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多边联盟研究与概念框架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框架论文,概念论文,社会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朗以及行业内竞争的日趋激烈，联盟已经成为许多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Gulati，1998)。根据成员数量的不同，战略联盟可以分为由两家企业缔结的双元联盟(dyadic alliance)或双边联盟以及由三家及以上企业缔结的多伙伴联盟(multipartner alliance)或多边联盟。近年来，在电信、生物医药等技术变革迅速的行业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与多个伙伴构建多边联盟，以期获取更多的资源、向合作伙伴学习、提升创新绩效(Das 和Temg,2003; De Man和Duysters,2005; Rochemont，2010)。鉴于多边联盟能给企业创新带来诸多益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企业间多边研发联盟的构建，近年来我国科技管理部门正在大力推动多家创新主体之间构建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也是一种多边联盟。
多边联盟实践发展迅速，但目前有关多边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问题的研究为数甚少，现有的战略联盟研究文献大多聚焦于双边联盟，并对双边联盟的形成、治理和绩效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6; Gulati,1998; Ahuja,2000; Arino和Ring,2010；彭伟和符正平，2011)。由于联盟成员的增加会导致联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急剧提升，因此，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Das和Teng，2002; Dialdin，2003；Lavie等，2007)，有关双边联盟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多边联盟。在联盟活动实践中，多边联盟又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联盟实践，有调查(MERIT-CATI，2006)表明，近年来企业间缔结的多边联盟占战略联盟的比例高达40%，但并没有引起管理学界对多边联盟现象的重视(Lavie等，2007; Ozcan和Overby，2008;Thorgren等，2010)。现有聚焦于双边联盟的研究并不能就战略联盟的形成、治理及演化问题做出全面系统的阐释。
现有的战略联盟研究大多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理论等视角来探讨战略联盟的形成和治理问题，而鲜有研究将某一理论视角贯穿于联盟形成、治理及演化研究的全过程。近年来，最初发源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备受组织与战略研究学者们的青睐。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组织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网络嵌入性会影响组织的战略行为及绩效(Granovetter，1985; Burt，1992; Kilduff和Tsai，2003; Brass等，2004)，构建多边联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行为，同样也会受到外部网络嵌入性的影响(Gulati，1998)。
据上，本文拟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就多边联盟的形成、治理及其动态演化机理做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以期拓展战略联盟研究情境，弥补现有理论在解释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问题方面的不足，并为我国企业缔结和有效管理多边联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二、多边联盟内涵与现有研究述评
多边联盟是指三家或以上企业之间为了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达成的资源共享、风险分担的合作协议(Das和Teng，2002; Lavie等，2007)。由于联盟成员数量的增加，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具体而言，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多边联盟包括三个或以上成员，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属于广义的社会交换关系，因此，成员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互惠性(direct reciprocity)；而双边联盟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属于狭义的社会交换(restricted social exchange)关系，成员之间存在直接的互惠性。因此，与双边联盟相比，多边联盟成员更有可能采取“搭便车”行为(Ekeh，1974; Das和Teng，2002)。(2)与双边联盟相比，多边联盟成员数量增加，导致成员间合作行为的不确定性加剧，从而加大了成员间协调的难度(Dialdin，2003; Lavie等，2007；Li等，2012)。(3)由于多边联盟面临更多的机会主义威胁和协调困难，因此，多边联盟更需要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和合作(Das和Teng，2002; Zeng和Chen，2003; Li等，2012)。
