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南论文,之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6-O009-07
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上，中国与安南发生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乾隆末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孙士毅奉命带兵出镇南关，用兵安南，未及一月，攻陷其国都——黎城。然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初，即兵败而归。前后仅两月余。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安南之役”。此役历时虽短，但它是清前期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关注。越南方面有人称：“这是我们民族抗击北方封建集团侵略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决战。”①那么，对这场战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国内学术界已有学者就乾隆出兵的目的、入越清兵人数及清“灭阮扶黎”政策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②但战争发生的纵深背景、战争的阶段划分、战争前期胜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尚未明晰。另外，在辨正越南方面对战争性质的认识时也乏学理分析。故本文欲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不妥之处，祈请方家赐教。
一、“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皆视战争为迫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如孙子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老子亦云，兵者凶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多反对穷兵黩武。清朝虽系满族入主中原而建立，但它已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保护者，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传统战争观的规范。那么，清朝为什么要出兵安南，发动这场战争？要明了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从清朝时中安宗藩关系的建立谈起。
安南，古称交趾，与我国云南、广西壤地相接，隔海与广东相望。自明英宗册封黎麟为安南国王以来，虽其政局几经变化，但黎氏仍“世王安南”，并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清朝与安南黎氏政权的首次接触，纯系不期而遇。顺治四年(1647)，清军平定福建，时安南向南明进贡的使臣尚留闽未还。于是，被“执送京师”。清廷赐以衣帽、缎匹，遣返归国，同时颁发敕谕给安南国王。敕谕大意为：尔国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现清朝已抚定中国，视天下为一家。若能顺天循理，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送京，清朝亦照旧封赐。[1]（卷32）表达了欲与安南黎氏建立宗藩关系的意愿。然由于战乱，未果。事隔十二年后，两国方开始进一步接触。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平定云南，安南国王黎维禔遣使劳军。[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十七年(1660)，安南国王黎维祺正式向清朝奉表投诚，进贡方物。[1]（卷140)在建立宗藩关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两国交往密切，安南黎氏表贡不绝。然安南国王以前代旧制为据，不愿将故明所颁敕印上缴清廷，换取清朝敕印，双方发生分歧。[3]（卷4）这一分歧，对清朝来说是原则性的，它涉及到安南对故明的态度和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不可能让步。因此，清朝“屡谕缴送”。安南则始称无缴送之例，后又提出委官携敕印至关当面销毁的折中办法。清廷认为，此举“殊非尊奉天朝之礼”。并于康熙五年(1664)二月，以严厉的措词晓谕安南国王：“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3]（卷18）在清廷强大的压力下，安南国王黎维禧始于同年五月缴送南明永历敕命一道，金印一颗。争论即告结束。