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市场化的大学及其质量评估：一个不对称信息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不对称论文,质量论文,大学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学的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已经难以逆转。在WTO的框架内，教育资源的跨国流动有了制度保障，比如中国政府为践行世贸组织的规定，出台了有关双边和多边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法规条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但是，制度的保障并不能替代质量的保障。特别是当“国际化”遭遇“市场化”，不管大学是否情愿，一个新的消费群体不由分说地产生了。对于广大消费者——学生及其家长——来说，大学的选择已经不再限于本地，也不仅在国内，甚至不只是区域性的；今天的消费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国际市场，是整个世界。
但大学作为市场，毕竟是吊诡的。首先，大学的消费者本身就是大学的产品，当然还包括其父母——有的付款消费，有的不付。其次，大学的消费者在购买大学的服务或产品时并不太知道他们付出后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等知道时往往已经太晚，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次，有国际市场就有进出口贸易。但国际间大学提供的服务或生产的产品是如此不同，其质量更是因校而异。那么，消费者该根据什么标准来选购商品或服务呢？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
于是，大学的教育质量保障就成为当今高教领域无法回避的课题。
2005年，美国小布什政府的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高调宣布成立“未来高等教育委员会”，宣称，“现在该是检视一下如何从高等教育的投资中得到最大回报的时候了。我们有责任确认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还能继续满足我们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对受过教育并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才的需求”(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5)。这段话对大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对投资人有所回报；二是要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麻烦的是，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对大学没有任何的管辖权，因此过去也很少如此直截了当地对大学提要求。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委员会的活动频频见于报端，并在美国社会引发许多讨论。正如学界所担心的那样，委员会最后提交的报告(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2006)从四个方面对高等教育的现状提出批评：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access)，付费能力(affordability)，教育质量(quality)以及大学的问责(accountability)。报告毫不客气地要求高校增加透明度，展示学生学习的成效，建立问责制度，回应社会需求，等等。但对于美国大学的传统和制度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将这些听上去不错的意见付诸实施，美国联邦政府其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它的教育部只是一个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协调机构。于是，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改革的意愿就落到了认证机构的身上。由于美国的六大地区认证机构本身需要得到联邦政府属下的权力机构的认证，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对认证机构的施压来实现对大学的控制。
对于习惯于“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学界人士来说，流行一时、特别是由政府推波助澜的质量保障运动实在是一个悖论。假如质量保障只涉及教学方法或教学效果的话，教授们也许还比较容易接受。但高校内外方兴未艾的质量诉求往往将一所大学从教学到管理到后勤等各方面的表现一网打尽，试图建立一种高等教育行业内通用的质量标准，这就触到了学界的底线与核心价值观，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学界的反弹。
政府、评估机构和教授之间缺乏共识，大学的管理层却不得不从中奔走协调，试图取悦各方。如，2009年一所常青藤大学在其十年一次的认证中收到地区认证机构的严重警告，因为没有按照认证机构所列出的标准要求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评估。这在同类大学中引起极大震动。于是，为了设计一个既能满足认证机构要求、又不至于冒犯教授们的评估模式，另一所常青藤大学在对各类大学所作的评估内容与方式做了大量调研后，设计了一个两页纸的问卷。这个问卷要求每一个系、专业或学术项目的负责人回答几个最简单的问题：学生在完成他们这个项目之后应当学到什么东西或取得什么效果？他们用什么方法达到前述预期的效果？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在每个问题后面都附上一两个具体的例子，以便于答卷人依样画葫芦。①
