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与救赎：我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现象”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罪论文,核心期刊论文,现象论文,我国论文,人文社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106-08
近10年来，关于我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研究的理论方法、角色定位、科研评估用度、社会影响评价等方面的文章，时常见诸专著、报刊、网络。有研究统计，直接研讨这一问题的文章逾2000篇，专著、专辑近20部①。对“核心期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有人认为其对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服务科研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人将其视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而大加鞭笞，特别是对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诟病很多。本文把围绕“核心期刊”这个主题在学界、业界、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以及社会其他层面所产生的种种争论、问题、社会怪状，统称为“核心期刊现象”。
那么，是谁造就了“核心期刊现象”？如何评价“核心期刊现象”？“核心期刊现象”能否救赎并回归正途？本文试进行评析。
一、是谁造就了“核心期刊现象”
我国“核心期刊”理论研究起始于译介国外的成果。据钱荣贵考证，1973年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创刊的《国外书讯》中《世界重点科技期刊》一文可能是国内传媒首次提及了“核心期刊”问题的开篇之作②。其后经过不断“移植”、“适应”、“生长”，终成今日之“繁荣”，直至“变异”景象。这可以看作是从学科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的解读。
但任何一种学科的兴衰都不能脱离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换言之，“核心期刊”理论研究的勃兴既有学科自身的内生成长动力，更有社会快速发展的外在强力推动。在国外如此，在中国亦然。我国20世纪70年代译介国外的科技核心期刊表，目的是为了帮助图书馆、资料室用有限的经费订购最有用的国外期刊，完善基本藏书，从而为广大科研工作者获得高密度、最有价值的情报源服务。可以说这个需求是文献计量学持续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本文不赘述。下面重点探讨快速造就我国“核心期刊现象”的社会原因。
（一）人文社科研究的空前繁荣催生着期刊阵营的不断壮大
1.我国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增长态势。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机勃勃、空前繁荣，研究成果累累，屡创新高。笔者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经济与管理”四个子库进行粗略统计，1980年为40135篇，到2007年已达1468244篇，增长了36.6倍，1980-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4.26%。特别是2005年后，年均递增200000余篇，委实可观（见图1）。
2.我国期刊种数的增长趋势。
期刊作为科研成果最重要的载体，伴随急速飙升的论文刊载需求不断壮大自己的阵营，刊物数量迅猛增长。“1970年，全国仅有21种期刊，1978年为930种，2007年4月底，全国期刊总数已经迅速增长到了9468种。”③如果不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近10年来强力控制期刊的总量，我国期刊的数量将会更迅速的增长和膨胀。中国在期刊品种数量方面已经堪称世界大国（见图2）。
图1 我国人文社科论文数量增长趋势
图2 我国期刊数量增长趋势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实行刊物审批管理制，而且对刊物进行了结构优化和总量控制，申请创办新刊难度很大，所以，以上刊物数量的增长还只是显性量度，不包括大量的几乎无法精确统计的隐性增量。这些隐性增量主要表现为：(1)增刊；(2)刊期缩短，如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3)页码增加；(4)内刊；(5)以“书”代“刊”；(6)假刊、伪刊、克隆刊；(7)境外刊号境内办刊；等等。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论文数量的增长与期刊种数的扩张相辅相成。对比分析图1与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人文社科研究论文的数量增长与期刊的数量增长之间呈正比关系。这样，科研论文数量的猛增，促进了期刊数量的扩大，而期刊数量的庞大又呼唤着“核心期刊”评选行为的诞生。因此，由论文数量的激增导致的期刊数量的壮大是催生“核心期刊现象”的客观现实基础。
（二）科研管理部门将“核心期刊现象”从幕后推到前台
一直以来，我们重视采用专家评议制度，特别是在人文社科科研成果评价方面。但这一制度在论文数量迅猛激增、科研成果评价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受到挑战和质疑。原因是：
1.人文社科成果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评价工作任务艰巨。
