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产辩证法”——评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马克思论文,辩证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4)11-0115-07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诘问，是从马克思立论的“阿基米德点”——“生产”本身出发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立场和视野所限，鲍氏抓住的这一基点，却是奠立在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误释和误判的基础上的。在此，我们有必要结合马克思和鲍德里亚各自对生产概念的具体阐释，深入还原和凸显马克思“生产”理论应有的内在张力。 一、生产之“镜”：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误读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的开篇序言就模仿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口吻指出：“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①从鲍德里亚的这一论断可以看出，本来作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生产”，却失去了其应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反而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谋”的“生产幽灵”和“生产浪漫主义”，也即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在鲍德里亚这里，马克思批判的武器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正是生产的概念，需要进行根本的批判。”②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生产”概念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生产由批判和革命的武器变成了“革命的幽灵”和“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③在以“生产逻辑”对抗“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希望通过生产逻辑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出卖劳动力时被异化的，这样，在审视更为激进的前提时，他们相信自己作为劳动力可能被异化，而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时是“没有异化的”。因此，鲍德里亚强调在这种对资本的激进逻辑分析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同西方理性主义观点仍然保持着一种“人类学的共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助于“资本的诡计”④。也就是说，马克思用来反对资本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在此基础上，“由于把自己理解为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合理化形式，马克思锻造的武器转而反对他自身，并使他的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辩证顶峰”。所以，虽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⑤。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依然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本逻辑的延长线上继续推进的。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生产的幌子”遮住了它致命的内在矛盾，只是提供了一种描述的理论，一种复制的逻辑；马克思生产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与它所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同流合污”了。 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在马克思这里是同一个逻辑，都是形而上学的逻辑，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恐怖。因此，“为了质疑这个使我们屈从于政治经济学命运和价值恐怖主义的过程，重新思考耗费和象征交换，就必须把马克思所发展的生产和劳动概念，当作与一般价值体系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概念加以分析”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劳动力——正式通过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概念(自然和进步、人与理性、形式逻辑、劳动、交换等等)。然而，马克思主义又以“批判的”帝国主义将这些概念普遍化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没有跳出“纯粹形而上学的陷阱”。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来理解过去，就像它不可能实现对原始社会的解码一样，同样它也不可能面对未来。它越来越不可能描绘出真正超越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前景。它‘辩证地’挣扎在资本的死胡同里，就像它挣扎在对象征的误解中一样。”⑦而为了超越这一意识形态幻象和跳出纯粹形而上学的陷阱，鲍德里亚又强调“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⑧。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既失去了解释力，又失去了革命性，所以自己不得不宣布：“我们将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种马克思主义培养了分析资本主义困境而不是革命道路上的专家。”⑨在鲍德里亚这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成了一个“半截子”的革命者。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是从宗教领域开始资本主义批判的。对马克思来说，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激进的，才能揭示出真正的矛盾，最终解决宗教问题。正像宗教批判对马克思来说已经完成一样，对鲍德里亚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已基本完成。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即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而这个层面就是以象征交换及其理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批判全部意识形态范围内“生产之镜”的形而上学。在这里，鲍德里亚抬出了他自认为和可以替代和拯救马克思“生产幽灵”的“救世主”。实际上，生产之“镜”的隐喻在鲍德里亚这里是反映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西洋镜”，而在马克思这里却是体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透视镜”。对此，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已指出：“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⑩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强调：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1)。这就启示我们，对人的本质的任何探讨都无法离开人的生产这面“镜子”。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倒是抓住了马克思问题的“根本”，但不幸却“跑偏”了。 所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之“镜”的“幽灵化”和“意识形态化”理解，严重误读和背离了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真实本质(对此本质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进行具体阐释)。鲍德里亚把“生产”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象征交换领域，把生产的本质理解为象征交换的“符码”，实现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这才是真正的和最大的“生产形而上学”，因为“符号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价值的商品规律扩展到符号范围接受检验的结果。鲍德里亚仍没有跳出他自己所竭力批判的生产逻辑。