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据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2;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3)04-0380-04
一、经典与阐释
无论东方与西方，都有对于文化经典进行阐释研究的传统，由此形成了中西不同语境下的解释学，研究这两种异质文化中的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解释，对于当前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考据学是人们熟悉的学科，从大的范围来说，其中包括音韵、训诂、文字考释，也包括义疏、笺注、传疏、注释等多种解释方式。所谓阐释学，名称源于希腊文的“解释”(herméneuein)，这是希腊神话中神的使者赫尔默斯(Hermes)的名字演化而来，由于这个神负有译解、传达、解释神旨的重任。英文中的阐释学是Hermeneutics，德文中是Hermeneutik。由于历史原因，阐释学本意并不是对于普通的疑难问题的解释，而是对于神的旨意，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的传达，所以它同时有解释、宣告、翻译等多重意义，这是从语源学角度来分析阐释。另外，在历史和语义方面，阐释学最早是以对于圣经的解释来命名的，以后又发展为对于其他文本的理论。阐释学的历史发展对于它有决定性影响，使得它的定义和学科范围难以划定。主要分歧在于它是一种方法抑或不过是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它的本质是对于文字语言的注释，还是理论体系？我们认为，阐释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的方法是以文本的语言文字意义解释为基础，进入到文本历史观念的解释。所以正像帕尔默(R.E.Palmer)在《阐释学六义》中所说：“阐释学有别于注释学，亦即解释之方法学”。
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能否看作是一种阐释学呢？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阐释学。从历史上来看，考据学具有实证方法的研究特点，所以有的学者往往轻视考据，以为考据不是著述。如清代学者袁枚就认为：“形而上谓之道，著作是也。形而下谓之器，考据是也”。以古文为著，以考据为述，重古文视考据。这种见解遭到当时的学者孙星衍等人的批驳，他在《答袁简斋前辈书》中指出：
古人重考据甚于重著作，又不分为二。何者？古今论著作之才，阁下必称老、庄、班、马，然老则述黄帝之言，庄则解老之说，班书取之史迁，迁书取之古文《尚书》，《楚汉春秋》、《世本石氏星经》，颛顼夏、殷、周、鲁历，是四子不欲自命为著作。[1](P587)
我们不能同意他所说的古人重考据甚于著作的说法，但是认为他所说的考据与著作不分为二是正解的。孔子自命述而不作，《论语》中处处引述经典，但从宣传儒家思想来说，仍然可以说是一种“作”。注疏经典如郑玄、马融、王弼、郭象等都成为大学者，就是因为他们把考据、注疏与著作结合起来，阐释经典著作的理论，自成一家之说。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广义考据之学，其实也是一种阐释学。
二、中西阐释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从汉代开始对文学经典《诗经》以及《楚辞》等文学著作进行阐释，到清代学者为止，以历史时代划分，主要有五个时代：
1.汉代阐释学：汉代出现了第一次经典研究的高潮——两汉儒学；秦燔书之后，汉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其后则有马融、郑玄等一代经学大师。“经学”——经典阐释学成为中国学术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其中就有《诗经》的阐释。《汉书·艺文志》载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二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毛氏故训传》三十卷”。可以说基本上记载了毛刘鲁韩四家的主要著作。从体例来说主要是说、传、故三种。另有少量注释《楚辞》等非经典的著作。
2.魏晋阐释学：魏晋是中国形而上学思维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玄学等与诸子学说相继承又具有独创性的学说大量涌现。注经成为当时学者阐发自己思想的重要方式。以《诗经》为例，《随书·经籍志》载注经著作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特点是四家诗只有毛韩两家，韩诗仅有两部，其余全是毛诗。毛诗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另外，注释范围扩大，有音证、诗谱、诗驳、奏事、草木虫鱼等。注释方法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义疏。毛诗义疏类著作有十种，作者时代与研究重点各有不同。这是受佛经注释音义两法的影响，义疏就是讲疏，来源于佛门讲经、玄学清谈。它以经义音的结合为特点，主要讲解释经典大义，不受经典本义的严格限制，讲经者可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念。义疏的兴起相当于西方阐释学从文字注释中解放出来，步入意义阐发的时代。这种阐释对于当时的学术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魏晋玄学名理佛理等思潮也是在汉学和佛学经典阐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隋唐阐释学：唐代在方法上首先采用正义方法，唐太宗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正义是义疏方法的提高，即用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方式，对经典作出规范注释。这种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建立标准化的经典解说文本，但结果却是囿于旧说，只能对前人注解进一步发挥。即所谓“疏不破注”。而且它只采一说，不能参酌众说，比起汉代多家传诗来其实是退步。我们上文所引用的《毛诗正义》就是唐代孔颖达的杰作，它的局限性就表现为对于毛传郑注的全部接受，不能提出新解。这种精神是与阐释学发展的趋势相违背的，所以刘师培批评唐代的注疏家是“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这种批评有过分之处，但恰击中要害。唐代阐释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非经典文本注疏的发达，特别是对诗文辞赋的综合注疏还是首次出现。这类著作以李善注《文选》最出色，注释引用群书千种以上，除去与前人相同的注音解故之外，由于世代累积文本较多，出现大量典故，解释典故成为解释学的又一重要内容。
