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博弈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领导者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4)10-0048-12 领导者无论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扮演着一个众所周知的重要角色。在现实社会中，小到家庭、企业，大到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领导者都肩负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顶层设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顶层设计最倚重的群体无疑就是领导者。在社会科学中，领导者同样有着重要的位置。比如在组织行为学中，领导者被视为是理解群体行为的核心，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对改善群体绩效具有重要价值。[1]但就这样一个重要角色，经济学却很少关注，[2]传统经济学仅仅在产业组织中运用一个斯坦克尔伯格(Stackelberg)模型[3]框架来分析领导者—追随者问题，即便是博弈论兴起之后，新的经济学理论也赋予领导者太轻的分量。对于领导者在社会经济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效应以及作用路径，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 经济学中有关领导者问题的研究最早来自两条线索，一是关于组织间关系的领导者问题研究；二是关于某个组织内部的领导者问题研究。组织间关系的领导者博弈的理论研究就是斯坦克尔伯格模型。[3]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领导者是外生给定的，汉密尔顿和斯拉茨基(Hamilton and Slutsky)则更进一步研究了领导者的内生问题。在他们的“内生时机”(endogenous timing)模型中，领导者可以由“可观察延迟”(observable delay)而内生，也可以由“行动承诺”(action commitment)而内生。①[4]组织内部的领导者问题研究可追溯到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其中领导等同于监督，而领导的作用就是打破团队的预算均衡(Holmstrom)。[5][6]而正式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模型则是由埃尔马兰(Hermalin)建立的，他假定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是完全自愿的，领导者事先拥有不对称信息，这时领导者可以有两种途径影响其他成员：一是领导者的“自我牺牲”(leader sacrifice)，二是领导者的“榜样”(leading by example)。通过这两种途径，领导者能够对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传递关于公共项目的信息，从而影响他们的决策。[7] 尽管早期经济学对领导者问题的认识留下了这两条理论线索，但领导者问题在传统经济学中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模型假定方面的原因。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行为人被假定为同质的利己理性人，其效用与决策只受到自身支付的影响，与他人的效用无关。[8]在这一假定下，领导者与追随者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大同小异的，这便使得领导者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无法得到体现。这是因为，一旦要表现领导者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则领导者必然需要具备追随者所没有的特质，这时领导者与追随者将会是异质的而非同质。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证方面的困难。在实证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领导者问题数据的收集却难以取得突破，许多领导者模型得出的结论根本无法进行验证，这严重制约了领导者问题研究的发展。 真正对领导者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兴起之后，正是由于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对领导者问题模型的验证成为可能。当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借助实验室实验以及现场实验方法探讨领导者问题时，领导者这一角色才正式步入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可以说，有关领导者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虽然近期出现了不少文献，但目前尚缺少较系统的研究。鉴于领导者问题是如此重要，而经济学家也才刚刚开始给予必要的关注，本文拟对现有的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文献进行一个初步梳理，并探讨以后可能的研究方向，将有助于为国内有兴趣的研究者站在该学术前沿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近期有关领导者的研究主要来自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一个领导者博弈模型(包括传统的博弈模型与行为博弈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在实验室和现场展开实验验证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总的来说，领导者博弈可以分成组织间关系的领导者博弈和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博弈两大类。组织间关系的领导者指的是市场机制中的领导者(比如企业等)，即斯坦克尔伯格领导者。[3]组织内部的领导者指的是各种市场与非市场组织(如政府机构、家庭、慈善组织、国际组织等)当中的领导者。领导者博弈就是领导者与其追随者(或组织成员)之间的博弈。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以领导者博弈为基础展开实验研究，主要探讨领导者在组织内外起作用的机理、作用性质以及行为后果。本文将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总结性评述。