因此，鲍德里亚用自己的武断方式来硬性地想象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他用来批判马克思的武器，又不自觉地对准了他自己。 二、“符号”的生产：鲍德里亚的“生产形而上学” 在对马克思生产概念误读的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没有对生产形式进行根本的分析，对表现形式他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分析”，所以“以生产和生产的革命性公式的名义，对表现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已毫无意义”(12)。为此，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处在生产的末期，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了，要“把生产作为代码来分析”，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的“生产”进行“符号化”和“象征化”的后现代阐释：“除了作为方式的生产自主化之外，还应该让生产的代码也显现出来。这是生产在今天获得的维度，即在‘唯物主义’历史结束时获得的维度”。(13)正是在生产的这一“符号维度”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实现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浪漫主义”的“解构”，进而建构了自己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形而上学”。 在鲍德里亚看来，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摧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人”的虚构，但马克思是通过“生产”这一“主导图式”来做到这一点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生产着价值，而这正是“根据价值、终极目的和生产，对所有的人类品质、偶然的欲望、以及交换进行编码的另一种完全任意的协定和一种模拟模式”——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强调：“生产只不过是一个符码，这个符码强加着这种解码方式，这种解码方式既没有终极目的、密码，也没有价值。”(14)而生产作为“符码”，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马克思将生产方式的概念明确激进化和合理化了，他赋予生产方式“高贵的革命头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马克思的无条件关联，“生产”概念才获得了它的巨大成功。但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却明确指责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15)。可见，鲍德里亚认为在其之前所有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都仅仅关注生产的“内容”的批判，而忽略了生产的“形式”。只要生产的形式没有被触及并有所突破，那么批判就未真正达及富有革命性的颠覆。鲍德里亚由此指出了作为形式之生产的一个根本特质：生产(production)“在其原初含义中，并不是产生(fabricate)，而是使某种东西成为可见的或者显现出现(make appear)”(16)。也就是说，生产并非那些被显现出来的东西、那些概念体系，而是这种特殊的“显现方式”，作用于某种事物、使其显现的机制。事物就是在生产的“显现方式”的作用下被构建起来的。这就是生产的普遍图式——作为符码的主导图式。在鲍德里亚这里，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终于变成了摆脱其肉身的“符码”：“生产内容的所有目的性被摧毁了，这使得生产可以像代码一样运转，比如像货币符号一样逃进无限的投机中，脱离生产真实的参照，甚至脱离金本位的参照。”(17) 鲍德里亚认为，从一般等价规律下物质产品交换的抽象到符码规律下所有交换操作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到“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涉及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真正颠覆了有关政治、革命、无产阶级和社会阶级的观点，因此，“形式——景观才是决定性的”(18)。符号的超意识形态以及能指的普遍可操作性——在今天，它到处都被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学科所认可——已被作为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代替了旧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利用符码象形文字的新意识形态结构，与利用生产能力的旧意识形态结构相比，更加难以辨认。这种操控，利用了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力来更为根本。(19)对鲍德里亚而言，在取代马克思生产社会的消费社会里，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由仿真控制的新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符码生产”比“物质生产”更具决定性意义。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价值图式和普遍平等的图式，不再被限制在“生产”领域，重心已被替代，现代体系的中心已不再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劳动终结了，生产终结了，政治经济学终结了。实际上，鲍得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符号化”解读策略，与马克思原初的生产理论之间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错位”，那就是把马克思本来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生动的互相建构过程，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理论生产过程，并以这个纯理论生产过程来替代理论与现实的互动过程。(20)本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实证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也即“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但鲍德里亚却仅仅用符码生产这一“批判的武器”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实证性”，却忽视了马克思生产理论作为“武器的批判”的“超越性”，因而依然是一种马克思所批判的“生产形而上学”。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制造新的意识形态”。(21) 所以说，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鲍德里亚试图站在生产力或生产话语之外重新定向一种批判和否定话语，而在于他将新的话语基础赌在作为符码的象征交换之上，试图以象征交换作为替代劳动、生产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框架。实际上，全部的激进批判和分析如果不能最终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替代，任何“修正”都只能隔靴搔痒。(22)在此意义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解构和对象征交换的建构，的确是“在空无上建构空无”。 三、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和“生产辩证法” 鲍德里亚之所以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产生误读和误解，主要是由于他没弄懂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张力所形成的真正“生产辩证法”。实际上，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具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这四重内涵。(23)而这四重内涵又可概括为两个维度——不仅具有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劳动的“实证性”维度，还具有继承古典哲学的否定—批判的“超越性”维度，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内在张力——批判的实证主义。鲍德里亚本人却主要是抓住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实证性”维度，而否定和批判其“超越性”维度，也即用“批判的武器”代替了“武器的批判”，必然陷入自我矛盾之中。 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劳动)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4)。这一“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每时每刻都必须进行而不能停止的必然活动——必要劳动。