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出版实践活动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实践中人们对出版活动的规律性也从未停止过探索，但以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为标志的出版学的建立与发展，则还处于较稚嫩的阶段。国外学者研究出版学，至今不过40余年的历史。起步较早的日本，1956年成立出版科学研究所，1969年成立出版学会，从1970年开始出版学术杂志《出版研究》；国际性的出版学术组织迄今还未问世。中国则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有组织地开展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1983年4月，武汉大学率先在我国高校成立了第一个出版类专业——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85年3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学刊》、《编辑之友》、《图书发行研究》、《出版广场》、《出版天地》、《出版广角》等一批学术期刊相继问世。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出版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图书商报等机构带头组织的全国性出版理论研讨会十分活跃，《出版科学》、《出版经济》、《编辑学报》、《电子出版》等一批高质量出版学术刊物的创办使出版科研园地大为拓展，大批学术专著及出版研究文集的出版使此期间出版研究呈现出硕果累累的景象。无疑，上述出版学理论研究的种种发展，将使人们对出版实践的认识更为丰富，也会使出版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不断完善。
作为出版学知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也随着出版研究的整体发展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出版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对出版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下面分别对其进行简要描述与评价。
1 对出版概念内涵的理解与研究
什么叫出版？这是出版学研究中首先要接触的问题。对出版活动内涵的理解不同，对出版学知识体系构架的认识也就不同。因此，中外出版界都很重视对出版内涵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
日本学者认为：“采用印刷术及其他机械的或化学的方法，对文稿、图画、照片等著作品进行复制，将其整理成各种出版物的形态，向大众颁布的一系列行为，统称为出版。”（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7;150;161）英国学者认为，出版是指“向公众提供用抄写、印刷或其他任何方法复制的书籍、地图、版画、照片、歌篇或其他作品”（注：林穗芳.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出版发行研究，1990(6):14;23;15;20）。美国学者认为：“出版——公众可获的，以印刷物或电子媒介为形式的出版物的准备和印刷、制作的过程。”（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8）1971年出版的《世界版权公约》等6条给出版所下的定义是：“可供阅读或者通过视觉可以感知的作品，以有形的形式加以复制，并把复制品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7;150;161）韩国学者认为：出版是“以散布或发售为目的把文稿、文书或图画、乐谱之类印刷出来，使问世、刊行”（注：林穗芳.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出版发行研究，1990(6):14;23;15;20）。
各国学者给出版所下的定义尽管在文字上稍有差别，但对出版活动本质特征的描述却十分接近。各国学者都认为出版活动的内涵由以下内容构成：①出版是将已有的作品形成为出版物的过程；②原始作品必须经过一个大量复制的过程，使其形成一定的载体形式，成为出版物；③通过一定方式使公众获得这些出版物，也是出版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外学者对出版活动内涵认识较为一致的情况相比，国内出版界对出版活动内涵的认识则有着较明显的差异。现将国内学者对出版内涵的几种代表性观点陈述如下：①“凡将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印刷到纸上，或把它们印成为图书报刊的工作，都称为出版。”（注：赵晓恩.出版词典.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3;104～105）②“把著作物编印成为图书报刊的工作。”（注：辞海编委会.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094）③“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注：汉语大字典编委会.汉语大字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5）④“出版是指出版机构根据一定的方针和计划，选择、整理人类的思维成果和资料，通过出版生产赋予它们一定的物质形态，然后向社会传播。”（注：阙道隆、实用编辑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5）⑤出版是“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注：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6）。⑥“所谓出版，就是选择、整理著作物，通过一定生产方式将其复制在特定载体上，并以出版物的形态向社会传播的一系列行为。”（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9）⑦“通过出版生产的手段，把著作物编印成图书、期刊、杂志等印刷品，经过发行渠道，把这些精神产品推向社会，供应读者，即为出版。”（注：严成荣，桑百安.图书发行词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12）⑧出版即“社会上各种作品，包括文稿、图片、信息、音响、录像制品等等原件，汇集到出版机构以后，经过审定、选择、编辑和加工，使用一定的物质载体，复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通过流通渠道传播到全社会”（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7;150;161）。
国内对出版活动内涵认识的诸种观点，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观点认为出版活动主要是出版物的印刷工作，上述①②③种意见都属于此种类型。这类在我国出版界长期占主流地位的传统观点，是在我国出版发行实践活动长期按计划分工模式运作的条件下形成的，它将发行活动排斥于出版之外，缺乏出版内涵中最关键部分——出版目的的描述。很显然，这类观点对出版内涵的表述是不完整的。另一类观点吸纳了国外出版界对出版内涵认识中的合理部分，并结合我国出版业非常重视编辑工作的特点，对出版活动内涵进行了较全面的描述，这些表述已与国际出版界对出版活动内涵的认识逐步接近。林穗芳在为《编辑实用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有关词条中，提出了将作品转化为出版物要具备的四个条件：①经过编辑，具有适于阅读或吸取的内容；②具有一定的物质形式；③经过复制；④向公众发行，如出售、出租等（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7;150;161）。这可以看成是第二类观点对出版活动内涵理解的代表性描述。
