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与非同一性的哲学地位——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非同论文,哲学论文,地位论文,阿多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006-07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如果说卢卡奇、列斐伏尔、萨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思想重心在于辩证法的实践性、主体性、总体性，那么，阿多诺的思想重心则在于辩证法的个别性、特殊性。《否定的辩证法》是其最主要的哲学著作，由于其直接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学理上首次系统地论证了非同一性的哲学地位，因而认真研读它，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否定性辩证法的提出
阿多诺是一位非常有创见同时又尤为激进和极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哲学反思。面对法西斯主义的草菅人命、疯狂屠杀，面对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下全面异化的痛心无奈，为了争取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阿多诺把矛头指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同一辩证法，并提出了“否定，否定，再否定”的“否定辩证法”。
阿多诺留给世人最震撼人心的话就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在其最艰深的哲学著作《否定的辩证法》的最后一章里，他写下了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哲学反思。“几百万人”、“种族灭绝”、“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炉”，这些至今流着血的字眼，使阿多诺长年遭受“梦的折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这些像猪羊一样被送进屠宰场并用现代化的机器进行宰杀的难道不是人吗？在理性、国家、普遍性面前，这些活生生的个体难道不是基本的哲学存在？“这正是迫使我们从哲学上来思考的东西。在哲学上，我们体验到了冲击：哲学的刺透越是深刻、越是有力，人们就越是怀疑哲学从人们身上清理掉了实际的事物。”奥斯威辛的恐怖场景告诉我们，“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尽管思想的幸福、它的真理性的前提唯一存在于崇高之中”[1](P365)。这些脚踏实地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特殊性，只有这些个别，才是应该被重新思考和认识的东西。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面前，阿多诺首先感到了哲学的堕落，即在同一性的旗帜下灭绝了非同一性。“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P362)因为种族灭绝是在理性、普遍性、同一性、国家的口号与原则下执行的，哲学为同一性证明了一切，却剥夺了非同一性、个别、特殊、人的存在。面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除了哲学，阿多诺还对文化的失败感到痛心：“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文化已完全变成了它曾潜在地所是的意识形态。……任何为维持这种应彻底谴责的和破旧的文化而辩护的人织成了它的同犯，而那种否定文化的人则直接推进了人们的文化所表现出的那种野蛮状态。”[1](P367)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其深层的根源却是哲学的堕落和文化的失败，是人性的冷漠和利己。“冷漠”是“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集中营”[1](P363)。
这种冷漠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金钱的需要成为人的唯一主要的品质。……社会的本质是没有人性的，只是金钱。它的本质就成了纯粹经济的了。……一种没有人性的力量支配着一切”[2](P194)。由于“现实的人”变成了“经济人”，又“由于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其法律的世界上”，个人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自我”，而资本的原则构成了社会的主要趋势，阿多诺认为，这是一种“最可怕的事情。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样”。正是资本原则和哲学同一性的共谋，导致了“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1](P363)。面对奥斯威辛的种族灭绝，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暴与冷漠，阿多诺的思想终于爆发——“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1](P363)，其哲学批判矛头首先指向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
二、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阿多诺认为，哲学思考的重心应是个别、特殊、非同一性，即应把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作为哲学思考的重心，然而在最具辩证法思想的黑格尔哲学中，个别、特殊、非同一性却遭到了不应有的蔑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从“某物”开始，不是从具体的个别性、特殊性、非同一性开始，而是从“存在”开始。由于“存在”不是个别，而是一种普遍的特性，这样，非同一之物在一开始就被“存在”中介了，其直接性变成了间接性。“逻辑首先想证明的绝对唯心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假定为前提。这也就是黑格尔拒绝从‘某物’开始而不拒绝从存在开始的要害。非同一之物不是直接的，它是一种被中介的东西。这种说法看似无关紧要。但在核心之点上，黑格尔未能公正对待他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非同一之物是同一的——作为自我中介的——但它也是非同一的：它是与它的所有同一物相对立的他者。黑格尔没有把非同一性的辩证法贯彻到底。”[1](P119)也就是说，既然非同一之物是同一的，也是非同一的，那么，就应该从非同一之物开始，而不是从同一之物、存在或同一性开始。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发展，而非理性、非同一性、个别性、特殊性在本质上不过是为理性服务的工具：“单独的个别人，从其本义来说，只在他是体现着(一切)个别性的普遍的众多时才是真实的；离开了这个众多，则孤独的自我事实上是一个非现实的无力量的自我。”