鉴于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之间存在以上区别，有关双边联盟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多边联盟。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开展以多边联盟为对象的战略联盟研究，并取得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成果。就多边联盟形成问题，Doz等(2000)基于53个多边联盟的数据实证探讨了多边联盟的形成路径及其对联盟治理结构、联盟学习效应的影响。Sakakibara(2002)基于产业组织学的视角探讨了多边联盟的形成问题，并且发现在竞争不太激烈的产业和垄断产业内部企业之间更可能缔结多边联盟，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也是影响多边联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Yin和Wu(2013)结合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群体理论，着重探讨了多边联盟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等问题。Li(2013)结合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对创业企业多边联盟形成的影响因素和绩效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至于多边联盟的治理问题，Das和Teng(2002)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多边联盟治理理论框架。Garcia-Canal等(2003)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就双边联盟和多边联盟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开展了比较研究。Li等(2008)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联盟范围和伙伴选择对多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问题。Thorgren等(2010)以社会交换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发现联盟伙伴间的单一合作行为有助于多边联盟成员之间拓展交换和信任关系。Li等(2012)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联盟类型、联盟范围对多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在多边联盟演化方面，Yin等(2012)探讨了多边联盟形成后成员间网络的结构洞演化问题，Chung和Beamish(2012)着重探讨了多边联盟形成后的动态演化及其绩效效应问题。由上可见，总的来说，目前国外学者仍较少关注多边联盟的动态演化问题(Rochemont，2010)。据我们所知，国内也只有个别学者明确以多边联盟为研究对象。吴剑峰和吕振艳(2006)以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依据实证分析了影响企业加入多边联盟的影响因素；钟立新(2007)仅从理论上分析了集群企业构建多边联盟的必要性和方法问题。与国外的多边联盟研究相比，国内的多边联盟研究更缺乏系统性和深度。
综观多边联盟研究现状，不难发现以下几方面的不足：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加大开展以多边联盟为对象的研究力度，以期拓展战略联盟的研究情境。其次，在理论视角上，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多个理论视角来探讨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问题，鲜有研究基于某一理论视角就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等问题开展整合性研究，因此，有必要将一种理论视角贯穿于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等问题研究的全过程。最后，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战略联盟研究大多是结构导向型研究，而过程导向型研究相对不足(Ness，2009)，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联盟形成和演化等过程，以期为我国企业构建和有效管理多边联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据上，本文以多边联盟这种特定的联盟类型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多边联盟形成、治理及演化的过程机理问题开展全面、系统的探讨。
三、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形成机理研究
战略联盟的形成离不开“动机”和“机会”这两个因素，也就是说，只有企业同时具有构建联盟的动机和机会，才可能与其他企业缔结联盟(Ahuja，2000)。早期，学者们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或资源基础观探讨了企业构建联盟的动机，认为企业构建战略联盟主要是为了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抑或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Jarillo，1988; Das和Teng，2000)。现实中，很多企业根本没有发现潜在的联盟机会，或者，对于企业来说，联盟机会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有学者基于社会网络视角考察了企业既有(