这样的评估方案尽管受到教授们的欢迎，但按照评估机构的要求却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大学通过这样的方案在教与学的层面上以最小的努力来最大限度地争取教授们的合作，从而取得关于每一个具体学科教学成果的基本信息。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大学的整体质量得到了保障呢？在此，不妨以飞机制造做一个类比。我们为飞机零部件的制造设计了一个质量保障的评估过程。但是，当所有符合质量标准的零部件经过组装成为飞机后，我们仍然无法知道飞机能否起飞，起飞以后能否经得住长途飞行、气流颠簸、飞行起降等许多内外在条件的考验。换言之，大学教育作为产品，其整体质量并不等于所有零部件质量的总和。
这样看来，评估在微观的层面上是可能而且可行的。教授在设计一门课程或一个学科项目时清楚地知道他想要什么，也完全能够了解学生在完成这门课程或学科要求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初衷。但是，当我们从微观进入宏观层面时，就开始有点犹豫了。一所大学的质量，其中不仅包括了无数的课程和学科，而且还涉及许多与教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该如何评估？特别是当认证机构要求大学对学生学习成效进行评估时，他们显然并不想知道张三或李四的学习成效，而是大学总体的学习成效。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后者才是公众想要知道的，而且大学也只有定期地将其成效向公众交代才能消除社会对大学的疑虑，才能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在大学的投资是否物有所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按照市场要求制定质量规范和标准，让大学的产品在其质量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作为大学“消费者”们的导购指南。
在这一点上斯佩林斯委员会显然代表了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但是，当他们以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自上而下地对大学施加压力、逼其就范时，就偏离了美国大学自由独立的传统，即让教授们来决定教什么、如何教以及如何评估其教学的成效。对此，认证机构过去一贯是由大学自己提出其使命与目标，并根据这些目标来设计其课程并加以评估。斯佩林斯委员会显然开始挑战这种一切由大学教授自己做主的传统，他们通过对认证机构施压试图建立某种更加“公正”、“客观”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公众对大学的表现进行监督。所谓大学的“问责”，说到底就是给大众一个评判臧否大学的基准，就像消费者根据某种可以量化的指标来决定产品的质量一样。有了标准，大众在选择大学时就有了依据。
为什么斯佩林斯委员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大学的自主传统挑战呢？究其原因起码有三：其一，美国大学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内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产生了一大批三流以至末流的大学，大有“劣币驱逐良币”之趋势。其二，随着大学学费的急剧上涨和消费者选择空间的扩大，大学市场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消费者对其知情权的诉求。其三，大学的国际化为美、英、澳、加等英语国家的大学带来了滚滚财源，尽管还有一大批一流大学在死守学术独立、学术至上的传统，但更多的学校发现国际学生及其为大学带来的可观收入实在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诱惑。因此，建立质量标准有利于扩大生产与销售规模，也便于与消费者进行沟通。
问题是，大学的质量，特别是学生学习的成果，真能货比三家？学界至今未达成共识。但即使不可比也不等于不要标准。毋庸置疑，大学里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基本的质量标准，而对质量好坏最清楚的就是学科里的教授。教授们可能连评估为何物都不甚了了，但他们是教学质量无可争辩的知情者。问题是，质量标准学生不懂，外界社会大众更不懂。在此姑且从信息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一个重要的概念，将这种情况叫做教学质量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二)
尽管高教界对于大学是否应当市场化仍然存在分歧，但越来越多的人似乎已经接受市场化这一现实(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2005)。耐人寻味的是，教育界从经济学界借来了“市场”的概念，却没有深究这个概念背后的假设。其结果是，鼓吹者和批判者都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提倡的经济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及其对竞争和效率的追求作为大学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并由此推断，教育如其他商品一般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可以进行买卖交易。这种市场化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取得了选择的权利；对于政府来说是促进了对大学投资的成本效益；而对于大学来说则是增加了对社会大众的问责。从这三方面看，市场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似乎无可指责。
