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与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基于省域尺度和受教育年限的空间计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尺度论文,年限论文,受教育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5)06-0011-07 一、引言 教育是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积累的重要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偏向”的教育供给加之固有因素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我国城乡间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并成为城乡整体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若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和16年，2012年我国(因数据缺失，本研究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全域6岁以上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73年、9.15年和7.65年，城市和城镇分别超出农村3.08年和1.50年；若以后义务教育人口占比衡量，城市(48.18％)、城镇(29.01％)则分别是农村(11.13％)的4.33倍和2.61倍。这种差距积累是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原因之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都存在不利影响[1]。 教育引致的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及其破解措施长期为研究者所关注，这些研究多围绕农村教育投入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等展开。张玉林(2003)指出，作为城乡教育分割的制度“分级办学”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转嫁给农村和农民，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滞后和城乡教育机会差距扩大[2]。陈敬朴(2004)则认为城乡教育差距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伴随产物，且与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偏少有关[3]。刘云忠(2007)基于1990-2005年数据证实城乡平均受教年限差距与当期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的对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每提高1％，将使当期城乡平均受教年限差距扩大约4.0％[4]。沈亚芳(2013)基于Oacaxa-Blinder分解技术证实城乡居民教育的偏好以及机会成本等隐性因素对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差距存在影响[5]。在破解措施中，褚宏启(2009)指出弥补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必须从制度问题入手，改革城乡二元的教育管理制度、教育投入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教育质量保障制度[6]。韩清林等(2012)则提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现代化建设需要从变革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落实各级政府统筹城乡教育的责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育经费保障体系、教师队伍和教育政策法制体系以及督导评估机制等[7]。
近年来，我国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全域非农人口占比达到52.57％。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潜能，同时也不可避免会通过要素集聚导致城乡教育资源的再分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影响也为部分研究者所关注。例如，田艳平和王佳(2014)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和1995-2010年数据研究表明，考虑内生性之后人口城市化显著地缩小了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距，经济城市化则起到了扩大作用[8]。尽管已有研究围绕着城乡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仍有必要回答如下问题：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近年来存在何种趋势？包括人口、经济和社会等维度的城市化进程如何影响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这种影响在日趋紧密的空间互动状态下有什么表现？本研究尝试基于省域单元(省、直辖市、自治区)2004-2012年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对以上问题加以分析，以期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供借鉴。 二、我国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现状 (一)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指标选取 尽管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多源性，除学校教育以外还具有其他渠道，但鉴于教育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并考虑平行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代区域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给出了各省域城市、城镇和农村6岁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我们先按照前述年限赋值计算了城市、城镇和农村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然后以城市和城镇各自的统计人口数量作为权重计算得出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中“城”的人均受教育年限(Eu)，“乡”的受教育年限(Er)则以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直接得出。以往研究中，衡量城乡某指标(如收入等)差距多通过该指标“差”或“比”衡量，分别刻画该指标在城乡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本研究综合考查两种差异计算方法，将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D)以城乡教育年限差和城乡教育年限比的算术平方根计算，如式(1)所示。该方法同时考虑到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能够较好地刻画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
(二)我国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评价 表1报告了依据式(1)测算的2004-2012年间我国各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从中能够看出，考察年度内，京津沪直辖市和西北板块城乡差距相对较大。动态分析表明，省域间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变化方向存在差异，北京、河北、内蒙古、福建、江西、湖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省呈现出有波动的缩小趋势；山西、辽宁、黑龙江则呈现出有波动的扩大趋势；天津、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新疆表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点；上海、湖南则出现“两端低中间高”的特点；吉林、江苏、山东和河南波动趋势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新疆等省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数值在2010或2011年之后出现短周期“翘尾现象”，即城乡差距出现扩大化趋势。 为进一步对比各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现状，我们以考察期内各省域“城”和“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均值和各自总体均值的差异为坐标值绘制了图1。全部省域分布在一、三、四象限中。其中“双高”的第一象限包括京津沪、东三省、陕西、山西、内蒙古、湖北和新疆等，这部分省域“城”和“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均超过全国均值，综合教育发展水平领先。第三象限省域“城”和“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全国均值，除浙江和福建外均位于中西部地区。第四象限省域则以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主，属于“城”教育相对领先而“乡”教育较为滞后区域。结合表1和图1分析，尽管京津沪和西北板块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为显著，但京津沪位于图1第一象限，属于“城”和“乡”教育双高基础上的差距，而西北板块位居第三象限，属于双低基础上的高差距，这意味着针对西北地区尤其需要在提升总体教育水平同时强化对农村教育的突破。