康熙帝立即遣使至安南，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3]（卷19）康熙七年(1668)，应安南国王黎维禧的请求，贡期由三年一贡，改为六年两贡并进。贡期的固定，[3]（卷26）标志着中安宗藩关系正式确立。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焦点不是要不要建立宗藩关系，而是宗藩关系建立的前提。因此，中安宗藩关系不是清朝强加的，它反映了双方各自的需要。清朝欲让其“恪守藩封，长为屏翰”，[3]（卷107）并以此造成万邦来朝，天下一家的局面；安南则是通过它加强在国内的统治和谋求经济利益。宗藩关系既已建立，双方就要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安南作为清朝的属国，“臣事中朝，恪修职贡”。[4]（庚编第一本，安南国王黎维祹请复文书旧规并明定拜诏礼奏本）就清朝方面而言，安南国王去世告哀，要遣使致祭，新国王即位要行册封，进贡要厚赏，以此维护安南黎氏统治的稳定和巩固。
然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阮氏篡国对这一宗藩体制发起了挑战。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广南阮惠领兵攻入黎城，国王黎维祁出奔。其母妻、王子及宗族二百余人在大臣阮辉宿、黎炯的保护下，由高平府登舟，逃至广西太平府龙州斗奥隘对河求救，并冒死涉水登北岸。过河男妇老幼62人，没来得及渡河者尽为南岸追兵所杀。[5]（卷1308）广西巡抚孙永清得报，立即将这一情况上奏。乾隆皇帝认为，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猝被强臣篡夺，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令两广总督孙士毅驰赴广西龙州，询明妥办。[5]（卷1307）显示了乾隆皇帝维护宗藩体制、为黎氏复国的决心。但清廷并未立即做出“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的决定。而是根据奏报，陆续做了如下布置：第一，妥善安插黎氏眷属及随从人员，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并派兵保护，保证其生命安全。[5]（卷1307）第二，调兵驻守各关隘，整饬兵马、器械，朝夕操练，造成清朝不日即将出兵的声势，以此威慑阮惠，声援黎维祁，希望黎维祁借此声援，招集义兵，徐图恢复。[5]（卷1308）第三，檄谕安南高平、谅山等处镇目，尔等俱系黎氏旧臣，又与天朝接壤，理应拥戴旧主，何得甘心附逆？倘能改邪归正，必邀厚赏。如不速知悔改，将来大兵进讨，决不宽贷。[5]（卷1308）广发檄文，发动政治攻势，对阮惠营垒予以分化瓦解。第四，阮氏逐主乱常，不许其进贡纳款，于镇南关对其贡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同时令进贡夷官归谕阮惠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5]（卷1309）对阮氏政权不予承认，施加政治压力等等。总之，希望通过黎维祁依靠旧臣拥戴，或阮氏悔罪迎还故主的方式达到黎氏复国的目的，不烦内地兵力。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化为了泡影。黎维祁赴山南招集义兵，被阮惠攻逼，势穷入山藏匿，不能力图恢复；[5]（卷1311）阮惠打听到清朝进兵的消息，退回富春，保护旧巢，不肯妥协。[5]（卷1312）因此，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末，清廷即酝酿用兵，并为赢得这场战争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其军事布署为：两路出击，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率兵一万出镇南关为正兵，担任主攻；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出白马关为偏师，配合作战。两路皆听孙士毅节制。[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乾隆皇帝明确规定了这次用兵的战略目的：官兵直抵黎城，设法将首恶擒获，以期一劳永逸，确保黎氏在安南的统治者地位。他说：“黎维祁系无能之人，全仗内地大兵代为恢复。若不趁此兵力将阮惠悉数成擒，倘大兵撤回，复乘虚构乱，黎维祁断难抵御，势必将该嗣孙及送回眷属一并戕害，岂不虚此一番进剿？且将来又须另办，倍觉费手，殊非一劳永逸之计，自须全行拿获，方可蒇事。”[5]（卷1315）由上可见，清朝出兵安南决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它是在其它解决途径无效，而又要履行宗藩关系所赋予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出兵的，并非利其土地。
二、“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
“安南之役”历时虽短，但根据战争的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为战争的前期；乾隆五十三年(1788)十一月二十日至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四为后期。