[3](P36)因此，个体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然而，黑格尔却由此而否定个体、非同一性的存在意义，认为“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4](P203)。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绝对精神作为同一性的集中表现，是消解非同一性的根本力量，“永远肯定自己以对抗特殊物的唯一绝对裁判官，就是绝对精神，它在世界历史中表现为普遍物和起着作用的类”[4](P260)。因而在黑格尔那里，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不是非同一性，而是同一性。由于排斥个体性、非同一性，黑格尔哲学最终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成为一种保守的形而上学。“与黑格尔本人的理解恰恰相反，他的绝对体系由于持续不断地抵制非同一之物便否定了自身。的确，没有非同一之物就没有同一性。但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同一性作为总体性具有本体论的在先性。”[1](P119)既然黑格尔承认“没有非同一之物就没有同一性”，那么，在理论体系上就不应没有非同一性的地位。显然，黑格尔在一开始就从本体论上剥夺了非同一性的在先性，这在根基上是反辩证法的。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P150)，离开了非同一性，也就无所谓辩证法。“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依赖性正如黑格尔几乎要得出的结论那样：是对一切同一性哲学的抗议。”[1](P119)黑格尔在这里已经明确地站在了非同一性的对立面。“黑格尔认为它的这种缺乏是一个优点，是某种更崇高的东西，保持得像神一样——相对于他不可避免地从中抽象的东西。越少就越真实，如同后来在海德格尔的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关于朴实的、壮观的意识形态中那样。”[1](P119)因此，黑格尔哲学一开始就是保守的，具有反人道、反个体、反非同一性的性质。而对于真正的辩证法来说，“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1](P365)。
在这里，阿多诺为什么也要批判海德格尔呢？他认为，海德格尔犯有与黑格尔同样的错误。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是“存在”，他从基础存在论出发，从人的此在引出物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甚至到达了对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的辩证认识的边界。但他在存在的概念中没有贯彻这一矛盾。他压制了它。被莫名其妙地归在存在名下的东西嘲笑了概念和概念意指的东西的同一性。但海德格尔把这种东西当作一种同一性，当作纯存在本身，没有它的另一者。他把绝对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当作一种家庭耻辱而掩盖起来”[1](P101)。海德格尔的存在就是being，也就是“是”，既是一种属性，也是一种生存的状态，“由于‘是’既不是一种纯主观的功能，也不是一种物品、一种存在物——因为对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说它决不是客观性——海德格尔便把它叫做‘存在’、即既非主观又非客观的第三者”。这样，非同一性的在先性依然被掩盖了起来，而“既非主观又非客观的第三者”取得了本体论的地位。“这种改变忽视了这一术语的意图，而海德格尔却自认是这一术语谦卑的解释者。‘是’既不可以叫做一种纯思想，也不可以叫做一种纯存在物，因此不允许被美化成与这两种规定性相对立的某种先验的东西。每一种思考‘是’的企图即使是以最苍白的一般性来思考，都要一方面导致存在物，另一方面导致概念。”[1](P101)海德格尔离开了“是”的主体而展开其思想体系，非同一性在他那里同样是非本体论的。因此，他在“存在”的术语下掩盖了“在存在的深渊中消失的东西”，即存在物，亦即非同一性、个别性和特殊性。
除了同一性、存在，阿多诺还揭示了概念拜物教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是用概念来表达事物的内在性质的，其所表达的是事物的共性、同一性、普遍性、必然性，因而并不能完整地表达事物本身，因为除共性、同一性、普遍性、必然性以外，事物还包含着个性、非同一性、特殊性、偶然性。然而，在概念的演进过程中，人们往往舍弃个性、非同一性、特殊性、偶然性，而把概念与事物相等同，从而形成概念的拜物教，这是概念形而上学的根源。阿多诺认为，一切概念都不是自足的，概念以非概念物为前提，而概念拜物教的根源就在于否定了这种非概念物，把概念看作是自足的。“哲学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消除了概念的自我满足，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概念即使在陈述实际存在的事物时也是一种概念，这也没有改变概念本身是和非概念的整体交织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它同这个整体的唯一间隔就是它的物化——那种把它确立为一种概念的东西。”[5](P248)概念是对事物共性的反映，而每一具体事物不仅包含共性，而且包含个性。“概念的每一定义最终都需要有非概念的、直证的因素——是概念的特点，所以就恰恰相反，作为归类于概念之下的实体的抽象同一体将脱离这本体之物。”[1](P11)概念拜物教正是由此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概念一旦作为抽象同一体脱离本体之物，就有可能走上形而上学之路。阿多诺强调：“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对概念中的非概念物的基本特性的洞见将结束这种概念所产生的强制性同一。概念对自身意义的反思将不再把概念的自在存在的外表当作意义同一体。”[1](P11)很显然，阿多诺的理论方向是“趋于非同一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必然性迫使哲学运用概念。但这种必然性不应该变成概念先验性的美德。……概念的实质对概念自身来说是内在的，即精神的，同时又是先验的，即本体的。”其路向不是要确立事物的非同一性，而是要确立事物的同一性。阿多诺认为：“意识到这一点，就能摆脱概念拜物教。哲学的反思要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否则：根据康德的名言，概念就是空洞的，最终由于不再是任何事物的概念而成了虚无。”[1](P10)因此，要反对形而上学，就必须反对概念拜物教。
由于以同一性、存在、概念为本体的三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都忽视了非同一性、个别性、特殊性的存在，在客观上也就是忽视了人的生命个体的存在，因而阿多诺站在非同一性、个别、特殊的立场上，展开了对传统哲学体系和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
三、非同一性：否定性的力量所在