然而，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的基本假设却是有前提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理性人”必须拥有完全、完整的信息。只有这样，“理性人”才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然而在现实中，市场主体往往无法掌握完全的、完整的市场信息。对于这类不完整、不对称的信息最生动的说明就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Akerlof，1970)于1970年提出的“柠檬原理”。
“柠檬”一词在美国的二手车市场上代表有问题或出过车祸的车。“柠檬原理”指出，在二手车市场上，交易双方对车质量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却不可能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活动的参与人(这里指卖方)可以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买方进行欺骗。而隐藏信息将导致“逆向选择”，即卖方为了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在交易中隐藏信息，从而损害了交易另一方的利益。就整个市场而言，由于优胜劣汰机制发生扭曲，质量好的车被挤出市场，而质量差的车却留在市场，极端的情况是市场会逐步萎缩直到消失。这是因为买者只愿意根据他所知道的平均质量来决定支付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使质量低的卖者愿意成交，质量高的卖者由于不能得到同质量相称的价格而退出市场。
由于“柠檬原理”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与斯彭斯一起成为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由于其高度的专业化，其教学内容及其质量远非一般大众所能了解，更不要说欣赏。因此，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大学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看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之前，大学与其“产品”的“消费者”之间达成的相互信任(信誉系统)，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市场化带给大学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消费者的权益意识，而且这种意识随着国际化的发展日益增强。可以想见，任何一位家长在将孩子送往大学、特别是他所不熟悉的国家和大学时，都会问一下是否物有所值。对于少数声名卓著的大学来说，光是一个“哈佛”或“牛津”的名字就足够了，但绝大多数的大学远非如此幸运，所以大学质量及其评估标准就成为21世纪高等教育领域的圣杯(Holy Grail)。
大学“教”方和“学”方信息不对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教授知道学科的教学质量而学生、家长及其他社会团体无法得到真实信息；二是大学从理论上说掌握其学科的质量与教学的成效，却无法将这些信息以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或语言传递出去。如果说前者有“知情不报”之嫌，那么后者则有报“情”无门之惑。不管哪种情况，在知识与信息时代，大学对社会知情的要求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显然是社会大众无法接受的。
既然质量问题与信息传递紧密相连，那么如何才能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呢？经济学家为此绞尽脑汁，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首先，在商业运作中，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商家往往依赖于价格来传递商品质量信息，也就是说高价格意味着高质量。其次，商家会通过政府、消费者协会等建立的质量合格标准，以此展示并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再次，商家还会通过品牌、质量保证书、保修等办法，建立信誉，传达关于其产品质量的“信号”，以示与“柠檬”的区别。
大学的质量和价格有关系吗？至少在美国没有(King，1999)。在真正的市场上，商家依赖价格传递商品质量信息，大学却不能，因为大学的价格受到政府、纳税人、捐赠人或校务基金等补贴的干扰，所以高价和高质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一般不高，“商品”的质量信息也因此受损。换言之，人们无法通过学费的高低来评判大学的质量，更不能因大学收费标准的差异来评估其教学质量。
通过政府、消费者协会等建立的质量合格标准，也是商家展示并保证其产品质量的常用手段。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先得假定政府或其他机构有能力为大学建立质量标准。而事实却是，很多政府尽管乐意、却往往无法为大学建立起令人信服的质量标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有经济学家(Richardson，2011)指出政府在监管质量问题时所面临的几大难题：一是政府永远只能就事论事，在应对眼下的质量问题时无法预见下一个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因而疲于奔命。二是虽然政府制定法规远比执行法规要容易得多，但一旦执法失败政府要承担所有的指责。其三，政府主导的质量法规机遇成本(opportunity cost)高昂，而其用来制定和执行法规所付出的代价完全可以产生更加有益、有效的成果。
也有政府或其他机构自以为得计，自说自话建立标准，却发现在实际应用时漏洞百出。一把尺子量天下，在学科繁多、学术自主的大学环境里，成功的几率更是几近于零。比如说，有人试图将国际标准化组织设立的ISO9000系列引进大学系统，以此提高教育质量(Cheng，Lyu & Lin，2004)。再如前些年，工业界的所谓“全面质量管理”(TQM)系统几乎成为高教圈里的流行体，在一些高教研究和管理的会议上大有“人人争说”之势(Ewell，1991；Owlia & Aspinwall，1997)。这样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对象之间显然存在错位，因而潮流引领者尽管享受一时的荣光，但在遭遇校园里复杂的现实时只能落荒而逃。