据范并思研究，就社会科学而言，1950-1970年世界文献的平均增长率为3.35%，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还要低于这一数字。而我国1978-1995年文献的平均增长率却超过了20%。1993年我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就已逼近13万篇④。我国人文社科成果之所以高产化，与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在这些论文中，定性研究占绝对的比重，占文献总量的94%，定量研究的论文仅占6%。而国外的情况恰恰相反，定量研究占据主流，占文献总量的80%，定性研究的论文只占20%⑤。一般而言，定性研究成果的评价难度大于定量研究。面对如此海量的定性研究论文，无论是难度还是工作量都对同行专家评议提出了严峻挑战。
2.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不易把握。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构成的复杂多元性，民族性、阶级性、本土性，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征”⑥。所以，我们一般的感到，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上的科研创新对人类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效益”大多相对具象而即时，但对人文社科成果而言，这种“效益”体现的相对抽象、滞时，很难对其未来效益的大小做出即时、适当的评价。比如，我们经常讲文章要有“创新”性，但我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却大量充斥着以下几种非创新性“科研成果”：一是权威型学术，即引证型，这类文章大多是引证别人如何说，或是文件、领袖语录的汇集、套话；二是反省型学术，即清算、批判型，这类文章往往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却大多是以片面的学术批评学术的片面，且很多属“只管看病不开药方”；三是引进型学术，即贩卖资料型，这类文章对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不管理解与否、对错与否，只管囫囵吞枣地“拿来”；四是创新有限型学术，这类文章有的不乏创新之处，但还不至于达到了“首次”、“开创”、“贡献”层面的学术高度；等等。学术成果鱼龙混杂，需要具备高瞻远瞩、拨云见雾、披沙拣金的慧眼和功底，才能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这对同行专家评议制度又是一种挑战。
3.同行专家评议制度受到人为主观因素制约，公信力受到置疑。
在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下，关于科研成果的水平质量评定，与个人利益直接攸关，意义重大。不必讳言，在一个重人情关系的社会环境里，组织者的主观倾向、评委的认定程序、主客体的社会关系等因素对成果评定的影响很大，拔高、贬低等主观随意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同行专家评议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不断冲击着科研评价体系的公信力。
可以说，人文社科成果的高产化、质量评价的复杂性，迫使科研管理评价部门竭力寻找一种客观的、量化的、“无可争议”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于是，作为科研论文的载体——期刊的质量水平问题就空前重要起来，与之相关的文献计量学中的“核心期刊”研究便从幕后被隆重地请到了前台，直接嫁接到了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中，并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工具性评价指标。
（三） “核心期刊”遴选运动的推波助澜
1.“核心期刊”研究与遴选体系的勃兴。
我国的“核心期刊”理论研究基本承继了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美国情报学家普赖斯、加菲尔德等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菲尔德的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论体系，总的看，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几十年来我们一面消化吸收，一面实践应用。从译介到自行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从科技领域到人文社科领域期刊，从个体研究到国家重大课题立项，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洋为中用”的本土化渐进过程。到目前，已形成了比较有影响的几大核心期刊遴选体系：(1)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主持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4)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主持研制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持研制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持研制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等等。
我国“核心期刊”理论和方法的广泛研究以及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为我国不同层级的科研评价与管理部门所认可，又进一步推动了其发展。
2.核心期刊遴选运动的误导。
在“核心期刊”遴选的过程中，人们对“核心期刊”概念有意无意地导引，诱发了人们对“核心期刊”的误解与谬用。比如，“鉴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社会科学论文的成果评价中，亟须确定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作为成果的参考依据，我们根据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确定了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范围”⑦。“学术期刊都是通过专家审稿制度来控制期刊质量的，只有那些有创见、有水平的论文才能发表。期刊的审稿制度越严，论文水平就越高，就越可能被评为核心期刊。从这个角度讲，核心期刊表也可以当作评价个人或单位研究成果学术水平的参考工具，尤其是可以为宏观评价提供很好的参考工具。”⑧
