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劳动就业主要变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就业论文,变量论文,未来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处于构建初期，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中的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工会行为、劳动者行为，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运作的主要变量。把握住这些主要变量，进行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并弄清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尽快切入实质问题把握与操作的最佳切入点。
一、劳动力供给变量研究
劳动力供给是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变动的一个主要变量。劳动力供给变量研究既包括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动趋势研究，也包括劳动力结构变量的研究。中国现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格局基本变动因子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主要是新生劳动力人口）发生较大变化，进入十年持续增长高峰期；城乡劳动力结构变量也进入活跃变动期，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接轨及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使得城乡劳动力结构变量难以保持以往的恒定状态；劳动力行业结构变量进入震荡调整阶段，国有企业以行业系统展开的大刀阔斧的大调整，使原有的劳动力行业结构难以为继，也进入大变动大调整；另外，劳动力所有制结构变量、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劳动力文化技能结构变量等均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因素。因为，假定现阶段中国劳动力人口中80%的劳动者是35岁以下的青壮年，80%的劳动者是具有高智能技能水平并易于转向接受新技术新工作的，80%的劳动者已打破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就业方式，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和障碍因素会大大减轻。值得引起注意和研究的是，未来十年将是上述劳动力供给变量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甚至超乎寻常剧烈变动的时期。把握这些变量的变动轨迹，有助于对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有一个正确和准确的认识。
1.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量研究
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在1996年已进入十年持续增长高峰期，将于2008年达到历史高峰年，此间十二年将以年均9.5%的速度持续增长。200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男15-59岁，女15-54岁）将达到8.49亿人，其后开始衰减，2009年为8.47亿人，2010年为8.41亿人。这一劳动人口高峰期的预测，比之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所做预测，高峰持续增长时间要长些，高峰年的时点也要早些（国家计委该课题组预测高峰年在2003年，2004年开始衰减，持续增长时间不足十年）。
劳动力供给变量研究，不仅限于中长期劳动力供给趋势的分析和总体把握，分地区劳动力供给变量研究也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尤其是分省区的劳动力供给变量研究，不仅使各省区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发展趋向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有助于各省区间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有助于各省区对本地及周边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和就业弹性的把握。
2.劳动力城乡结构变量研究
市场经济不认同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市场经济要求城乡一体化发展并要求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渐融合，由此带来劳动力城乡结构发生剧烈变动：城乡劳动力出现互流现象，改变过去单一由乡村流入城镇；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日愈多元化，非农化的份额日愈加重，这些都反过来影响劳动力市场发展。现阶段影响劳动力城乡结构发生变动的具体因素有：
①国企改革因素
大批下岗职工在城镇再就业渠道日趋拥挤状态下，创造性地提出“退二进一”，即从第二产业抽身向第一产业要就业岗位。如黑龙江省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国有重点煤矿，利用周边土地资源，开荒种地近100万亩，安置富余职工近万名，产值上亿元。另外，企业下岗职工到乡镇企业就业也呈逐渐扩大趋势。据有关部门估计，1996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接近950万人。随着国企改革大范围深层次推进，城镇劳动力调整覆盖而继续扩大，以及城镇劳动者劳动就业传统观念的改变，城镇劳动力向农村流动的通道将会进一步拓宽。
城镇劳动力向农村流动，一是改变过去劳动力流动由乡村到城镇的单向趋向，变单向为双向，使城乡劳动力流动活起来，进一步贯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通道。二是有较高技能智能的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就业，有利于先进技术传播，促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化。
②农村非农化发展调整因素
