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集传序》论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诗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所集注的《诗经》读本，无论在《诗经》学史还是整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该书至少通行八百年，它的压倒性影响，明清时代甚至已经到了一般读者不知有汉、唐版本的程度。
不过，人们事实上并不完全确知今本《诗集传》究竟成于何年何月；所能确定的只是，今本——四部丛刊的二十卷通行本——与一般认为完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丁酉的初本有很大差异。①至少，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十五岁的晦庵先生还在修改他的这部重要著述。
朱子基于什么原因、并依据什么原则从事修改工作？他是否既修改自身，也修改前人的观念？这些修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诗经》解释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折射了中国主流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嬗变？
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诗集传序》下的一个简短说明，一直是人们了解朱子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据：“《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20)。按照朱鉴的这一说法，朱子诗经学最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存序”和“废序”这个关节点，或者说集中表现在对《毛序》乃至整个汉代《诗》学的态度上。这与现代学人的观念可以互相参照，比如郑振铎就认为“(《诗集传》)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著作”(26)，因而在《诗经》解释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倘若答案如此简单，则似乎《诗集传序》在今本《诗集传》中的存留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要问：如果后期朱熹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期朱熹，在《诗集传》中还有理由保留旧序吗？这是后人的僭越之举，还是另有其合理性？
今本依然保留的所谓“旧序”，事实上并非特别为《诗集传》所作，而是朱熹的旧有之作。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有过下述判断：
此序乃是其(辉按：指朱熹)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诗传遗说》编于端平二年(辉按：即公元1235年)，既云“遗说”，乃是搜辑朱熹《文集》、《语类》中论诗之语编成，而凡《诗集传》中说均不录；朱鉴既将此序亦采入《遗说》，足证至端平二年此序尚不在《诗集传》中，其原为《诗集解》之序显然可见。朱熹乃是在是年序定《诗集解》以后开始作《诗集传》的。(591－92)
根据束景南的考断，朱熹先后对草成于隆兴元年(1163年)的《诗集解》做过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是乾道九年(1165年)；而第三次则是淳熙四年(1177年)，是年乃为《诗集解序》——也即后来《诗集传》的“旧序”——的“序定之年”。
束景南的上述论断，不仅告诉我们《诗集传》与《诗集解》的内在联系——甚至是承继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诗集传序》事实上乃是朱熹长期研究和解读《诗经》的成果。尽管直到端平二年(1235年)的《诗集传》版本中，还没有收入今本中的《诗集传序》，但此序的形成，无疑是朱熹长期修正自己《诗》学观点所做出的重要总结，是某种转折的标志。因此，将之置于《诗集传》之首，并不能简单视为权宜之计。或如钱穆所言，这样做至少“似亦无伤”。
目前的材料也只能证明，《诗集传序》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更有可能是后代编者而非朱熹本人所为。但恰恰是由于《诗集传序》这一文本在时间上的承继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无形中提示我们需要将“存序”甚至“宗序”时期的朱熹与“去序”或“疑序”时期的朱熹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朱熹，也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诗经》学史。
甚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诗集传序》作为一个参照，透过它反观《诗大序》和《小序》，反观《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诗》段落。这样做，将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重要文献本身，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宋儒在诗之本质、诗教等问题上与汉儒的对话关系，并间接从中看到现代《诗经》学的某些遥远雏形，从而回顾和反思对民族之书——《诗经》所做文学与政治的解释，究竟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今天的《诗集传序》，主要涉及下列四个问题。
其一，“诗何为而作”？对此，朱熹的回答是：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1)
其二，何谓诗教？回答与“人心”有关：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1)
其三，为什么有风雅颂之别，具体是什么含义？朱熹的划分如下：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1－2)
最后一个问题，与“如何学《诗》”相关。朱熹自有一套属于理学家的答案：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细读朱熹的这则序言，我们首先看到朱子在整体上与诗经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而非后人描述的戏剧性断裂。对照《诗大序》，这一判断不难得到证实。比如，对于“诗何为而作”的回答，朱子从性、欲到思、言、音一路讲来，其中的后半部分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到《毛诗序》中让人耳熟能详的段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7)。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是在用自己的话部分重述《诗大序》的相关内容。