阿多诺认为，辩证法不是对同一性的意识，而是“对非同一性的前后一贯的意识”[5](P240)；“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P150)。因为只有不同一的东西才倾向于真实，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因。辩证法的实质是否定，只有否定的辩证法才是真正的辩证法，这种否定性的力量就在于非同一性，正如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前言》中所说：“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否定性是“他者对同一性的抵制，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1](P158)。也就是说，推动事物前进的根本动力不是同一性，而是非同一性。
黑格尔也承认否定，并把事物的内在否定看作是辩证法的本质。但阿多诺认为，黑格尔的否定观是不彻底的，因为其否定的目的是为了肯定，也就是说，黑格尔从肯定出发，经过否定，最后达到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每一阶段都使事物的同一性得到增长，因而所谓否定之否定实质上是肯定，“对黑格尔的思想来说，肯定之物是从否定中产生的，不单是和他青年时期反对的那种肯定性有共同的名称。把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性是同一化的精髓，是带有最纯粹形式的形式原则。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占了优势”[1](P156)。因此，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蕴涵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即肯定性的同一性。阿多诺认为：“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用同一性来平息辩证矛盾、平息不能解决的非同一物的表现就是忽视辩证矛盾所意指的东西，这是向纯粹推论的思维的复归。”[1](P157)因此，辩证法的规律不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阿多诺强调指出，当“集中营里的施虐狂们对他们的牺牲品预言，‘明天你们将化为烟雾从这个烟囱里升上天空’。这种预言表明了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个人即使在他的形式上的自由中也像在清算者的脚下一样，是可互换的和可替代的”某种符号时，“绝对的否定性是司空见惯的，不再使人们感到惊奇”[1](P363)。“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P362)因此，否定的辩证法所遵循的是瓦解的逻辑：“这种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1](P142)阿多诺还强调：“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只有那种从一开始就以肯定性——作为总概念性——为先决条件的人才会坚持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性的命题。”“坚持不懈的否定非常严肃地主张它不愿意认可现存事物。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不是充分的否定。”[1](P157)相反，“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使自身一体化是以牺牲它的潜能为代价的”[1](P11)，即以牺牲个别性、特殊性、多样性，牺牲事物发展的原动力为代价的。
不难看出，阿多诺的根本立场是否定的立场，异质的立场，非同一的立场，即“在哲学上我们确实力图使自己沉浸在和哲学相异质的事物中，而又不把这些事物放置在预先构想的范畴中。我们想尽量紧紧地坚持异质的东西，像现象学的纲领和齐美尔的纲领已经努力做的那样”[1](P11)。
四、告别一切形而上学
正是从否定性出发，阿多诺对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思维传统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历史上，哲学真正关心的事情正是黑格尔与传统一样表示漠不关心的那些问题。这就是非概念性、个性和特殊性——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被当作转瞬即逝的没有多大意思的东西而不予考虑；黑格尔则给它们贴上了‘惰性存在’的标签。”[5](P243)在他看来，一切以同一性、普遍性、理性为本体论原则的哲学体系无疑都是错误的。这种“哲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它们的基础被它们自身的不可能性所纠缠。恰恰是在现代体系的早期历史中，每一种体系都注定在下一种体系手中被消灭”。因而，任何体系都不是永恒的，创造所谓永恒的哲学体系往往是哲学家的故弄玄虚，而“一切体系的故弄玄虚，直到康德的、甚至黑格尔的(不管后者的纲领如何)结构的烦琐，都是一种先验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标志，特别是在康德体系的破裂中非常诚实地记录下的失败。莫里哀第一个表明故弄玄虚是资产阶级精神的本体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因此，任何所谓永恒的思想体系的观念，都是可笑的，“体系只能证明学者们的胸襟狭窄”[1](P20)。
任何以同一性、理性、普遍性为原则的本体论思维方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一旦辩证法成为不可拒绝的，它就不能像本体论和先验哲学那样固守它的原则，它不能被继续当作一种不管如何变更都得坚持的支撑性结构。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1](P133)因为本体论的结构蕴涵着内在永恒的同一性，而被抹煞的恰恰是推动事物前进的动力——非同一性。
从否定性辩证法出发，阿多诺反对任何以永恒的观念为基础的“第一哲学”，认为“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点假定事物是从一个基础中产生的。……这意味着要对基础概念以及内在的思想的第一性进行批判。”[1](《序言》)同时，他也反对抽象的“物质”概念，认为它在本质上依然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他指出，黑格尔的物质概念是一种概念的抽象：“由于物质的概念是无规定的，物质概念作为一个概念又恰恰缺乏它意指的东西，所以一切光线都落在它的形式上。黑格尔最大限度地以此来迎合西方的形而上学。但恩格斯走向了对立面，作出了同样非辩证的结论：物质是第一存在。”[1](P120)