期)的联盟合作关系对未来(T1期)联盟形成的影响，结果发现两家企业之间既有的联盟合作关系有助于扩大彼此未来构建联盟的“机会集”，降低未来联盟过程中潜在的不确定性，最终有利于两者之间缔结双边联盟(Gulati，1995; Martin等，1995; Chung等，2000)。不过，现有相关研究仅限于双边联盟。显然，两家企业之间的合作截然不同于三家或以上企业之间的合作(Simmel，1902)。为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从“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两个维度来探讨三家企业期的合作网络关系和结构特征对它们之间在
期缔结三边联盟倾向的影响，然后推广到N(＞3)家企业的情形，以期剖析多边联盟的形成机理。
(一)N家企业之间期的直接联系对期N边联盟形成的影响
现有研究大多探究两家企业之间以往是否存在直接联系及其对双边联盟形成的影响，并且发现：如果两家企业之间存在直接联系，那么，它们之间缔结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就显著提高(Gulati，1995; Martin等，1995)。但是，与两家企业之间有直接联系的情形不同，三家或以上企业之间存在的直接联系包括多种情形，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有直接联系的分布状况存在以下四种情形(参见图1)。
图1 三家企业之间直接联系分布状况
情形a意味着企业A、B、C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这相当于原子化的环境：企业之间并不了解彼此的可信任性等隐性信息。在这种情形下，A、B、C之间未来缔结三边联盟的可能性最小。
情形b意味着企业A、B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A、B与C均没有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形中，A、B都掌握彼此可信任性的相关信息(Gulati，1995)，但A和B都不了解C的相关信息，因此不能确定：如果它们与C缔结三边联盟，C会采取怎样的第三方策略(冲突调解者、渔翁得利者还是剥削者)(Simmel，1902)。此外，A和B之间基于既有的直接联系形成了彼此合作的惯例，他们也会担心C的加入会破坏以往的合作惯例，因而不利于A、B、C之间缔结三边联盟。因此，在情形b中，A、B、C三者之间未来构建三边联盟的可能性也较小。
情形c意味着企业A与B之间以及A与C之间都存在直接联系。鉴于信息的流通性及循环性，在这种情形下，A、B、C三者之间都能掌握彼此的信息，但这里存在不同类型信息的问题，如A、B之间以及A、C之间存在的直接联系使得相互之间拥有通过市场交易难以获得的隐性信息(Uzzi，1997)，但B与C之间要通过A来间接地获得对方的信息。因此，相对而言，B与C彼此掌握的信息，是一些比较粗陋、显性的信息。总的来说，情形c中A、B、C三者之间的信任水平应该高于情形a和情形b，因此，情形c中的A、B、C三者之间未来缔结三边联盟的可能性较高。
情形d意味着企业A、B、C两两之间都存在直接联系，因此，三者之间的信息流通水平最高，这种情形类似于Coleman(1990)提到的网络封闭性。网络封闭性有助于提高成员之间的信任水平，降低成员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水平。因此，情形d中的A、B、C三者之间未来构建三边联盟的可能性最大。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直接联系的不同分布状况推广到N家企业，就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存在的直接联系越多，它们之间在期缔结N边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N家企业之间期的间接联系对期N边联盟形成的影响
如果两个行动主体之间存在间接联系，那么，它们通常都与某个第三方具有联系(Burt，1987)。间接联系会对企业的知识溢出、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Ahuja，2000)，对企业的联盟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间接联系可以作为有效的联络媒介，尤其是当通过市场渠道难以获得有关潜在合作伙伴高质量的信息时，间接联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Van de Ven，1976)；另一方面，第三方联系可以作为提升企业间信任水平的重要基础(Burt和Knez，1995)。因此，企业之间既有的间接联系也有助于企业缔结新的联盟(Gulati，1995; Gulati和Gargiulo，1999)。与两家企业之间彼此存在间接联系的情况不同，三家或以上企业之间存在间接联系包括多种情形，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存在间接联系的分布状况如图2所示。
图2 三家企业之间存在间接联系的分布状况
情形a意味着企业A与B共享同一个第三方(即企业D)，A与B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但可以通过D来传递信息，即A与B之间存在间接联系(如图2(a)中的虚线所示)。然而，A与C之间以及B与C之间都不存在任何联系，两两之间不存在信息的交流与传递，A、B与C之间都无法获得彼此的可信任性等重要信息。因此，在情形a中，A、B、C三者之间未来缔结三边联盟的可能性较小。
情形b意味着企业A、B共有一个第三方(即企业D)，A与B之间存在间接联系(如图2(b)中虚线所示)；企业B和C共有一个第三方(即企业E)，B与C之间也存在间接联系(如图2(b)中的虚线所示)，因此，企业A和C与企业B都可以交流信息，但企业A和C之间交流信息的路径太长，使得两者之间较难确定对方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在情形b中，A、B、C三者之间未来缔结三边联盟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但要大于情形a。
情形c意味着企业A和B之间、A和C之间以及B和C之间都存在间接联系，因此，A、B、C两两之间都可以交流信息，这有助于三者之间了解彼此的可信任性等信息。在情形C中，A、B、C三者之间未来缔结三边联盟的可能性较大。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既有的间接联系分布状况推广到N家企业，就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存在的间接联系越多，它们之间在期缔结N边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N家企业之间期的总体亲近性对期N边联盟形成的影响