至于诗教部分，其核心内容也与《诗大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从而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是儒家诗学的共同目标，朱熹只是进一步发挥而已。在“阐诗学，陈治道(钱穆语)”上，《诗集传序》与《诗大序》不仅没有分歧，而且完全一致。朱熹还强调孔子删诗的独特意义。只是朱熹这里所说的“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不妨看成是晦翁在对自己从事的经典整理和阐述工作做出必要说明。如果说孔子确实获得了“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的“哀荣”，我们是否可以说，朱熹自忖与孔子政治境遇相似而同样具有远大抱负，这是在借对孔子的赞美，表达对自我的期许？而说到对“二南”的重视，对《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强调，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区分……所有这一切，朱熹事实上也更多是再次申述《诗大序》的观念。一定意义上，他注重的是“照着讲”，而非“接着讲”。
上面这些，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尽管此序作于朱熹依然基本“遵《小序》”的时期，但毕竟其思想已发生重要改变，已经处于从“遵序”到“疑序”的转折关口。因此，在这些看似一无改变的外表下，朱熹做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
首先，整个《诗集传序》的起点，并不像《诗大序》是“风教”，而是“天之性”和“性之欲”。先天的、本然的“性”和“欲”，而非后天的、社会化的“教”与“化”成为朱熹《诗集传》甚至整个《诗》学第一义的存在。之后，才提出了“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诗大序》解释“诗六义”中的“风”时，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正义》：7)。《诗集传》一开篇解释“风”时，则直接道出了风诗的特质：“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诗集传》诗卷第一：1)。
无疑，《诗集传》与《诗大序》一样，也强调“风”具有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谓“风化、风刺”的意义。但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云，风，事实上兼有“风谣”与“风教”两义(1:58－59)。因此，我们可以说，《诗大序》更侧重的是孔疏中对风的解释，也即风的“风教”一面，即“风训讽也，教也。讽为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毛诗正义》：6)。与之相对照，朱熹首先关注风诗的“风谣”特征。这已经与现代意义上对《诗经》十五国风的界定遥相呼应了：《诗》由经到文学的转变于此已见端倪。
与上述将“性”与“欲”无声地置于“风”与“教”之前相联系，朱熹在《诗集传》中的另一个重要微妙调整，是将“理”的概念引入对“经”的解释中：“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被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2)。与“理”的引入相呼应，朱熹思想中的另一组核心范畴“修齐治平”也出现在《诗集传序》中：“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将朱熹的两个调整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对于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以自然本性在教化的作用下“得性情之正”为前提。诗教的指归在于激发人“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达到“无一理不之具”的境界。
如果将朱熹上述调整放在整个思想史的背景下来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朱熹借助解释《诗经》，进行了一次理学或四书之学对经学的重要改造。尽管这种改造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双重意义。其一，努力摆脱《诗经》汉学的巨大影响，诗的“风谣”特征得到了重视，而这必然对《诗经》中具体诗篇的解释本身带来决定性改变；其二，诗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教化的产物或工具，而且与个人性情的正邪直接相关。换言之，诗不仅指向政教、宫闱、王朝更替，也指向个人的“性”和“欲”。只是，在“思无邪”思想指导下，性情之正必须压倒性情之邪，诗的政治伦理意义，也并不应该因为对个人性情的肯定而付之阙如。
《诗集传序》的上述重要思想调整，显然在对《诗经》的整体解释上有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实质性突破。通过此，朱熹甚至在宏观上完成了《诗集传序》与《诗大序》的某种协调，并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诗经》学观念。在基本理清朱熹与《诗大序》关系的基础上，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朱熹《诗经》学思想与《小序》的关联。
《诗集解》的修订过程，是朱熹逐步从宗《小序》到疑《小序》的过程，而《诗集传》很可能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但是否如朱鉴所说，朱子后期走向“尽去《小序》”的极端，我们不宜贸然做出结论。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应该比较公允。②
正是在这样对《小序》“有取有舍”的过程中，朱熹《诗集传序》体现的基本思想观念也逐步开始成形。换言之，正像《大序》、《小序》无法机械分开一样，朱熹对《小序》所采取的遵从或否定态度，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朱熹对《大序》的认识相关，也与他《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相关。
兹举几个朱熹表达对《小序》看法的例子。首先是两段从整体上否定《小序》的话：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曾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解。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黎靖德 80:2078)
《诗序》全不可信。如何定指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云。(黎靖德 80:2074)