这样看来，为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商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中唯一能让大学效仿的大概就是通过品牌效应建立信誉，以此传达质量区别于“柠檬”的“信号”。令人困惑的是，现代大学的质量评估，遍尝各种时髦方法之后，难道又要回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之前的信誉系统？
(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的确是一种回归，但回归并不等于回到原点。
在大学的精英时代，校方与学生及其家长的关系是所谓的“代行父母之责”(in loco parentis)(见Edwards & Sweeton，2000)。这个源自英国普通法的术语后来常被用来描述大学对学生及其家长所担负的责任，即大学有权从学生的利益出发设计教育内容并采用相应的教学与管理方法。不言自明，大学“代行父母之责”的前提是父母对学校的绝对信任，而这种信任自然免除了大学向父母报告其日常运作、教学效果、管理方法等方面事务的义务。对于今天的大学管理者们来说，那真是一段“过去的美好时光”！
然而，过去的这种存在于大学和家长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大学无需向后者透露任何有关教学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对于家长们来说，唯其无知，所以神秘；因为神秘，方能信任。正如年幼的孩子对其父母有着一种无条件的信任，父母为了维持其威权也不会轻易地向孩子透露任何有损其形象的信息。这种信息封闭状态下大学与其“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间达成的均衡(equilibrium)，使得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设置教学项目，维持教学秩序，处理教学纠纷，追求教学效果。同时，对于这种因“代行父母之责”所得到的信任大学也往往是小心伺候：这就是今天大学圈内久违了的所谓信誉系统。
信誉系统的崩溃始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精英时代的“老男孩俱乐部”(old boy's club)里，信誉高于一切，但信誉仅对俱乐部成员适用。这就是为何当妇女、穷人、黑人、新贵、成人、亚裔、新移民、退伍军人、同性恋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外人”涌进大学后，原先约定俗成的“代行父母之责”便不复存在，大学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信也因此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学学费的涨幅超越通货膨胀，供养大学生的家庭都在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大学是否物有所值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心中一个巨大的问号。
一件商品是否物有所值的问题在一个信息充分的市场上是通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来调节、通过商品的价格来反映的。但是，在质量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买家能够识别的只是产品的平均质量而非个别产品的质量。因此，当优质产品被劣质产品逐出市场时，阿克洛夫的“柠檬”原理便宣告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的破产。在此，“看不见的手”变成卖家趁火打劫攫取暴利的“看不见的魔爪”。大学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感到委屈，因为他们的行业根本就是非营利性质的，而且他们也许完全无意向公众隐瞒任何信息。但是，大学教育产品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大学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的非对称性，教育质量的研究和评估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本身的不成熟性(程星，2011)，加之教育市场上消费主义倾向的增长，使得大学与社会之间传统的信任日渐衰弱，大学的信誉在公众心目中也因此岌岌可危。
由此可见，如何在消费者中间建立或重建其信誉，是大学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首先必须面对的挑战。有经济学家(Richardson，2011)提出，对于价格昂贵、质量缺陷难以检测、顾客不常购买、一旦购买则将长期使用的这类商品的生产商来说，建立信誉最佳的选择是主动透露商品存在的缺陷，以此博得消费者的信任。这个策略所传达的信息是，商家所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在销售上通过暂时的牺牲来赢得顾客的信任。这种建立信誉的方法着眼于未来而非只是当下。
没有什么行业比大学更着眼于未来了。但讽刺的是，要保持大学的信誉，过去靠的是深藏不露，今天靠的却是走光暴露。
但走光暴露毕竟让人尴尬，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样做。尤其是那些已经声誉卓著的大学，通过暴露来取得公众的信任应当不是他们首选的策略。比如说，美国31所顶尖私立大学联盟(Consortium for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里有一个数据分享协会。在这个协会里，所有参与大学共同收集并分享从招生到学生问卷等各种数据。笔者曾参与这个协会的工作，深知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及其可比性。然而，这个协会成立伊始就将对外保密作为会员大学的基本守则。换言之，数据分享的目的不是对外问责，而是内部改进。这个原则虽然为成员大学在提高其教学、科研和管理质量方面的工作提供了科学、实证的依据，但对于破解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对大学产生的不信任却完全没有帮助。相反，由于这些顶尖大学不带头，美国一般大学通过发布质量信息来重建信任与荣誉的道路就不能不充满坎坷。