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组织间的领导者关系实验研究；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组织间的领导者关系——基于斯坦克尔伯格模型的实验研究及其拓展 组织间关系的领导者博弈实验主要是对斯坦克尔伯格模型进行实验室实验研究，并且研究者还往往用古诺模型试验进行对比。②总的来说，价格竞争实验相对较少，绝大部分实验设计都采用数量竞争的形式。这类实验研究最早由哈克等人(Huck et al.)完成。他们的实验是这样设计的：在一个2人小组中，其中1个被试扮演领导者企业，另外1个被试扮演追随者企业，领导者先决策，追随者则在知道领导者的决策信息后再进行决策，被试采取纸笔完成实验，整个实验设计了随机搭配和固定搭配两种10轮的实验局。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偏离了理论预测的均衡产量水平，其中市场追随者的偏离能够被菲尔和施密特(Fehr and Schmidt)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理论[10]很好地解释，而市场领导者的偏离则与优势不平等厌恶关系不大。[11]整体而言，相对于没有领导者的古诺博弈，有领导者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有着更多的市场供给和更少的市场共谋，领导者的出现提高了整体的社会福利。随后，大量的市场领导者实验在这一实验基础上展开。哈克和华莱士(Huck and Wallace)随后引入了“策略性方法”(strategy method)以保证领导者决策分布的同一性，估计结果和哈克等人(Huck et al.)类似。[10][12]哈克等人(Huck et al.)则基于汉密尔顿和斯拉茨基(Hamilton and Slutsky)的内生时机模型[4]设计了相关的实验，其中斯坦克尔伯格寡头领导者是自愿内生的，采用行动承诺的自愿内生方式，实验结果表明，斯坦克尔伯格市场领导者并没有如理论预测般出现，相反，大部分的实验结果是古诺博弈和共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是因为协调问题(coordination problem)的存在，被试可能想同时成为领导者或者同时成为追随者，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古诺博弈而非斯坦克尔伯格领导者；二是因为市场追随者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报复和回报动机，这样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共谋。同时哈克等人(Huck et al.)还指出，被试的行为是相当多元化的。[13]方瑟卡等人(Fonseca et al.)则采用可观察延迟的自愿内生领导者产生方式，并同时设计了随机搭配的实验局和固定搭配的实验局。在随机搭配的实验局中，领导者与追随者最终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而在固定搭配的实验局中，产量更加接近共谋的均衡水平。[14]这是因为固定搭配类似重复博弈。方瑟卡等人(Fonseca et al.)进一步复制了哈克等人(Huck et al.)的实验设计，[13]但设定企业不再是对称的：一家企业是低成本，一家企业是高成本。实验结果发现，领导者再次偏离了理论预测的均衡产量水平，但追随者选择的产量水平与理论预测水平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对称成本的引入挤出了追随者的社会偏好。[15] 从前述研究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模型预测与实验结果严重不符。换句话说，模型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实验的支持。这是为什么？是模型的设定有问题还是实验的设计不够完善？一些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后者。斯坦克尔伯格模型是对具有垄断势力的垄断企业行为的刻画，企业当然是由多个个体所组成的一个组织，组织和个体有本质的区别，组织决策是集体决策。但前述实验采用的都是个体被试，也就是说用个体决策代替了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的集体决策，这一因素可能是造成实验结果与模型预测相偏离的原因。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如何在实验中实现集体被试将是问题的关键。卡尔代拉和邱(Cardella and Chiu)设计了一个集体决策实验局，其中集体由2个个体组成。此外，考虑到均衡的偏离还可能跟情绪相关，他们还设定了所谓“冷静时间”(cooling-off period)实验局：在知道领导者的决策后，追随者10分钟后再作出决策，在这10分钟内通过让追随者完成一份问卷“冷静”下来，从而作出无情绪干扰的决策。实验的结果依然没有证实标准理论的预测，无论是集体实验局还是冷静实验局，都严重地偏离了理论预测的产量水平。不仅如此，在以往实验中能够观察到古诺均衡和共谋均衡在卡尔代拉和邱的实验中也消失了。这说明集体被试确实比个体被试表现出了更加显著的利润最大化倾向，只不过这种利润最大化是建立在追随者的社会偏好而非理性偏好的条件之下。[16]穆勒和谭(Müller and Tan)也进行了个体被试和集体被试两种实验局，其中3个个体组成1个集体被试，并采用了单次(oneshot)和重复(repeated)的2×2交叉实验设计。实验结果表明，偏离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17]希尔登布兰德(Hildenbrand)则在集体被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的集体③与被试企业一样有着一定内部的组织结构。集体同样由2个个体组成，其中一个是决策者，另外一个是非决策者。实验结果表明，在集体实验局中，斯坦克尔伯格均衡产量占到了16.7%，采取利润最大化反应产量的追随者达到了76.7%，个体实验局则只有8.6%和64.3%。显然，集体被试比个体被试有更高的利润最大化偏好和更低的不平等厌恶社会偏好。[18] 可以看到，即使引入了集体被试后，模型预测与实验结果的背离仍然存在。这说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实验中用个体被试代替了集体被试，而在于模型本身。那么，到底模型自身的哪一方面导致了其结论得不到实验结果的支持呢？最有可能的就是模型同质理性人的前提假定。从各个实验中可以看到，行为人并非是只关心自己收益的理性人，而是有着各种社会偏好，即便是集体被试，社会偏好也是普遍存在的。正是由于社会偏好的存在，才使得实验结果背离了模型的预测产量。在少数实验结果与模型预测相一致的实验中，也是由于社会偏好被其他因素所挤出，如方瑟卡等人(Fonseca et al.)中的不对称成本，[14]赫鲁芬等人(Hinloopen et al.)的捆绑销售策略。