这些以学术面目开展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研究，尽管也或清楚或模糊地声明不能简单地套用为科研论文的评定依据，但普遍“半推半就”的定位姿态，在人们“有总比没有强”的惯性思维推动下，误读和滥用“核心期刊”就难以避免了。正是在上述各种合力的推动下，终于成就了轰轰烈烈、影响广泛、颇具中国特色的“核心期刊现象”。
二、“核心期刊现象”的是非功过
（一）褒贬不一的“核心期刊现象”
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核心期刊现象”大致有两种态度：
1.基本肯定“核心期刊”的研究及其应用。
这主要反映在科研管理部门、行业协会、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研制者、部分个体研究者层面。例如，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关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研究项目，1999年、2003年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叶继元在文章中也谈到：“教育部已正式启用CSSCI作为重点研究基地评估、申报的依据之一。许多高校已将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⑨
2.基本否定“核心期刊”遴选活动。
一是认为“核心期刊”遴选功能异化、蜕变，是“流于形式的公害”。如“另类的血统论、出身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浪费了有限的出版资源”、“恶化了学术期刊生存环境”、“严重毒害着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造成了学术的极大混乱”、“助长了浮躁的学风”、“劣币驱逐良币”、“学术研究的异化、学术的悲哀”、“扼杀学科整合和边缘学科的发展”、“败坏了编辑出版行业的职业道德”等等。
二是认为“核心期刊”理论照抄照搬、缺乏创新。如“遴选方法陈旧、遴选指标全盘西化”，“游离国情与国内学术研究的特点，评价体系没有多少中国特色”，“核心期刊幼稚病”、“科研管理部门的无知和无能”等等。
（二） “核心期刊现象”的是与非
客观地说，几十年来我国对“核心期刊”问题的研究与应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是我国文献计量学科完成了对“舶来品”的消化与吸收，研究成果颇丰，基本形成了一套学科体系，推动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进步。操作实践层面，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也各有所长、各具特色，遴选指标不断完善，数据统计计算机化、精确化程度不断提高。“核心期刊”问题的深入探索，对我国文献计量学、图情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是揭示了我国期刊发展的基本态势、集聚与分散规律。从其功能应用的初衷来看，对指导图书馆利用有限的经费和馆藏空间，有选择地订阅数量巨大的国内外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至2007年我国人文社科类期刊约5500种左右，其中学术类又约3000种，面对如此量级的期刊群，各种“核心期刊要览”无疑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导订阅指南，这对广大图书资料工作者是个福音。同时，“核心期刊要览”对读者的定向选择、有效阅读、作者的有目标性发表科研成果也起到了一定参考指导作用。
三是激励、推动了我国期刊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比较、竞争才会有发展有提高，打破过去以行政级别界定刊物级别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实际结果也证明：在学科分类清晰的“核心期刊”排名表中，连续排名靠前的部分期刊，总体质量水平相对较高，这就为期刊编辑出版者提供了竞争分析的参考资料。同时，“论文引证”、“参考文献”标注要求，强化了作者对别人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尊重意识。
四是为科研导向、科研管理提供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分析参考数据，增强了科研管理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指导性。比如，通过引文量指标对引文所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特征，如文献类型、学科主题、语种、出版年代、引文来源等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按文献类型、语种、出版学科或主题、作者、国别、期刊的分布等，并可据此分析和了解某一学科的研究动态、发展情况以及该学科的核心作者群；还可以根据某一名词、某一方法、某一理论的出现时间、出现频次、衰减情况等，分析和评估学科研究的基本走向、研究进展；还可以伸展出多种统计、排序信息；等等。
否定“核心期刊”乃至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批评，确实有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比如没有仔细研究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所发布的成果并不仅仅只是个“排名表”，其中包含着大量有价值、对期刊发展有参照作用的分析结论。但不容回避的是：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自身缺陷和科研管理部门的过度应用，以及学术期刊界既被动（迫）跟随又狂热追捧的双面人角色，是造成“核心期刊现象”加剧“异化”的基本原因。