但建立信誉的策略对于高教界的后起之辈来说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果说哈佛或哥伦比亚这块金字招牌本身就已经代表信誉，那么年轻的、公立的、偏科的大学则迫切地需要将他们的质量信息以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传送出去。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大学的排名榜五花八门，但大多围绕学校资源和名声做文章，因而可信性不高。与此同时，由一批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们开发的“全国大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试图将大学的教学效果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调查反映出来。这项研究通过测量学生的学习参与情况，与其学习成果相联系；在描述与评估大学的教育实践基础上，设计干预措施，改进教学质量。一所大学若能坚持收集这样的教学信息，并找到合适的信息发布途径或方式，相信假以时日，会对学校信誉的建立产生积极影响。
由此看来，发布质量信息是当今大学重建其信誉系统的一个重要策略，而这个策略的运用对于处在上升时期的大学尤为重要。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使得大学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已经不能将目光局限于大学所在的地区。当一所大学在互联网上开始露面那一刻起，它的观众就将是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有可能关注它的任何一个人！假如一所大学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那它通过发布质量信息所传递的便是这样一个“信号”：任何排名都是一时的，只有“百年树人”才是长远大计。在选择主动公布大学教育质量的信息时，大学也许会为某些暂时不尽人意的表现付出代价，失去一些生源、资源以至声誉。但若将这些损失看作对学校长期发展的一种“投资”的话，那么长期的收益终将补偿短期的付出。
(四)
然而，当今全球范围内大学的竞争早已趋于白热化，即便是暂时的付出也让大学的管理者们难以接受，特别是明知一流大学完全无需通过传递质量信息来建立或巩固其声誉。至于在那些尚未达到一流的同行之间，万一在信息传达方面有大学选择不合作，那么合作者岂不是损失更大？
对于类似问题经济学家早已给出他们的思考。他们从数学家那里借来博弈论，以此为工具，对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的合作或对抗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而分析的起点则是博弈论中那个经典案例“囚徒的困境”。
话说有两个囚犯一起作案被逮捕，分别关在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囚犯或者与警察合作，供出其同伙，或者保持沉默而不与警察合作。如果一个囚犯坦白而另一个抗拒，则坦白者因立功表现被释放，抗拒者因顽抗将入狱10年；如果双方都坦白，则犯罪证据确凿，双方均被判入狱8年；如果双方都抵赖，那么警察将无法得到他们过去的犯罪证据，只能对此次作案给予轻判，各入狱1年。
在此案例中，表面看来最佳选择是两人都抵赖，但这个选择不符合个人理性要求，因为即使两人之前就有攻守同盟，但他们还是有背叛同伙的可能。因此，两人都会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即坦白立功得到释放。即在给定一人坦白的情况下，另一人的选择也应是坦白；两人都坦白，结果各判8年，但这也比10年要好(张维迎，1996)。
将“囚徒的困境”运用到上述关于大学教育质量信息不对称的讨论上，我们会面对如下情形：一组大学通过对教育市场和自身竞争能力的分析，发现主动发布质量信息是他们在市场上建立其信誉系统的重要策略。因此，他们同意将大学评估的结果定期向他们的“利益相关者”通报，以求得后者的信任。但是，作为“理性人”，一个大学不能不想到自己选择合作(发布信息)而其他大学选择背叛(秘而不宣)可能带来的伤害。即便所有大学都宣誓合作，也不能排除有大学在数据上造假，从而对合作者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都因为存在参与者背叛的可能性而选择不合作，那么通过传递质量信息来建立或巩固其声誉的期许就会完全落空。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人们“明知合作带来双赢，但理性的自私和信任的缺乏导致合作难以产生”(王春水，2007)。背叛是个人的理性选择，但却直接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是两败俱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复博弈。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其中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每一个博弈方必须考虑到未来，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利益。为了不引起其他博弈方在后面阶段的对抗、报复或恶性竞争，人们会做出合作的姿态，以使他方在今后阶段也采取合作的态度，从而实现共同的长期利益。在此，可信性至关重要。“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只关心一次性的支付；但如果博弈重复多次，参与人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战略”(张维迎，1996，p.124)。