图1 以受教育年限刻画的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省域差异 三、我国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空间计量分析 (一)我国省域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空间相关性检验 特定区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与本区域内教育生态系统有关，而且会受到邻近区域相关因素的作用，后者会随着区域间联系日趋紧密和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等原因而得以强化，因此分析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有必要将空间效应纳入考察。在分析空间互动状态下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检验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研究通过Moran指数(Moran'sI)进行判定，该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2)中，
，W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关联和空间溢出的复杂性，本研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和地理—经济空间权重矩阵(
)。
依据各省域的省会城市经纬度计算省会城市间的直线距离，并在无量纲化处理的基础上取倒数作为权重。
依据式(3)进行构建。其中
分别为考察期内特定省域人均GDP，Y则为考察期内全国人均GDP均值。各权重矩阵均通过归一化使每行元素之和为1。Moran指数取值在[-1，1]之间，其值为正(负)表明考察变量呈现空间正(负)相关，即存在空间集聚(排斥)现象。
表2报告了考察年度内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Moran指数计算结果。各年度Moran指数不仅为正且均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我国各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存在正空间相关性而非空间独立，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高和较低的省域分别呈空间集聚，换言之，我国各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是存在空间效应的，探究影响因素时需要将其纳入分析。
(二)空间计量模型描述 常见空间计量模型包括了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其中，SDM是SAR和SEM的一般形式，更能够有效捕捉不同来源所产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本部分实证将从SDM出发，并判定是否可以沿着“SDM→SAR或SEM→OLS”的方向进行简化。空间杜宾模型表达式为：
本研究旨在分析空间互动状态下城市化进程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影响，测度其中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指某地区任意给定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亦称间接效应，是指某地区任意给定解释变量通过空间交互作用对其他所有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LeSage和Pace(2009)在克服传统点估计测度空间溢出效应的不足的基础上，基于横截面空间计量模型提出从求解偏微分得出解释变量溢出效应的方法[9]，该方法被Elhorst(2010)扩展至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10]，为本研究所采用。 (三)空间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选择 根据本研究需要将式(4)加以具体化，构建如下所示的空间杜宾模型。
式(5)中左侧变量被解释变量D[,it]为i省域第t年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右侧解释变量中，鉴于城市化发展是包含人口、经济和社会等维度在内的区域系统发展，本研究选取人口城市化(POP)、产业结构升级(IND)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IX)加以综合衡量，分别通过区域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指代。在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镇)转移进程中，具有较长教育年限和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村人口显然具有更大的转移潜能和优势，从而存在强化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可能。区域二三产业的发展将更多人口从农业生产中移出，一方面从事二三产业比从事农业生产往往需要更高的技能，另一方面区域二三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多依托于城市和城镇，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也存在拉大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动能；不过，产业结构升级也会通过收入的增长和示范效应等强化农村居民教育投资激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集中体现了区域城市(镇)建设投入布局，与农村相比，城市(镇)人口密度更高，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等更为集中，从而有利于产生对高层次教育人口等创新要素的吸力。由于存在反馈效应，空间溢出具有复杂性，溢出效应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尚不确定。此外，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区域相对较强的创新能力会推动人力资本增长并向作为区域增长极的城市聚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落差则会导致人们投资于更高层次教育的意愿和能力出现差异，从而影响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均衡度；区域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则会以资源支持的方式全面作用于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将以万人均专利受权反映的区域创新水平(INN)、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之比刻画的城乡收入差距(INC)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EAP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经济数据均进行了平减处理。本部分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由于数据缺失，2012年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数据由趋势推导得出。 四、空间计量模型计算结果 表3报告了两种权重下的空间杜宾模型计算结果，包括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值，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报告的是利用Lee和Yu[11]的转换估计法进行纠偏后的估计值。估计结果一致显示两种权重下Wald检验和LR检验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这意味着采取空间杜宾模型较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更符合数据特征。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两种权重下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下特定省域单元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不仅受到本地区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与邻近区域因素的作用有关。人口城市化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则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本地人口城市化进程和邻近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都会对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起到扩大作用。控制变量中，区域创新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的本地影响均通过至少10％显著水平检验，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影响方向为负，有助于缩小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区域创新水平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则在1％显著水平下为负。地理—经济空间权重下的双固定效应模型显示结果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下估计结果类似，以10％显著水平为标准，人口城市化、区域创新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系数通过检验，其中前二者方向为正；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水平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空间滞后项系数通过检验，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空间滞后项系数为正。