亲近性(closeness)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网络结构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可以应用于结点(node)、双边(dyadic)、多边(multiple)等多个分析层次，结点层次上的亲近性指行动主体在网络中的亲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Wasserman和Faust，1994)，双边层次上的亲近性指两个行动主体之间的距离(Mowerey等，1998;Stuart，1998)，而多边层次上的亲近性则指三个或以上行动主体之间的周长或面积(Dania，2003)。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的总体亲近性存在两种情形(参见图3)。
如图3所示，虽然情形a与情形b中的A、B、C三家企业两两之间都存在联系，但情形b中三家企业两两之间距离较远，因此，与情形a相比，情形b中的三家企业总体亲近性较低。行动主体之间的亲近性会对其战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与亲近性较低的行动主体(如图3(b)所示)相比，亲近性较高的行动主体(如图3(a)所示)之间交流信息更加快捷、更有效率，因为行动主体之间相距越远，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越可能发生扭曲；此外，亲近性较高的行动主体之间更有可能培育彼此之间的信任(Coleman，1988)。行动主体之间相距越近，彼此的信息可视化程度就越高(Burt，1992)。因此，与情形b相比，情形a中的企业A、B、C之间更可能了解彼此的信息，三者未来缔结三边联盟的可能性更大。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在既有战略联盟网络中的总体亲近性推广至N家企业，就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联盟网络中的总体亲近性越高，它们之间在期缔结N边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N家企业之间期的相对亲近性对期N边联盟形成的影响
与只有两个行动主体的情形不同，三个或以上行动主体之间还存在相对距离，相对距离反映行动主体之间的相对亲近性，而相对亲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各个行动主体的权力大小。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的相对亲近性分布状况如图4所示。
在图4中，情形a中A、B、C三家企业两两之间的距离相等，即A、B、C三家企业在联盟这个网络中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三家企业之间的三边关系是一个平衡系统，彼此之间可以顺畅地传递信息。但在情形b中，A、B、C三家企业两两之间的距离并不相等，企业C与企业A、B的距离都较短，而企业A、B之间的距离较长。相对而言，企业C占据了比较有利的网络位置，这就给它们之间的三边关系造成了不平衡的压力，并且有利于C获取更多A和B的信息，但A、B之间较难获得彼此的信息，这就直接导致了C更有动机构建三边联盟，而A、B构建三边联盟的动机则较弱。因此，与情形b(行动主体之间的相对亲近性较低)相比，情形a(行动主体之间的相对亲近性较高)中A、B、C三家企业之间未来构建三边联盟的可能性较大。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在既有战略联盟网络中的相对亲近性情况推广至N家企业的情形，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联盟网络中的相对亲近性越高，它们之间在期构建N边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
图3 三家企业之间总体亲近性情形
图4 三家企业相对亲近性分布
四、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治理结构研究
联盟治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战略联盟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往联盟治理方面的研究较多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来探讨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等问题(Gulati和Singh，1998; Oxley，1999)。但是，交易成本视角下的联盟治理问题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静态视角的研究不能反映联盟治理的动态性问题(White，2005)；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联盟成员合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但忽略了如何使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最大化问题(Hasen等，2008)。联盟成员之间的协调性是影响联盟价值创造最大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开展联盟治理机制研究时应同时考虑联盟成员间协调及交易成本最小化等问题。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我们剖析联盟成员之间合作的关系特性，从而对探讨联盟成员间协调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从“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两个维度来探讨三家企业期合作网络的关系特征及结构特征对期三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然后推广到N(＞3)家企业的情形来讨论多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问题。
