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与“容共”——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大革命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联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俄与容共虽是孙中山在1920年代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将大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而国民党内部也因此纠纷不断，呈现出派系分裂的局面。
联俄的初期，孙中山、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围绕国共合作问题，特别是在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最终，由共产国际推出的国共合作却是由苏俄与孙中山支配，中共则成为双方交易的“筹码”，处在被忽略和被支配的弱势地位。这样，国共发生冲突时，被国民党“容纳的共产分子”多处于第三者的地位，正面交锋的双方主要是在对“容共”表示反对或不满的国民党元老与孙中山、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容共初期，国民党内的反对“容共”案多被孙中山以个人的威信抚平，而鲍罗廷又得宠于孙中山，所以他在国民党内“加强孙中山的左派立场，分化右派”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但在孙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出现权力真空，为了将汪精卫扶持为孙的合法继承人，确保“联俄容共”政策的继续，鲍则制定了“加速国民党分裂，彻底清除右派的”活动计划。于是，鲍罗廷与右派中央委员之间展开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在1925年的三次大分化。如果说冯自由在北京成立的国民党俱乐部是国民党右派分裂中央的第一步，那么廖案发生后，许崇智、胡汉民的被迫离粤，林森、邹鲁的被派北上则是鲍罗廷彻底肃清右派分子的一大胜利；而西山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鲍罗廷加速分裂国民党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以“联俄容共”政策的制定者——孙中山及苏俄各自利益的取舍为着眼点，试图对联俄与容共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一再探讨。
一、“联俄容共”的落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正式形成，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正式确立。联俄容共由国民党、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四大组织构成，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与苏俄在华“东方路线”实施者的中共尽管在联盟形成中一再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又完全依附于苏俄①。这样一来，联俄容共事实上交由孙中山与苏俄两方主宰。从孙中山“容共”与苏俄“联孙”的起始过程来看，联俄容共确为孙中山与苏俄一种利益的结合，是不同目的的追求和暂时对付敌人的结合②。
1、“联俄”的开始
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自始认为外交是革命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他需要款项来支援革命，同时也希望外国能承认他所成立的反对满清王朝以及北京政府的政权。但从总体说，一直到苏俄的援助到来之时，孙所进行的谋取外国援助的努力事实是不成功的。
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致电列宁对其革命成功表示贺忱，标志着孙开始主动与信仰共产主义的苏俄联络。而在孙对西方国家彻底绝望时，苏俄外交大使加拉罕于1919年7月、1920年9月两度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提议放弃沙俄从满清政府取得的各项在华利权。这一举动更引起了孙对俄国的注意，由此拉开了“联俄容共”的序幕。1921年11月7日，列宁对契切林的指示则是苏俄正式与孙中山进行联络的信号③。次年4月，苏俄委派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成员达林（A.S.Dalin），作为北京外交使团与孙中山联络的全权代表（即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络代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境，他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革命有许多地方需借镜苏俄，苏俄之新经济政策，早已变更其共产主义，其实已无可惧之处，并发表了声明：“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接近的政策……”这一声明成为孙中山意欲联俄的起点④。接着，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孙中山正式联俄。
从1919年孙中山开始注意苏俄至1923年联俄方针的正式确立，经过四年左右的磋商与考验，直到双方都看出合作对本身所能带来的重大利益时，联合协议才最终达成。而这一联盟关系的确立又与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容共”建议有着极大的关联。
2、“容共”的开始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推出的“容共”政策即是“斯内夫利特战略”⑤。目前的研究基本认定李大钊、陈独秀等加入国民党为容共之开始。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计划被共产国际采纳后，次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便发表宣言主张国共同盟。同年8月，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与张继、孙中山等再度进行党内合作的讨论时，孙很爽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9月初，经张继的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为容共之开始。接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党内合作的决议，要求中共党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合作的局面真正形成。
很明显，共产国际的“容共”既不是简单的“容纳共产分子”的举措，也不是中共所谓三大政策中的“联共”状态，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动态发展过程。孙中山生前也并未对国共关系做过任何具体的定性，在他的文字中也未出现过“容共”一词，“容共、联共”一说都是后人对其当时思想的概括⑥。所以，孙个人容纳“共产分子”的举措只能算是国民党“容共”的一个起点；“容共”的开始并非早于“联俄”半年⑦，最后的形成同样是晚于“联俄”。
3、《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