前期进军顺利。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统兵出关，一路势如破竹，各守隘军队望风奔遁，阮惠惟扼三江之险，以拒清军。十一月十三日五鼓，清军抵达寿昌江北岸，阮军退守南岸。清军发起猛攻，浮桥断，乘筏直冲。时浓雾弥漫，昏暗不辨敌我。阮军于雾中自相格杀。清军乘势全部渡江。十五日，进军至市球江。市球江江面宽阔，且南岸依山，地势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御甚固。清军进攻受阻。为迷惑阮军，清军伐运竹木，于正面搭建浮桥作欲渡之象，同时派兵二千潜行至上游二十里处宵济。十七日，于上游渡江的清兵已绕至阮军背后，乘高大呼下击，正面清军乘势抢渡，阮军瓦解败北。十九日，军抵富良江，江之南岸即为安南首都黎城。此为黎城最后一道屏障。为阻止清军过江，在清军到达前，阮惠下令尽伐沿江竹木，并将沿江所有船只停泊南岸。清军到达后，艰难觅得几只小舟。夜幕降临，载兵百余，驶向江心，夺得战舰一只。许世亨亲自率兵乘舰渡江，复夺得小舟三十余只，更番渡兵，分捣敌营。昏夜中，阮军不辨多寡，惊慌溃逃，清军焚其战舰十余艘。二十日黎明，清军全部过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匍匐道左。黎城不攻自溃，阮惠遁还广南。是夜二鼓，黎维祁方走出藏身处所，赶赴军营进见孙士毅。乌大经所带滇省官兵出关后，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才行抵宣光，于此料理一、二日，亦即启程前赴黎城。③在这一阶段，清军以万余兵长驱深入，进军神速，从十月二十八日出镇南关，到十一月二十日黎城克复，仅用了二十二天的时间。那么，清军进军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此次用兵安南的目的是为黎氏复国，师出有名，并非利其土地和人民，道义上的合理性为清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黎氏传国已久，自明朝英宗以来，虽政治风云多有变幻，王权孱弱，但一直保持着安南合法统治的地位。猝被阮惠颠覆，人心思旧。清朝为黎氏复国之举，反映了思黎旧民的愿望和要求，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在清军尚未出关前，即有安南牧马土司闭阮律等将阮惠任命的伪官阮远猷等擒获，解献内地；阮惠心腹潘启德接到清军檄文即“去逆效顺”。④普通“夷人”投顺亦复不少，“关外夷人纷纷吁请赏给口粮，随同进剿。”[5]（卷1315）清军出关后更是得到安南民众的欢迎。清军打过寿昌江后，“其沿途村庄人等跪迎道左，”并予物质援助。孙士毅虽“不受其馈献”，但表明了他们的态度。[5]（卷1318）清军进至市球江，战斗异常惨烈，“江岸及江中积尸几满，总在千人以上”，安南“义民”予清军以支援，为清军搭盖浮桥。[5]（卷1318）安南厂丁为数众多，亦因感念黎氏旧德，“随同官兵打仗杀贼，
探道路，均属出力”，不少厂民还因此获得清朝奖赏。厂民李宏旺、林槐端、徐绍富俱著赏给千总顶戴，陈秉钧、何景昌、魏荣标、冯陶、曾君元，俱著赏给把总顶戴。⑤他们熟悉情况，为清军“先驱向导”，是清军进军胜利的重要力量。
第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一支胜利之师所必备的。清军在出关前，两广总督孙士毅就站在全局的高度反复申明纪律：“不许兵丁擅入该国民居，妄取一草一木，致夷地无知不以为德，而反以为怨”。乾隆认为此举“所见正大，深合朕意。”[5]（卷1315）这一举措因获乾隆激赏而在军中严格执行。“王师所过秋毫无扰”。[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第三，后勤保障有力。大兵出关征战，军需浩繁。为保证军需供给，清朝方面做了妥善的安排。兵行饷随，粮草筹措尤为关键。此次进兵为黎氏复国，本应由黎维祁供应军粮，但因战乱，安南官民盖藏俱尽，势难供应。若大兵出关后就地采买，又因“安南地方节年荒歉，今岁秋间雨水过多，收成自薄”，粮食不敷，难以采办。乾隆决定全由内地运往，⑥并指派专人负责。云南一路，由云贵总督富纲“在边防一带，弹压稽查，办送粮运”；广西一路，“办理粮饷事务，系孙永清专责”。⑦军装、军火更是打仗所不可缺少的。这些也都运自内地。为运送粮饷、军装、军火，清朝在关内、关外安设了大量的台站。道路宽敞平坦，“以百里为一站，如遇偏桥路仄，车马难行，口内七十里为一站，口外为四十里为一站”。[4]（庚编第二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三）滇、粤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运送军需物资的队伍浩浩荡荡。仅广西一路，“常川在站滚运粮饷、军装、军火一切物件以及应付官兵等项”的夫役即达五万四千名，运送军装、军火、炮位等项共重达七十八万八千二百零八斤，米八万余石。⑧通过这些台站，大批的军需物资及时地运到了前线，切实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第四，孙士毅调度有方。两广总督孙士毅作为此次用兵的主帅，其才能是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的。