(一)N家企业期的直接联系对期N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
与双边联盟相比，多边联盟通常要面对更加严重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更需要在联盟成员之间培育信任(Das和Teng，2002)。而联盟成员之间以往的直接联系，一方面有助于成员之间构建信任(Gulati，1995; Reuer和Arino，2002)；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合作惯例，最终有利于多边联盟成员间的协作(Gulati和Singh，1998)。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分布状况存在四种情形(参见图5)。
图5 三家企业之间直接联系分布状况
从情形a到情形d，A、B、C三家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对数不断增加，彼此的信任程度不断上升，而协调成本则不断下降，情形d中三家企业之间更愿意采取非正式的治理机制(如社会化控制)，相对而言，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会有所下降。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以往直接联系的分布状况推广至N(＞3)家企业的情形，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存在的直接联系越多，它们之间在期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就越小。
(二)N家企业期的间接联系对期N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
虽然间接联系不能像直接联系那样及时获取伙伴的重要信息，但间接联系也能传递有关彼此声誉的信息，而联盟伙伴的声誉会直接影响联盟成员之间的“设防程度”，最终影响联盟治理结构的选择(Dollinger等，1997)。与两家企业之间的间接联系状况不同，三家或以上企业之间存在的间接联系包括多种情形，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存在的间接联系分布状况存在以下三种情形(参见图6)。
图6 三家企业之间间接联系分布状况
从情形a到情形c，A、B、C三家企业之间的间接联系对数不断增加。通过间接联系，企业之间可以获取彼此的声誉信息，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之间采取正式控制(如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因此，采取社会化控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以往间接联系分布状况推广至N(＞3)家企业，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存在的间接联系越多，它们之间在期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N家企业期的总体亲近性对期N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
企业之间的总体亲近性会直接影响它们之间合作规范的建立，这里的合作规范是指被合作成员广泛接受、认可的行为规范(Thibuat和Kelly，1959)。合作规范有助于减少监控联盟成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时间与成本。与双边联盟相比，多边联盟成员之间较难确立合作规范，因此，成员之间的总体亲近性对联盟治理结构的选择尤其重要。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的总体亲近性存在以下两种情形(参见图7)。
图7 三家企业之间的不同总体亲近性情形
与情形b相比，情形a中企业A、B、C之间的总体亲近性较高，它们之间更有可能形成合作规范，从而降低监控彼此机会主义行为的必要性，因此，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在既有联盟中的总体亲近性情形推广至N(＞3)家企业，就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联盟中的总体亲近性越高，它们之间在期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就越小。
(四)N家企业期的相对亲近性对期N边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影响
与双边联盟不同，在选择联盟治理结构时，多边联盟还应该考虑第三方策略运用的问题。依据成员之间的权力差异，多边联盟成员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第三方策略，如冲突协调者、渔翁得利者或剥削者策略(Simmel，1902)。如果有成员采取渔翁得利者或剥削者策略，那么，多边联盟更应该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多边联盟成员间权力的大小又取决于成员之间的相对亲近性，以A、B、C三家企业为例，它们之间的相对亲近性分布如图8所示。
图8 三家企业之间相对亲近性的情形
在图8中，与情形b相比，情形a中A、B、C三家企业之间的相对亲近性较高，三者之间更可能处于一种权力平衡状态，彼此采取渔翁得利者或剥削者策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也较小。但在情形b中，企业C明显占据较有利的位置，因而拥有较大的权力。为了获取更多的私利，企业C很可能采取渔翁得利者或剥削者策略。因此，在情形B中，多边联盟更应该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
将上述A、B、C三家企业之间在既有联盟中不同的相对亲近性情形推广至N(＞3)家企业，就可以推断：N家企业在期联盟中的相对亲近性越高，它们之间在期采用科层制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就越小。
五、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演化机理研究