表4进一步给出了两种权重下城市化进程衡量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直接效应、间接(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两种权重下，人口城市化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分别在5％和10％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特定区域人口城市化进程扩大了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但间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长期以来，教育资源特别是后义务教育资源的城市偏向使得城乡人力资本水平之间不对等，其中农籍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选择性迁移和大学扩招后的教育扩展又形成了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新张力[12]。征地农民和毕业农籍大学生是现阶段人口城市(镇)化的主要来源。与前者因资源减少而入城且集中在城市(镇)周边区域不同，后者是因知识和技能增加而留城，属于选择性迁移，这种迁移显然在人力资本水平上起到了“减乡补城”的作用。尽管大学扩招强化了对农村居民教育投资的激励并推动农村高中生比例上升，但城市(镇)大学生比例更快的增幅又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形成推力。因此，以非农人口占比刻画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存在扩大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内在原因。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部分原因在于人口流动强度会因空间距离延长而减弱，除个别地区外，人口城市(镇)化进程中的新增人口多源自本省域单元内，因而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两种权重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但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换言之，邻近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会扩大本省域的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我们推测其中的原因在于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会通过就业机会增加和收入增长示范等方式对农村家庭教育投入形成激励，另一方面也会将更多的创新资源吸纳到城市，强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偏向，这种合力使其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不显著。但在区域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特定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会释放出更显著的辐射效应，对邻近区域而言，城乡间的固有落差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对这种辐射的吸纳存在差异，从而对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异起到放大作用。显著的溢出效应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总效应显著。 两种权重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现阶段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多数，2012年全域(不含西藏)占比达到97.33％。这种高比重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镇)较高的人口密度有关，现阶段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作用不明显。 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中，区域创新水平在两种权重下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P＜0.05)，但在地理权重矩阵下具有负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特定区域创新水平的优化在拉大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同时对周边区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起到缩小作用。城乡间创新鸿沟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农村创新基础和潜能与城市(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还会出现动态的自强化趋势。城乡创新鸿沟的存在会因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加剧城乡间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均衡：城市因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人口提供更多的资源和诉求。特定区域创新能力对周边区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会起到弥补作用，这是因为创新能力较高的区域会对周边产生虹吸，导致周边区域创新资源特别是城市创新资源的净流出，因此创新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弥补的溢出效应会以削弱周边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为代价。在地理—经济权重下创新的溢出效应较地理空间权重下强度要弱，这意味着弱邻近区域间经济落差较小，创新的跨区域虹吸效应会有所减弱。 城乡收入差距在两种权重下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有助于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考察年度内不少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有波动的缩小趋势，有利于减小城乡居民教育支出承受水平的差距，但这种因素的弥补作用并未表现出溢出效应。 两种权重下人均教育经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在至少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特定区域人均教育经费增长有利于缩小本地和邻近区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对仍均教育经费的进一步探究发现，以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为例，2004年我国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为1667.95元，农村该值为1210.75元；2011年我国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为8179.04元，农村该值则达到7439.40元，农村教育经费的增幅显著超过全域值。教育经费的农村倾斜进而推动了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缩小。这种效应还会通过示范效应等带动邻近区域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邻近区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省域单元数据研究表明，2004-2012年间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刻画的我国各省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变化方向并不一致，部分省域出现短周期“翘尾现象”，京津沪和西北板块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相对较大。空间计量研究显示，人口城市化进程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扩大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刻画的经济城市化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扩大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反映的社会城镇化对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扩大无显著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区域创新水平推动了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扩大，但对邻近地区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起到缩小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则缩小了本地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人均教育经费对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是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现阶段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区域创新水平在空间互动状态下都存在扩大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表现，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和教育经费支出的农村偏向则会起到缩小作用。因此在推动城市化有序发展的同时，需要完善农村教育生态系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一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中鼓励城市(镇)教育资源向农村辐射，适当增加农村教育资源份额，特别是围绕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拓展农村后义务教育资源，扩大农村教育供给能力；二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来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强农村教育支付能力，完善农村教育的助学体系建设，减少农籍学生因贫休学现象；三是强化区域间农村教育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增强相对滞后区域产业升级能力，克服特定区域发展对周边区域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产生放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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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与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基于省级规模和受教育年限的空间计量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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