[19]因此，总结当前的各种实验结果，把各种社会偏好纳入到模型，用更加现实的“社会人”假定改造传统的“理性人”假定，使模型具备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将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可以说，当前的组织间关系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成果将具有理论上与现实中的双重意义。行为经济学除了要解释单个个体的行为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市场和制度。把各种行为特征纳入到传统的产业组织中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维格纳(Vigna)把这种新的产业组织称之为“行为产业组织”(behavio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组织间关系领导者博弈的实验研究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单个垄断企业的行为外，当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垄断市场。把“社会人”纳入其中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将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人”模型，我们可以称其为“行为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它将会成为“行为产业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组织间关系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成果也极具现实意义。从表1的代表性实验结果可能看到，由于各种社会偏好的存在，领导者选择了远低于其垄断优势的产量，而追随者则选择了高于其垄断劣势的产量，最终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产量相差没有理论预测的大，这说明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似乎有很强的合谋倾向。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就是，在存在着领导者的垄断市场中，与其把注意力放在领导企业的一家独大的垄断势力上，反垄断政策更应该关注领导企业与追随企业之间的共谋行为。 三、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 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博弈是指在一个组织当中，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之间的博弈。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根据其关注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非对称信息和公共品。 (一)非对称信息 考虑组织内部的领导者问题时，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关键因素，通常假定领导者拥有私人信息。非对称信息的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者们所持的一个观点就是，领导者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上。因而，这部分研究主要探讨的是领导者如何利用手中的信息优势来影响其他组织成员的行动，进而影响整个组织的收益与绩效。 麦丁格和维勒瓦尔(Meidinger and Villeval)首次运用实验方法对埃尔马兰(Hermalin)的模型[7]进行了验证。他们发现，在关于公共项目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领导者榜样机制是通过信号发送来产生作用的；当信息是对称时，领导者榜样机制依然有效，不过这时是通过互惠发生作用的。[22]韦斯特隆(Vesterlund)则基于慈善募捐情景来讨论领导者问题，其中领导者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获取关于公共项目质量的信息，但其结论是相似的：公布领导者的捐赠额能够传递关于慈善项目是高质量的信息，从而提高所有人的捐赠额。[23]波特等人(Potters et al.)设计了一个2人小组的不对称信息自愿供给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VCM)公共品博弈④，他们得出的结论与麦丁格和维勒瓦尔(Meidinger and Villeval)的有所不同。[22]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领导者榜样机制依然能够通过信号发送发生作用；而当信息是对称时，领导者榜样机制不再有效。因此波特等人得出结论：领导者榜样机制是通过信号发送而非互惠发生作用。[24][25]安德雷奥尼(Andreoni)则在韦斯特隆(Vesterlund)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的“消耗战”博弈模型证明，领导者会通过率先捐赠向其他人传递关于公共项目质量的信息。[26]奎瓦和德西(Cueva and Dessi)区分了埃尔马兰(Hermalin)的领导信号发送理论[7]和贝纳布和梯若尔(Benabou and Tirole)的身份信号发送理论。[27]奎瓦和德西认为，领导者的先行动作除了能够传递一些关于公共项目的信息外，还能够传递出关于领导者自身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信号：对自己是好人很有信心的人无需通过高的捐赠水平来表明自己是好人；对于坏人来说，通过高水平的捐赠来表明自己是好人的代价会非常大，所以可预期他们也不会有太高的捐赠水平；而对于自己是好人信心不高的人来说，通过高的捐赠水平把自己与坏人区分开来是值得的。所以奎瓦和德西推断：捐赠水平与自己信心之间会呈现出一种非单调的、倒U型(hill-shaped)的关系。他们用一个实验室的募捐验证了这种推断。[28]