联盟演化一直都是一个备受战略管理研究者们关注的研究议题，但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联盟演化研究又相对较少(Gulati，1998; Human和Provan，2000; Hennart，2006)。现有的战略联盟研究更多是结构导向型研究，过程导向型研究相对不足(Ness，2009)。与双边联盟不同，多边联盟至少涉及三家企业，联盟成员数量的增加导致联盟的网络化演化，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这一节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演化路径及其前因和后果，以便总结多边联盟的动态演化规律。
(一)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演化路径
网络嵌入性分为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两种，基于关系嵌入性视角的多边联盟研究主要探讨联盟成员关系的性质及特征，而基于结构嵌入性视角的多边联盟研究则关注多边联盟网络的结构特征，如成员在多边联盟网络中的位置特征。
为了深入剖析三边联盟成员关系特征的动态演化，本文将依据社会网络的一个理论分支——网络结构平衡理论来展开分析。网络结构平衡理论发源于社会心理学，早期主要用于分析三方人际信任关系及群体社会化过程(Newcomb，1961)。近几年，社会网络研究者运用该理论来探讨组织间关系的特性(Kilduff和Tsai，2003；Choi和Wu，2009)。为简化研究情境，我们仍以企业A、B、C缔结的三边联盟为例。联盟成员的关系嵌入性分布如图9所示。
图9 三边联盟成员关系嵌入性分布
图9中，各种关系嵌入性情形中的粗线(+)表示两家相关企业之间存在以紧密合作、相互信任和承诺为特征的强联系(Krackhardt，1992；Morgan和Hunt，1994；Uzzi，1997)；细线(—)表示两家相关企业之间存在以合作不够紧密、彼此信任度不太高为特征的弱联系(Johnston等，2004；Griffith等，2006)。情形a表示企业A、B、C两两之间都存在强联系；情形b表示企业A与B之间以及A与C之间都存在强联系，但B与C之间只存在弱联系；情形c表示企业B与C之间存在强联系，A与B之间以及A与C之间都存在弱联系；情形d表示企业A、B、C两两之间都存在弱联系。由网络结构平衡理论可知，情形b和情形d都是不平衡的网络状态，情形a和情形c则是平衡的网络状态。不平衡的网络状态通常是不稳定的，在这种状态下联盟成员的收益乃至联盟的整体运行都是不确定的；平衡的网络状态才可能保持持久有序的运行。在多边联盟的演化过程中，联盟成员通常更愿意寻求一种平衡的网络状态，因此，不平衡的网络状态(图9中的情形b和d)会向平衡的网络状态(图9中的情形a和c)演化，具体的演化路径如图10所示。
图10 三边联盟动态演化的关系加强型路径
如图10所示，为了实现网络结构平衡，三边联盟会由不平衡状态(图10左边所示的情形)向平衡状态(图10右边所示的情形)演化，最终达到“齐美尔三方群体”(Simmelian triad)这种最稳定的状态。在“齐美尔三方群体”情形下，联盟成员两两之间都有强联系，因此联盟的关系资本最多。图10所示的三边联盟动态演化路径是一种“关系加强型”演化路径。
图10所示的三边联盟动态演化路径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即在联盟演化过程中联盟成员两两之间存在联系，也就是说不存在联系断裂的情况。这种情境假设下的多边联盟呈现出“关系加强型”演化路径。然而，在多边联盟的演化实践中，成员间联系有可能发生断裂，甚至有成员退出联盟。为了刻画这种演化路径，本文仍用结构洞理论来探讨多边联盟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化路径。
为简化研究情境，以企业F(黑圆表示)、S1(白圈表示)、S2(白圈表示)三家企业之间缔结的三边联盟为例展开分析。根据联盟成员间是否存在结构洞，三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分布如图11所示。
图11 三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分布
图11中，情形a表示企业F、S1、S2之间都存在直接联系，三家企业之间构成一个闭合环，因此不存在结构洞；情形b表示企业F与企业S1、S2之间都存在直接联系，但企业S1与S2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它们之间要通过企业F才能间接发生关系，因此，企业F占据一个结构洞；情形c表示企业S1与S2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企业F仅与S1、S2中的一家企业有直接联系，与另一家企业有间接联系，因此S1或S2占据一个结构洞；情形d表示企业F仅与S1、S2中的一家企业有直接联系，与另一家企业没有直接联系；情形e表示企业S1与S2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与企业F没有直接联系；情形f表示企业F、S1、S2三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因此，这个三边联盟已经完全解体。
根据结构洞理论，占据网络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因而能够获取较多的利益(Burt，1992)。在多边联盟演化过程中，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为了占据结构洞位置，成员的网络嵌入性呈现出“结构松散型”演化路径，具体如图12所示。
图12 三边联盟动态演化的结构松散型路径
图12中的结构松散型演化路径揭示了三边联盟先演化为两个双边联盟，然后又演化为一个双边联盟并最终解体的过程。其间，三边联盟同时经历了一个“结构洞封闭”、“结构洞出现”、“结构洞消失”的过程。从结构洞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发现结构洞的出现和消失是理解三边联盟结构松散型演化路径的关键。