1922年7月26日，苏俄驻华特使全权代表越飞在促使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失败后，经过对孙、吴政治态度的甄别，决定联孙弃吴⑧。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联合协议达成。至此，“联俄”与“容共”正式结合，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得以公开化。
从《孙越宣言》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因为孙中山要完成统一革命的关键是解决军事经费问题，越飞则要努力造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亲苏俄政权。越飞迎合了孙中山的主张“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⑨；孙中山则同意了越飞的要求“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俄国军队不必立即由外蒙撤退”⑩。但从孙中山和越飞的角度来看，《宣言》又是一个双赢的成果：孙中山从此有机会获得苏联在政治、道义、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援助，使行将衰颓的国民党焕发新的生机；而苏联通过与孙的结盟，以及得到孙中山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对其立场的认可，不仅给北京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减少了以后在谈判上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使苏联有可能插足中国南方，培养亲苏、反帝的革命力量，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的开展（11）。
不管是妥协的产物，还是双赢的成果，联盟的双方在宣言的背后都怀有不同的终极关怀。苏俄为了实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将“共产分子”作为了“联孙”的筹码，在允诺“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的同时，推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孙中山为了得到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作出了“联俄”亦“容共”的抉择。于是，“容共”就成为双方相互考量、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孙文越飞宣言》也成了“联俄”与“容共”的黏合剂：孙中山以“容共”为妥协，实现了与苏俄联盟关系的确立，而“联孙”的苏俄则开始将其对华输出共产主义以及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双重战略，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孙中山与“容纳的共产分子”的合作好坏便成为苏俄衡量“援孙”的标准。直到国民党以鲍罗廷为顾问进行改组并胜利召开一大后，莫斯科方面才真正下决心对其进行援助，1924年10月8日，装载苏俄第一批援助的“沃罗夫斯基”号从海参崴驶抵广州港。
二、“联俄容共”的背后
“联盟”与“容共”既是孙中山与苏俄的权宜抉择，那么从政策的缘起到酝酿阶段，双方到底抱有怎样的态度？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双方又作出了怎样的取舍？通过对其背后情形的仔细考察，二者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的关系可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1、孙中山的两难——“联俄”亦“容共”
联俄容共政策出于孙中山的乾纲独断（12），纵然面对众多老党员的一再质疑，他却依然坚持己见，这其中必有他的一个价值判断，有他主观愿望的需求和预设目标的追求。
孙中山一开始对“联俄”表现为顾虑重重：1921年12月，在广西桂林与马林首次会晤时，孙中山就指出“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共则断不可能”（13）。1922年4月与达林会谈时，他再次坦率地表示“怀疑苏联的政治制度，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要把美国的民主原则应用于中国（14）。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联俄”一事才随之出现了转机。孙中山因陈的背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他率领革命党人“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15）。此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因为处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孙始终面对着军人当道、军人势力支配的政治局面，而此时他身边仅有的几个军人中，忠诚的邓铿被暗杀，有势力的最为倚重的陈炯明已叛变，熊克武则向北洋军阀靠拢，留下的许崇智常常打败仗，地位稍次的蒋介石也老是意气用事，动辄离岗；所剩的得力助手大都是文人，但其中的蔡元培、吴敬恒、李石曾等老同志却也在陈反叛的初期开始疏远孙中山，甚至还发电反对孙（16）；英国这时也暗地里站在陈炯明一边，乘机对孙施加压力。为了摆脱绝境，孙中山下决心要抓住苏联伸出的援助之手。
1923年3月，孙中山对美国友人布罗克曼讲：“对于来自美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惟一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布问曰：“您认为苏维埃是民主的吗”？孙毫不犹豫地答曰：“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17） 在同一年，孙先生还对美国记者舒尔曼谈到他联俄的不得已：“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沉不下去。当我们在河中被激流冲走时，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们。这时候飘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他。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对我们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18）
那么孙中山所抓住的“这一根稻草”又能带给他多少希望呢？从《孙越宣言》看，孙中山与苏俄的联合似乎真的是实现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远大政治理想之一环（19）。或许为了避开西方国家的眼目，《孙越宣言》仅是表明了双方联盟的基点，指出了“共产主义不能行之于中国”，“放弃在华特权”，“对外蒙无领土野心”等达成协议的原则问题，内容中并未提及双方有任何实质性的互助行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更多的核心问题是在宣言发表前后，双方进行了私下切磋与商定。
蒋永敬先生在《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声明前的谈判》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孙越之间的往来信函、商讨内容，尤其是双方对孙中山提出的依赖于俄援的军事计划的具体斟酌过程，并指出“苏俄提供援助，以及孙中山获取援助的必要条件“容共”，这两件事是他们讨论的焦点、重中之重”（20）。李云汉先生也认为：“孙中山之联俄自始着眼于军事上的需要，此一希求在孙越宣言中亦曾明白表示出来。宣言中的‘俄国援助’并未明白确定其援助的性质，苏俄的领袖将援助一词解释为俄国革命经验的传授。而孙中山的联俄有防患（防俄亦即防共）与求援两种目的，那么对苏俄的‘援助’自然寄希望于军事、财政的支持了”（21）。而据韦慕庭引英国情报部门所保存的报告原件称：“在孙越会谈中，双方也都同意苏俄对孙中山给予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以此作为将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承认苏俄政府的条件。”（22）