以上的研究都是实验室实验，少量的研究则在现场实验中考察了领导者在非对称信息中的作用，如“种子基金”(seed money)可视为领导者榜样的一样特殊形式。马丁和兰德尔(Martin and Randal)在一个美术馆开展了一场自然的慈善募捐现场实验，他们控制住了领导者的捐赠总额，只改变了领导者的捐赠面额。他们发现，领导者捐赠面额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对最终的捐赠总额、捐赠面额和捐赠频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他们还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捐赠频率的提高不等于捐赠总额的提高，这是在募捐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29] 前述研究，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实验验证结果都表明，正是拥有信息优势的领导者通过信号发送消除了信息的非对称，从而提高了整个组织的捐赠额和绩效。对于这个结论，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科马等人(Komai et al.)证明，当回报函数是线性时，在领导者榜样博弈的机制安排下，当期望产出率低于团队成员的成本率之和时，公布产出率信息所能达到的社会福利并不一定会比把信息都集中到领导者一个人手中更高。[30]科马和斯特格曼(Komai and Stegeman)把科马等人(Komai et al.)的结论推广到了非线性支付结构中。[30][31]随后，科马等人(Komai et al.)根据科马和斯特格曼(Komai and Stegeman)的非线性回报结构设计了一个3人小组的投资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把信息都集中到领导者一个人手中更好的结论。[31][32]格罗斯曼等人(Grossman et al.)感兴趣的话题是信息非对称的环境中领导者性别差异。他们复制了科马等人(Komai et al.)的实验结构，实验共有4种实验局：女性实验局、男性实验局和2种混合实验局(1种是只显示领导者的行动，另一种不单显示领导者的行动，而且还显示领导者的性别)。格罗斯曼等人发现领导者的行为在这4种实验局中有显著的差别，无性别显示混合实验局中女性领导者的投资额高于女性实验局和有性别显示混合实验局中女性领导者的投资额，男性领导者则没有发现差别。追随者的行为在这4种实验局中也没有显著的差异。[33] 非对称信息的领导者博弈模型基本上采用的还是同质的理性人假定框架，与组织间的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结果不同，大部分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模型的结论。如何看待这一差异？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非对称信息与社会偏好之间的互动。在组织间的领导者博弈实验中，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因此社会偏好起到了反向的作用，从而使得实验结果与模型预测相违背。而在非对称信息的领导者博弈实验中，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利益比较一致，这时社会偏好起到的是正向的作用，从而使得实验结果更快地收敛到模型的预测水平。同时这里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领导者信号发送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中，采用的基本上都是2人一组的实验设计，如果组织规模继续扩大，信号发送机制将很难再发生作用。当组织规模继续扩大时，如科马和斯特格曼(Komai and Stegeman)、科马等人(Komai et al.)中的3人小组，[31][32]信息集中将优于信号发送。 (二)公共品 组织内部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品问题。与非对称信息的组织内部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不同，公共品的组织内部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者把领导者视为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这一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在公共品的背景下，组织当中领导者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信息优势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有利于公共品供给的领导者机制和领导者作用路径。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领导者拥有信息优势的情况并不总是存在，这时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就需要领导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当领导者拥有惩罚或奖励权利时的公共品博弈结果。古斯等人(Güth et al.)在一个4人小组的自愿供给机制公共品博弈中考察了领导者的惩罚和轮流领导机制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当赋予领导者驱逐权利时，组织的整体效率更高；轮流领导相比于固定领导，作用并不大。[34]莱瓦蒂等人(Levati et al.)采取了类似的实验设计，结果发现，当小组成员的禀赋信息是共同知识时，领导者的榜样机制能够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但是赋予领导者驱逐的权利时，捐赠水平并没有进一步地提高。[35]而里瓦斯和萨特(Rivas and Sutter)的类似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赋予领导者驱逐权利还是奖励权利，都能够显著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并且驱逐权利的作用比奖励权利的作用更大。[36]可见，一旦赋予领导者惩罚或奖励追随者的权利，则领导者就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权利解决公共品的“搭便车”供给困境。 公共品博弈中的领导者还涉及沟通和协调难题。波格雷纳等人(Pogrebna et al.)在一个3人小组的自愿供给机制公共品博弈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较有意思的实验，其中外生随机选定的领导者可以事先向其他成员承诺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捐赠额。这实际上降低了领导者的“策略不确定性”而提高了追随者的“策略不确定性”。实验结果发现，领导者的这种承诺能够显著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但与榜样机制相差不大，而榜样机制在促进社会最优方面的表现似乎更好。[37]利维等人(Levy et al.)和可可梅利斯等人(Koukoumelis et al.)的实验结果则表明，领导者的事前单向沟通能够大幅度提高整个组织的捐赠水平，而捐赠水平的提高并不受沟通频率的影响，并且对捐赠额进行建议是最常用的沟通方式。