农村耕地失缺、种植业年有效劳动时间日愈缩短、农副产品生产销售量日愈增大，这些都加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量。如山东省会城市济南市，行政区划内实有乡村劳动力185万人。由于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种植业年有效劳动时间逐年减少，农村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力均以年递增2.6%的速度增加。仅济南地区，近年可流动农村劳动力在44万人至52万人之间，占济南地区乡村劳动力总数的28%左右，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71%。就全国而言，据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乡村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达6800多万，其中跨省流动的大约有3500万。在北京、上海等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的农民工，各占当地农民工总数的30%。在许多下岗待岗职工日愈增多的城市，为再就业安置需要，保护城镇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已出台限制农民工进入的行业、工种的硬性暂行规定。但从长远看，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不可转变。
劳动力城乡结构变量是一活性较强变量，尤其在未来十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时期，密切关注这一活性较强变量，有助于对城乡劳动力资源进行总体宏观调整。
3.劳动力行业结构变量研究
现阶段及未来十年对劳动力行业结构变量研究有特殊现实意义。现阶段下岗职工哪一行业最多？哪一行业最少？未来十年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又是怎样？有人提出下岗职工安置实行行业内部调剂，这一方案是否有前瞻性？夕阳产业行业中的已下岗职工及将要下岗职工实行行业内部调剂能维持多久？若需行业外部调剂，应该向哪些行业转移并做培训准备？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预测较少。
对劳动力行业结构变量研究知之甚少的后果是，对劳动力需求已饱和和将饱和的行业继续盲目安置劳力，加重企业减人增效的改革负担，同时在短期内又产生新的下岗职工，加重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再就业的社会成本。
据国家计委一组报告显示，1995年全国从业人员就业结构份额上升的行业有（与1978年比较）：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就业结构份额下降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地质勘探及水利管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
但据最新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比之1995年，从业人员就业结构份额下降的行业有4个：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地质勘探及水利管理业。无升降的行业有2个：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余均属上升行业。
4.劳动力所有制结构变量研究
通过对现阶段劳动力行业结构变量控制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并非所有朝阳产业中的企业都生机勃勃，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也并非所有的夕阳产业中的企业都关停并转，一蹶不振。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现阶段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资料，在全国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总体从业人员比重下降中，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这两大部门职工人数都在大幅度下降，但同时这两大部门的非公有制经济职工人数却在大幅增加。例如制造业，1996年与1992年相比，国有经济和城镇集体经济职工人数下降幅度分别为8.7%和22.9%，而非公有制经济职工人数却增长208.9%。显而易见，不能由某一行业的某些所有制经济单位不景气，下岗职工多，就笼而统之地判定这一行业已生产过剩或劳动力过剩。即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成份对劳动力需求亦会有不同表现。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流动转移，是劳动就业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据济南市调查，个体私营业已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首选渠道，下岗职工从事个体私营业已达5万余人，占下岗职工30-50%左右。深入细致研究劳动力所有制结构变量，对研究和解决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就业问题应是一较好的切入点。
5.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研究
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也是研究劳动就业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譬如，当前下岗职工以35岁以上中年劳动者居多，掌握这一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劳动力市场及政府有关部门就能有针对性地根据这部分人的特点进行岗位设置和再就业安置。同时，这一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信息，提示给企业雇佣者，在哪一年龄群体中可聘用到经济而又高效的劳动者。
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一个更有意义的研究是进行变量预测。未来十年、二十年一个国家或省区劳动力年龄结构会是怎样，是青年型、成年型还是老年型，对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未来十年、二十年宏观经济投入、产业结构设置是否与劳动力能量供给相吻合。因为不同年龄结构的劳动者，其劳动技能、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劳动质量都会有一定差异，对劳动就业也会有不同要求。
另外，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还关系到国家和地区人力政策的制定，劳动力职业培训、就业服务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多少的确定。
6.劳动力文化技能结构变量研究
