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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力迅速膨胀，曾被誉为西方经济的“优等生”。然而，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
一、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
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出现泡沫，1991年泡沫经济开始崩溃，1992-1994年处于零增长，1995-1996年有所好转，但1997年开始恶化，1998年各种经济指标更加恶化。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负增长。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公布的数字，1997年度GDP增长率为-0.7%，是战后增长率最糟糕的一年。日本政府年初设定1998年度经济增长率为1.9%，但从上半年经济运行状况看，根本不能达到。新任经企厅长官堺屋太一说，“今年度经济增长率是0±0.5%”，不能排除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1998年8月5日日本《读卖新闻》也惊呼“日本目前处于战后最严重的非常时期”。
（二）工业生产较大幅度下降。工矿业生产1991-1993年间曾经出现负增长，1994年后回升，达到3%多，但1997年增幅下降到1.2%，1998年上半年下降6.2%，其减幅之大，前所少有。1994年开始好转的开工率指数亦于1998年上半年急剧下降，从1997年7月的104.9下降到1998年5月的93.5。下降幅度大的是机械部门，机械订货量1997年下降3.9%，1998年上半年下降13.5%。
（三）建筑业大幅度下降。由于设备投资不振（1997年度仅增长0.4%）和政府公共投资被压缩（1998年度最初预算的公共投资增长率为-7.8%），建筑工程订货量较大幅度下降，1997年度下降8.9%，1998年上半年下降11.1%。为了避免多交消费税（从1997年4月开始从3%提高到5%），大家提前建设住宅，1996年住宅建设户数增长9.8%，1997年下降17.7%，1998年上半年继续下降15.0%。日本建筑业处于空前萧条，不少建筑企业濒于破产边缘。
（四）失业率急剧上升，个人消费不振。截至1998年6月，失业率已达4.3%，失业人口为284万。战后日本失业率为2%左右，从未超过3%。但近5年来失业率急剧上升，1995年突破3%，1998年超过4%，“终身雇佣制”正在发生动摇。近几年来，破产公司剧增，1997年达1.75万家，1998年上半年1.02万家，全年可能突破2万家。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个人资产减少和对经济前景的不安，人人收紧钱包，从1992年起个人消费一直不振，1997年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为-0.2%，1998年上半年更降到-2.0%。
（五）批发物价下降，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1991-1995年间，批发物价每年下降，1996、1997年转为上升，进入1998年后又转为下降，上半年降幅为1.0%。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1998年第一季度劳动生产性指数下降2.2%。由于这两方面原因，企业利润下降，全产业营业利润1997年第4季度下降8.6%，1998年第1季度下降23.9%。
（六）股票市场一蹶不振。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时期，日经平均股价从1985年的12,556日元上升到1989年的35,042日元。进入90年代后一直下跌，与欧美股价上升成鲜明对照。1996年一时上升是外国投资者大量购入所致，1997年他们失望而抛售，又开始下跌，1998年6月降到15,231日元。
（七）日元大幅贬值，贸易、经常收支出现巨额顺差。1996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112.5日元，1997年降到122.6日元，1998年6月更降至140.7日元。日元骤跌使一度减少的贸易顺差猛增。1996年度贸易收支顺差为87,829亿日元（约合716亿美元），1997年度增至136,340亿日元（1112亿美元），1998年头5个月就达62,264亿日元。经常收支顺差从1996年的71,716亿日元增至1997年的129,492亿日元。日元贬值和出口增加对日本经济的衰退能够起到支撑作用，但它以邻为壑，会引起与美国及亚洲国家的经济矛盾，而且从中长期看会影响本身经济。实际上，东南亚国家深受日元贬值之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出口能力减弱，从日本进口也开始下降。1998年上半年日本出口增幅大减，主要原因在于对亚洲国家出口减少。
二、难以克服三重“复合性萧条”
日本面临的经济萧条有以下三重恶性循环，它们交织在一起，短时期内难以解决。
（一）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交织。据日本经企厅分析，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战后最长的“调整过程”，但1993年底告终，1994年开始回升。1997年度经济白皮书（1997年7月出版）宣称：“1996年中出现良性循环”，“1996年度下半年开始走上民间需求拉动的自律性回升循环轨道”。但秋季开始急剧恶化，刚刚回升的经济势头夭折。其原因在于桥本前首相1997年1月提出“六大改革”，采取了结构改革优先的政策。为了执行财政改革计划，1997年4月采取了停止“特别减税”，增加医疗费，提高消费税等增加财政收入措施，从国民手中拿走了90,000亿日元的购买力；为削减财政支出，采取压缩公共投资等措施。
当日本赶上欧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经济结构暴露诸多弊端：个人消费饱和，需求拉动无力；政府规制过多，阻碍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成长；中央集权过多，影响地方政府积极性发挥；企业经营机制不是互相竞争，而是横向看齐，一致对外等等。日本要恢复活力，从中长期看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但景气对策和结构改革难以做到两全。不仅如此，日本还长期处于景气衰退使结构改革难以进行和耽误结构改革使景气难以走上正常轨道的矛盾之中。