而且，在宣言刚公布后一个月，孙中山就利用越飞赴日会见俄日协会会长后藤新平的机会，派廖仲恺随行继续商讨合作的具体事宜。作为会长联络官的内藤民治曾参与后藤与越飞的会谈，在他的回忆录中同样指出“廖仲恺与越飞会谈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军事资金的问题”（23）。直至1923年10月6日，受命斯大林派前往广州的顾问鲍罗廷在向莫斯科报告中，仍然说到：渠与先生（孙中山）会谈所获之深刻印象，认为先生联俄最大动机，即在获致苏俄之物质援助（24）。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孙“联俄”兴趣点主要是在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上（25）。为此，他作出的价值判断便是舍“国民党的纯粹组织”以获取苏俄允诺的援助——为了“容共”深入发展，在鲍罗廷的全面参与指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以俄为师”的改组。
所以尽管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孙既已决定联俄，同时又决定容共，“容共”意在溶共，旨在削弱或瓦解共产党组织，是要同化和消灭共党思想；是要规范、约束共党行为，而非养共（26）。有说所以容共，固基于马林之建议，亦感于本身之创痛（27）。有说容共亦所以联俄，期其财政武器，能“为我用、为我助”（28）。还有说容共之目的在于受陈炯明叛变之挫折后，孙中山招兵买马，以图再起，想容纳共产党员以团结国民党的力量（29）。
而在笔者看来，若将这些分析作为孙中山“容共”后对国民党发展前景的一种乐观展望来理解，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孙中山很早就同达林谈起过“从联俄政策产生了他的容共政策”（30）。他认为“这个政策并非同中共纲领一致，也不是对中共同情的结果。恰恰相反，坚持这种党内合作是因为对共产党不太信任，所以容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政策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宣誓效忠于国民党员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孙中山的意图是“以防不测”，希望在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员以后，可以便于控制他们。他还也明确向蒋介石表示过“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更有共产党，惟欲消灭共产党，必包容而感化之，俾溶合于三民主义”（31），并且认为“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与陈独秀，如不服从吾党，吾必弃之”（32）。
孙中山深信其具有控制全局、感化青年、推心挤背的素养与自信。他曾说“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33）。在孙看来，只有使中共处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受国民党统一指挥，方可制止其制造阶级斗争、妨碍国民革命之进行。党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尤其在他身处逆境的受挫时期，更需外援和外力相助。中共党人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其蓬勃向上的活力正是老大的国民党所缺乏的，而中共又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可间接汲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治党办法。而且，孙中山认为年轻的中共党人有意独树一帜与国民党“争衡”，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对其加以约束，至少要比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更为有利。孙中山私下对国民党人说过：“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34） 他在内心深处是不愿与这一“毫无凭籍”的中共对等合作的，但为了顺应苏俄的意图，还是接受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容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云汉也指称：“孙中山之联俄立场乃纯粹基于普通友谊的立场，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并接踵于俄国革命某些有效的组织与宣传方法，既不愿联俄而纵容共产党，亦不想联俄而结怨他国。”（35）
很长时间以后，陈独秀在叙述国民党的“国际代表”倡导改组进行的情况时，同样认为孙中山为了苏俄援助才遵从鲍罗廷的意见改组国民党的。他在给以前同志的信中说到：“国际代表马林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央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援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其联俄政策。”（36） 作为一个有卓见的政治家，孙中山懂得按他的条件所缔结的“不相称的婚姻”的全部利益，只有如此，他才可能获得苏俄大量的军事援助（37）。
所以，孙中山力排众议“容纳共产分子”，并且要在“联俄”中一以贯之的深入下去，根本原因是苏俄的援助尚未真正启动。如王奇生所述，孙中山愿意“容共”与其“联俄”策略密切相关。孙知道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想要得到苏俄的帮助，自有必要理顺与中共的关系。苏俄方面亦暗示，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38）。
在容共引起混乱和怀疑时，孙对他的批评者亦明确表示：“在我成立广州政府以后，英、美、日三国一有机会就给我制造困难，特别是英国。幸好，今天俄国给我们派人来了，还有用一切重要物资支援我们。这并不是说俄国对我们特别友好，他是想通过国民党来贯彻它在中国的政策。我们从外交考虑，愿意同俄国结成联盟，籍以威胁英、美、日。如果英、美、日改善同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为什么只同俄国结成同盟呢？联俄的基础是容共。虽然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你以为这是真心诚意的吗？我知道，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39） 这可以算是孙中山对“联俄容共”的内心告白了。同时，我们也可看出在与苏俄的联姻中孙中山的“迫于无奈”与被动地位。他要在苏俄的一步步考量下，小心翼翼地实施着既“容共”又“防共”的策略（40），耐心等待着联俄利益的最大实现。
2、苏俄的抉择——“联孙”与“援孙”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政府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迫切需要在东方特别是在与苏俄毗邻的中国寻找支持力量。在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关注中国政局、在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政治盟友，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重点。
