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现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投资和出口对GDP贡献比重偏高，消费对GDP贡献比重偏低，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降低投资比重，减少出口依赖，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同时，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实现“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如果不加以理清和纠正，可能会对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产生误导作用。 一、关于投资问题 我国的人口现状和城乡巨大差别，以及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决定了投资的强度和比重不可能比照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看，基础设施的建设时间往往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充分显现出决策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眼光。许多国家地下管网隧道动辄有上百年的历史，马路街道规划也形成于百年前，水、电、气、热的供给系统远远优先于我国；工业领先国家的工业基础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都经过了长时间的建设和完善，造船、钢铁、飞机、矿山等工业基础设施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持久的。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投资建设，道路、桥梁、机场、铁路、电力、供水、供气、供热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了连接成网的高速公路和时速超过300km的高速铁路，另一方面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下游钢铁、水泥、玻璃、建材、电子等领域的发展。尽管经过了多年的大量投入和建设，但我国的基础设施缺口还很大。从城乡市政基础设施看，广大农村地区的空缺明显，支撑农村地区未来发展的必要基础设施亟待加强；有的城市基础设施陈旧，发生类似青岛石油管道爆炸等灾害的概率和影响巨大；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不足不全，规划不合理、建设不到位，常常出现城市瘫痪和人员伤亡的现象；个别地方路桥建设跟不上，百姓出山、过河都“难于上青天”。从工业基础设施看，工业布局规划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与缺失空白并存。除此以外，医疗等社会保障服务的投资以及有利于维护环境可持续性的投资缺口也很大，虽然一些工业行业饱受过度投资和空置产能的困扰，但我国的服务业并无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从大国国情、特别是城乡发展现状来看，支撑我国未来战略发展的基础设施远未完善，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这部分投资需求是中国未来战略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投资的重点领域。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考虑投资的地位和比重，不能为了简单地平衡数字而放弃必要的投资。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确保有效，要以有利于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为原则和前提。有些地方超出实际需求建设高速公路，结果对当地经济发展拉动极其有限，但代价却是占用大量资金和土地等资源，没有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有效的投资领域中；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简单地为了GDP而投资，投资规模上去了，地方GDP数字美化了，但没有实际的经济发展效果，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有些地方把本该投资于农村小学和扶贫的资金挪用到不切实际的工程中，在贫困地区建起豪华的办公楼和别墅，在缺水城市建起大型喷泉景观工程；有些地方不顾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国家工业布局规划，集中建设大量的钢厂和水泥厂，生产低端重复的产品，不仅扰乱了工业品市场，还造成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可见，投资必须要经过认真的规划，投入的时间、规模和项目必须通过审慎的评估，一切都要以有利于国家长远战略为准则，确保投资的有效性。 二、关于出口问题 近2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纺织、服装、玩具、电子、日用品等产业发展迅速，有效地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突出，最高时达到40%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出口企业和产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关停和严重的颓势，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速，甚至影响到国内金融领域和社会稳定。到2013年，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已下滑为负，出口的萎靡程度可见一斑。当年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们对全球一体化的“双刃剑”特性已早有评估，面对现在的风暴，我们要有冷静的头脑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出口的颓势来自于国外需求的减少，随着美国和欧洲主要经济体的逐渐复苏，出口也会逐步恢复和重振，决不可对出口失去信心，更不能让出口产业的结构调整就此停滞。 出口占比的明显下滑，对GDP贡献不再突出，并不意味着出口地位不重要，更不能就此忽略出口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不能忽视出口为我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抛开“唯GDP”的世俗观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出口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第一，出口是我国巩固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展现中国现实存在和发展实力的最有力“名片”。第二，出口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发挥我国成本和资源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直接途径。第三，出口不仅可以换来外汇收入，同时可以促进文化输出和一定政治目标的达成。可以说，出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开放型大国，出口在政治经济中的战略作用远不止于创汇增收，例如，美国不惜发动战争打开出口市场；美日“广场协议”源于美国对日贸易的逆差；欧盟通过立法、诉讼或仲裁，目的是为了打通国际市场等。