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中国革命道德的张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以德论文,道德论文,张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2)03-0017-06
新世纪之初，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以德治国”第一次被明确地提高到基本治国方略的高 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 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欲达到“以德治国” ，要求执政党本身必须首先具备优秀的品德。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十分重视革 命道德的培养。在80年的峥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规范体系，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作为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支撑力，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之一。
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它渗透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 理想，体现着共产党人的基本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伟大实践中。同时，它又传承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道 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念、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严守纪律、艰苦奋斗、律己修身等为规范。其内涵十分 丰富，从多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一、中国革命道德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革命道德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 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有志之士怀 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在经过对各种救国主张的对比后，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从此 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之后，不管风吹浪打，流血断头， 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从未产生过动摇。正如毛泽东在回忆自己早年的革命信仰时所说，在 接触到共产主义的书籍和了解到俄国革命的历史后，迅速地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从此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把爱国主义热忱与坚定的共 产主义信仰统一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成为中国革命道德萌芽的重要标志 。
“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并旗帜鲜明地宣布这一奋斗目 标的那天起，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忌恨，革命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1927年大革命 的失败使党的事业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反动势力大开杀戒，据不完全统计，从19 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共有31万多党的优秀分子和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全 国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参加党的不坚定分子纷纷宣布脱党、退党 ，有的甚至叛变投敌。然而，有更多的革命分子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毫不畏惧，他们 “更坚定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继续向前进。彭德怀、贺龙 、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笼罩之际毅然加入到共产党内的。“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一批批共 产党人和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 英雄主义气概。这种感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牺牲精神，构成了中国革命道德的又一崭新内 容。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屠杀和镇压，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的力量遭受到严重损失，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中国革命的处境异常险恶。在这种 异常复杂残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下，严格的纪律是党在秘密状态下生存与工作的基本条件 。党的“八七会议”特别强调“只有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这样， 严守党的纪律作为党对每个党员的基本要求被明确地提出了来。此后，纪律的自觉成为 道德自觉的重要表现。井冈山时期，为了使红军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真正得到人民群 众的拥护，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要求，以后根据斗争的 需要，又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长期战斗在生产力落后、 生存环境恶劣的农村，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由此也形成了党和军队内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的生活风尚。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军队的生活条件就异常艰苦，“天当房、地当床 ”，“红米饭、南瓜汤，野菜也当粮”，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然十分突出。长征途中，爬 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红军不但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还克服了恶劣的 自然条件所带来的困难，使艰苦奋斗的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弘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水千山只等闲”。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成为我们党不怕吃苦、藐视困难、艰苦奋斗等 优秀品德的象征，中国革命道德由此也添加了新的内容和阐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革命的形势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阶 层出身的人大批涌入革命的阵营，党的队伍和革命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壮大。为了保持 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党的干部和党员及革命军队进行思 想品德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在此前，外部严酷的斗争形势对 中国革命道德的产生和规范起了某种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道德 建设已经带有了很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一时期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纷纷著书立说， 毛泽东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论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都集中地对党的宗 旨、立场和共产党人的道德行为规范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说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 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 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P1004—100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 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 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P1096)因此，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的人，只要能够做到了这一点，能够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 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 ](P660)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 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当懂得马列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 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 、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 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 、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刘少奇在他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革命道德的原则只能是集体主义，他说：“党的利 益高于一切”，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 的利益……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4](P131)这一时期，为人民服务的革 命道德核心、集体主义原则的明确以及其它革命道德规范的丰富，标志着中国革命道德 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即是对党内存在的主观 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算，同时也是对全党上下进行的一次普 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理想道德的教育，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走向成熟， 是一个具有自觉道德基础的党。1945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是建国前夕召 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 止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由此， 把防腐拒变作为党在夺取政权条件下道德建设的新课题提了出来。以后的历史证明，毛 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极富远见的。
二、中国革命道德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扬弃和超越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上，历来有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历 史虚无主义，认为它束缚人的头脑，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另一种是采取文化 守旧主义，把传统道德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主张对中国传统道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 总结”，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遗 产。”[3](P533—534)
中国革命道德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之所以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是由道 德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人类道德的发展是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它先后连贯、不断更新 ，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种新道德的出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 是从旧道德中脱胎出来的。中国革命道德也是如此，它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而产生，必须从先前已有的思想材料和道德传统起步，以传统道德为历史前提，批判地 继承前人的优秀道德成果。同时，新道德的产生并替代传统道德亦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 必然。李大钊曾有言：道德会“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 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 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这是因为“适应从前 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去了他的运 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种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道德出 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5]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德正是在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和超越中确立起来的。比如，中国 历代的思想家和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德治”。孔子主张“仁政”，他说：“修 己以安百姓”，意思是说：把自己修养好了，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并认为权威与刑法 不能使人有“羞耻之心”，“德治”才具有根本性，即所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7]进而提出“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爱民之爱者， 民亦爱其爱。”[8]这种“仁政”、“与民同乐”的思想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历史上曾 起过积极的作用。其后，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所著的划时代名著《明 夷待访录·原君》中也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 张。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将历史上的民本思想、“与民同乐 ”等传统道德观念，加以改造和创新，提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把人民 的利益作为道德判断的最高标准，这种道德的核心即非所谓超功利超阶级的“博爱”， 亦非为一己“载舟”统治所需而实施的“仁政”，也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 它是以真正反映和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的道德，因而是历史上任何 党派和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 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 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 类、拯救世界脱离资产阶级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4](P133)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 道德才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千百年来，尽管 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但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主权却是我们一贯的光荣传统。 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 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保证。然而，在中国漫长的 封建社会所形成的爱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忠君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实践中，既继承发扬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又克服和超越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自觉地把热爱祖国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远大理想 统一起来，使爱国主义成为最富有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在80年奋斗不息的战斗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创造出了举世公认的辉煌业绩，使中华民族从 长期的屈辱、落后中再次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他们身上，展现了“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轨迹，从而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的光彩和时代内涵。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 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9](P588)