(二)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如上所述，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会发生动态变化，那么，导致其动态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网络嵌入性演化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行动主体在其网络嵌入性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行动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会不断构建并调适其外部网络(Ozcan和Eisenhardt，2009)；也有学者认为网络嵌入性演化本身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既有的网络嵌入性对网络的后续动态演化产生重要影响(Kilduff和Tsai，2003)；外部环境特征也是组织间网络嵌入性演化过程研究不可忽略的因素，外部环境特征通过影响组织间网络嵌入性的作用效应，引导行动主体不断调适其所嵌入的网络(Koka和Prescott，2008)。本文整合以上观点，从行动主体、网络、环境三个层次就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动态演化的影响因素构建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首先，在行动主体(即联盟成员)层次上，成员企业自身的战略和资源禀赋对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演化具有一定的影响。联盟成员企业在开展多边联盟活动时采取什么战略(集体导向型战略/个体导向型战略)会直接影响多边联盟伙伴的选择及多边联盟的稳定性(Jones等，1998)，从而影响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的动态演化。例如，采取集体导向型战略的企业更可能与固定的伙伴构建多边联盟，而且在注重自身利益的同时还比较关注联盟的整体利益。如果由采取集体导向型战略的企业充当多边联盟的主导企业，那么，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更可能沿着关系加强型路径演化(如图10所示)；反之，采取个体导向型战略的企业更可能不断变换联盟伙伴，以期在不同的多边联盟中都能占据有利的网络位置，从而获取更多的私利。如果多边联盟由这样的企业主导或者由这样的企业组成，那么，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更可能沿着结构松散型路径演化(如图12所示)。此外，联盟成员企业的资源禀赋也是影响其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动态演化的重要因素。缔结强关系联盟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且维系成本也较高(Tiwana，2008)。资源禀赋充裕的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构建强关系联盟，从而更可能沿着关系加强型路径演化；反之，如果联盟成员企业资源禀赋比较贫乏，那么，投入联盟的资源就比较有限，因而更可能采取投机行为以占据结构洞位置，从而破坏多边联盟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进而导致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更可能沿着结构松散型路径演化。
其次，在网络层次上，联盟成员企业之间既有的战略联盟网络对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动态演化也有重要的影响(Ahuja等，2009)。联盟成员企业之间既有的联盟网络关系，一方面有助于联盟成员之间培育信任关系；另一方面有利于联盟成员获取信息(Gulati，1995)。因此，多边联盟成员间既有的战略联盟网络嵌入性越高，就越有可能沿着关系加强型路径演化；反之，多边联盟成员间既有的战略联盟网络嵌入性越低，就越有可能沿着结构松散型路径演化。
最后，在外部环境层次上，外部环境会对网络嵌入性自身的影响效应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的动态演化路径产生影响(Koka和Prescott，2008)。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联盟成员之间更需要培育较强的合作关系，因此，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更可能沿着关系加强型路径演化；反之，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占据结构洞网络位置能带来较多的利益(Dittrich等，2007)，企业有较强的动机打破多边联盟的封闭，去追求所谓的“结构洞利益”。因此，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更可能沿着结构松散型路径演化。
综合行动主体、网络和外部环境三个层次的因素，可以构建一个有关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动态演化影响因素的整合分析框架(参见图13)。
(三)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演化结果研究
如上所述，多边联盟成员的网络嵌入性会发生形态不同的动态演化，那么，是否会对多边联盟和成员企业收益产生影响呢？其实，这是明晰多边联盟动态演化机理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动态演化对多边联盟的影响而言，由图10可知，关系加强型演化路径有利于密切联盟成员之间的关系，加强成员间的彼此信任，从而驱使多边联盟趋于稳定，因而有利于提升联盟成功运行的可能性；反之，如图12所示，结构松散型演化路径其实就是多边联盟的解体路径，最终会导致联盟解体。
至于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的动态演化对联盟成员收益的影响，由图10可知，沿着关系加强型路径演化，多边联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且成员利益分配机制比较明确和稳定，因此，联盟成员能通过多边联盟获取比较可观的收益；反之，由图12可知，沿着结构松散型路径演化，多边联盟最后会以解体而告终，因此，联盟成员因收益没有保证而可能不惜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来攫取私利。