如果单纯是为了美化GDP数字结构，进而忽视对出口的投入和扶持，我们将丧失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出口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影响不可以轻言放弃，要把出口摆在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 目前我国面临的出口问题，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因素，更有自身竞争力问题。在自身竞争力中，首先是技术。长久以来，我国靠低端制造加工换取微薄的利润，付出的却是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反观一些发达国家，无一不靠强劲的技术竞争力占领国际市场，欧盟中的德法两国出口强劲，靠的就是高精尖、高质量、高标准商品。公认的事实是，单纯依靠以往的低端制造加工带来的出口，既没有可持续的市场，对我国的战略性长远发展也没有好处。其次是品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出口国，却没有自己的主流服装品牌，大部分属于贴牌生产；iphone手机的各个零件基本都在中国生产，我国的利润却只占据售价的3.6%(美国占49%，日本占35%)。第三是成本。对中国而言，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力成本不再具有优势，未来成本的核心问题在于人民币汇率，强势人民币对于出口没有好处。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来看，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实质就是靠日元贬值来提高出口贡献和刺激经济；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与日本签署的广场协议，也是靠美元贬值来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三、关于消费问题 我国处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然国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和积累，但尚未达到主要依靠消费带动经济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是简单的数字平衡问题，更不能通过强制消费来实现，而需要有高储蓄率的发展前提、殷实的资本积累、足够的基础设施、完善的社会保障、成熟的消费环境、健康的消费心态等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认清消费的基本规律，认识到消费的促进和兴起不是一蹴而就，更不可以单纯为了提高消费占比而反向强制消费。 一要通过有效投资拉动消费。除了保证人的正常吃穿住行所需的生活性消费外，要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有利于提高未来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质量，要从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方面入手，增加消费的前期投入。有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始于英国，得益于英国国民相对较高的识字率和算数能力，因此，为国家长远战略发展考虑，基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消费是大方向，为此进行的科教文卫的前期投入不能荒废。二要避免畸形奢华消费。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尚存弊端，地区发展差异较大，国内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社会一部分人超越了享受型消费的范畴，热衷于开高档车、穿华丽衣服、住豪华房子的奢侈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社会的消费方向。以史为鉴，如果国民的消费都追求奢华，就会如同古罗马贵族、中世纪法国王公和北宋后期奢侈之风一样，社会和国家就会糜烂。三要避免高福利和公款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基础，但像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确不可取。公款消费必须逐步减少，过度的三公消费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经济和社会没有好处。 四、关于产能过剩问题 近年来，国家多次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控，特别是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过剩行业实行压缩，但收效不大，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产能越控越多的态势。很多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症结所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很多声音集中在拆除已有装备、关停部分企业等“去产能化”的思路上。表面看，国内的过剩产能似乎已经到了非拆不可的地步，而“去产能化”也不失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办法，但从我国的内外部环境和开放型大国的定位来看，解决产能过剩应该强调以理性全面客观认识产能过剩为前提，而非一概而论采取“一刀切”政策；应强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而非仅靠产能绝对值的减少；应该从有利于我国未来战略性发展和确保经济安全出发，而非过分追求产能利用率数字而自伤元气。 从产能利用效率看，中国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据有关部门调查，2013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80%，闲置产能达20%以上，低于国际上“公认”的82%的产能利用率正常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所谓的82%只是一个统计分析上的中值水平。中值水平并不是公认的产能过剩与否的分界线，评估产能利用率是否正常还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差异。从国外数据来看，美国1967-2012年期间的中值水平为80.6，其中1967-1979年期间为84.5，1980-1999年期间为81.3，2000-2012年期间为77.7，金融危机高峰期为66.8，即使是2012年也只有78.9。
