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者出游的隐性相关因素分析——以我国主要入境客源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者论文,隐性论文,为例论文,因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将于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位旅游接待大国[1]。我国旅游业虽然已经形成了入境、国内和出境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但作为我国外汇来源和对外宣传的主要渠道之一，入境旅游近年的发展速度却呈现逐渐放缓的趋势[2]。对于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拓展，入境客源国旅游者行为及该国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关的各种经济导向指标的合理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入境主要客源国为研究对象，选取和出境旅游相关的部分经济发展指标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旨在为我国入境市场拓展提供基本的参照依据。
2 旅游者出游的隐性相关因素
旅游者出行的影响因素很多。通常，我们将旅游者出行的因素划分为旅游者相关因素(旅游者状况、态度和感知、知识和经历等)、旅游目的地环境感知因素(旅游花费、旅游条件、好客程度、旅游景点和安全程度等)和旅游者常住地的环境感知因素(旅游政策、国际关系、媒体宣传和亲朋推荐等)[3]。
旅游者出行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受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发展程度、生活方式变化、国家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尤为显著[4]。这种消费是一种享受和发展的消费，旅游产业化水平和工业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5]。从旅游目的地国的角度看，影响旅游者入境的主要因素是入境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国的旅游成本、同等竞争条件下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价格水平和入境旅游者自我宣传效应和旅游持续性行为等[6]。从客源国自身看，旅游消费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7，8]。
在影响旅游者出行的各种因素中，有的影响因素表现充分，旅游者对其有明确而集中的感受、认识和解决的欲望。这些影响因素直接表示旅游者出行和不出行之间选择的对立和矛盾，是旅游者出行所关注的焦点，笔者将其定义为旅游者出行的显性相关因素，如旅游花费、旅游地设施服务条件、旅游景点质量等。相应地，在各种影响旅游者出行的因素中，有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及反映表现尚欠充分、不够清晰或被掩盖，旅游者对其尚未有较明确、充分、集中或公开的关注和认识，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是来自旅游者自身的(如旅游者自身的知识水平、旅游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等)，也可以是来自旅游者常住地客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如整体国民教育水平、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它们渗透在旅游者本身或和旅游者出行相关，对旅游者出行决策起着一定的潜在作用，一般不会表现出和旅游者出行决策的对立及冲突，表面看起来好像和旅游者出行决策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即使不进行决策评估也不会影响旅游者的出行，但却和旅游者出行有着一定的关联，笔者将其定义为旅游者出行的隐性相关因素。通常，从旅游者社会人口结构特征进行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总会涉及部分来自旅游者自身的隐性相关因素。但从旅游者常住地客观社会经济环境等隐性相关因素来进行探讨的研究国内外还比较少见。从该角度分析旅游者行为，不仅增加了旅游者行为研究的视角，同时会使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客源国市场细分更加合理，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
3 数据的选取及有效性检验
3.1 数据的选取
要揭示国际旅游者出行的隐性相关因素和旅游者出境旅游的关系，需要选取旅游者居住国部分宏观数据及其出境旅游人数和花费进行动态分析。为突出该研究对我国国际旅游市场拓展的应用性，本文特选取我国主要入境客源国2003年宏观截面数据进行对应分析。数据组成依次为：人均国民总收入、消费者价格指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航空客运量、旅游业占商业服务的百分比、人均受教育年限、出境旅游人数、出境旅游业支出、来华旅游者人数。其具体来源如下：(1)人均国民总收入、城市人口占人口总人口比重、航空客运量、出境旅游人数和出境旅游花费来源于《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9]。(2)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源于《2005—2006世界经济年鉴》[10]。(3)人均受教育年限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6年公布的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s)[11]。(4)来华旅游人数取自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2004年中国旅游便览》[12]。
3.2 数据有效性检验
将人均国民总收入、消费者价格指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航空客运量、旅游占商业服务的百分比、人均受教育年限这6个影响出境旅游人数的因素分别记为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可最终得到该方程的估计参数。将观测数据代入以上过程，可得回归方程为：
4 对国际旅游者出行隐性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4.1 因子分析
4.1.1 原始数据矩阵的构建及预处理