阿多诺之所以要反对抽象的同一性，反对“永恒的真理”，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在非同一性作用下，任何同一性都必然要走向瓦解，任何永恒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历史的、暂存的，把历史的、暂存的尔西夸大为永恒，在本质上就是为现存的制度服务。他以交换原则为例：“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1](P143)如果认为这一原则是永恒的，那么，这种观念在本质上就是反历史、反辩证法的，其客观结果就是承认资本原则、交换原则的永恒性。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同一性克服非同一性的过程，那么，“修剪个体之结果不会产生一个被清理掉偶然性杂质的更高级的主体，而只是产生一个无意识地模仿的主体。在东方，在个性观点上的理论短路曾是集体压迫的一种借口”。同时，“政党不管是装饰性的还是恐怖化的，内于其成员的数目便在认识力量上先验地压倒了每一个体”。其结果必然是窒息历史发展的最终潜力——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力。对此，阿多诺认为：“孤立的个人有时可以比集体更清楚地感知客观现实，集体不过是其官员伪意识形态。”[1](P45-46)也就是说，只有从现实出发，从非同一性出发，从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体出发，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历史。因为“具体存在的要多于抽象存在的。这个‘多’不是强加于具体存在的，而是它内在的，如同从它之中被排除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非同一物就是事物自身的、反对它的同一化物的同一性”[1](P159)。他还特别指出：“生活的、肉体的、无意义的层次是苦难的舞台，这种苦难在集中营里毫无安慰地烧掉了精神及其对象化文化的一切安抚作用。”[1](P366)虽然“里斯本的大地震足以使伏尔泰摆脱莱布尼茨的神正论”，但是，这种“第一自然的灾难同第二自然、即社会的自然的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二自然蔑视人的想象力，因为这想象力从人类邪恶中引出了现实的地狱。我们的形而上学的能力瘫痪了，因为实际的事件破坏了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经验相协调的基础。从量到质的突变的辩证动机再一次获得了说不出的胜利。通过管理手段对数百万人的谋杀使得死亡成了一件在样子上并不可怕的事情。个人经验生命的死亡再也不可能像是与生命过程相符合的事情。留给个人的最后的、最可怜的财产也被剥夺了。在集中营中，死掉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样品”[1](P362)。正是“着眼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再重现、着眼于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来安排人们的思想和行动”[1](P366)，阿多诺在痛苦的思考中走向了绝对否定的辩证法。
五、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非同一性问题是辩证法研究中的难点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理解辩证运动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
阿多诺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站在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的“否定的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是同一性，同一性通过扬弃非同一性而达到新的同一，因而其“否定之否定”的实质是肯定；同一性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这种同一性哲学构成了资本统治世界的哲学基础。在他看来，事物的否定是彻底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力量在于非同一性，“辩证法是对非同一性的前后一贯的意识”[5](P240)。概念的实质是同一性，“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1](P11)。由于非同一性对同一性的否定是彻底的，因而辩证运动法则不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由于阿多诺彻底地否定了同一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他也是一位最极端的哲学家。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地评价他的思想呢？
关于辩证法，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6](P146)“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7](P24)列宁则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8](P240)为什么需要说明和发挥？因为辩证法主要是针对历史过程，不能过于泛化。马克思称黑格尔为“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9](P109)，这里主要肯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列宁也认为“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10](P22)，并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和历史上。一旦泛化为自然辩证法，就有可能使辩证法神秘起来，成为一种支配社会和历史的社会外力量。正如施密特所言：“离开人的思维活动和生产可以独立实现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必然转向对‘自然主体’的泛神论、物活论的理解，随之也就放弃了唯物主义的立场。”[11](P385)似乎自然是一种具有主观思维的实践主体，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产生辩证要求，而真正的辩证过程主体则被排挤出历史过程。
所以，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2](P112)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存在，没有实践，也就没有人的思维和所谓观念的东西，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辩证法才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P112)也就是说，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事物和永恒的观念，任何事物都因其矛盾的内在发生、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而只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没有同一性，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但没有非同一性，也就没有事物的质变，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因此，黑格尔和阿多诺的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旦走向极端，也就违背了辩证的原则。阿多诺的理论就具有这种极端的性质，其走向极端的根源在于他的“星丛”理论，因为“星丛”理论在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否定了事物的统一性，其结果也就导致了对同一性的绝对否定，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