就结构而言，我国只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发改委的数据，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行业有：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钢、风电设备、光伏、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0%，其中电解铝、光伏两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低于60%。产能利用属于正常水平的行业有：煤炭、发电，产能利用率高于85%。产能利用状况最好的行业是汽车，目前产能利用率超过95%。我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是结构甚于总体，即使是严重过剩行业本身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端产品产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许多品种或是空白，或是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低端产品产能大多严重过剩。比如玻璃，从整体看产能严重过剩，但电子用平板玻璃、玻璃基板一直依赖进口。又如，在风电设备行业，风机组成控制系统也基本依赖进口。由此看出，本轮产能过剩结构性特征较为明显。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经济运行周期的必然产物，买方市场一定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这是正常的。理论上讲，产能过剩在对经济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一定程度的产能闲置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还具有积极功能，有助于调节和平滑需求波动，发挥类似于合理库存的调节功能；合理的产能闲置剩余，作为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一个因素，还可以推动优胜劣汰、提升消费者福利；在宏观总量周期变动过程中，库存调整也需要通过产能闲置程度变动加以实现，产能闲置可以发挥蓄水池的功能。而积极作用的实现，一方面是要将“过剩”二字控制在数字而非结构，即数字性过剩可以接受，结构性过剩必须要调整；二是要将“过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三是要使市场因素在调控和利用过剩产能方面发挥作用。 但从国内目前的过剩产能来看，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已经远超其对市场的积极贡献；过剩的产能基本为低水平产能，对市场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低水平的产能过剩造成的不良后果也十分明显。对企业来说，过剩的产品销售不佳，利润降低，亏损面大；对环境资源来说，产能过剩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治理压力；对银行来说，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和流动性不足严重威胁银行资产安全。 分析、破解当前产能过剩矛盾，既要从动态角度看问题，又要具有全球视野。日本年产钢1.1亿吨，本国只消化6600万吨，其余产能靠出口实现。从我国情况看，一些产品国际市场依存度高，从国内需求看是过剩的，但从国际市场角度看并未过剩。例如，我国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的出口依存度达50%左右，电脑、DVD、皮革服装等达到80%。行业产能并未出现明显过剩倾向。另一方面，应从出口竞争力提升与国际市场动态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产能过剩问题。例如，1998年纺织业改革脱困时，静态看普遍认为国内产能压到3000万锭产能比较合适，而到2000年则提出压到3400万锭，但2005年发展到7500万锭也未出现明显过剩迹象，这是因为伴随中国纺织品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市场容量的扩张，纺织出口已经占到当时国内产量的1/3和国际市场的1/5，国际市场需求消化了所谓“过剩”的产能。 尽管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一些过剩产业在国际市场的增长空间依然较大。根据德勤有限公司全球制造业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在当前以及未来五年均仍将位居榜首。其关键优势在于，中国劳动力及原料成本优势、政府对投资制造行业扶持以及完善的供应商网络。基于上述优势，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国际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以及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增长，中国现时“过剩”的产业未来仍然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此外，我们还应动态地分析、把握行业产能是否过剩。我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看才进入中等水平，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53%、人均GDP达到6629美元，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同时，中国产业升级与进口替代需求巨大。目前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加快产业升级和提升进口替代率，已经成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必然选择。因此，在我国彻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前，当前“过剩”的产业还有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 “去产能化”，要明确去什么，有的不但不能去，还要大力发展；有的即使过剩，还要考虑到它所形成的长期的经济战略优势，不能操之过急，对于已经形成核心竞争力的要保留发展，要在一段时期容忍过剩，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为未来的发展积累优势。 一是处理好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不能成为压缩过剩产能的操盘手，但必须在制定完善专门政策法规方面积极行政，从环保、产品、工艺等角度制定行业性的强制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全部淘汰。例如，工信部出台了“钢铁企业生产经营条件”，设定了环保、产品质量等硬性指标，并依此条件筛选出符合条件的钢铁企业。此项政策的实施，相当于为全部钢铁企业打上了“许可”或“不许可”的标签，未来淘汰产能的目标也会更加明确。 二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从开放型经济角度分析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依赖和利用全球消费能力，化解我们自身的产能过剩矛盾。例如，美国、韩国、欧盟一些国家都有较大的制造生产能力，如果单靠国内消费，产能一定过剩，但他们依靠全球市场，向世界范围提供飞机、船舶、高端机械，向外输出产能。因此，面对我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开放型经济体，不能只从封闭的角度考虑降低产能，要着眼内外部两个市场。 三是放眼长远，将部分过剩产能视为战略性储备。产能过剩是周期性很强的问题，一旦不合理地“去产能化”，伤害的可能是已形成的长期的经济战略优势。比如光伏，我们在世界上已经占据了很有力的竞争地位，目前受到外部需求减少影响，短期看是过剩，但长远考虑，不能急功近利、简单地全部淘汰；还如造船，属于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关系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兴国之策。站在富国强军的战略高度，像造船这样的行业，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优势和规模的产业，不可简单地“去产能”。 