随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了解，加之对中国各方政治代表人物的全面考察、比较和权衡，苏俄领袖最后选择了与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联合，并从1920年起先后派出了维经斯基、马林、达林、鲍罗廷四位代表与孙中山接触。其中的马林是国共党内合作的始作俑者，越飞则是苏俄“联孙”政策的确立人。二者比较起来，前者更具革命理想性，扬孙而抑吴；后者较重实利，以苏俄利益为优先，近吴亲孙（41）。
在与北京政府建交的谈判失望后，越飞开始将目标转向了“联孙”。1922年8-12月之间，他四度致书孙中山，商谈合作。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探索，孙中山对越飞实利主义的作为，自谓“已得要领”。他在11月21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说道：“兄（蒋）前有志西图，我今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莫斯科）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此可知非先得凭籍不可，欲得凭籍，则非恢复广东不可。”（42）
事实上，正是因为孙中山感悟的这一“凭籍”，越飞最终决定弃吴联孙。他在给苏俄当局的报告中说到：“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如果张与孙联合，孙可能会在近期内成为北京政府之外的整个中国的统治者。我们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则是谁是在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我们就应该跟谁打交道。”（43） 越飞在报告中还说明了选择孙的另一原因：“必须指出一个情况——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孙中山本人一样，近几个月来因受我们的思想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性质，国民党真正变为一个群众性的中国政党；这个党从其成立以来于近几天首次公布了自己的党纲。”（44） 即孙接受了“容共”建议，以及国民党最近（国民党一大）发表的改进宣言（纲领）。
其实，越飞的看法与莫斯科当局也是基本一致的。早在越飞建议之前，1923年1月4日，莫斯科当局就做出了同意的决议：“采纳越飞同志的政策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45） 同年3月8日，莫斯科已认为可以给孙中山大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并征得孙的同意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46）。5月俄共（布）中央正式通知越飞转告孙中山：“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拨款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47） 在越飞的帮助下，苏俄政府终于走完了从在中国寻求盟友到联合孙中山再到确定给予其援助的历程。
尽管苏俄援孙起初缘于北京政府的拒绝，但最终的确立则不只限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引上苏维埃的道路，最大可能地让中共掌握国民的领导权，从而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48）。而苏俄的对华策略有着明显的双重性，即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的同时，力图改善中俄关系，打破外交困境和缓解国家安全压力，以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根据近年来大量前苏联档案解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表明，19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49）。
所以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50）。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自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他看来，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俄共的组织模式，更重要的是获取俄国的军事援助。为此他只能按照苏俄的建议容纳“共产分子”，展开“以俄为师”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出于对苏式共产主义的怀疑和三民主义的绝对自信，孙中山并没有像中共那样“全盘俄化”，他一再向苏俄声明“反对对华宣传和移植共产主义”的主张。对此，《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同意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判断。其实，这一妥协并不意味着苏俄改变了对华输出共产主义的策略，因为他有了另外的打算——在物色到孙中山这一合适的在华政治伙伴时，苏俄已经将国家的利益与中国革命的利益，以共产国际、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所以，苏俄固然支持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并强令中共与之合作。但是，苏俄最终目的是在东方推行苏维埃革命，帮助中共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成为其拟议中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苏俄能够对孙中山就共产主义在华地位问题上作出让步，关键在于苏俄虽可以不强求孙中山接受其主义和制度，但是中共却可以向苏俄承诺从孙中山那里所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苏俄与孙中山能够迅速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所以，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成为了苏俄“东方战略”在华的推行者，“容共”后的孙中山国民党无形中也开始为其服务。由此也就明白，共产国际在“联孙”过程中，强烈建议并最终促成国共党内合作的目的所在了。