劳动力文化技能结构变量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就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高文化技能劳动者比重愈高，其职业转移及流动的速率也高，再就业的压力也愈小。现阶段形成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的一个障碍即是低文化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较大，跨行业的职业转移难度较大。有调查表明，目前各地下岗职工均呈“三多”趋势，即女职工下岗多，40岁以上下岗多，低文化技能下岗多。这三多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女职工和40岁以上中年者文化技能都相对较低。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抽样调查，失业人口中64.3%属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在45-49岁失业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占81.0%；女性失业者，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62.7%，其中45-49岁女失业者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99.9%。
劳动力文化技能结构变量的细化研究对解决劳动就业的供需平衡更有现实意义。现阶段专业技术人员的下岗及再就业也提到议事日程。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性失业及调整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哪些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哪些行业专业技术人员过剩，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研究
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是一敏感度较高的变量。它易于受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媒体因素等外界因素和个体文化背景因素、工作经历背景因素、年龄结构因素、家庭背景因素等个体因素多元因素影响。在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媒体因素等变动较快时期，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也会在短时期发生较大变化。近一、二年各地下岗职工调查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就业心态转换。
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研究不仅限于劳动者就业心态现状研究以及影响劳动者就业心态转换的因素研究，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亦应是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尤其是当结构性失业比重份额较高时，尽快了解和掌握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现状，并尽快通过政策因素、媒体因素有的放矢地影响和调整劳者的就业心态和就业选择，是尽快缓解失业问题的一个良方。
1.劳动者就业心态现状研究
笔者曾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参与济南市下岗女工调查和济南市下岗及在岗职工对下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认知态度的两次调查，虽两次调查问卷设计不同，样本量不够大（1996年样本量100，1997年样本量200，其中下岗与在岗职工各100），但一年前后反映出的劳动就业观念有了很大变化。1997年，已有45%的下岗职工认为干个体或合伙办公司是解决下岗的有效出路。这一就业心态的改变是不可忽视的变量。表明已有近一半的劳动者，开始摒弃了过去劳动就业奔国营单位奔集体单位的传统观念（1996年下岗职工调查仍有40%的人明确表示希望再就业到国营企业）。同时也表明相当多的劳动者已开始意识到劳动就业不能再像过去计划体制下由政府包分配，等待政府、企业提供劳动就业岗位，而应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创造劳动岗位。
2.劳动者就业心态转换的因素研究
影响劳动者就业心态转换的因素有诸多因素，如个体受教育的文化因素、工作背景因素、年龄因素，乃至下岗待业的时间因素，以及外界的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媒体因素等。目前比较容易取得的数据，多为个体的文化因素、工作背景因素、年龄因素等。仅从个体影响因素入手，亦可以展开有关这方面的因素研究和分层研究，使其对不同层面劳动者就业心态有一较为清晰认识，而不是笼统地概而论之。
年龄因素
劳动者的就业心态与年龄因素有十分直接的关系。年龄因素既包含有个体的工作背景因素、文化背景因素渗透，也包含有劳动者体力的强弱程度及就业要求的强弱程度等因素渗透。济南市下岗职工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表明，30岁以下下岗职工就业心态比较积极、主体意识较强。年龄组愈高，等待企业和政府就业安置的比重也愈高。
年龄因素的分层研究，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下岗失业人员中哪一部分的人的怨气最大，心理障碍最大，实际困难最多。调查表明，下岗职工中的中年群体应是再就业工作的重点。处于生命周期的中年阶段，家庭负担最重，心理压力也最大，同时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教育断层，这部分人文化技能相对较低，完全按市场经济的法则处置这批人，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及伦理，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和改革的顺利推进。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亦是影响劳动者就业心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易于学习掌握新的劳动技能，易于适应工作转换和再就业，因而也易于接受和理解政府的改革措施，对劳动就业中的下岗、失业、再就业，均能以积极的心态处之，积极寻找和创造就业岗位。济南市下岗职工问卷调查表明，大专以上文化的下岗职工，近70%的人对下岗能予理解，近77%的人认为干个体或办公司是解决下岗的最有效的出路，没有人认为等待企业和政府安排或领最低生活费是解决下岗的有效出路。但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就业心态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专以上文化劳动者差异较大，对下岗的理解程度及再就业的主体意识均低于大专以上文化者1倍还多。