为此，马克思强调：“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5)生产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26)。也就是说，在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意义上，作为生产性的劳动永远不会终结，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即劳动价值论的生产逻辑。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生产劳动推动了人类解放和社会历史进步。在这一点上，阿伦特承认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侧面是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27)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和观照作为物质生产的劳动，就是因为它在人类历史进步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当马克思谈到物质生产时已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8)并且强调：“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29)对生产的这一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的理论家们却不是无视就是故意忽视。对此，马克思指责“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30)。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正打歪批”，其根源也在于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虽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遵循同一个逻辑，但其理论旨趣和未来走向却是与之对立和相反的逻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走向了“资本统治的逻辑”，马克思则是走向了“自由劳动的逻辑”。 当然，在马克思这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必要劳动，并不会自发地走向和转变为自由劳动，其中还必须经过扬弃“异化劳动”这个中介环节。马克思生产理论真正批判和超越的，绝不是作为物质财富生产的必要劳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奴役和压迫人的异化劳动。马克思生产理论追求的，也不仅仅是停留于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而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自由劳动。这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此意义上，詹姆逊强调“生产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而非任何正面或肯定的内容”。因此，他反对将马克思的生产看做“生产主义”或“生产意识形态”。(31)鲍德里亚仅仅抓住马克思生产理论作为必要劳动的肯定—“实证性”维度，他在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逻辑一致的基础上，展开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而根本忽视或无视马克思生产理论最重要的作为自由劳动的否定—“超越性”维度。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的生产批判最终只能是“盲人瞎马”，不得方向。 其实，在马克思最早接触和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对比“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指出了自己生产理论的内在张力和辩证本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2)正是因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才能超越必然王国而走向自由王国。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此基础上，“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开了”(33)。对马克思来说，只有当生产是人的能力的释放和培养，而不是直接或通过剥削他人的交换来谋取生存的一种手段的时候，人才会获得完全的自由。正因如此，马克思才会强调共产主义是“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34)真正得以实现。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批判的不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之现实前提的物质资料生产，而是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安排。 在对待生产(劳动)问题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适合鲍德里亚的。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35)。只不过鲍德里亚是站在后现代思潮的立场上，与黑格尔相反，他只看到了劳动的“消极方面”，而没有看到甚至是故意消解劳动的“积极方面”。同为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评价就比鲍德里亚客观和中肯。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生产”概念取代了“反思”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36)而鲍德里亚却又退了回去，以“符码”概念取代了“生产”概念，以“象征交换”概念取代了“劳动”。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目的是要“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37)。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却依然要人戴着“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去采摘那些“虚幻的花朵”。所以说，在鲍德里亚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只不过在上面加了许多鲜艳夺目的“后现代装饰”(38)。 总之，鲍德里亚仅仅是抓住和批判的是马克思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生产理论，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作为“武器的批判”的生产理论。因此，在对待生产问题上，马克思走的是“观照生产而超越生产”的“生产辩证法”之路，鲍德里亚却是“消解生产而抛弃生产”的“生产形而上学”之路。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12)(14)(15)(18)(19)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12、33、29、72、29、32、5、3、1、107、108页。 ③(13)(17)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1、13、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11)(25)(29)(30)(32)(35)(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531、529、545、162、205、4页。 (16)夏莹：《形而上学的“生产”观念与生产辩证法——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及其误读》，《现代哲学》，2009年第2期。 (20)张盾：《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21)西姆：《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王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22)胡大平：《象征之镜的生产和生产之镜的象征，或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现代哲学》，2007年第2期。 (23)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 (24)(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15页。 (27)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31)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6页。 (36)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38)张一兵：《反鲍德里亚》，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