如在主将的选择上，乾隆皇帝颇费思量，在已任命两广总督孙士毅为主帅后，云贵总督富纲亦随之上奏，恳请与乌大经一同带兵出关。乾隆皇帝立即看出了富纲的意图，并直截了当地道明了他选定孙士毅的缘由。他说：“富纲之意，自因伊与孙士毅同系总督，而富纲又属满洲，见孙士毅既带兵出关，是以有此一奏。不知富纲才具，若果能承办此事，料理妥协，则伊系满洲总督，朕早将此事交与专办。皆缘富纲平日办事才具见知于朕者不能如孙士毅，是以剿捕安南事宜，专交孙士毅督办。”[5]（卷1316）另如在孙士毅率兵渡过富良江、克复黎城奏捷后，乾隆皇帝更是兴奋异常，对孙士毅大加赞赏。他说：“朕览之以手加额，庆国家得一全材好大臣，较之平定安南，尤为快意!”[5]（卷1318）等等。考诸史实，孙士毅在战争前期的指挥、调度确实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此次进兵，粤师担任主攻，为保证这支军队的绝对安全，孙士毅采取了分路前进的策略，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两路互为犄角，“使贼无从掩袭后路”，⑨安排颇具匠心。在指挥进攻市球江、富良江的战斗中更充分地展示了孙士毅的军事才能。十一月十五日，清军进至市球江，阮军在江对岸山梁屯扎，为数颇多，防守坚固。经孙士毅筹划，于十六日黄昏发起攻击，以密集的炮火猛轰对面山梁，并令加紧修建浮桥，于正面牢牢地吸引住敌人。同时，密令总兵张朝龙带兵二千，驰至上游二十里处，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竹筏和农家小船暗渡。十七日，正当正面战事相持正急之时，上游暗渡之兵已绕至阮军背后，清军前后夹击，阮军弃寨奔逃。⑩清军取得胜利。孙士毅奇正相互为用的用兵谋略显示了他娴熟的指挥艺术。在横渡富良江的战斗中，孙士毅更运用夜战的战法取得了奇效。十九日黎明，清军推进到富良江，其时，沿江竹木已被伐尽，船只全都收泊对岸。清军仅从远岸觅得小船，于当夜载兵百余至江心，夺得战舰一只。孙士毅令许世亨等督率官兵二百余人，乘昏黑之夜直冲对岸。阮军不辨清军兵数多寡，惊慌溃败。清军复乘胜追赶敌船，“用枪炮火球围烧”，阮船十余只沉入江心。二十日黎明，清军毕济，黎城不攻自溃(11)等等。我们不能因其后期的失败而将其前期的勋劳予以抹杀。
除此以外，前期进军顺利的原因还有：许世亨、张朝龙、李化龙等将领皆系久历戎阵的战将，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将士争先用命，奋勇拼杀等。(12)限于篇幅，兹不细述。
后期是清军战略优势逐渐丧失，并走向失败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悬军黎城和败退回国两个阶段。在悬军黎城阶段，除孙士毅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令黎维祁袭封安南国王，并知会广西巡抚孙永清将黎维祁母妻眷属送回安南，[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外其它则无大的举动。清军在黎城按兵不动达一个多月之久。最终由主动变为被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至夜忽报阮惠倾巢而至，清军仓促御敌。阮军人数众多，将粤兵四面密围，且以大象驮载大炮猛攻，粤兵寡不敌众，乱作一团，黑夜中自相践踏。黎维祁心胆俱裂，手抱幼孩，随同伊母北遁。滇师闻炮声震天，知情况有变，亦退走。孙士毅夺围而出，渡过富良江，人马纷纷抢渡，浮桥断。由是尚在南岸御敌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尚维升等官兵血战身殁。孙士毅逃回镇南关，毁弃辎重无算，士马还者不及一半。滇师因有黎氏之臣黄文通为向导，得于正月二十四日全师而返。(13)安南之役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结束。
后期之所以遭此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如下：
首先，作为主帅的孙士毅在进驻黎城后被战争前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当时的战争局势作了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判断，并由此滋生了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的思想情绪。他认为，黎维祁既已袭封安南国王，阮惠败回广南，即大局已定，阮惠不再会有胆量和实力发动军事攻势。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采取了错误的行动：“不设备，散遣土兵义勇”，[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希冀阮惠等投出，或被旁人缚送”。[5]（卷1321）孙士毅放松戒备，坐等阮惠投降给阮惠重整旗鼓提供了可乘之机。关于这一点，乾隆皇帝在上谕中亦明确指出：“阮惠既经逃回，复率众前至黎城滋扰，必非旦夕所能纠集……。孙士毅在彼何不留心侦察，预为布置？乃待贼至，始行迎堵，”[5]（卷1321）黎城之失再次印证了骄兵必败的道理。