（二）资产（存量）萎缩和景气（流量）衰退的交织。已故宫崎义一教授早在1992年就撰写（复合萧条）一书，深刻分析了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萧条。他指出，进入90年代后的萧条是泡沫经济崩溃的资产萧条（地价和股价大幅度下跌）影响到实体经济，是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复合萧条，只有控制住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投机冲击力量和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才能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美国和欧洲90年代初进行金融改革，一方面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另一方面建立了一套金融监管体制。然而，日本金融界难以摆脱受大藏省控制的“护送舰队式”，而且一直掩盖不良债权真实情况，使问题的处理拖到现在。据金融监督厅1998年7月17日公布，各金融机构自身审查的广义不良债权总额竟达875,270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11.0%。由于长期不处理不良债权，金融机制越来越不灵，社会上产生不安心理，经济情况就难以好转；又因景气不好，股价和地价难以回升，不良债权越滚越大。两者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三）经济萧条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交织。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重大影响。据1998年经济白皮书，1997年初至1998年3月底，亚洲货币对日元实际贬值22.6%，日本对亚洲国家（地区）的出口减少2.8%，进口增加5.5%，对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起到0.5个百分点的副作用。除贸易而外，日本对亚洲国家的债权余额占世界对其债权总额的34%（1997年底为1147亿美元），特别是在问题严重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占54%和40%。香港特区占39%。亚洲经济得不到好转，部分债权可能变成不良债权。日本所以在IMF安排下拿出巨额资金支援泰国、印尼，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日本的债权不能收回。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1997年6月至12月底，日本金融机构从亚洲抽回资金260亿美元，使亚洲国家加重困难。日本的经济萧条和不良债权，使经济界对亚洲国家不敢进行投资，延缓了亚洲经济回升。亚洲经济的困境又对日本经济的回升起到副作用。目前，日本正处于作为经济大国应该发挥的作用和经济难以回升的矛盾之中。
（四）传统的景气对策难以奏效。1998年经济白皮书就1998年以来日本经济急剧恶化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四点：1.对提前消费的反动估计不足；2.不良债权之大出乎预料；3.对亚洲货币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4.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心理之深出乎预料。正因为这样，桥本政府1997年推行重结构改革、轻景气对策的路线，造成政策失误。所以有些人说，这次萧条是“政策萧条”。
然而，不能不指出，日本经济已成熟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景气对策已经不能发挥重大作用。比如，公共投资在六七十年代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作用，但如今经济效益下降，对经济增长起不到多大作用。又如，减税未必刺激消费，据有人估算，只有40%用于消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在1992-1995年间采取六次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总额达650,000亿日元，效果极其有限，一直未能摆脱泡沫经济后遗症。
三、小渊政府的经济政策
（一）指导思想转变为景气对策优先于财政体制改革。鉴于桥本政府拘泥于财政改革诺言而未能采取强有力的景气对策，小渊明确提出“冻结财政结构改革法”，直到景气好转为止。这为发行大量公债刺激经济开辟了道路。主要景气对策有：1.1999年度公共投资超过1998年度规模。为了保证公共事业投资的连续性，编制1999年11月至2000年3月的15个月预算。为此，编制规模100,000亿日元的1998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其中的公共事业费大部分在1999年度实施。1999年度当初预算安排为比1998年度当初预算多7%以上，加上1998年度第二次补充预算中的大部分公共事业费，1999年度公共事业费就多于1998年度公共事业费125,000亿日元。2.实行永久性减税70,000亿日元。其中，个人所得税减40,000亿日元，法人税减30,000亿日元。公共投资和减税的财源均为发行公债。3.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加强新产业的供给能力和纠正高成本结构。与景气对策不矛盾的结构改革，如放宽规制、行政改革、公营部门民营化，税制改革（法人税率由现行的46.36%减至40%，最高所得税由65%减至50%）等将继续进行下去。
（二）推行“金融再生综合计划”，从根本上解决不良债权。日本国内一致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不良债权问题。政府已将“有关金融再生六法案”提交国会审议。“金融再生综合计划”是借鉴美国“过渡银行”(Bridge Bank)的经验，以加快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其基本架构如下：金融监督厅判断X银行破产，就选派金融管理人，把X银行置于政府管理之下。金融管理人把债权分为正常债权和不良债权：把后者移交给“整理回收银行”（专门回收不良债权的国营金融机构），未能回收部分用公共资金（即国民税金）冲销；正常债权让渡给民间金融机构。如果没有民间金融机构接受X银行正常债权，则其经营者全部退下来，成立由新经营者组成的国营“过渡银行”，并成为特殊法人“存款保险机构”出资成立的“平成金融再生机构”子公司。“过渡银行”就经营一段时间（2年为限），并在这当中寻找接受其营业权的民间金融机构。民主党不同意自民党和政府的这个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经过一番国会辩论，才能最后定案。