所选取的6个影响客源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出境花费的因素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6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样的相关性就会造成信息的相互重叠、相互干扰，从而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出各因素与出境旅游人数和花费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找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新的指标，并使其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各因素所反映的信息。对所选取的这些主成分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可以得到更为准确和客观的结论。
计算标准化矩阵Z的相关系数矩阵，并记为R=(r[，ij])，其中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及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并计算各因子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见表1)。由表1知，第3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89.2785％＞85％，故取3个公共因子并记为P[，1]，P[，2]，P[，3]。且因子载荷阵为：
4.1.2 因子分析及结果说明
为了便于解释各公因子的含义，对因子载荷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在表2中的旋转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到：公共因子P[，1]受人均国民总收入(0.7806)、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0.8859)和人均受教育年限(0.9088)的影响程度较高，其中人均教育年限占主导地位。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必然伴随有较高的教育发展水平，较快的城市化进程也必然伴随着较快的教育发展过程”[13]。因此，可以将P[，1]解释为“国民教育水平”因子。P[，2]受消费者价格指数(0.9056)和旅游业占商业的百分比(0.8292)的影响较高，其中消费者价格指数占主导地位，在相对稳定的消费环境下，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消费，旅游活动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怡情和放松的需要，因此，可以将P[，2]解释为“消费水平和稳定的消费环境”因子。从P[，3]的因子载荷可以看出，航空客运量因子载荷有压倒多数的正载荷(0.9843)，其次为人均国民总收入(0.5075)，这也说明了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民用航空运输业才得以全面的发展，因此，可以将P[，3]解释为“民用航空业发达程度”因子。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国民教育水平和民用航空业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稳定的消费环境和消费供给同样会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稳定程度，即使一国的整体国民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较低。
综合表2，因人均国民总收入在诸多因素中载荷较高，故将P[，4]“人均国民总收入”提炼为影响旅游者出境旅游和花费的另一主要隐性影响因素。
4.2 聚类分析
4.2.1 分析方法及过程
聚类分析将个体或对象进行分类，使得同一类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与其他类对象的相似性更强，其目的在于使类间对象的同质性最大化和类与类间对象的异质性最大化[14]。在对上述数据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所选取的我国主要17个客源国进行聚类分析。将提取的3个公共因子作为聚类变量，利用公共因子得分值对17个国家进行聚类。先计算出17个样本(国家)间的“欧式距离”。因为在众多的聚类方法中，最短距离法是聚类分析中最简单、最实用，也最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一种系统聚类方法[15]。因此，此处的分析采用该方法进行。
4.2.2 结果分析
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经济、科技等因素密切相关，上述数据聚类后可形成五个层次不同的类型国家(见图1)：
图1 聚类谱系图
(1)超级综合国力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美国。从相关机构对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测算结果看，美国是世界上国力超强国，其综合国力各项指标几乎均以绝对优势排在综合国力的首位[16]。在距离聚类过程中，影响美国旅游者出境旅游的隐性影响因素特征和其他国家类别差距的最短距离(亲疏关系)为1.7382(见表3和图1)，特征独特，为一特类。2003年其出境旅游者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的18.63％；出境人均花费为1.49万美元。作为我国入境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美国2003年来华旅游者人数为822511人次，其来华旅游者人数占出境旅游总人数的1.52％，位于我国2003年入境旅游市场的第四位(见表4)。作为我国远程的国际客源市场，来华旅游的美国旅游者比重还相当微弱，其客源的进一步开发还具有很大的空间。