文化因素影响就业心态的准确把握，有待于将渗透其中的年龄因素进一步加以控制，即应将同一年龄段的劳动者进行受教育分层，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分析文化因素对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的影响。济南市的调查表现，下岗职工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90%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这部分人的就业心态既可以归结为文化因素的作用结果，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是年龄因素的作用结果。只有对年龄因素加以控制得出的结果才比较准确。
政策因素
在中国现阶段，政策因素应该说是影响劳动者就业心态变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就业心态比较积极、主体意识较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接受新事物较快的劳动者，若没有政策因素的有力干预，没有政府不断出台的鼓励自谋职业的优惠政策，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等，这部分劳动者就业观念和就业心态的转换不会如此之快地发生。像济南市1996年与1997年两次下岗职工调查，短短的一年时间，下岗职工对就业单位所有制性质要求程度的改变，对劳动工种要求程度的改变，对家政服务接受程度的改变，对个体经营接受程度的改变，均不可能是年龄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在一年之间发生变动而产生的结果，只能归结为是政策因素。
3.劳动者就业心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劳动者的技能、知识和态度是劳动力质量的基本三要素。态度主要指参加劳动过程的连续性、就业方法偏好（即愿意部分时间工作还是全部时间工作）和自身限制劳动能力发挥的因素。三要素互相影响和制约，在一定时期，劳动者技能、知识发挥的如何，取决于劳动态度或心态。在宏观经济面发生较大转折时期，如战争、经济危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动等，态度或曰心态因素影响劳动力质量供给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有时会超出技能因素、知识因素。表现为：
——加剧或减缓结构性失业。在中国现阶段，如果大批从夕阳产业裁减下来的下岗失业人员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调整就业心态，认同第三产业或第一产业以及个体私营的某些工作岗位，认同那些“有活没人干”的工作岗位，那将很难在短期内缓解结构性失业。
——影响劳动者技能、知识的更新和技术进步。如果下岗失业人员在较长时间不能排解抵触情绪，换之以积极的就业心态，则不会积极地参加职业培训，甚至对政府提供的免费职业培训持拒绝态度。这种消极态度发展下去，会影响技术进步并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非良性循环。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四种基本效应：就业职位减少效应；就业职位的替代效应；就业职位的转移效应；就业职位的增加效应。从长期趋势看，减少效应会被增加效应逐渐抵消，转移效应会消化减少效应造成的多余劳动力，技术进步对就业岗位的创造作用会大于其消蚀作用。反之，技术进步的停滞将很难产生就业职位的替代效应、转移效应、增加效应。下岗失业人员因其就业心态影响技能、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一方面使个人再就业受阻，一方面使劳动力市场不能进入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良性循环。
——影响人力资源信息收集和科学规划开发。据调查，目前有些地方由于下岗失业人员抵触情绪未能有效缓解，下岗失业人员对政府实施的再就业安置与培训不能积极配合，造成下岗失业人员人数底子信息、待岗与隐性就业的实际状况信息、再就业的要求与人员素质、就业心态信息等的收集不足。事实上，这些信息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人力资源的科学规划开发，科学实施再就业工程，一方面有利于劳动者本人合理选择职业，减少对不存在的就业机会的盲目期待和追求。但因其劳动者的就业心态不予配合，往往影响人力资源合理开发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
三、劳动力市场几大利益群体主体行为变量研究
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构建、发展、完善需要劳动者、企业、政府以及工会几方主体共建才能完成。这几方主体分别代表劳动供给方行为主体、劳动需求方行为主体和劳动供求双方交换行为主体。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国外不同，不会形成劳资对立的两个主体，但劳动力市场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几大利益主体的强化将在未来的十年有明显表现，并逐渐显示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力、控制力。
1.企业劳动力供求变量研究的思考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从对商品需求产生出来的派生需求，间接取决于商品市场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直接取决于生产活动中投入的资本量，以及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市场机制运行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不存在闲置劳动力，企业根据商品需求、资本投入及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变化，调整雇佣劳动力数量，使劳动力需求量基本符合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配置没有弹性变化，企业内部出现劳动力积压，必然造成企业劳动成本过高，经济效益锐减，与企业与社会均不利。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企业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主体，企业在劳动力配置方面还受到许多限制，尤其是国有企业。譬如在裁减企业内部冗员的决策上，国有企业要向主管部门提出报告申请，经批复同意方可实行。如广东省劳动厅1997年12月颁布的《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实施意见》，规定企业对某些类型人员一般不应裁减，必须裁减的，须征得地级市以上劳动行政部门的同意，即连续工作10年以上，距离退休年龄5年的职工；连续工作20年以上男45岁女40岁以上的职工；夫妻双方在同一个企业工作，一方已经下岗的职工；参与集体合同谈判的职工代表。在许多城市还以政府令的形式，规定了一些行业工种限制招用农民工。另外，一些效益尚可的企业常常在资产重组、兼并企业时被硬性搭配给一定数量的下岗人员。企业又要减人增效，又要内部稳妥地安置富余人员、下岗职工，身兼企业需求方与劳动力供给方的双方利益，两难重负，使许多企业陷入恶性循环：亏损企业→内部安置下岗职工→企业负担加重→亏损更加严重；盈利企业→兼并亏损企业并负责安置亏损企业下岗人员→背上债务和冗员的包袱→竞争优势锐减→成为新的亏损企业→释放更多下岗失业人员。