[38][39] 一些研究者还通过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了领导者的产生问题。冯·戴伊克等人(Van Dijk et al.)通过设计一个4人小组的门限公共品(threshold public good)和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框架，发现在公共资源中，人们更倾向于选举出一个能够代自己做决策的领导者；而当团队刚刚遭遇失败时，这种偏好会发生逆转。[40]波特等人(Potters et al)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无论是选举内生还是实验员指定外生的领导者都能起到信号发送的作用，从而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同时，第三方指定外生的领导者产生机制优于选举内生的领导者产生机制。[24][25]古斯等人(Guth et al.)的研究还发现，随机外生和选举内生的领导者的榜样作用都能很好地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34]莱瓦蒂等人(Levati et al.)发现，当小组成员的禀赋信息是共同知识时，随机外生的轮流领导和选举内生的领导都能促进组织的捐赠水平，但是不对称禀赋信息的存在会削弱随机外生轮流领导者的作用。[35]里瓦斯和萨特(Rivas and Sutter)的研究结论也发现，选举内生的领导者比外来的领导者更能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36]克歇尔等人(Kocher et al.)通过一个彩票选择实验发现，选举内生的领导者表现得更加民主，随机外生的领导者则表现得更加专制。[41]利维等人(Levy et al)发现，选举内生的领导者比外来的弱化了人的因素的领导者更能协调小组成员的合作，从而提高组织的捐赠水平。[38]此外，无论是内生的领导者还是外来的领导者，与没有领导者的情况相比，都促进了组织的捐赠水平。哈克和雷伊比尔(Huck and Rey-Biel)、诺杉佐和塞夫顿(Nosenzo and Sefton)、里瓦斯和萨特(Rivas and Sutter)，还有阿尔巴克和维勒瓦尔(Arbak and Villeval)则借鉴了组织间关系领导者的自愿内生产生方式，即让被试自己决定是否成为领导者。[42][43][44][45]这些实验研究发现，自愿内生的领导者提高了组织的捐赠水平，外生选定的领导者反而降低了组织的捐赠水平；但自愿内生会出现领导者难产的问题。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莫兹尼斯和万德海登(Moxnes and Van der Heijden)、万德海登和莫兹尼斯(Van der Heijden and Moxnes)在坏的公共品博弈(public bad)中研究了领导者榜样的作用，比如环境污染。[46][47][48]实验结果表明，领导者的存在能够提高组织的合作水平，从而减少对坏公共项目的投资。 上述的公共品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表明，领导者发挥作用的途径除了利用信息优势外，还有诸如树立榜样，利用手中的惩罚或者奖励权利，与其他组织成员进行沟通和协调，采用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等诸多路径。让领导者树立榜样，给予领导者惩罚或奖赏权利，允许领导者与其他成员进行沟通，这些设计机制都有利于通过领导者来解决组织当中的公共品问题。而究竟哪一种领导者产生机制更好尚没有定论，总的来说，内生产生比外生产生好。 与组织间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相类似，当前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结果也将具有理论上与现实中的双重意义。行为与实验的方法运用不仅使得对领导者问题制度和机制设计模型的验证成为可能，而且一些以往用模型难以探讨的制度和机制，运用行为与实验的方法就可以直接研究，如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惩罚和奖励，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交流等。从理论上讲，当前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是对传统机制设计理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非对称信息是传统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对于传统机制理论把关注点放在机制的设计本身，当前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成果则表明，领导者在非对称信息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领导者能够通过信息的扩散或集中，进而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公共品供给不足一直是政治经济学家试图解决的一个难题，当前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成果则表明，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将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当前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成果将成为正在兴起的“行为机制设计”(behavioral institutional design)和“行为政治经济学”(behavioral political economy)的重要组成部分。[20]当前的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比如在企业的日常生产过程中，除了要有恰当的生产管理制度，还应重点关注领导者的作用。又比如对于当前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的“节能减排”这个国际性公共品问题，一个率先采取措施的领导者的出现将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是强力的领导者还是只能树立起榜样的较为弱势的领导者。 笔者把组织内领导者博弈实验的代表性成果在表2中加以总结。