其实重复博弈对于建立信誉制度所起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顾客去市场购物，如果对产品质量表现出不放心，小贩会立即拍着胸脯起誓：“您尽管放心，我每天都在这儿！”他的潜台词是：“我长期在这里做生意，不会以次充好，不然生意做不下去。”有人平时在单位同事面前一副“老好人”的形象，但开起车来却判若两人，一派粗鲁莽撞的作风，原因就在公路上大多是“一次性遭遇”，而单位同事却要天天见面。为此，四位经济学家以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相连建立了“KMRW声誉模型”。该模型源于有学界“四人帮”之称的克雷普斯(David M.Kreps)、米格罗姆(Paul Milgrom)、罗伯茨(John Robert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的如下推导证明：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合作行为就会出现。在一些长期的交易关系中，交易各方都会致力于建立形象和维护声誉，虽然这些声誉在短期来看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但通过长期合作得到的补偿却表明这种声誉的建立是最优的选择(张维迎，1996，p.219)。KMRW声誉模型为大学通过质量信息的发布在其“利益相关者”中建立信任甚至信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五)
这种理论上的支撑对于大学的管理者们至关重要，因为后者在维护学术独立和应对外界问责之间已经挣扎很久。当政府、市场以及大学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教育质量问题提出质询时，他们手中唯一的应对方案便是评估。但教学第一线的教授们所理解的评估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评估，而从斯佩林斯委员会调查的名目繁多的大学排名不难看出，大学现行的评估模式其实根本无法应对当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质疑。特别是近年来大学与日俱增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早已造就了当代教育市场上对于大学教学质量的关注以及对其质量信息的期待。比如说，当学生在全球的大学间开始流动，念学位也好，交换访学也好，家长和学生都希望得到所选大学有关教学情况的信息，以此决定他们为这样的流动所作的付出是否值得。只是在如何定义大学质量这个问题上学界至今未有共识，所以，大学对如何进行质量保障以及发布何种质量信息等一直见仁见智。结果是，教授们对课程评估不胜其烦，对五花八门的排名更是不屑一顾，可管理者们却没有这样的奢侈。当认证机构给大学发出警告时，首先感到压力的是大学的招生部门；当大学在排名榜上表现不佳时，首先感到压力的是大学的捐款部门；当政府对大学啧有烦言时，首先感到压力的是(公立)大学的财务部门。从这个角度看，大学与市场合作，既非完全出于外在压力，亦非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为了长远利益与发展所作出的理性的、战略的选择。
据说笛卡尔这样说过：“我只会做两件事，一件是简单的事，一件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本来评估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每一个教授都想知道他教学的效果，于是就有了评估。但由于市场的介入，评估也从教授与学生之间的一件简单的事变成大学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一件复杂无比的事。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回到那“过去的美好时光”，将评估重新变成笛卡尔所说的第一件事，那么我们不妨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说的第二件事上，即尽可能将复杂的评估变得简单一些。
如前所述，评估近年来已成为一个专门学科，产生了一批专家，也出现无数专著。在这种情况下，对评估所作的任何简单化的努力都可能受到专家们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试图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原理来论证发放评估信息的重要性，却没有像经济学家那样提供严谨的数理逻辑推演，这在评估专家看来也许是卖弄，在经济学家看来则是浅薄。特别是建议将专业性很强的教学评估过程简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信息传递，大有为迎合市场需求而牺牲学术独立之嫌。但即便作为一门学科，教育评估所具有的直接的应用性也应当受到专家的关注，至少不能完全忽略。换言之，评估作为一门学科不能脱离现实与运用，而应用的评估方法也必须有理论的内涵和支撑。由此观点出发，根据我们对当代大学评估理论与方法的把握，我们尝试在此提出国际化环境下大学面对市场需求进行评估活动的四字原则：“内外有别”。
内者，大学内部也。毕竟评估的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地学，因而传统的、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效果评估在今天仍然适用。唯一需要不断更新的部分是，面对信息化时代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评估的重点不再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是他们对学习新知的方法的掌握。这种评估是专业的、具体的、师生交互的，甚至可以是私密的；数据收集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这样的评估最好发生在教授和他的每个学生之间，至多也只是发生在从事专业评估的学界同行之间。评估结果的信息外界不会有兴趣也不必知道。换言之，在这个凡事需要问责的时代，大学要保持其学术上的独立自主，这点“隐私权”也许是教授们所剩不多的最后几道防线之一了。