六、概念框架构建与未来研究展望
现有的战略联盟研究大多聚焦于双边联盟，虽然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考察多边联盟的研究，但没有深入、系统地探究多边联盟的形成、治理和演化问题。鉴于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既有的双边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研究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多边联盟。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多边联盟形成、治理结构选择和演化机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阐释，并且发现多边联盟成员企业期的网络嵌入性特征对期多边联盟的形成和治理结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多边联盟成员网络嵌入性主要沿着关系加强型和结构松散型两条路径演化，联盟成员的联盟战略和资源禀赋、网络的既有嵌入性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多边联盟动态演化的重要因素，多边联盟动态演化的不同路径对多边联盟本身以及成员企业收益具有显著的影响(参见图14)。
图14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形成、治理结构和演化研究概念框架
社会网络原先是一种社会学研究视角，近年来开始引起组织与战略学者们的关注，并被逐渐应用于组织与战略管理研究。但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社会网络视角贯穿于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研究的全过程。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视角对多边联盟的形成、治理及演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构建了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研究概念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战略联盟研究只关注双边联盟的不足，拓展了战略联盟研究情境，补充和发展了现有以双边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战略联盟研究，并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多边联盟的认识。
当然，本文只是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提出了多边联盟形成机理、治理结构及动态演化研究的概念框架，而没有深入探讨多边联盟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等问题，未来的多边联盟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可借鉴国外学者的做法，构建企业之间的动态联盟数据库以开展战略联盟实证研究。国内的战略联盟研究还停留在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联盟企业横截面数据的阶段。本文提出的社会网络视角下多边联盟形成及治理研究框架涉及两个时期(和)，横截面数据显然不适合这类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很有必要加强企业间动态联盟数据库的构建，以便开展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形成及治理实证研究。此外，今后还应该开展多边联盟的过程研究，可以采用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就本文提出的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多边联盟动态演化问题开展深入的探讨。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只是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了一个多边联盟形成、治理及演化研究的概念框架。实际上，起源于社会学研究的另一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也可以用于多边联盟研究。已有学者(如Das和Teng，2002；Li等，2012)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就多边联盟的内涵及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未来可以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在剖析多边联盟特性的基础上，就多边联盟的形成、治理及动态演化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探讨。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仅仅探讨了多边联盟这一特定类型联盟的形成、治理及演化问题。鉴于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有学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就多边联盟与双边联盟的治理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Garcia-Canal等，2003)。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或社会交换理论，以多边联盟和双边联盟为研究对象，就战略联盟的形成、治理和演化等问题开展更加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期对战略联盟的形成、治理和演化问题做出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