综合国内外专家对出版活动内涵认识的各种趋同化意见，我们认为出版活动的内涵，应由以下基本特征构成。
(1)出版是对已有的作品进行深层次开发的社会活动。出版不是对原始信息进行开发，而是对现成的作品进行开发。接受原始信息，将其归纳成知识，形成知识产品的任务，已由作者完成，或者说已主要由作者完成，已有作品的形成过程属于作者劳动过程，不归属于出版活动。作家创作、画家写生、音乐家谱曲等，都不能算出版，就是这个道理。
(2)出版是对原作品进行编辑加工，使其具有适合读者消费的出版物内容的过程。出版过程虽不是知识信息的主要形成过程，却是一个对知识信息体系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按照适合读者消费的要求进行的，并且，还要按照同样的要求对所选定的作品里的知识信息进行整理、补充、完善，也就是通过编辑工作对原作品进行编辑加工。纸质货币不是出版物，纸币的印制不是出版活动，就是因为没有对原作品进行编辑加工，从而缺少供读者消费的知识信息内容的缘故。
(3)出版是对加工好的已有作品进行大量复制，使其具有能供读者消费的一定载体形式的过程。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对作品进行复制，都是使加工好的知识信息具有能供读者消费的载体形式的过程。只有经过大量复制，作品中所含的知识信息才能被众多的读者接受。档案工作也需要对原作品（文件）进行编纂、整理，使分散的材料能编辑成一卷一卷的案卷，但档案工作不是出版，因为没有大量复制的过程。在商品社会，作品大量复制过程也是出版物的商品生产过程。
(4)出版包括将出版物公之于众的过程。通过各种方式将大量复制的原作品广泛向读者传播，也是出版活动的重要内涵。从西方对“出版”这一词汇的演变来看，法语Publier和英语Publish均源自拉丁语Publiare，而拉丁语Publicare的本义却是“公之于众”。可见，在赋予“出版”的众多涵义中，“公之于众”的涵义更有着特殊的地位。
综合上述四个特征，笔者用如下定义对出版活动的内涵试加描述：所谓出版，就是将知识信息产品经过加工后，以商品生产的形式大量复制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使其广泛传播的过程。
2 对出版活动的功能研究
出版活动对文化知识的传播积累，对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信息的沟通、人际间的交往，等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出版活动所具有的功能，使其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前进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通过探讨出版活动的基本功能以揭示出版活动的社会意义，也就构成了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众多中外学者对出版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探讨。我们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2.1 政治功能
学者们大都认为，出版活动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思想教育与舆论导向上。巢峰在《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出版物是宣传思想的有力武器，任何阶级、学派、团体、宗教，无不利用这一武器来宣传自己的思想。”（注：巢峰.出版物的特殊性.出版工作.1984(1)）宋木文也认为：“出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科学的进步、思想文化的积累离不开出版。……特别是报刊和图书对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的巨大作用尤其不可忽视。”（注：宋木文.在全国整顿压缩报刊和出版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闻出版报，1989-09-20）此外，通过对出版物作用的描述来提示出版活动的思想教育功能的论述还有很多。
阙道隆则从编辑的角度对出版功能进行了阐述。在《编辑学理论纲要》一文中，阙道隆提到了编辑活动的两大政治功能，“第一项重大政治功能是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制造舆论。……编辑活动的第二项重大政治功能，是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对权力机关进行舆论监督。”（注：阙道隆.编辑学理论纲要（下）.出版科学，2001(4):9）他同时指出，这两大政治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书籍报刊的传播来实现的。可见，阙道隆提到的两大政治功能，是整个出版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英国学者斯坦利·昂温则从出版自由的角度探讨出版活动的思想教育功能。他指出：“要使新思想和不受欢迎的意见得到仔细而又彻底的鉴定，除了出版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破坏性思想的敌人，不是镇压，而是公之于众；真理不必害怕阳光，谬误在阳光下会枯萎。”因此他主张：“出版工作要向准备跟随先驱人物走新路的人提供远为激动人心的奇异经历，应热心帮助人们克服麻木不仁、无知和偏见，尤其要帮助人们关怀真理的发展。”（注：斯坦利·昂温著.出版概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笔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出版活动政治功能的另一方面——舆论导向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能够从五个方面影响受传者，也即广大读者的立场、观点和行为：一是可以为受传者提供支持固有立场、观点和行为的有关情况，从而增强受传者的固有观念；二是在争议不大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问题上，重复传播内容能直接改变受传者的行为；三是只要善于把一种新观点同受传者的原有价值观和需要联系起来，就可以使受传者在不改变原有立场的情况下接受新观点；四是为受传者提供证明他基于某些需要和固有观念而采取行为的正确性的材料，支持受传者业已采取的行动；五是提供与受传者固有观念相联系的新情况，对受传者的思想注意力起一种引导作用（注：罗紫初.图书发行学概论（第二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2 文化功能
在众多论述出版文化功能的文章中，普遍提到的出版文化功能包括文化选择功能、文化生产功能、文化传播功能、文化积累功能。
文化选择功能，是通过出版活动中的编辑工作环节来履行的。不论是对出版物的选题，还是对某一部作品进行的具体编辑加工，都是一种去劣存优的文化选择过程。正如向新阳在其《编辑学概论》一书中所论述的：“对个体精神产品进行鉴别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存优去劣的过程。存优，就是赋予个体的精神产品以‘一种独立的生命’，使之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去劣，就是否定个体精神产品的存在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堵塞其传播渠道。存优去劣既是编辑劳动的目的和原则，也是它的作用与功效”。（注：向新阳.编辑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81）阙道隆则将出版文化选择功能表述为编辑活动的优化功能。他认为：“信息在传播前需经过编辑选择并协助作者修改和加工，使其从内容到形式更加完善，适于复制传播。这就是编辑活动的优化功能。”（注：阙道隆等.书籍编辑学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90）