4.宋明阐释学：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家学术体系从诸子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主要发展方式也是经典阐释。其特点则是从更高层次返归汉魏的义理研究，把考据注疏置于义理之下。这种义理研究是体系化的，主要是宣传新一代儒学（与先秦两汉旧儒学相对举）的理论主张。它的贡献在于使中国阐释学走向系统理论建构，改变了以注释为主的学科特点，注重理论建树。而且超越唐代统一思想的缺陷，融会佛学、道家等多种学说。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得“四书”独立于六经之外，另成系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它的缺点也明显，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脱离，义理与考据相对立，导致空疏浮泛。与历史上的阐释学家相比，宋儒片面发展了汉代解释学的“大义”，并且与文本相独立发展。宋儒也有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如朱熹《诗集注》、《楚辞集注》、洪兴祖《楚辞补注》、汪瑗《楚辞集解》等。对于历代诗赋家的注释就更是佳作迭出。宋代注释家发展了评点这一独特的手法，从诗文到小说，都有大量评点作品出现。
5.清代学者以考证为特色的经典阐释学是可以与汉代经学相比的又一个高峰。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几乎同时，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迈开了步伐。清代阐释学以考据为主流，全面发展，首先，注经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清史稿·艺文志》等著录新注解经籍二千八百三十多种，其余未收入者不计其数。清代学者无征不信，治学严谨，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杰出学者传世之作数量质量也是史无前例，《诗经》注释著作至清一代已经浩如烟海，清代学者却能推陈出新，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氏传笺通释》、姚际恒《诗经通论》等都有实质性的进步。而且，极大地发展了考据方法，使其成为内容极为丰富的学科。特别是语言、文字、音韵之学、校勘、辑佚、目录等相关学科也翕然而起，形成以文字考据为中心的学科群体，星汉灿烂，彪炳史册。
西方阐释学基本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1)早期是东西方文化混融时期，罗马帝国建立后，公元391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古希腊哲学被基督教神学所取代，阐释学的精神与导向也发生根本转折。这种阐释学主要是用古希腊的学术研究方法对圣经进行研究，西方阐释学也就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主体，也称为经院哲学。出现了普洛丁纳斯（Plotinus,205-207年）、奥古斯丁（SaintAurelius Augustin，354-430年）、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1226-1274年）等不同历史阶段有影响的理论家。基督教阐释学的宗旨是对于神的精神的阐释，而不是对于真理意义的追寻，真理和存在的意义探讨只是神性光辉的陪衬。用罗马神父特图里安(Tertulian)的名言来表达就是：“Crecdo abs uido”（笃信而勿穷理）。出于这种目的，阐释学的宗旨在于传达的“正确性”。阐释学的文本意义明显，由于圣经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有新约与旧约的不同，有种种不同观念的来源，因此阐释学的任务在于消除矛盾，形成完整系统的神学体系。其次，由于圣经这样的古代经典具有古代人思维方式和语言的特征，有神学特有的神秘主义观念表达方式，这就是从斐洛时代就困扰着经学家们的隐意(Hintersinn)，使得对于譬喻语言的解读也成为主要内容。中世纪经院哲学主流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极大，所以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上，奥古斯丁等人反对“文字魔力”，也反对世俗道德，力图阐扬宗教原旨。在文学文本解释中，他痛悔于自己青年时代沉迷于希腊文学，失去对于神旨的领悟。这种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言意之辨大同小异，老子所谓“美言不信”，同样是有历史针对性的，而且同样反映于经典解释中，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符号的历史功能毕竟有明显的局限性。
(2)中期阐释学发展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反宗教、反封建，复返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的追求使得欧洲产生了巨变，近代科学精神、近代人文主义、近代宗教三大精神支柱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建立。当时在其他方面落后于意大利等先进国家的德国，在宗教改革中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路德宗教改革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地位。过去在欧洲民族文化中理性思维并不突出的德意志民族，这时的变化影响它以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德国阐释学首先把来自古希腊的人文传统与神学精神结合起来，1654年，丹豪斯尔(J.Dannhauser)发表了《宗教阐释学或圣经阐释法》(Hermaneutica Sacre Sive Meth odus exponèndrum SacrarumLiterarum)，这是第一部书名中有“阐释学”的专著，是近代阐释学学科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18世纪以后，在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Baumgarten,1714-1762年）等人的努力下，阐释学从经典的教条解释转向语言与历史环境的研究，出现“文字－历史学派”(Grammatǐsch-Historistiche Schule)。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涌现出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施莱尔马赫（E.E.D.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狄尔泰（Wihelm Dilthey,1833-1911年）这样的阐释学大师。由此，阐释学具有如下重要进展：