也有结合具体作品做出分析的，如：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极多。(黎靖德 80:2075)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辩诗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到《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部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黎靖德 80:2076)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久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随文生意，无复理论。(黎靖德 80:2075)
关于如何看待《小序》，朱熹还回忆了自己与吕祖谦的一段争论，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主张“去《序》”的根本原因：
某云：“无证而可疑者，是当阙之。不可据《序》做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黎靖德 80:2077)
上述数则引文，看似孤立的个案，却透露了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与《诗集传序》的某些对话关系。
与《诗集传序》回答“诗何为而作”这个问题时朱熹从人性之本然出发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对《诗经》的读解中，朱熹也期望回到诗作本身，做到“以诗说诗”，而非“以《序》解诗”。即不被汉儒的观念遮蔽对《诗》本身的认识，从而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曲意附会、牵合《小序》的意思，削足适履。至于汉儒在《大序》、《小序》中道出的正确观念或解诗细节，不妨采而信之。
正是在“以诗说诗”、回到诗作本身的观念引导下，朱熹以为：“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黎靖德 80:2085)。
这里所说的“只将本文熟读玩味”，宜与《诗集传序》最后部分回答“其学之也当奈何”的段落对读。关于“学诗之大旨”，朱熹一方面对严格依循《诗》本身的特点提出要求——“本之二南”、“参之列国”、“正之于雅”、“和之于颂”；另一方面，也从“章句”、“训诂”、“讽咏”、“涵濡”等方面概括地提出了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章句和训诂，是理解任何古典经典的前提，讽咏和涵濡则更切近《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涵濡”一词，朱熹间以“涵泳”一词代替，曾在多个地方以不同方式表达，应该说并不是《诗集传序》中独有的概念，它显然与朱熹整个《诗》学思想一脉相承。
比如，《朱子语类》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对答：
问：“看诗如何？”曰：“方看得《关雎》一篇，为有疑处。”曰：“未要去讨疑处。只熟看某注得训诂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议论，往往里面曲折其实未晓，只仿佛见得，便自虚说耳，恐不济事。”(黎靖德 80:2088)
这段话中，“玩索涵泳”的意思，又在另两处出现：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黎靖德 80:2068)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熟读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得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须是杀了那走作的心，方可读书。”(黎靖德 80:2087)
《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中，类似的说法亦复不少。表面看来，朱熹这里不过是在讨论读书法或读《诗》法，但其中蕴含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是《诗》的本文而非汉儒的《小序》乃是涵濡、讽咏的对象。正是在熟读玩味本文之滋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见出义理，而不是相反。本文即诗本身才是意义的直接来源。
因而，《诗集传序》对《诗大序》的曲折修正，就不仅是置“性”、“欲”于“风”、“教”之前，以及以理学悄然替换经学这两项内容。当朱熹在检验《小序》真确性的同时一再强调“讽咏”、“涵濡”，他已经把对《诗》的最终解释权不自知地交还给了每一个读《诗》者。
细究朱熹的这些言说，如钱穆所言，反映了作为一代理学家“能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并“解脱了经学的束缚，而回归到理学家的义理”的风貌(4:61)。但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不是朱熹的真正意图，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无论原来用于《诗集解》的序言是由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为之的安排，被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从这个“美丽的错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宋儒朱熹从实质上改写《诗序》——无论是《大序》还是《小序》——的意图。因为这种改写，《诗经》解释传统和文学与思想史的版图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通过在表面上照着汉儒继续往下讲、而实际谋求深刻变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朱子这种“以诗说诗”、“玩索涵泳”的原则，也许反过来会背离他的理学原则；他对汉儒的巧妙修正乃至公然反动，也并不必然带来“性情之正”和“修齐治平”的正面结果。至于此后数百年间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巨大“哀荣”，就更无法让我们忽视他解《诗》的原则与他的整体思想主张之间的强烈反差了，毕竟思想史自有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
注释：
①《诗集传》完成于1177年，此说主要据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79－82。当然，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比如，钱穆就认为，“《诗集传》在丁酉亦尚未动稿”，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四册(北京：九州出版社)57。束景南也认为，丁酉年朱熹完成的是《诗集解》而非《诗集传》，但《诗集解》的序即今本《诗集传》的序，详见后文。
②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17。莫砺锋的结论基于他对《诗集传》全书的统计。据统计，朱熹完全同意《小序》观点的诗有82首，占《诗经》总数的27％；朱熹对《小序》有不同程度异议的诗有215首，占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