优秀的传统道德往往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 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以及“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仍处处闪烁着光辉， 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0]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道德情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的思想和道德来源， 至今仍是无数共产党人的座右铭。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内容非常丰富。如公正无私 、嫉恶从善、诚实笃信、不尚空谈、戒奢节俭等修身之道与品德，都是中国优秀文化传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必然合 乎逻辑地使之产生质的飞跃。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仅是中国传统优秀道德 的继承者，也是革命道德的创造者。“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 的思想品德修养。”[9](P605)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国化的过程包括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生根发芽正是借助了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结果。
三、以德治国，重在立党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革命道德体系。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道德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其影响的范 围，主要包括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广大民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 党，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德倍受推崇，开始发挥主导社会道德的作 用，其履行的范围也由局部推广到全国，由党和军队扩展到全体人民中间，在中国共产 党的大力倡导下，革命道德的基本内容成为建构新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主体。
同时，也由于革命的胜利，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在我们党内少数人身上滋生了居 功自傲、革命意志减退、蜕化变质等现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 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9](P1 84)1953年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公款、生 活腐化案就是突出一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的形势及时调整战略，提 出在发扬光大战争年代革命道德的基础上，把防腐拒变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德要 求、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并依此下决心坚决清除 了党内的腐败毒瘤，警醒和挽救了一批人。
以革命道德为基础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有意识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培育和 建设，是党在执政以后所致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五六十年代，为了造就全民的社会主义 道德素质，特别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 “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雷锋、焦裕禄等一批具有理想人格和完美道德的典型被树 立了起来，艰苦创业、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助人为乐等在中华大地蔚然成风，成为社 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一时间，国家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社会风尚和道 德水平显著提高。这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与其它诸多领域一样，“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道德和由之延伸而成的社会主义道 德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整个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 重申：我们现在要把风气扭转过来，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恶果，正本清源，要 恢复中华民族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倡导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品德，认为这是关系 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96年10月中共 第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 的决议》。以党的决议形式对思想道德问题进行系统的表述，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它表明了党中央“两手都要抓，都要硬”的决心，对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价值准则 和伦理规范的高度重视。
新世纪伊始，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把德治提高到了基本治国方略的高度，他指出“我们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 一个国家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 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 合起来。”这表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对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认识又 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五大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十五大以后，我们国家 大大加强了法制建设的步伐，尤其是在法律机构的建立健全和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做了大 量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是，一直以来社会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 况还严重地存在，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司法腐败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可见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要靠法，而且要有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把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紧密地结合是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法德兼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
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结构与利益关系的 调整、变化，传统的义利观、价值观受到了挑战，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 念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确立，如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效率、开拓创 新、平等竞争、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伴随着 市场经济改革大潮，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等也大肆侵入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不能够筑起道德的长城，张扬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在我们的 社会中也难免会出现道德沦丧、精神崩溃、信仰失灵的悲剧。那样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 ，而且还会使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受到严重损毁。显然，只有促进全 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 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11]把“以德治国”纳入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中，就是要发挥 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良性互动。
实施“以德治国”意在“以德正人”，即通过舆论动员、榜样示范、教育引导，增强 人们的道德意识，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道 德体系，推动全民的道德进步与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理应成 为楷模。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 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以往相比，党建设的难度加大了 ，能不能保持革命的道德情操，是立党、治党的关键。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对人们道德面貌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人们对利益关系的看法上。人 云：一个党员党性的好坏、品德的高下，战争年代主要看怕不怕死，和平年代则要看贪 不贪。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胁下，在党内确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动摇、道德滑坡，把 商品交换的法则引进党内，大搞权钱交易，导致公仆意识、集体意识、奉献精神和互助 精神的减弱，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滋生和膨胀，有的以权谋私、见利忘 义，有的道德败坏，欣赏和追求低级趣味，甚至沉迷于声色犬马，有的两副面孔，玩弄 权术。这些现象严重背离了党的宗旨和革命的道德。对此，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中国 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 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12]江泽民同 志也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的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同样要讲个人的修养。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大有重申和强调的 必要。”[9](P588)
“以德正人”必先“以德正己”。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有较高的 道德情操并身体力行。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良好道德基础的政党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谋利益。党的先进性是通过广大党员的行为规范具体展示出来的。党纪党规只是一种外 在的强制性的约束，内在的道德修养才具有根本的作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负有更大的责任。道德素质是领导干部素质的基础。我们党历来 主张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古人司马光曾说：“自古昔以 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因此，“在用人问 题上要坚持原则，要十分注意有没有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的精神和品德。害怕艰苦、追 求享受、奢侈浪费的干部不能重用。”[9](P603)“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9] (P543)，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 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能做。我们的领导干部必 须要有这个自觉性。
形势变了，但我们党的宗旨没有变。任何时候，都不应忽略和放松对党员干部的道德 要求，广大党员必须坚持人民利益、集体利益、党的利益第一的价值取向，不能自我降 低标准，要坚持党的革命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德不孤，必有邻”，只有共产党员坚持 道德修养，以高尚的党德感染人、吸引人、凝聚人，以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来影 响和带动周围的广大群众，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以德治国，重在立党 ，“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 奋斗、勤检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来说，这 也是对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鉴别力的一种考验。”[9](P603)“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新的考验仍在继续。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中 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必将会继续发扬光大自己的道德优势， 高歌猛进，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更加辉煌的明天。
收稿日期：200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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