第二，悬军黎城，未能及早班师也是“安南之役”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发动“安南之役”的战略目的最初为消灭阮氏，根除黎氏后患，已见前述。但战争开始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清朝对这一战略目的进行了调整。第一次调整开始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壬午(1788.12.21.)。此时，孙士毅尚出关未远。调整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素知孙士毅遇事向来勇往直前，担心其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锐意灭阮扶黎，使清军陷于“涉险持久”的不利境地。乾隆皇帝在本日颁发的谕旨中说：“该督此次带兵前往，能将阮惠等生擒，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收复其境土，不失天朝字小存亡之体，足以蒇事，亦即为中策。看来收复黎城尚为易办，而生擒阮惠，或不免远窜负隅。在孙士毅既力任于前，自不肯复将碍难办理情形遽行陈奏；而朕反复思维，不得不预为指示，予以退步，俾临期有所遵循，不至涉险持久。想该督系晓事之人，倘阮惠无难速获，断不至拘泥此旨，将就了事，反至疏纵。设实有难办之处，不妨俟收复黎城，使黎维祁复国后，若果阮惠远遁，难于生擒，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惟在该督善体朕意，动出万全。”[5]（卷1317）在不根本改变战前确立的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增加了灵活性：生擒阮惠，永除该国后患，固属全美；如阮惠“远窜负隅”，“搜捕需时”，即当在收复黎城、传旨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后，撤兵回粤，不必久驻安南。既不可因畏难而将就了事，亦不可冒险用兵，有损国体。究竟应做何抉择，要孙士毅临机决断。乾隆皇帝给予了孙士毅较大的自主权，也表现出了乾隆皇帝对孙士毅的极大信任。在攻克黎城后，于乾隆五十三年丙申(1789.1.4.)颁发的谕旨中，乾隆皇帝再次针对孙士毅的性格特点明确指示：“用兵固不可稍存畏怯，然知进而不知退，亦非大将计出万全之道。现在黎城已经收复，复传旨将该嗣孙敕封国王，于天朝字小存亡体统已得。”如阮惠畏惧远窜，即“不值以内地钱粮、兵力，为属国搜缉逋逃，深入穷追，久耽时日。”[5]（卷1318）时阮惠已逃回老巢广南，而黎城至广南尚有二千余里，道路险远，粮运维艰。然孙士毅并考虑到进军的艰巨性，也没有在意乾隆皇帝要其知进、知退的告诫，而是上奏乾隆皇帝，“俟筹办台站事宜就绪，即领兵前赴广南，进捣贼巢”[5]（卷1318）乾隆皇帝思考再三，毅然于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酉(1789.1.17.)做出了迅速撤兵的决定，对战略目标再次作了调整。他说：“此事办理之始，原为安南臣服已久，猝被土酋占夺，不得不加征讨，为之继灭存亡，初非利其境土，亦并无好大喜功之见。今安南大局已定，阮惠等畏罪远飓，不过苟延残喘，又何必深入穷追，耽延时日，致大兵在彼久驻，于该国反多未便，自应作速撤回，以示体恤。”[5]（卷1319）乾隆皇帝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道路险远，粮运艰难，如深入追讨，仅粤兵即须安设台站五十余座，雇夫十余万人；滇师由云南至黎城已设四十站，若复至广南，又须增设台站五十三座，雇用人夫亦不下十余万名。纷纷征调，劳费不资。二是黎氏近年以来，构乱多故，黎维祁又懦怯无能，优柔废弛，是一扶不起的刘阿斗。他说：“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将阮惠等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后，不又有如阮惠其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因此，“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5]（卷1319）然孙士毅知进而不知退，接旨后仍意存贪功，一厢情愿地等候阮惠投出乞降，乾隆皇帝多次下旨催促，亦未能作速凯旋，以致贻误时机，惨败而归。
第三，滇师、粤兵各自为战、互不支援也是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乾隆皇帝当初定策两路出兵，其目的就是要分散阮惠兵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让滇师配合粤兵作战。但当阮惠倾巢突袭黎城粤兵之时，战斗激烈，炮声震天，滇师不但不施救援，而是全然不顾粤兵安危，一闻炮声即退，致使粤兵失去战略支援，寡不敌众，损兵折将。因此，云南提督乌大经亦应负有战争失败的责任。然乾隆皇帝却并未给滇师统帅乌大经任何处罚，此可谓赏罚分明之主乎!
三、“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
