。
既然马克思主义把政治看作是大局，那么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当然就属于政治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仅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政治是大局的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地发展了这一思想，使之具有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的内容，不仅把经济与政治更加有机地融为一体，使经济之中包含着政治，政治之中又包含着经济，而且更加明确地肯定了政治对于经济的能动作用，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前提和保障
在现阶段我国处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系统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的六点内涵，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划清的七种界限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十二大关系的思想，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非常重要和及时，为我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保障。我国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以来，不少人就以为政治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了，就可以少讲甚至不讲。很多人对于经济津津乐道，对于政治却漠然置之，他们往往就经济谈经济，就市场谈市场，就是不讲政治大局，陷入就事论事、不辨方向的境地。这对于一个商人或普通群众来说，也许无可厚非，而对于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这种想法和做法就失之偏颇了，其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11月曾指出，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脑子里政治这根弦可以说比较少了，有的甚至到了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的地步。有的同志发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注意政治了。这完全不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中央的要求。江泽民同志的这番话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众所周知，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决策。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大政治家，并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从政治角度来谈的。他在一次谈话中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一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⑦]。1990年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抓好建设“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⑧]。可见，无产阶级政治家在领导经济建设时也不能不讲政治，而要从政治的高度总揽经济建设。正象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创造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⑨]
然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常常有不少人，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此认识模糊，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等人就对列宁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上坚持讲政治进行攻击。列宁对托洛茨基等人只讲经济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⑩]。但应当看到，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的确有很大的迷惑性，近年来在我国还颇有市场，对此绝不可等闲视之。其要害就是没有从政治大局上看问题。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强调讲政治，一般比较容易理解。而在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中心转入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为什么仍要强调讲政治呢？这首先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而不象资本主义那样为少数人谋福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讲政治就是要胸怀全局，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讲政治，就会迷失方向，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于政治对经济的统率作用历来十分重视，并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1)邓小平同志在我国重点进行经济建设时也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上的重大是非界限问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不加以关注和处理的。
其次，单从搞好经济建设本身来说，如果不讲政治也难以实现，因为经济建设要有政治保障。列宁曾深刻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12)。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政治的这种保证作用，他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邓小平同志也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3)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可见，要搞好经济建设也必须讲政治，这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比过去显得更为紧要，正象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性不行。这一点对于高级干部尤其重要。”(14)上述讲政治的六点内涵、七种界限和十二大关系正是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必要保证。
三、从政治的高度总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在当前强调领导干部讲政治和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胸怀大局、明辨是非、端正立场、把握方向，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政治，决不是空谈政治，更不是回到“左”的那一套中去，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不能把政治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割裂开来，而必须辨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辨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首先就要善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上所阐述的十二大关系，为各级领导干部指明了方向，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讲政治的新内容，也涉及了经济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问题，但质言之讲的都是政治，都是从政治大局的高度把握经济等各个方面问题的。特别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正象江泽民同志所说，这三者的关系是必须牢牢把握的“大局”，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15)。
辨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还需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划清基本界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辨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这些都是关系到改革开放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也是关系到经济建设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问题，因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划清这些基本是非界限，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加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也才能处理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最终成功。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和基本原则问题，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就要求注重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郑重提上了改革和发展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16)，而江泽民同志所阐述的十二大关系，则是指导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当前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就不能不讲政治，因为社会协调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方向，同时社会协调发展也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统一。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强调讲政治方向和是非问题，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以及促进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可分割。
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尤其需要认真对待的就是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当前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调讲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失衡现象。讲政治，就必须把政治发展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无庸讳言，当我们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的时候，在政治发展方面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腐败的问题、党风社会风气不正与精神文明滑坡问题，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的问题，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新时期出现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若不认真加以解决，势必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这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一系列讲话中，对这些问题是高度重视的。这些思想，连同江泽民同志在其他场合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关于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观点，关于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观点，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观点，关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观点，以及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决议和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建议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等，为我国今后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基本方向和目标。
注释：
① (15)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7、10页。
② (14)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年1月18日。
③ ⑨江泽民：《关于讲政治》，《求是》1996年第13期。
④ ⑥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63、276、162页。
⑤ ⑩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371、441、442页。
⑦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354页。
(1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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