四是多手段综合并举解决过剩产能。要充分利用产业链作用，例如，水泥厂发展水泥制品、大型水泥构件，钢铁厂发展下游钢材产品深加工等，以解决水泥过剩和钢材过剩问题。市场拓展上，要通过技术和产品打开市场，通过商务外交扩大市场，学习美英等国的商务外交策略，推销产品，扩大出口。此外，还要鼓励市场化的并购重组，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横向兼并，要避免行政化的“拉郎配”。 五、关于“去杠杆化”问题 一些机构和专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债务支持，这种经济增长局面难以持续，“去杠杆”特别是金融“去杠杆”的呼声渐高。 诚然，债务扩张确实是近年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债务压力主要集中于信贷规模扩张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上，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债务扩张支持和驱动的结果，债务风险与过去相比确实明显上升。根据央行和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推算，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经济体系负债总规模约为105万亿元，与GDP之比约为200%，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65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125%；家庭负债11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21%；政府负债30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58%。而一些国内外机构也对2012年年末国内债务规模占GDP比例进行估算，渣打银行的估算最高，约为220%。 就大家普遍关注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偿还状况，从国际比较来看，成熟经济体的企业债务一般占其GDP比重的50%-70%，我国企业债务水平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居于最高水平区间；企业的债务与税前收入比例在3倍以上，远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1—2倍左右的水平。虽然我国债务风险趋于上升，债务规模及偿债能力引发了市场极大担忧，但我们认为总体风险仍然可控，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第一，从国民经济总杠杆率来看，2012年中国经济的总杠杆率大约为200%，远低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平均350%的杠杆率。 第二，从家庭债务状况来看，我国家庭债务占GDP比例只在21%左右，虽然占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03年的26%，上升到了2012年的52%，然而该比例不仅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而且远远低于亚洲其他国家，如泰国的近80%、韩国的76%和亚洲(扣除日本)平均水平53%。我国家庭债务绝大部分是住房按揭贷款，按揭贷款首付比例平均超过20%，按揭贷款一直是商业银行质量最好的资产，加上我国居民当前50万亿元左右储蓄存款，即使考虑房地产价格下降因素，亦不会出现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第三，从政府债务状况来看，只要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我国政府债务就不存在偿还风险。主要理由：一是与欧美国家负债消费和负债维持高福利等债务特点相比，我国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实际利用效率较高，能产生回报。二是政府偿债能力比较强，根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拥有长长的可用于偿债的资产清单：(1)央企资产和国有控股大型金融企业金融资产；(2)地方国企资产；(3)政府拥有庞大的法律支持可以迅速变现的楼堂馆所类的非经营性资产；(4)功能强大的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铁路、高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5)国土海洋矿产森林等资源；(6)外汇储备。上述资产粗略加总已超过300万亿元。如果债务问题真的严重到“卖家底”的地步，相信上述资产足以有效解决问题。三是我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都是内债，外债占GDP比例在4%以下，与欧美外债占比较高、受制于国际因素较多有根本上的不同。 第四，从企业债务状况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从2007年的24万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65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贷款额约44万亿元，企业债余额约1万亿元，所谓的影子银行融资约20万亿元。由于我国本轮经济下行周期已经持续了6年，目前连续9个季度稳定在7%-8%的运行区间，微观经济的宏观环境开始改善，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加快。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15%，比上年加快6.88个百分点，企业大规模债务违约、出现债务危机可能性很小。 虽然我国债务规模扩张较快，总量已经较大，债务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去杠杆化”已成为必然要求，但从世界各国经济危机过后的恢复经验来看，保持一定力度的政策刺激和债务推动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去杠杆化”要把握好力度，区别对待，稳妥推进。应结合偿债能力和偿债水平把握好负债水平。根据现有各主体负债水平态势，我国家庭负债水平仍有增长空间，家庭负债占GDP比例仍有10—20个百分点空间；在加强土地产权清晰化改革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虽不宜再扩大，但也不能过急过猛压缩；同样，企业也应加强债务管理，优化债务结构；应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尤其加强集中交易以外的民间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当前我国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不到50%，而发达国家如美国这一比例超过100%，如果我国能达到这一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将得到较好的改善。 综上，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开放的经济体本质出发，着眼于我国未来战略性发展，投资的方向必须明确，出口的基础必须打牢，消费的引导必须理智，化解产能过剩也必须有新思路。结构调整应避免掉入所谓经济再平衡的数字“陷阱”，更不可简单对比西方的经验数字、照搬做法，轻则扰乱视听，重则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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