“安南之役”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它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为黎氏复国，消灭阮氏集团。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是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要判定“安南之役”是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首先要明确构成侵略的要件。通常认为，“侵略”一词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一国或几国对他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二是一国或几国对他国人民的掠夺和奴役。根据这一解释，构成侵略的要件即是：侵占他国领土；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其主权；掠夺他国财富。如果符合这些要件，当然就是侵略。否则，就不是。我们看看清朝出兵安南，发动“安南之役”是否具备了这些要件。首先，清朝有无向安南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呢？关于清朝出兵安南的目的前述已明，是为了履行宗主国的义务，恢复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如收复黎城，立黎维祁为国王，阮惠远遁后，乾隆皇帝即揆时度势，下令撤兵回国就是明证。其次，自清初以来，清朝与黎氏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保护黎氏，维护黎氏在安南的统治地位是宗藩体制赋予清朝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们不能套用现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予以苛责。再次，清朝没有对安南进行掠夺。清军所需粮食、弹药等一应军需物资皆运自内地，不资安南一草一木。为运送这些物资，清朝征调了几万人的运输队伍，建立台站达七十余座。就是安南百姓的馈赠，孙士毅也未予接受。可见，“安南之役”不具备上述要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安南之役”不是清朝对安南的侵略，而是清朝为维护与安南黎氏的宗藩关系而进行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对清前期的中安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安南之役”两国交兵，无疑使清前期的中安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它并未长久的影响中安关系的正常发展。随着两国政策的逐步调整，很快就驱除了战争的阴霾，迎来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灿烂前景。“安南之役”败北，大批清朝将士殒命安南。乾隆皇帝令败将孙士毅解任回京，调福康安补授两广总督，相机办理安南事宜。那么，是继续执行固有的安南政策，还是因时制宜予以适当调整？乾隆皇帝并未因安南阮惠伤损官兵而丧失理智，再次大举兴兵进剿，而是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他说：“方今国家全盛，阮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会剿，原不难为捣穴擒渠之计。但该处向多瘴疠，即使收入版图，照新疆之例，又须分派多员驻扎；而该处贡赋所入，必不敷经费。况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朕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莫若量宽一线，俾其畏罪输诚，不劳兵力而可以蒇事之为愈，福康安等不可不知此意也。”[5]（卷1321）至于已进关的黎维祁，乾隆皇帝认为，他“本系无能之人，屡经播越，失守藩封，今已敕封为国王，又复弃国逃遁，律以内地官常，亦应斥革治罪。将来即欲恳请瞻觐，亦不值准其来京，只可等诸编氓，予以衣食之资，俾足存活。”[5]（卷1321）不值再加扶植。乾隆皇帝决计不再调兵进剿安南。福康安亦认为，此时应以“养军威，存国体”为要，慑之以兵威，使其“穷蹙款关”，断不能喜功好大，触瘴行师。[5]（卷1323）与乾隆皇帝的想法正相吻合。应该说这一决策是明智的。阮惠方面虽然突袭黎城成功，清军败退，但亦存在许多问题：拥戴黎维祁的势力还在活动，与其兄阮岳水火不容，内部矛盾重重；“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乘其后”。[2]（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真可谓内外交困!急需与清朝和解，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取得合法地位，以号召国人，巩固在国内的统治。因此，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二十二日始，阮惠多次遣使乞降请封。