但阿多诺提出的非同一性理论在当今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强调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忽视了关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的研究，造成了真理问题和普遍规律的空泛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肯定了考夫曼对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概括。考夫曼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里，考夫曼主要讲了两点：一是马克思非常重视规律的研究，尤其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二是应重视事物发展阶段的研究，从而揭示一种阶段过渡到另一种阶段的必然性。辩证思维的实质就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因而考夫曼的下面这段话非常重要：“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为什么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考夫曼进一步分析说：“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其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12](P111)马克思对考夫曼的描述非常满意，在作了以上引证后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12](P111)因此，真正辩证的方法不是停留于揭示一般的普遍规律，而是要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规律，这才是其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作了如下概括：“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6](P329)他在这里也明确提出了否定的概念，认为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阶段之间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一种否定方式的联系，因而也包含着前后两个阶段之间内在的同一性。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提出了一切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的重要论点，这就使辩证法脱离了抽象和神秘，变得具体和现实，辩证法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历史阶段得以凸显，由此世界才可能连成一体，普遍联系的原则才成为辩证思维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既重视同一性，也非常重视非同一性。他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以语言为例谈到生产的规定性时说：“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3](P22)在这里，马克思既肯定了统一的作用，又把“差别”看作是事物发展的本质性动力，可见其对差别的重视。
针对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局限，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14](P331)这一批评显然也凸显出马克思对特殊形态与一般形态的区分的重视。
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矛盾的分析：“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15](P409)因此，“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规律”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历史辩证法内涵的最高概括。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强调辩证法的基础是实践，而且强调矛盾的内在发生以及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并不仅仅使思维停留于普遍的一般规律，而要求“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规律”，要求重视特殊性、个别性与非同一性。但他并未把特殊性、个别性、非同一性绝对化，而是强调支配每一特殊阶段的最主要的特殊规律，否则就有可能如同阿多诺一样，使辩证法被无穷无尽的特殊性、个别性、非同一性的偶然、枝节因素所淹没。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只有列斐伏尔提出了辩证法的阶段理论，他说：“混淆阶段常常使经济学家犯错误。他们推崇整体，但又不懂得整体。”“社会整体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或实际的结构而存在的。”“阶段的这种变化是同哲学上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相符合的，它支配着这种过渡。整体化不是思辨的幻想。”[16](P430)这里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阶段的划分不是随意的，而是和哲学上从知性到理性的过渡相符合的；二是社会整体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结构而存在的。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都很重要。
如何辩证地理解黑格尔和阿多诺理论的合理性，是正确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关键。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自然，而在于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主体人本身；辩证法之所以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实践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的相对性。不断地实践与超越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天命，因而辩证法或辩证逻辑是人的必然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而这个人既不是离开非同一性的抽象理性人，也不是离开社会同一性的抽象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不断进行实践的活生生的个人——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构成了辩证法的真正基础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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