文化生产功能，是出版物生产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如彭建炎所说：“出版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承载物的生产，它是作者文化创造的继续，编辑对著作（书稿）的选择、整理、审读、加工等都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不仅如此，出版生产的产品——出版物中还融进了质的变化。”（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63）出版活动的文化生产功能不仅表现为自身直接参与文化创造活动，而且表现为出版能为其他文化创造活动如科技、文学、艺术，以及服饰、建筑等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发达状况，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正如埃斯卡所说：“对书籍总数的统计，再加上进口数和重复数，确实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可以使我们（十分近似地）估计出这个国家的作家人数及生产能力。”（注：埃斯卡.文学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文化传播功能，是通过出版活动中的批量生产及出版物的广泛传播过程来实现的。批量生产为出版物的流通创造条件，而流通则直接使蕴含于出版物中的知识信息得到广泛的传播。余秋雨在一篇谈都市文化的文章中，用生动的事例对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作了有力的诠释。他说：“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北京曾发生了著名的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激烈争论。然而，所谓‘白话文战胜文言文’的最终标志是什么？仅仅是白话文在论点中居于上风吗？情形远非如此。胡适等在北京提出白话文学原则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等产业机构投入运作，以白话文印刷的教科书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中国的各个中小学开始采用白话文教科书，新的一代文化人以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接受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才真正在中国社会确立了根基。这个事实无疑揭示出现代文化取得实质性胜利的基本途径，即文化上的理论思辨成果须通过一定的商业手段转化为商品，强有力地渗透到社会整体的各个细胞中。”（注：余秋雨.读者参考丛书（第18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2～13）日本知名出版家中平千三郎指出：“我们这样断言，在光、影、音响交织成的世界中，书永远是智慧的传播者。我们可以认为：书承担着开发科学技术，记录并传授给后人的重任。”（注：中平千三郎.出版千凡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昌德拉·奈尔在其所著的《图书出版业务》一书中认为：“出版商可以比作一根导管，作者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知识通过这根导管流向社会。”（注：昌德拉·奈尔.图书出版业务.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3;8）高伟则从知识的纵向传播方面阐述了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他说：“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只有通过一定中介，被编缉、印刷，制作成了物质载体形态的产品——图书、期刊、报纸以及电子音像出版物，才能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个中介，便是出版。它把人类文化物化在一定的载体上，使成果跨越时空的界限，一代一代地传播下去。”（注：高伟.传播先进文化，承载人类文明.出版工作，2001(3)）
文化积累功能，是通过出版物为旧文化的保存与新文化的增长创造条件来实现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出版物的产生、印刷术的发明、出版技术的改进以及图书流通的发展，都对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邵益文所说：“图书留下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脚印，它记录了人类认识的总和，积累了无所不包的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有史以来一切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6）向新阳也认为：“文化积累，尤其是以纸张为物质载体，以活字印刷为手段而进行的精神文化积累，日新月异，导致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的诞生和科学技术的创造，促使最近几个世纪文化发展突飞猛进、空前繁荣。这一切，是离不开编辑出版的。”（注：向新阳.编辑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85）
出版活动正是通过其文化选择、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及文化积累等功能的发挥，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3 经济功能
许多学者对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卿家康认为，出版活动可以从五个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①出版活动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②出版活动能促进劳动力再生产的发展；③出版活动促进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④出版活动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⑤出版活动直接创造产值，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注：马费成等.’96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688～691）。
梁宝柱则侧重从科技成果应用的角度来认识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他指出：“图书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载体，是最有效的传播、保存、积累和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或成果的工具。任何一项新的科学发明、发现、推广与应用，一般都要通过书籍、图表、报刊等出版物进行信息传递、普及传播。出版经济越发达，越能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加速国民经济的繁荣。”（注：梁宝柱.出版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1980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50位知名专家在该组织的领导下专门研究书刊印刷和出版业对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影响，经过3年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国的书刊印刷业水平，是该国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印刷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9）；印刷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印刷业是以较小的投入换取巨大的社会价值的产业（注：吴江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与经济政策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笔者在自己所著的《出版发行学基础》一书中，将出版活动的经济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产值构成功能，出版活动能向社会提供出版物或出售版权，直接创造产值，构成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重要部分；二是经济促进功能，出版活动能传播知识，提高劳动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经济服务功能，出版活动能传递信息，为经济决策与管理提供信息服务（注：罗紫初.出版发行学基础.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9;80～82）。