1.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存在的不足。
(1)功用超出设计。如前所述，这些体系的研究无疑属文献计量学范畴，同时兼有目录学、图书馆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一些特征，从其理论基础、指标体系、操作程序、原始用途来看，“核心期刊”仅是从文献收集、期刊馆藏、读者利用的角度对期刊进行的一种遴选，且即使从这个用途角度看，按学科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也并非完全能满足各具特色的专业馆藏。进一步讲，从被引率、影响因子等指标确实可以统计出期刊的相对影响力大小，对期刊水平的判定也有参考作用，但毕竟不同于期刊优劣评价的标准，更不能 “文以刊贵”。
(2)遴选结果差异大。受遴选目的、遴选指标、计量方法、来源资料、统计时限等等因素的制约，即便是对同一学科或专题而言，上述因素哪怕有细微的差别，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对此，钱荣贵曾做过比较研究。他假定我国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有2500种⑩，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04年版—A）、“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要览”（社科院04年版-B）和“中文社科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南大04年-C）三大体系中关于人文社科期刊入选情况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三大体系从2500种期刊中分别入选数和入选比例情况是：A.689种（含部分地理科学类），占总数的28%；B.344种，占14%；C.461种，占18%。
三大体系间入选期刊重合数和重合比例情况：A与B重合315种，实际选出了718种，重合度为43.9%；A与C重合385种，实际选出765种，重合度为50.3%；B与C重合312种，实际选出493种，重合度为63.3%；A、B、C三者重合288种，实际选出了1494种，重合度仅为19.3%(11)。
上述三大遴选体系重合度如此之低、结果悬殊如此之大，假定排除人为调节原因，那只能说明其遴选指标、权重、数据来源、统计方法、研究趋向等都存在着很多不同，结论自然也就相去甚远。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文献被二次转载（摘）后再被引用的指标值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应当设置更高的指标权重才合理，但一些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却不将其统计在范围内。
(3)被引率统计的基础数据很有限。大家知道，被引率是各种遴选体系的核心指标，然而，人文社科研究的标引文献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图书而非期刊论文间的相互引证，而且引文数据十分有限。据苏新宁统计，在2000-2004年CSSCI论文引用文献类别中，来自图书的参考文献约占全部参考文献的2/3，期刊论文仅仅接近引用文献总数的1/3。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其中还存在着大量无引文文献的论文（见表1）(12)。
从表1中可看出：2000-2004年CSSCI共有来源文献331320篇，有220094篇有引文文献，111226篇无引文文献，无引文文献的论文平均占33.6%。尽管我国人文社科文献的篇均引文数和有引文文献的比例基本在逐年增长，但至少说明通过期刊论文间引证关系推论出的某些期刊排名是有局限性的，而且也无法证明无引文文献的论文（或期刊）的质量水平高低。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大量新兴交叉学科的引用并不集中在本学科期刊所载论文中。比如陈传明和刘建海通过对2000-2004年CSSCI管理学论文引用的期刊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知识成果引用最多的期刊竟然不出在本学科领域范围内(13)。这的确需要引起人们的深思。
(4)数据滞后、圈定来源刊主观成分大。各种遴选体系尽管年度或几年评选一次，但使用的数据滞后(14)，即使是比较动态、及时的南大CSSCI来源期刊数据也时滞1年。而且由于人文社科文献的半衰期不同，按一个时间段统计出来的数据也有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当然，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些遴选体系的数据采集、统计、调整半透明或不透明，显然缺乏公众审视环节。从各种遴选体系圈定来源刊的样本看，也有“宽容”之处，如一些期刊无论从其学术质量水平还是在学界、业界的影响力看，明显不具备入选的标准，但为了平衡地域性、少数民族类刊等各种因素，还是做了适当调整。
(5)容易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出于种种驱动，近些年学术期刊分版、扩版、改版、定位调整等频繁变动，这些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很难及时了解、变更和准确反映。二是刊物分类对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我国大部分刊物专业性特征不强而综合性特点突出，因此只能对刊物大致分类，这就不能不影响统计结果。比如，各种体系对大学学报、社科院系统期刊的学科归类就不一致，分析结果自然不同。综合性期刊一般都含有较大的核心区学科数量（如表2所示(15)），如何分类、归类，直接影响最终统计结果。就是专业类刊也非纯而又纯。比如，专业性学科特征非常明显的《经济研究》杂志，其发文仍然涉及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7个学科。
2.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的过度使用。