马林是第一个奉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执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政策的人。马林会晤孙中山后，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国共两党的发展情况做了对比。他指出：“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51） 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宣传团体更好一些”，“只要这些小团体不愿意与国民党联合，他们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就颇为黯淡”（52）。此后，他还经常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它（中国共产党）太早产（1920年），或者说的好听一些，是硬行组建的，仍然是强加的。而且因为这个党太早产，国外给予的支持也过于强大。”（53） 总之，在马林看来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个多阶级的联盟，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在民族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54）。在与孙中山的商议中，马林提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即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建议，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应允。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已不是一般所说的远东，她成了帝国主义政策的最重要的枢纽，因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权益的斗争在这里日益剧烈。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还相当弱小，广州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更由于孙中山政府在南方是唯一的反帝革命政权，中共在保持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情况下，以个人身份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是一种有效手段；这可使中共广泛地接近群众，在极短期间内变成强大的群众性政党，从而可由这个政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组织完善的强大的工农运动。最终，通过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内部集团”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统一战线的口号（55）。因此，共产国际在对孙中山的革命地位作出判断后，自然不愿错过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于是接受了孙的党内合作条件。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指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和手工业的那一翼。”（56） 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指出中国国民党的性质，表明它对国民党的支持和重视态度。这一指示虽然遭到了部分中共党员的极端反对，但在马林组织召开的中共西湖会议上，透过共产国际的纪律，还是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紧接着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共合作是必要的”（57）。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召开，会议作出了与共产国际的“一·一二决议”有着相同精神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58）。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方式是勉强的，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共加入国民党是以俄国的集中策动政策为最主要的因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推动国民党向左转，变成一个“民族性、群众性政党”，以期将它与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这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因为面对联盟与容共，二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利益追求，而中共则是其实现各自终极关怀的一个结合点，即关键所在。
三、“联俄容共”的利益表达
在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进展中，双方经历了一场相互考验、等待的较量。所幸的是，双方的政治投资都在对方那里找到了补偿，只是存在着先与后、多与少的问题。在此只对各自终极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一简单评述。
孙中山为“俄援”的“容共”：孙中山力排众议地决定“联俄容共”，按照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建议，在中共和苏俄顾问的参与指导下先后进行了国民党的改进和改组工作。1922年9月至12月，他先后三次在上海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制定改组计划，成立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审查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同年8月，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0月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在广东局势非常复杂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以他的威望，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克服阻力。随着国民党改组的全面展开，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也加紧进行。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自1923年10月成立起，50天内开会28次，认真地讨论和筹划改组国民党及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具体问题。至1924年1月中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基本完成。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宣言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59）。在苏俄、中共的全面参与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转变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多种成分组成的民主革命联盟。而经由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在此过程中，苏俄当局试图从组织上来彻底改组国民党，使其在国内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国际上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亲密无间，并力促国民党政治方针的全面革命化和激进化，以便国共双方的革命目标得以接近。