2.4 社会功能
这里所指的社会功能，仅能出版活动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功用。众多学者对此所作的探讨，大多集中在社会交流、社会教育、消遣娱乐三个方面。
出版活动的社会交流功能，主要表现为出版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媒介，能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正如吴江江等所说：“各行各业，从生产到生活都离不开出版提供的信息：生产需要从出版物中获取商情，从而保证产销的正常运行；出版物在指导人们的消费行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注：吴江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与经济政策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美国出版家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则将出版的社会交流功能诠释为“匹配”。他指出：“出版社一边是作者，另一边是读者，出版社则是作者与读者的匹配装置。……出版社的关键问题是使读者与作者或至少与特定的图书相匹配。当然，它同时也将作者与读者相匹配。”（注：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图书出版的科学与艺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1;58）
出版活动的教育功能，彭建炎在其所著的《出版学概论》一书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出版物所具有的教育价值及其对智力发展的影响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权利的人来说，起到了等同于学校的作用；其次，正规或非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样需要出版活动的参与，出版活动为学校提供三大教育支柱之一的教材；再次，出版活动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标志着对人的品格来说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教育意味的环境。”（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66）
出版活动的娱乐功能，恩格斯早在《德国民间故事》一书中就作了很好的解释：“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起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郑士德在其所著的《图书发行学概论》一书中也特别强调了出版活动的娱乐功能，他说：“娱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需求。许多人阅读文学艺术图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从图书内容中得到娱乐、消遣和休息。文学艺术图书可以寓教于乐。生活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读者、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在紧张的劳动之余，读读文艺小说、故事，可以获得愉悦和娱乐，消除疲劳。”（注：郑士德.图书发行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 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国内外出版学理论探索者对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观点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1)规律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将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出版领域的有关规律，但究竟以何种规律作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各位学者又有着不同的看法。孙权松、林人等认为：“出版学是研究出版工作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出版工作包括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以及出版物资供应、出版管理等各项工作，出版学就是在对这些工作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孙树松，林人.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2）许力以则认为：“出版学是研究了解与掌握出版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出版历史及其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科学。”（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科研论文选粹.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梁宝柱也认为：“出版学是研究整个人类出版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注：梁宝柱.出版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许力以和梁宝柱不仅主张要对全部出版工作过程的规律进行探讨，而且还要对出版事业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其研究对象的涵义较孙权松等学者的主张更宽泛。与此相比，高斯、洪帆则仅仅将出版全过程中的物质生产阶段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出版学研究编辑后续工序中的规律和本质。”（注：高斯，洪帆.图书编辑学概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9）其研究对象的涵义则更为狭窄了。