我国的学术研究尚未建立基础性的规范机制，在学术成果评价的程序设计、指标设定、考核规范等各环节，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各有主张、彰显无序。但是，在各项评价指标中，对大多数人并不十分了解的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因其相对于同行专家评议法更具可量化的客观性而被行政学术格外垂青，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在科研统计、成果认定、职称职务考核评定，甚至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评估、人才培养等众多层面，都把“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作为重要指标和依据。
尽管有些单位对核心期刊表也做了些许调整，但使用“核心期刊”指标的导向并没有改变。有政府主导型学术管理与评价体制的推动，唯“核心期刊”论、以刊评文的做法便大行其道，这加剧了学术功利、学术浮躁、学术垃圾、学术腐败等“核心期刊现象”的负面效应。
3.期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科研论文著录及其格式问题。关于我国学术研究的编排规范问题历来存有争议。目前，在人文社科期刊界最通行的是20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写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且不探究该“规范”研制者出台、推广的目的与手段，只从实际效果看，就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有利于规范学术研究，不仅遏制了普遍存在的随意注释、注释缺项的现象，而且为网络化时代促进我国科研成果管理的数字化，为阅读、检索、传播科研成果做出了贡献。二是认为这个为了“检索与评价”目的而出台的“规范”，不仅与所谓的国际规范（国际上没有这样的规范）不接轨，而且其呆板的、缺乏宽容度的规定也不适合个性化突出的各种类型的学术期刊。
目前期刊的文献标引著录存在很多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刊物的文章中基本没有注释或参考文献，不引、漏引现象突出。还有不少期刊为了迎合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不是在文章内涵质量上下工夫，而是一味追求被引次数，不恰当缩小有效载文量数。更有一些作者或期刊弄虚作假，过度自引、互引、伪引、恶引、漏引、负面引、中性引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以转引率为核心指标的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结果。
(2)期刊社盲目追捧，“名”多不压身。目前，关于期刊的评比名目繁多、眼花缭乱，粗略统计，有名号的就达二十几种。从组织者来说，有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有协会、系统联盟，也有民间组织；从地域范围来讲，有全国的、区域的、各省市的，也有行业、系统跨区域的。对很多期刊而言，根本不在意这些评比的目的何在、水平高低、知名与否、可信与否、时效几何，只要弄到N多个印在刊物上，身份、水平似乎就倍增，谁也不去探究其权威性、真实性、时效性。反正无人监督，无时间限定。由于评比泛滥，鱼龙混杂，腐败滋生，2002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曾专门就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相关问题公开进行澄清和答复，明确否认政府部门参与核心期刊评选活动。
三、“核心期刊现象”的救赎
（一）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从“越位”回归“本位”
1.“越位”是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原罪”之源。
毋庸置疑，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研究角度看，“核心期刊”是客观存在的。对“核心期刊”理论、体系及其成果的应用推广，是该学科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但从实践应用效果看，由于各种遴选体系功用“越位”，其系统性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即使现在很多研究证明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与其所载论文的质量呈正比例关系，也不能得出“核心=优质、核心期刊=优质论文”的结论，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核心期刊遴选体系遭到愈渐强烈、持久而系统批判的基本原因。
2.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应实事求是地描述自己的用度范围与不足。
在遭强烈抨击的压力下，目前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已经普遍声明“只是为期刊的分析研究提供一些评价指标和数据，供分析参考”等等，但还没有一种能够明确地、清晰地描述自己的用度范围，特别是没有严格厘清普遭人们诟病的将“核心期刊”与论文质量评价等同的问题，也没有哪种体系能够正确地、详尽地说明应当如何具体使用这些统计数据，更没有哪一种体系坦诚公开自己的真正“纰漏”、“不足之处”。
“救赎”需要外力的推动，更主要靠自身的清醒。例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由于CSSCI是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是按一级学科评选的，二、三级及专门领域、跨学科、新兴学科的期刊、偏于应用性的期刊难免被关注不够，因此，绝不能说，非来源期刊中没有质量好的期刊，也不能说非来源期刊中没有好文章……。尽管来源期刊的评选具有期刊某些质量评选的要素，但来源期刊的评选并非就绝对等同于期刊质量的评选。”(16)。