其一，从经典解释的实践发展成为哲学思想体系，施莱尔马赫称之为“普遍的阐释学(Allgemeine Hermeneutiken)，这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就为其后的现代阐释学开创了道路，把阐释学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扩大了它的范围，改变了它的性质。
其二，它不同于传统经典阐释学，研究对象不只限于经典释注，而是以人类的“理解”为对象；从对神的理解艺术变为对人的理解艺术。但它又继承了传统解释学“正确理解”的目标，使这一学科有延续性。
其三，阐释学与近代学科一样，以方法论为显著特色。从文字解释变为“心理解释”，这一方法论的基础在于这样的观念，即个体的人与全人类有共通性，但又有独特风格。因此，在文本研究中，一方面要从部分到整体，另一方面又要从整体到部分，形成了“阐释学循环”。在文学文本中，风格是个体性的，从语言与风格入手是必须的，然后才能理解作者。而且，解读作者又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达到对于联系(Zusammenhang)和意识的最终理解，这一层次是作者本人甚至不可能认识到的，但作品中却可能表达出来，所以阐释者可以比作者更了解作者。中国盏子论文曾有“知人论世”的说法，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出刘勰等人的“原道”理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学说近似于孟子主张，只是不要阐单化理解孟子。了解他们的学说，就明白了我们上文所说的海德格尔的语言与存在理论的来源。如果再作一次类比，海德格尔的观念则近于刘勰的某些说法。
其四，阐释学是一门挟持甚大的学科，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它定义有：(1)生命的阐释学(Hermeneutik des Lebens)，即超越文字与现象，囊括人类整个“历史世界”的科学。目的是要求精神科学返回到人类生命与经验来。(2)其特性是批判性的，特别是康德所说的无所不包的“批判”，当然其重点是对于“人类理性的批判”，这正是康德后期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出现这种方向与特征，可能与其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狄尔泰都受到康德思想影响有关。由于力图无所不包，所以阐释学发展中出现一种倾向，即学术观念甚至研究范围、方法都比较模糊，使这样一门本来应当发展较深入并有专业特征的学科呈现一种泛化的趋势。
三、中西阐释学的差异与同一
中国的考据学虽然与西方阐释学有相通之处，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二者从具体内容到表达形式都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从其内容上进行分析，以下两者主要构成的不同可供参照：
中国考据学 西方阐释学
经、传、记 文史学方法
注疏（含笺注、义疏）哲学方法
考据 语言学方法
文字 神话学
集注 接受美学
校注
评注
译注
由于文化差异，双方在方法上大致而不绝对地呈现出对称状态，所以我们的比较研究也不能苛求完全一致或绝对相反，只是一种辩证性的反映文化异同的联系。只能择其荦荦大端，把握本质性的联系，如果概括地说，中国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
其一，中国考据学以道德理性为依据，而西方阐释学以神学理性为依据。
当世界各民族走出神话时代之时，因自己的特性进行了文化选择。希伯来人选择了一神教宗教，古希腊人与中国人都没有选择一神教。希腊人把宗教与思辨理性结合为一，以存在与理性逻各斯为准则。而中国人把天与人的辩证合一作为最高宗旨，以道为行动鹄的。西方学者及部分中国学者把中国文化精神看作是祖宗崇拜是不合乎事实的。同是祖宗，而且商先于周，为什么孔子从周而不从商，因为周得道而商无道，所以并不是崇拜祖宗而是崇拜道义。子曰：“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之为德，从这里还看得不够清楚吗？所以不选择一神宗教，也不去使“宗教信仰理性化”，而直接选择了辩证理性，这并非民族文化落后的表现，也不是一种不幸。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有历史意义的选择。
其二，在经典阐释中，中国考据学注重社会教化作用，而西方阐释学重视宗教忠诚。
从长远来说，经典的社会教化对于形成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爱情诗的阐释中，中国儒学阐释学者特别是汉代儒生，从思想观念上继承孔子贬低郑卫“淫诗”的主张，从阐释方法上，以微言大义、隐义索解为主，曲解诗义。这种作法对于维护传统思维观念有巨大作用。但是其负面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使诗完全丧失审美与情感意义，成为一种道德说教。而西方阐释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成为宗教的附庸，神旨的宣教是其主要内容。
其三，中国经典阐释学重视文字训释，而西方重视义理阐发。
从汉代开始的经典阐释与考据，到了清代乾嘉学派时期，发展成为以小学为中心的学术态势，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从方法论来说，中国考据学一直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研究手段。近代科学精神在中国学术中兴起，其具体表现为清代小学家的成就，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把中国清代学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原因。而西方阐释学从方法论上有自己的特点，它重视形而上学方式的义理玄思，其主要代表人物其实并不是文字学家而是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关注的是阐释精神，这是与中国学者所不同的。从表面上看来，中国考据学似乎是“为学问而学问”，并不如西方阐释学那样可以超越学术界限，对整个思想界产生影响。实际上并非如此，梁启超曾经指出，以考据为中心的清代学术对于中国科学精神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2](P97)。这一预言，在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