相对于大学内部的、传统的评估，当代大学还需要定期为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准备透明的、包含大学各个方面运作情况的信息发布，特别是学生学习表现方面的真实信息。这是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评估，也是“镇和礼服”(Town and Gown，代表市民社会与大学②)在争斗千年之后大学所能作出的一次最重要的妥协。尽管这种评估从一开始就是为应对市场需求而设，但真实性、非专业性和可比性是这些评估信息的必要特征。
从目前世界各国大学在面对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市场时的表现来看，这种非传统评估模式的使用往往因时因地而异。近二三十年来，高等教育界使用最多的是从工业界借来的“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的概念。这是一项数据化管理的工具；管理者通过对组织运行过程中客观、可测量数据的收集来掌控环境和绩效因素，从而达到提高质量与成效的目的。使用这种方法有两个难点。一是制定确实能够体现大学绩效的指标，并与“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二是找到合适的传达指标的方法与途径。比如，美国的六个大学认证机构都有成套的质量指标，要求大学每隔十年总结并发布。可惜这些指标太专业，一般大众看不明白，因而也不认同。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杂志的大学排名，虽然社会大众不仅明白而且每年一到夏天就翘首以待，但排名背后的那些质量指标却完全得不到大学的认同，因为它们偏爱大学拥有的资源、无视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结果。
最棘手的问题还是信息发布。前面提到的美国31所顶尖私立大学的数据联盟经过多年的磨合，已经开发出一系列数据收集的工具并积累了大量真实、可比的教学质量指标。由美国和加拿大的60所顶尖大学组成的美洲大学联盟(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AAU)近年来也致力于开发共同数据并在联盟内部分享，其他各类大学之间的联盟几乎都有类似的安排。但一谈到对外公布，这些数据联盟就集体失语。当然，有数据总比没有要好，至少这些联盟内部的数据为其成员院校的质量改进提供了依据。反观亚洲国家，大学联盟不少，数据分享全无。香港八大公立院校至今仍在玩“躲猫猫”(hide-and-seek)，所有数据都在“隐私权”的掩护下成为秘密。国内的“985”也好，“211”也好，只是大学圈内的“富人俱乐部”，分享的是财富，而不是与质量有关的数据。
但凡在任何市场上，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当大学扭扭捏捏，久久拿不出自己的质量指标来向大众报告时，商业机构就毫不客气地自己动手了。排名机构按照市场的需求炮制的大学排名，不管是否真正反映大学教育的质量，一旦出炉便拥有了自己的听众群。大学批驳也好，抵制也好，都不能阻止这样的评估。从这个角度看，大学除了定期发布质量信息，已经别无选择。唯一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将这样的信息发布做得比排名机构更好、更有说服力。
从发布信息的方法看，同类学校组成数据联盟共同开发质量指标当是首选策略。大学排名为社会诟病的原因之一是“一把尺子量天下”，而同类学校的质量指标发布具有可比性，更能服众，也能有效应对排名给很多非名牌大学带来的尴尬。而所谓“内外有别”的评估策略背后所包含的智慧在于：在全球化、市场化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大学既要一如既往地保持其独立性，也必须客观、有效地回应其“利益相关者”对质量信息的基本需求。
教育质量的话题，古老而又常新。为了应对大学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新形势，教育研究和评估专家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已经从理论到技术到操作各个层面对质量评估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开发。但在今天这个“赢家通吃”(Frank & Cook，1996)的市场化时代，一个“内”“外”不分的质量评估报告足以将一般大学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经费进一步集中到名牌大学的口袋里。可见，质量评估这件事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或技术的问题；它关系到大学的“钱途”与前途。过去几十年的评估实践似乎并没有产生新的模式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国际化的大学市场。评估作为大学与其高墙外面的世界进行沟通的途径之一，的确布满了陷阱。
化解危机的办法也许离我们并不远。当我们变换一个思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评估及其相关各方，我们找到了高教市场上博弈各方所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即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加强质量信息的沟通。假如说在“前市场化”时代大学的质量评估只是师生之间关于学习成效的一种信息传递，那么在今天国际化形势下大学质量评估则成为大学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这两种信息传递目的不同，规模不同，听众不同，方法自然也需要调整。如何调整？本文借用经济学家、特别是信息经济学家的思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评估过程，避实就虚，提出一个“内外有别”的评估模式。尽管在高教评估行家看来也许有点另类，但希望新的思路能够引发新的思考与研究，进而产生切实可行的大学质量评估方案。
注释：
①这是作者在美国大学工作时亲身参与的一个真实事例。
②“镇和礼服”(Town and Gown)指早期英国大学城如牛津剑桥中城镇居民(town)和大学师生(gown)的冲突和对立。礼服(gown)原为神职人员所穿的黑袍，后来演变成大学里代表学术身份的袍服，由四方帽、流苏、学位袍和垂布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