另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纸介媒体不再是唯一载体，科研成果载体呈现多样化，如电子期刊、手机报、博客、论坛等。各种体系对引证新媒体上的数据怎么认定、如何统计与考量，也是其面临的新课题。
（二）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从“失位”回归“本位”
1.“失位”是许多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迷失于“核心期刊现象”的主因。
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学术类期刊基本是主办单位全额拨款的非赢利机构，基本功能是本单位的“名片”，编辑是“单位人”，刊物是“单位刊”。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学术期刊缺失独立性。靠依附生存，就必须反映本单位的行政意志。很多学术期刊承载了与“本位”不相干的使命，一方面要发表本单位的科研和教学成果，一方面还要收点版面费弥补行政拨款的不足。基于目前国内通行的科研评价管理体制，单位升级达标或通过某种评审或争取科研项目经费等都要有“核心期刊”科研论文数量指标，所以，作为单位的“名片”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争取“核心期刊”头衔。于是，不少学术期刊将进入“核心期刊”作为办刊目标，把进入“核心期刊”视为办刊实绩。可见，处于各种外在压力状态下的学术期刊“失位”并热衷于“核心期刊”名分是必然的现象。可以预见，办刊体制不改革，科研评价管理体制不转变，学术期刊还将被迫“失位”下去。
2.回归学术“本位”是学术期刊生存之根本。
为教学科研服务、为读者服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是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也是学术期刊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但目前学术期刊普遍存在：定位不准、创新力不足、功利化；特色不鲜明、千刊一面；水平不高、订阅量少。学术界、期刊界和主管部门的一致看法是“全、散、小、弱”。很多学术期刊仅仅是在为少部分作者办刊，论文的作者几乎就是刊物的读者群。
近年来关于人文社科期刊的定位与发展的讨论很多，提出了不少有创见性的建议。如从综合性向专业性转变、从“学科综合”向“问题综合”转变、从“散”向“特”转变、从闭门办刊向开门办刊转变、从编辑为主体向编辑与专家共同办刊转变、从实名审稿向匿名审稿转变、从重编排形式向重内容质量转变等等。教育部也曾发布指导性文件，“倡导高校学报走整合之路，创办代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水平的专业性学报；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进行合作或联合，走联合之路，把刊物做大做强；支持高校社科学报在保持各高校主办的现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17)。可以说，回归学术“本位”、避除功利化、苦练内功、强化质量是学界、业界的共识。
（三）人文社科成果管理评价机构：从“缺位”至“正位”
1.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机构“缺位”导致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代行”了评价功能。
我国科研评价经历了行政评议、同行评议、指标量化评价、科研计量综合评价等四个阶段。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运用指标量化评价方法可说是一个重大改进，普遍认为弥补了同行专家评议的不足。然而，在运用这些量化指标时，简单、机械、硬套、绝对化现象大量存在。面对海量的“成果”，不少科研评价单位缺乏组织综合评价的能力或耐心，无法对成果本身的创新性、规范性、科学性、学术意义、社会价值等内涵进行学理分析和学术价值的判断，反而特别关注成果形式、课题来源、发表刊物级别、被引次数、领导评价、获奖级别等外在形式的统计数据，这种所谓的倚重客观刚性指标评价，实际上变成了“行政领导、办事员与电脑的协同运作，而任何学术性的考量都变得十分多余”(18)。“当学术成果管理和评价部门无法从学术性的内部对论文的质量进行衡量与评估时，就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一些有限的制约机制了。”④这就等于变相地将学术科研成果的评价职能让渡给了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可以说，多年来，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机构的“缺位”，是造成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越位”的直接原因。
2.借鉴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成果，完善我国人文社科成果评价规范和标准。
经过几年的试用，人们已经认识到：指标量化评价并不能成为科研成果评价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方法，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这是因为：
(1)指标量化评价法最先产生于自然科学成果分析统计中，是因它较适宜于自然科学。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人文社科研究具有内部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真理性检验的困难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与间接性、民族性与本土性、成果多样性与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征。这些不同决定了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不能简单套用指标量化评价法，必须充分研究这些特点并与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实际结合，才能找到真正适用于人文社科成果的管理与评价的方法。