而对于一直关注国民党发展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大会的情况时，欣喜之情洋溢于表：“‘一大’后的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这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60） 可见，孙中山的“容共”举措已经很大地满足了苏俄对国共合作的初期目标，而且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在继续发展，至于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势运作以及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壮大，王奇生的《“容共”还是“容国”》一文做了详细探讨。而从共产党力量急剧增长的角度来说，也可考察出为何孙中山逝世后的苏俄援助大大超过他生前所提供的。这一前后反差的根本原因是汪精卫的在左派立场上比孙中山更坚定，他是完全忠实于鲍罗廷的领导，不像孙中山忽左忽右，对鲍罗廷的建议是有所选择的接受。所以说“容共”政策进展的好坏，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进展，成为了苏俄衡量其援助早晚与多少的标准。
苏俄为“容共”的投资：直到1924年10月8日，苏俄的“沃罗夫斯基”号军舰才首次启动了对孙中山的财政援助，这离宣言发表已有一年零八个多月的时间了。当然军事政治顾问的援助早已派出，但这毕竟不是孙中山最为关切的。
联俄期间，国民党究竟从苏俄获得多少援助？韦慕庭对此进行了研究统计，他把俄援分为武器、金钱和顾问人员三方面。在顾问人员方面，除鲍罗廷外，黄埔军校开学时（1924年5月）有俄国军事教官4人，其后陆续增加至30人。在1925年2-3月间，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个俄国军官参加。在是年10-11月间二次东征时，各师参谋部多有俄国军官参加。据统计在1926年1月，广州地区有140多个俄国军官。在金钱方面，1923年3月间，苏俄政府表示要援助广州政府100万元。在1924至1925年间，苏俄曾援助建立黄埔军校270万元（300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1000万元。在武器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批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8000多支步枪（或云12000支）；12月运到的又有飞机9架、步枪弹药500万夹、机枪20架、大炮58门，另有机枪弹及炮弹等（61）。俄国的这些政治投资，在国民党来方面看来，虽增强了势力，但似乎也冒着“党权旁落”的危险。所以张继、林森等在发动西山会议以前，曾致书汪精卫“为此区区俄援使党务受人控制殊为不值”（62）。
四、结论
从上述我们看出，国共党内合作的这种政治安排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在于它是适合苏俄和孙中山的双方面需求。对于苏俄来说，“联孙”的终极关怀是如何使“容共”的国民党朝着苏维埃的方向发展；对于孙中山来说则是“联俄”后如何使苏俄援助早日抵粤；而“容共”事件的发生以及深入发展，则成为双方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
1923年1月26日，孙越宣言的发表正式确立了孙中山与苏俄之间的联盟。但是，这一联盟建立的基础却是不平等的。因为苏俄所“投入”的仅仅是同意了越飞对孙中山军事援助的许诺，而孙中山付出的却是接受了与共产国际有着“父子党”关系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分子”。可以看出，急于“联俄”的孙中山，尽管一再标榜“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但却要冒着“党权旁落”的风险作出“容共”的妥协，足可见“容共”这一筹码的至关重要性。“容共”开始了，孙中山与苏俄之间的联姻也实现了，但是苏俄的援助却仍是遥遥无期。孙中山从与马林之间的矛盾摩擦中，当然会明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容共”，“容共”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共产分子到国民党组织的举措，而他仅仅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所以，为了苏俄物资支援的早日抵粤，孙中山只能将这一不相称的联姻进行到底，开始了“容共”的第二步。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全面指导下，孙中山展开了“以俄为师”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全面贯彻了苏俄推出的“容共”计划，使得“共产分子”在国民党内开始真正发生作用。在孙中山基本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后，新三民主义成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其后国民党一大召开，“容共”政策也随之公开化，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苏俄领导下正式拉开了序幕。至此，苏俄才真正兑现了先前的许诺，军事援助分批抵达了广州。尽管远远少于之前答应孙中山的数字，但毕竟孙中山争取外援的目标最终算是实现了。然而国民党内部却因“联俄容共”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及至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派系分裂的局面。
实为一体的“联俄容共”几乎决定性地影响着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联俄”与“容共”则是构成这一主题的两个方面。孙中山接受“容共”主要是为了“联俄”，“联俄”的确立又推动了“容共”的深入发展，国共第一次合作得以正式形成，而直到国共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苏俄才开始兑现几乎在两年前就作出的物资援助的允诺，孙中山在“联俄”中得到了期盼已久的军事物资。此外，从联俄容共的起点说，“联俄”事实上也是早于“容共”的，因为孙中山欲以“联俄”才有了国民党的“容共”局面；其后的“联俄”与“容共”却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在发展中相互影响。所以，从“联俄”与“容共”的酝酿到“联俄容共”政策的最终形成来看，二者之间确是有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
注释：
①《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组织关系》，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第一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②（16）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册），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7页，第21页。
③⑧（11）姚金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第37页，第50页。
④林玲玲：《廖仲恺同联俄容共政策之探讨》，《近代中国》第九十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林到桂林会晤孙中山，使其有了“师俄”的论断，为联俄的起点，见《政治周报》第五期，第11-12页。
⑤鉴于共产国际二大确定在远东各国从事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马林建议让不能公开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放弃共产党独立性的原则下加入国民党，以此来加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他认为这是在中国实践共产国际二大精神的最佳途径。马林的这个设想被后人命名为“斯内夫利特战略”。