清朝虽已决定放弃黎氏，与阮氏讲和，但为保全天朝体面，先后提出了四项乞降请封的条件：（一）必须将散落安南的清朝官兵先行送出；（二）戕害清朝提、镇大员之人，其罪深重，在所难赦，须缚献军前正法示众；[5]（卷1322）（三）阮惠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高宗八旬万寿节到来之际，“亲自赴京吁恳”；（四）在安南为许世亨等阵亡将士建立祠宇，春秋虔祭。[5]（卷1328）阮惠因急于得到清朝的承认与支持，及早稳定国内政局，全部接受清方条件，并陆续付诸实施。“每逢天朝迷路落后兵丁，即资其口粮盘费，导送进关”，[6]（卷19）并将戕害提、镇之人查出正法。[5]（卷1328）至六月初，复遣人上表、进呈贡物。在表文中称，“已先为阵亡提、镇大臣筑坛奠祭。现于国内择吉立庙，请颁提、镇官衔谥号，以便遵照奉祀，稍赎前愆。”并“求于明年亲自到京祝厘展觐”。[5]（卷1333）乾隆皇帝以“阮惠呈进表文，极为恭谨”，为其至诚所感，特颁谕旨：“该国镇抚民人，全仗天朝封爵，况造邦伊始，诸事未宁，尤赖正名定分，明示宠荣，以示绥辑久远之计。今阮惠既经悔罪投诚，自不敢再有反复，若必待亲身诣阙后，再加封爵，转似居奇，恐外夷小视天朝。”[4]（庚编第二本，福康安奏折）先行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将所进贡物亦令收纳，并派礼部员外郎成林于八月一日恭捧敕谕启程赴安南黎城主持册封。十月十五日宣旨赐封礼成。[5]（卷1342）阮惠受封为安南国王后，亦如期践约，于次年三月自安南启程，赴京恭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5]（卷1353）七月到达热河，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见。[5]（卷1358）八月至京，参加乾隆皇帝八旬庆典，[5]（卷1360）年底回到安南。清朝与阮氏安南的宗藩关系正式确立。两国关系步重新入正常化的轨道。此后，安南与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清前期中安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6-04-02
注释：
①范玉奉：《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战略决战》，《人民报》1977年4月24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7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见郭振铎，张笑梅：《试析1788至1789年间清兵入越战争中的几个问题》，《东南亚纵横》1992年4期；李延凌：《乾隆与清代中越战争》，《印度支那》1989年第2期等。
③《圣武记》卷六《乾隆征抚安南记》；《清高宗实录》卷1320，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己巳。
④《清高宗实录》卷1312，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丁卯；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丙辰。
⑤《清高宗实录》卷1310，乾隆五十三年八月辛丑；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
⑥《清高宗实录》卷1315，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戊午；卷1314，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辛丑。
⑦《清高宗实录》卷1316，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丁卯；卷1317，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亥。
⑧“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四；“户部等部残题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九，《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⑨《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己丑；《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⑩《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1)《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2)《清高宗实录》卷1318，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癸巳；《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3)“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十四；“户部等部残题本”；“两广总督福康安等题本”九，《明清史料》庚编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