(2)矛盾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断：“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持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试图从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上来确定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然而对于什么是出版领域的特有矛盾，各位学者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彭建炎主张：“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的矛盾是出版领域特有的矛盾，是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68）林岳生则认为：“出版发行领域的特有矛盾，是出版发行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注：林岳生.图书发行学研究对象的研究.图书发行研究，1992(3)）
(3)文化现象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出版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出版发行领域，而应将社会科学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持此类观点者，当以日本学者清水英夫为代表。他认为：“出版学是把出版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学问。与作为传播学的新闻学有类似性，但研究对象不一定以作为大众媒介的出版为限。在与出版有关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有书志学、书籍学、图书馆学、读书学、印刷学，要把它们加以综合，并借助邻近的学科就出版的功能、过程、效果等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以阐明。”（注：平凡社.大百科事典第7卷.日本：平凡社，1985）许力以也指出：“出版业是科学文化的缩影。从一个国家的图书出版水平，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水平。为了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出版。我们要把出版作为科学加以探索。促进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注：许力以.努力提高出版科研水平.出版与发行，1987(7)）许力以这段话的意思也是主张出版学研究要将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纳入其研究范畴。
(4)出版要素及其关系说。持此类观点的人认为，出版发行活动是由各种具体要素构成的，要掌握出版发行活动的规律就要对各种出版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林穗芳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他在《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科学研究》一文中指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包含3个主要成分：①读者（阅听人）——出版工作的服务对象和出发点，他们既是阅读出版物的社会主体，又是作者、出版者和出版物施加影响的社会客体；②出版物——出版者用以为读者服务的主要产品；③出版业——实现出版物编辑、制作和传播过程的人员和组织。”因此，他给出版学下的定义是：“研究读者、出版物、出版业及其相互关系以揭示出版的规律和社会作用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1;106）杨斌、钟义信也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他们把出版物具有物质和意识性的思想因子和形式因子加以概括、抽象，得出一个“出版
”的概念，并主张：“出版可以被确立为出版科学的对象。”（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1;106）在这里，出版作为出版活动的一个要素，主要是指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出版作为出版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在出版系统中起着支配作用，决定着出版系统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国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1;106）叶再生在其所著的《编辑出版学概论》一书中也提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书刊出版的技术、经济、版式工艺，以及书刊出版过程中各环节、各工序间相互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注：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4;1;5）
(5)出版活动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出版活动，包括出版活动的历史、出版活动的组织以及出版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等。如《编辑实用百科全书》认为：“出版学是一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它的研究对象，除了实体（图书）的出版活动之外，还涉及数千年之久的图书出版发行历程，图书出版形态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演变，以及出版作为一种规模性的事业对全社会产生的影响。”（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7;150;161）
在上述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五类观点中，持规律说者将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出版领域的有关规律，我们认为这是将研究目的误认为研究对象。探讨出版活动的各种规律，是出版学研究的目的，而不是出版学研究的对象；持文化现象说者将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概括得过于宽泛，没有将出版学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将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实在太多，况且，出版也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持出版要素及其关系说者以及持出版活动说者都是将出版学的具体研究内容看成是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对出版学研究的描述过于具体且不是很准确。因此，我们赞成从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本质，也即从特殊的矛盾性上来确定出版学研究对象的主张。然而，我们却不赞成彭建炎和林岳生的意见。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作为出版活动的两个主要环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矛盾的，并且，出版物的产、销矛盾还要受供求市场的制约，充其量也只是供求矛盾的一部分，所以，将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的矛盾当成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出版发行活动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实际上在任何领域都存在，而且，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在出版发行领域并不具有普遍性，通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矛盾的研究是很难达到掌握出版发行活动基本规律的目的的。