（三）积极推行日元国际化，缓解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1月欧元启动，世界形成美元、欧元两个基轴货币格局，日元可能降为地区货币。再则，一年来的亚洲货币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开始反省过分依赖美元，要求日本发挥指导作用，在亚洲搞个自己的货币圈。为此，日本正积极采取日元国际化措施。小渊首相也在1998年8月7日施政演讲中说：“金融体制改革从‘日元国际化’的角度看也是重要的”。日本认为，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起伏太大，其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外汇政策变化多端”。要消除来自美元的过大影响，就必须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松永光前大藏大臣在1998年5月底召开的APEC财政部长会议上正式表明，日本“要推进日元国际化”。从此，大藏省设立课题组进行研究，自民党金融问题调查会新设“国际化小委员会”，经团联会长今井敬亦是积极推进派。
作为日元国际化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准备把300,000亿日元的政府短期证券(FB)向市场开放，并废除18%的利息所得税。目前，FB是以0.375%（低于再贴率0.5%）的低利率由日本银行承购，所以日元流动性受到很大限制，使亚洲各国（地区）货币当局主要购入美国政府短期证券作为储备货币。如果把300,000亿日元的FB拿到市场公开招标，那么已经公开招标的短期国债(TB)130,000亿日元加在一起，达430,000亿日元，数目可观。
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1998年6月15日提出：亚洲需要采取摆脱靠美元的、反映本国贸易资本结构的货币方式；将来作为东亚区域贸易的清算手段，宜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单位”。
（四）集思广益，新设“经济战略会议”。小渊首相提出要新设首相直属的咨询机构——“经济战略会议”。人员少而精，仅为10人左右。是有法律根据的正式政府机构，隶属于总理府。这个会议尚未成形，但从小渊言论及舆论反应看，将有以下几个特点：1.战略决策由官员主导转变为“政治主导”。日本官僚以优秀著称，但受贿丑闻不断，对不良债权问题有严重失误，对艾滋病者造成药物危害等损害官员形象的事件接连发生，政府官僚的威信大为下降。现有的各种审议会实际上由政府官员安排，由各界代表和有识之士组成的审议会委员进行的讨论只是走形式。“经济战略会议”成员由民间有识之士组成，排除政府官员出身者。2.就经济再生战略问题进行决策。围绕重建经济问题有各种各样意见。比如，最近突出的意见分歧有“调整性通货膨胀论”。有不少人主张人为搞适度通货膨胀，以进行景气调整。又有不少人表示反对。经济界人士，政界人士，经济学者，经济官员都已卷入，赞成者和反对者势均力敌。如果日本采取调整性通货膨胀政策，日元将继续贬值，对亚洲国家和我国产生副作用，值得密切注视。3.提出长期展望，以增强人民信心。由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和90年代经济大大逊于欧美国家，因此国内悲观情绪蔓延。4.制订面向21世纪的对外经济战略。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日本缺乏对外经济战略。新任内阁顾问的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行天丰雄说：日本在日元国际化问题上“应该早制订政策目标，至少损失了十年时间”（《产经新闻》1998年8月11日）。
四、日本经济展望
（一）走上正常轨道至少需要2至3年。1998年4-9月，日本经济将是负增长，但到了秋天，4月采取160,000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逐渐见效果，可能有起色。小渊政府准备采取的刺激政策，1999年将发挥作用。小渊在国会答辩中说，“在一两年内使日本经济走上回升轨道”。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要使日本经济恢复正常的景气循环，至少需要两三年。不良债权处理需要两三年。再说亚洲经济恢复元气，至少需要二至三年。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从近一年来的较大幅度下降转为真正回升，也需要若干年的艰难过程。
（二）充分估计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潜力。从三五年的中期看，日本经济前景看好，估计能够走上2-3%的经济增长轨道。理由是：1.国民生产总值达5,000,000亿日元（约合40,000亿美元），人均GDP近3.5万美元，个人金融资产达12,000,000亿日元（近100,000亿美元），净债权额达12,000,000亿日元（近100,000亿美元），资金力量极为雄厚。2.制造业两极分化，信息、电子等产业迅速发展，制造业不振主要是由于正在进行产业调整。总地来说，日本的制造业竞争力仍占世界首位，贸易收支巨额顺差。3.为了适应国内外新条件，日本企业正在进行经营革新。4.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生活有保障。5.人们危机意识增强，凝聚力有所增强。日本传统的“人和”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仍然是振兴经济的有力因素。
（三）两个重要不确定因素：日本政局和美国经济。据民意测验，对小渊内阁支持率很低，仅为30%多，对民主党支持率大大超过自民党。而且自民党内部，以梶山为首的反执行部派企图反攻。小渊内阁的政治基础不巩固，并且其任期到1999年9月为止，执行部派的山崎拓和加藤纮一都想取而代之。即使能够维持政权，因为在参院自民党处于少数，各种经济法案难以顺利通过。
美国经济连续七年繁荣，股价从1991年平均2,929美元上升到1998年5月平均9,085美元，显然有泡沫因素（8月12日降至8,552美元）。日本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泡沫经济势必走下坡路，问题在于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日本担心，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之前，美国泡沫经济崩溃，届时遭受重大冲击，甚至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
根据以上诸因素分析，日本经济前景可以设想以下三种可能：1.在两三年内比较顺利地走上轨道。2.时好时坏，基本上维持现状。3.“危机性萧条”变成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