⑥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一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⑦（27）桂崇基：《中山先生为什么联俄容共》，〔台北〕《传记文学》32卷，第2期。
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⑩（56）（5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第324页，第436页。
（12）邓泽如：《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弹劾案》，转引《革命文献》第九辑，第1278-1286页。
（13）邓家彦：《马林谒见总理实纪》，转引《革命文献》第九辑，第1204-1205页。
（14）达林：《中国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15）《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页。
（17）C.Martin.Wilbur,Sun Yat-sen:Frus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156.《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18）《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19）刘绍唐：《〈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主题说明》，《传记文学》32卷，第2期。
（20）（41）蒋永敬：《孙中山先生与越飞联合声明前的谈判》，〔台北〕《近代中国》，第103期。
（21）（29）（35）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204页、第205页、第4页。
（22）C.Martin.Wilbur,Sun Yat-sen:Frusted Patrio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136-137.
（23）内藤民治回忆录-日苏关系秘史》，论争，第四卷十一号，五卷二号。转引林玲玲：《廖仲恺同联俄容共政策之探讨》，〔台北〕《近代中国》，第90辑。
（24）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 on 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114.
（25）孙中山：《国父年谱》第二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撰委员会1969年版，第1012页。
（26）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页。沈云龙：《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传记文学》32卷，第2期。史振鼎：《国父外交政策》，台北幼狮书局1965年，第75-78页。
（28）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289页。曹伯一：《中国民国政治发展史》第二册，第696页。
（30）C.布籣德.B.施瓦茨、J.K.费尔班克编：《共产主义在中国》，莫尼黑1955年版，第48页。转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65页。
（31）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第110页。
（32）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48年版，第328页。
（33）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第1期，1947年12月。转引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5页。
（34）《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6）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37）杰柳辛.科斯佳耶娃：《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北京〕《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期，第201页。
（38）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北京〕《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9）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第1期，1947年12月。转林玲玲：《廖仲恺同联俄容共政策之探讨》，《近代中国》，第九十辑。
（40）姚金果：《“容共”与“防共”—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武汉〕《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2）《国父全集》第五册，33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四册，第56-60页。
（43）（44）（45）（46）（47）（48）（60）（6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1997年版，第196页，第197页，第187页，第226页，第414页，第49页，第414页，第546页。
（49）胡云霞：《共产国际、苏俄在华政治盟友的选择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西南师大研究生学位论文未刊稿，2004年5月。
（50）《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459页。
（51）（54）《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第38页。
（52）《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在中国的运用）》，莫斯科，1934年版，转引安冬尼.塞奇：《斯内夫利特和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由来》（1921-1923），〔北京〕《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4期。
（5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
（55）B.格卢宁：《共产国际对华政策》（1921年-1927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期，第338页。
（5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59）欧阳军喜：《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北京〕《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61）（6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60页，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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