从长远发展看，企业只有不同时代表企业需求方与劳动力供给方的双方利益，明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成为有真正自主性、竞争性、逐利性的企业主体，全力去寻找和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给社会带来就业职位增加效应。
2.劳动力市场政府行为变量研究思考
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换过程中，政府行为起很大作用。当劳动力市场呈买方市场、劳动就业出现严重失衡时，政府会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法规以及具体经济措施，直接或间接干预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供求双方接近平衡。其直接的调控手段主要有：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实施庞大的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向雇工单位提供雇工补贴以刺激雇工单位继续雇佣原有职工或聘用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将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不断细化，新增职业岗位。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间接手段有：调整税收政策，如出台减免税政策，对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的收入，免征所得税或部分减免；降低税率和提高起征点，刺激企业储蓄和投资；调整货币政策，促进私人投资和经济活动规模扩大；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咨询和职业培训。
在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构建初期，企业主体和劳动者主体尚未理顺关系、明确功能行使主体权时，政府更需要作为一方主体起调控指导作用，起公平公正作用，兼顾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利益，兼顾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从目前一些省市区政府牵头的再就业工程看，政府在其中实际起到的主体作用，不亚于企业主体和劳动者主体。如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保证城镇劳动岗位面向城镇下岗职工而限制招用农民工的政策，以及严格控制国有、集体企业无计划裁减下岗职工的政策，甚至对企业按规定为职工按期缴纳养老金、失业金、医疗保险金等都做出严格规定。事实上，在许多地方，政府行为不仅限于出台优惠政策、提供中介服务，甚至直接向企业、向下属单位分派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指标并签目标责任书，有的政府官员与下岗职工结成“结对帮困”对子，亲自为下岗职工寻找安排就业岗位。
3.劳动力市场工会行为变量研究
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中工会主体是否确立、工会行为是否强大，是衡量一个劳动力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志。工会主体的形成、确立标志着劳动力供给是否由分散状态进入有组织状态，是否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是否更符合效率和公平原则。工会行为变量实则是劳动力组织程度的一种变量反映。
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均经历了劳动力供给由分散无组织向集体有组织、由较低组织程度向较高组织程度的变化，其中工会组织起很大作用。未有工会组织的劳动力交换呈现出许多弱点：①劳动者与雇主以个体形式签劳动合同，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矛盾转嫁为劳动者个人之间激烈的职位竞争。②在这种交换方式中，劳动者一开始就被置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讨价还价余地很小，劳动者的工资往往低于付出的劳动。③劳动者自身利益没有组织保护，雇佣合同的期限短、工资低、就业无保障。工会组织在各行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集体谈判制度的形成，改变了劳动力供给分散的不公平的格局。如果说劳动力需求方的力量来自资本所有权和雇主间的联合，那么劳动供给方的力量只能来自工会组织形成的对劳动力供给的群体控制。工会行为的注入和工会主体的确立使劳动力市场得以在较为公平的基础上寻找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利益均衡点。
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工会行为较弱，工会主体地位（关键是工会主体意识）尚未确立，无论政府或工会组织本身，尚未意识到在当前劳动就业中工会应作为一方主体行使职权，而不是拾遗补缺。一些地方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现在仍然还是计划体制下的传统观念，其误区表现为，“安置职工再就业是政府行为，是以政府为主体。为了替国分忧，为民解难，对于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会应予积极协助配合。因为工会是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工会配合政府，参与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要多做拾遗补缺的工作。”由于工会行为软弱，工会在职工心目中的地位也较低。据对济南市调查，下岗职工认为在就业安置中工会作用的有效性几乎等于零。
工会要真正替国分忧，为民解难，必须尽快从计划经济传统观念的误区中走出来，在指导思想上注入市场经济的主体意识，担当起劳动者代言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