所以，出版发行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也不应成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认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这是因为：其一，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是出版领域的主要矛盾，它影响并制约着出版领域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如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的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以及生产过程中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矛盾、流通过程中批发与零售的矛盾，等等，都是由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决定的；其二，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是出版领域特有的矛盾，出版物的特性决定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与其他商品领域的商品供求矛盾相比，具有突出的文化知识特性，它反映了文化知识的供应与社会对文化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图书馆、文化馆工作领域存在的文化知识供求矛盾相比，又具有突出的商品性，它是围绕出版物商品价值的实现产生的矛盾。正是由于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所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才使出版工作具有两重性：它既是一种文化工作，又是一种经济工作。
4 对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
对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也是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值得一提的观点有如下几类。
一是宋原放提出的三层次理论。宋原放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一文中，将出版学的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大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理论和基本出版知识，包括出版学概论、出版管理学、出版经济学、中国出版史等；第二层次是应用理论和部门出版知识，包括编辑学、印刷学、图书销售学、编辑印刷发行史、版本学、目录学及其他分支学科等；第三层次是应用出版业务和技术知识，包括书刊编辑业务、校对业务、印刷技术、出版业经营管理、编辑修养等。
二是彭建炎提出的三学科理论。彭建炎在其所著的《出版学概论》一书中将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分为三类学科：①理论出版学，包括出版学概论、出版学方法、出版未来学、出版比较学、出版史、出版学史等；②业务、技术出版学，包括出版编辑学、出版复制学、出版物发行学、读者学、出版评论学、出版经济学、出版管理学、出版系统论、出版法学、出版社会学、出版现代化等；③应用出版学，包括书籍出版学、报纸出版学、音像出版学、缩微出版学、软件出版学、盲文出版学、民族出版学等（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73）。
三是赵文裕、章荣华两人提出的三层次理论。他们在《关于出版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提出出版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生产科学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是一般基础理论，如出版科学概论、中国出版史、外国出版史、出版管理学、出版经济学等；应用科学指与生产有关的各门专业理论，如编辑学、图书发行学、书籍装帧艺术等；生产科学是比较专门的具体的知识，如实用编辑学、校对业务、版式设计知识、印刷技术等（注：赵文裕、章荣华.关于出版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
四是叶再生提出的树状结构理论。叶再生在其所著的《编辑出版学概论》一书中，将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描述成一个树状结构，并用下列树状结构图对此进行了具体描述（见下图）（注：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4;1;5）。
编辑出版学树状结构图
五是赵斌等主张目前不要急于构筑出版学学科体系的观点。赵斌在《出版学、逻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一文中提出：“出版学、编辑学是一个学科群，其内部至少应有一般与特殊、宏观与微观的区别。这种讨论对于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一个必要的准备。但在具体的研究还很少的情况下，这种讨论过多，却是反映了一种过分的构筑体系的热心，有悖于‘先有分析，才能综合’的学术发展道路，总体上说免不了有点空泛。有识之士已提出，应尽快地把重心移到深入具体的研究方面去，而不是沉溺于体系的讨论。”（注：赵斌、李明.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出版发行研究，1990(3):10～11）
坦率地讲，在上述诸家观点中，我们最不同意的是赵斌等的“目前不要急于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看法。正如前面所说，出版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其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门学科的确立，除了要具备其他条件之外，具有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更是其必备条件之一。通过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不仅能对出版理论探讨起一种导向作用，对广大出版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活动起一种动员与鼓舞作用，而且能扩大出版学的社会影响，为出版学在我国科学百花园中占领一席之地创造条件。所以，目前我国出版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沉溺于体系的讨论”，而是对学科体系的讨论重视不够，研究学科体系的文章还太少，由此形成了出版学研究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与指导。当然，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从事出版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当前我国出版科研中大量出现的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辨的所谓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却实在令人怀疑。因此，我们认为应抓紧出版学科体系构建的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出版学研究的总设计图来，然后再集中力量加强各分支学科的建设，使出版学理论探讨从经验的简单总结归纳上升到对各类规律的理性思考的层次上来。