(2)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不仅不能完全适用于任一个体的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即使对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分析也只能局限于同学科范围内的期刊之间比较，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叶继元最近撰文指出：“引文数据、来源期刊也具有‘两面性’。如果合理正确地使用它们，把它们作为论文评价、期刊评价、作者评价、学术机构评价的重要参考信息，那是非常有用的；反之，过度地解释和夸大其作用，特别是其评价作用，在当前学术引用不很规范，学术界自主性不强、评价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危害。希望各科研、教育主管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各高校、各期刊社、各位人文社科人员能正确看待CSSCI来源期刊，既不要高估，亦不要忽视，不要搞绝对化，不要把不应有的功能强加至CSSCI来源期刊和CSSCI上来，不要颁布硬性规定，不要将论文评价绝对等同于期刊评价。”(20)希望这个提醒引起科研管理与评价部门的高度重视。
毋庸讳言，要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科学的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它将面临各种标准的冲突，如定量标准与定性标准、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直接标准与间接标准、价值标准与科学标准、人文标准与社会科学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标准与应用实践研究标准等等。这些标准互不相同又相互联系，“评价就是要在这些标准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其中，政治标准、某些外在非学术性因素（课题来源、新闻媒体报道、获奖等）往往对学术标准产生影响”(21)。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要赢得社会建制内的生存空间，就不得不部分地服从非学术标准的要求。近年来，关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问题的宏观指导层面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下一步将会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与责任机制方面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许多研究者从学术与行政、程序正义、时空维度、多元标准体系、延时评议、同行评议、代表作评价、定性评价为主的弹性评价、本土学术与国际学术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我们期待，结合这些研究成果，吸收各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有价值的参考数据，终会形成一个评价主体中立化、评价标准分类多样化、方法指标综合化的多元人文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注释：
①②(11)钱荣贵：《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0、140页。
③参见2007年5月1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④据图1所示，1993年我国人文社科论文数量达到了175086篇。
⑤参见范并思文《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计量学分析》，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
⑥朱少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及其对学术评价的影响》，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0年版）》（未公开出版）。在200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改为：“为优化科研用刊、为优化文献资源的利用，以及为文献型数据库的选刊工作提供服务。”
⑧见戴龙基、蔡荣华主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⑨(16)(20)叶继元：《正确看待CSSCI来源期刊》，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⑩期刊分类的界定比较模糊，无一致的统计口径，如南京大学CSSCI确定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数量为2773种。
(12)(13)苏新宁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564-568页。
(14)核心期刊遴选体系的出版间隔时间为4年，考虑人文社科论文引证高峰期一般为发表后2年，那么到下一个出版期，总计最大时差达9-10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17)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2]10号）。
(18)朱寿桐：《试论学术评价的学术性》，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19)朱寿桐：《制约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两大问题》，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21)刘劲杨、刘永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