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组织间关系领导者博弈实验研究的主线较为清晰，基本都是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组织内部领导者博弈的实验研究则较为繁杂，特别是公共品供给这一部分更是如此，研究的机制多种多样。但无论清晰还是繁杂，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了一点：领导者的出现，如果不是全部则至少是部分地解决了垄断、非对称信息和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失灵问题。对于领导者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还有可能存在消极的一面。可见，当前对于领导者的研究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下面笔者将针对当前领导者实验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并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领导者博弈的现场实验研究 把实验从实验室推广到现场和自然环境中是近期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趋势，在领导者机制的研究当中，现场实验能够解决的一个在实验室实验中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领导者的产生问题。在实验室实验中，无论是内生的产生方法还是外生的产生方法，都只能模拟出领导者某些方面的特质，与真实世界中的领导者定义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得实验室实验中得出的领导者机制结论常常受到质疑。因此，在真实世界的现场实验中对领导者展开研究来回应这种质疑也就显得很有必要。迄今为止，对领导者的现场实验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慈善捐赠组织。慈善捐赠组织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但是利用慈善捐赠研究领导者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它只能研究领导者的榜样，一般的慈善捐赠活动不会有惩罚或奖励等其他机制(强制捐赠是个例外)。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领导者的作用，如企业、政府等其他组织的现场实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二)领导者博弈的偏好基础 目前行为经济学关注的非标准偏好(nonstandard preferences)主要有3种：社会偏好、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20]无论是在组织间关系还是组织内部的领导者博弈中，社会偏好都得到了较充分的探讨。而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则研究薄弱，特别是关于时间偏好的研究几乎没有。领导者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者，是否因为领导者更加偏好风险，如企业家般需要有冒险精神？领导者在决策时，面对收益与损失时的风险态度是否相同？在自愿内生的领导者实验中，延迟决策的现象似乎是很常见的，这或许与个体的时间偏好有关。[43]在中国，各种组织中的论资排辈现象是很常见的，那么作为领导者是否需要比其他人更有耐心，更能隐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开领导者的偏好基础这个黑箱。 对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研究薄弱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两种非标准偏好较难在实验室得到模拟，这也再次凸现领导者博弈现场实验研究的重要性。运用现场实验方法对另外这两种重要的非标准偏好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将是必要的。 (三)集体领导者 迄今为止，对领导者问题的实验研究都集中在个人领导者方面。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一个相当具有特色的体制就是集体领导机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权力和决策基本上都集中在常委这个集体内部。那么，这种集体的领导机制是否优于个人的领导机制？集体领导机制是否存在着局限？集体领导机制的适用性边界是什么？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目前只有胡鞍钢从政治学的角度对“集体领导制”进行过论述，经济学角度的研究则几乎没有。[49]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对集体领导者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备相当的意义。 (四)领导者博弈动态模型 由于传统的领导者博弈模型无法解释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社会偏好等现象，因此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模型进行了拓展，这些拓展运用的基本是菲尔和施密特(Fehr and Schmidt)的不平等厌恶模型，[11]但该模型是一个单期的静态模型，和多期实验设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构建一个动态的领导者博弈模型来解释各期之间的联系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利用动态规划的方法进行建模，如动态斯坦克尔伯格模型。[50]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汉密尔顿和斯拉茨基(Hamilton and Slutsky)原文中给出了这两种不同内生方式的拓展式表述。[4]关于这种“内生”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愿内生”，以区别下文提到的另一种内生方式“选举内生”。 ②希尔登布兰德(Hildenbrand)对2008年以前的自愿内生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和古诺模型实验研究进行了综述。[9] ③希尔登布兰德(Hildenbrand)英文原文用的是“team”，[18]卡尔代拉和邱(Cardella and Chiu)、穆勒和谭(Müller and Tan)用的是“group”，[16][17]希尔登布兰德(Hildenbrand)对这两个词进行了辨析，认为如果是市场当中的企业则应该用“team”，否则用“group”，[18]但两者指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team”翻译为“团队”似乎更为准确，但为了保持与前文的一致性，笔者仍然翻译为“集体”。 ④与标准线性公共品博弈是同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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