宋原放、彭建炎以及赵文裕和章荣华等学者按三个部分来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将他们各自提出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加以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体系的构建思路大体相同，其基本特点都是把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理论、应用、技术三大块，并且按三个部分构建分支学科。但在各门分支学科的具体归属上这三个体系却有着较大差异，如宋原放将编辑学、印刷学、图书销售学归为应用理论类，而彭建炎则将这些分支学科归为技术类，赵文裕、章荣华则将这些学科分别置于应用科学类与生产科学（类似技术）类。这也说明这三个体系在学科划分上还有不科学的地方。除此之外，笔者以为，将出版学体系按理论、应用、技术三大块划分，会给一些分支学科研究范围的确定造成困难。如宋原放提出的体系中第一层次的中国出版史，第二层次的编辑学、印刷学、编辑印刷发行史，第三层次的编辑业务、印刷技术、编辑修养等分支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很难明确。这样，各分支学科之间研究内容的交叉重复就很难避免。彭建炎及赵文裕、章荣华提出的体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叶再生按树状结构所设计的出版体系，包含了12门二级学科与26门三级学科，看起来似乎很完整，但我们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二级学科的安排缺乏逻辑性，其划分依据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都显得混乱；②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划分的标准不明确，如将报纸编辑学列为二级学科，将杂志编辑学列为图书编辑学下的三级学科；③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如图书市场管理、出版信息、出版队伍建设、销售网点与批发市场的建设等，没有列入学科体系之中。可见，这个学科体系也是不很科学的。
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按五个板块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方案。我们认为，出版学的知识体系应由以下五类分支学科构成，每一门分支学科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或特定的方面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的发展变化进行研究，五门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共同形成对出版活动规律的整体认识。这五类分支学科，一是探讨出版活动基本原理与一般规律的学科，如出版学概论、出版美学、出版经济学、出版文化学、出版社会学、比较出版学、出版史等；二是研究出版物生产流通过程的学科，如编辑学、发行学、出版物制作学、市场营销学、储运学、书评学等；三是研究出版活动构成要素的学科，如图书学、出版企业管理学、出版信息学、读者学等；四是研究出版活动环境的学科，如出版物市场学、出版法学、出版宏观管理学；五是研究出版活动组织技术与方法的学科，如出版财务学、出版统计学、出版业计算机应用、出版物分类与编目、出版网络技术等。
5 对出版学学科性质及其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解
探讨出版学的学科性质，必然要涉及到出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因此，我们将有关学者对这两个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综合起来叙述。
出版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出版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叶再生在其《编辑出版学概论》一书中提出“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交叉科学”（注：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4;1;5）；二是认为出版学是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如林穗芳在《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的：“考虑到出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涉及许多领域，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包含多种成分，每种成分的结构又极其复杂，需要运用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笔者倾向于把狭义的出版学（以书刊为主体，不包括报纸）看作思想、科学、文化传播领域的自成体系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注：林穗芳.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出版发行研究，1990(6):14;23;15;20）；三是认为出版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如彭建炎在《出版学概论》一书中指出的“出版学是一门既属于社会科学范围，又属于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的学科，是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整体结合而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82）
上述三种意见对出版学学科性质的理解都不是太准确。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其中研究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科学是自然科学，而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则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说，科学领域的学科划分，是以其研究对象的属性决定的。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商品供求矛盾，是一种社会现象。图书出版活动，是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文字，出现了书籍，出版活动才得以产生；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出版物的需求也不断发展，促使出版业的经营者在满足这些不断增长的需求中使出版活动也不断获得发展。图书供求矛盾的运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出版学要通过对图书商品供求矛盾的探讨把握出版活动的规律，从而指导出版实践向科学化方向发展。所以说，出版学应该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学科。
对出版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认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出版学的相关学科；二是出版学与部分分支学科的关系。