(2)综合国力次强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日本。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发达国家，因二战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国民对国际旅游具有特殊的青睐。聚类合并中，日本国民出境旅游所受隐性影响因素独特，其类别独为一类，和其他类别的最短距离(亲疏度)为0.1008(见表3和图1)。2003年其出境旅游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10.39％，但出境旅游人均消费位于各国之首，为2.75万美元/人次。作为我国稳定和主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地，日本来华市场一直位于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重要位置，2003年日本是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国的第一位。但是，作为我国近距离的国际客源市场，来华旅游的日本旅游者仅为其出境旅游者人数的16.96％，这也说明，日本作为世界上高消费的国际旅游客源国，其开发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对我国来讲，日本旅游市场的二次开发还需要在旅游产品更新和跟随日本旅游者需要变化上多做工作。
(3)综合国力较强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英国和德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和德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财富的长时间积聚和国家对国民旅游活动的支持共同促进了其旅游事业的发展。聚类过程中，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最短距离(亲疏度)为0.0236(见表3和图1)。从表4可以看出，英国和德国两国的出境旅游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104.16％和89.88％；人均出境旅游消费为0.95万美元/人次和0.99万美元/人次。英国和德国作为我国主要的二级国际旅游客源国，其入境旅游者数量从改革开放以来相对稳定。
(4)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和比利时。此类出境旅游特征国家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主，综合其国家发展特征可以看出，其国民经济高度发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位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国民享有高度的社会福利待遇。此类国家出境旅游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在9.99％(西班牙)—139.77％(瑞典)，出境旅游人均花费在0.75万(瑞典)—2.99(澳大利亚)万美元。聚类合并过程中，26类和28类之间的最短聚类距离(亲疏度)为0.0488(见表3和图1)，影响旅游者出境的隐性影响因素之间相似度较高，故合并为第4大类。韩国作为我国传统的近程国际客源国其来华旅游者人数仅占其出境总人数的27.46％，说明韩国市场还具有相当的开发潜力。澳大利亚出境旅游者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作为高社会福利国家，其出境旅游市场开发潜力巨大，该国游客的高消费能给旅游目的地国家带来大量外汇收入；作为我国中程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2003年澳大利亚旅游者来华的比例仅为其出境总人数的7.24％，其整体出境旅游市场质量和发展潜力的进一步挖掘对我国开拓国际旅游市场和增加旅游外汇收入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此类国家在出境人数和花费上差异较大，但从影响其出境旅游的隐性影响因素上看，它们是属于同类的出境旅游客源国。
(5)一般社会福利水平的出境旅游国家：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乌克兰。聚类合并过程中，19类和21类之间的最短聚类距离(亲疏度)为0.0347，另这些国家国民出境旅游的影响因素相似度较高，故合并为第5大类(见表3和图1)。从地域特征上看，此类国家均为我国近邻国家，是我国近距离的国际客源市场。这些国家出境旅游总体特征是：出境旅游主要以边贸旅游为主，且旅游花费相对较低。对于我国旅游市场的开发，这些国家在短期内来华旅游人数和旅游消费不会有太大的增加，其来华旅游市场的开发会伴随其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进一步扩大。
5 结论及讨论
(1)旅游者出境旅游的隐性相关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以往的研究表明，旅游者出境旅游和客源国国民生产总值密切相关，如果旅游客源国国民生产总值高，则旅游需求就会增加，旅游的规模和结构就相应提高[17]。本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对旅游者出境旅游的考察进一步细化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国民出境旅游主要受国民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人均高国民生产总值导致高的出境旅游人数和高旅游消费水平，高国民生产总值不一定会产生高出境旅游人数和高旅游消费。
(2)通过对国际旅游者出境旅游隐性相关因素有效性的检验，发现本文所选取的影响国际旅游者出境旅游影响因素同旅游者出境旅游人数和出境旅游花费显性关联明显。对上述隐性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所得数据显示国际旅游者出行和花费主要受国民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和稳定的消费环境、民用航空业发达程度因素的影响。
(3)在上述的分析基础上，对所选择的目标客源国进行特征聚类合并，聚类结果为五个层次：超级综合国力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美国)、综合国力次强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日本)、综合国力较强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英国和德国)、高社会福利的强势出境旅游国家(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意大利、瑞典、西班牙和比利时)及中等发达程度的出境旅游国家(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乌克兰)。
(4)本文从影响国际旅游者出境旅游的隐性相关因素入手，对其进行了初步分析。因为旅游者出行的影响因素相对是比较复杂的，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不能充分揭示这些因素和国际旅游者出行之间的关系，这主要受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对该方向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