关于出版学的相关学科，许多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认识。彭建炎同志把出版学的相关学科分为三类：一是出版学的基础学科，主要有哲学、信息科学、经济学、传播学、情报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二是出版学的工具和方法学科，如印刷学、声学、光学、电子技术、缩微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统计学、会计学、管理学等；三是出版学的交叉学科，如心理学、出版史、出版法规、校对、装帧，等等（注：彭建炎.出版学概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85～86）。
我们认为，彭建炎按三类关系来理解出版学的相关学科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但具体学科的举例则过于宽泛，对一些学科与出版学的关系理解还不十分准确，如印刷学、出版史似应划为出版学的分支学科，而不应成为出版学的工具学科与交叉学科等。因此，我们提出如下方案：出版学的基础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文化学、经济学；内容交叉学科则主要有新闻学、图书情报学，等等。
关于出版学与其分支学科的关系，一般地讲很容易明确。然而，在我国的出版理论研究中，事实上对出版学与某些分支学科关系的认识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以及出版学与出版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上，其观点分歧则尤为明显。
各位学者对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认识，可大体上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前面提到的宋原放与彭建炎在其所构建的出版学学科体系中，都将编辑学列为出版学的分支学科。二是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相关学科。如高斯、洪帆在其主编的《图书编辑学概论》中就提出“出版学是编辑学的相关学科”。阙道隆等在其著作《书籍编辑学概论》中并列了书籍编辑学的6门相关学科，出版学即其中一门（注：阙道隆等.书籍编辑学概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7～19）。三是认为编辑学的研究范围比出版学要广，编辑学涵盖了出版学。在目前研究编辑学的学者中，持此种观点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认为：编辑学探讨编辑工作规律，而编辑工作不仅包括出版编辑，还包括其他如新闻编辑、录音录像编辑、电影电视编辑，甚至艺术体操、武术、舞蹈也需要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编辑工作是核心，编辑工作要带动其他工作的开展；编辑是全部工作中历史最悠久的工作，是编辑工作带动了出版工作的产生与发展，因此，出版学是编辑学的一部分。四是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不存在包容与涵盖之类的关系。如向新阳在其《编辑学概论》一书中提出：“由于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现代信息传播不再全部是为了出版（如电台广播稿）。从这种意义上讲，编辑与出版之间不存在包容与被包容、涵盖与被涵盖的关系；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把编辑学看做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它为文化学的研究提供具体的可靠的文化参数。”（注：向新阳.编辑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8～19）
上述四类观点中，后三类观点是建立在两个认识误区之上的。这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在出版社处于单纯生产时代所形成的编辑中心论；二是认为出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出版学中的“出版”仅是狭义的出版，实际上是将出版仅仅理解为印刷管理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版社已开始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轨，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强化，使出版过程中直接与市场联接的其他工作环节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如果对此认识不足，显然不符合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至于出版工作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主张，本文第一部分“对出版活动内涵的理解”中已进行了分析，在此不赘述。因此，我们赞同第一种观点，即：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各位学者对出版学与出版经济学关系的认识，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认为出版经济学是出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出版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几位学者所构建的出版学学科体系中都将出版经济学视为分支学科列入。二是认为出版经济学是由出版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如梁宝柱同志在其所著的《出版经济学导论》中提出：“出版经济学是一门边缘科学，既属于出版科学体系，又属于经济科学体系，在这两个方面的科学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注：梁宝柱.出版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李明也认为：“出版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是出版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注：赵斌、李明.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已在中国起步.出版发行研究，1990(3):10～11）本人赞同第一种观点，不同意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出版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出版活动，探讨出版活动的经济过程与经济规律；出版活动受一系列的规律约束，经济规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出版活动的过程既是一个经济过程，又是一个文化知识的选择、整理、生产、传播的过程；出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都是出版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况且，出版经济学只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出版规律的一门学科，在出版经济学里，经济学知识是作为研究出版规律的一种工具而存在的。因此，出版经济学不应属于那种“在原有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接点上产生的”边缘学科，而应属于以探讨图书商品供求矛盾为其研究对象的出版学的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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