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城市古井民俗文化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井论文,民俗文化论文,传统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1-0110-06
一 理论背景与研究对象的选择
中国民俗大规模变迁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基本态势。[1]在西方近代文明和西方风俗的冲击下，中国的民俗从日常礼仪、消费、服饰、居住、出行、节假日乃至婚丧嫁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当然，“良风美俗”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有学者甚至认为民俗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区分民俗的美善与丑陋。[2]然而，“俗随时变”似乎是民俗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传统社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请神祭祖、阖家团圆几乎是延续了几千年不变的民俗内容。但是，现代社会基础已经逐步过渡到工业文明，时尚服装、流行音乐、迪斯科、奇异、影星、歌星等民俗现象受到青年人欢迎。难怪民俗学家陶立璠要致力于变更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企图将民俗学由“历史之学”变为“现代之学”。[3]
但就传统民俗文化是否一定“俗随时变”这一问题，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认识。马克思、丹尼·贝尔等一批现代化理论家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文化领域全方位变迁，肯定“俗随时变”这一主题。但是马克斯·韦伯、亨廷顿等学者却认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社会有一种持续的、自动的影响力。针对这种分歧，英格哈特对65个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传统文化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理性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逐步取代感性的、绝对主义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文化变迁本身的的确确有自身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4]
从中国近代发展历史来说，“俗随时变”似乎不容置疑，如“神”、“异”、“气”、“侯”、“阴”、“阳”等中华民族的传统词汇逐步被“生态平衡”、“日照”、“温度”等科学概念所取代，工业“标准生产”替代传统的“能工巧匠”，大众媒体广告取代“市声”、“商幌”，电话、互联网、传真等现代通讯技术取代了烟火、人体、动物、植物、器皿等传统通讯媒介。
与赫尔德(Herder)的观点类似，他相信一个民族的灵魂就表现在该民族的民歌中。[5]我们相信：一个城市的民俗事象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底蕴，城市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民俗传统。所以，民俗传统被尊重的程度可以反映出该城市社会的健康水平。
为了上述目的，我们选择了一个对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到关键作用的民俗事象——井，作为讨论线索，企图通过探索城市中“井”的民俗功能的变迁，来揭示城市社会的转型。由于井是旧时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与社会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息息相关，围绕着“井”有一整套文化体系。
我们选择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长沙城作为研究对象。古城长沙，南枕丘陵，西屏岳麓，三面环水，自古享有“碧湘玉泉，满之不溢，舀之不竭”的美誉，它是个多井的城市，其井的形态各异，如自然形成的泉眼井，随意开发的敞口井，丁字湾麻石砌成的单眼并、双眼井、四眼井等。据民国时期长沙市政局 1948年7月的统计，长沙城区共有水井3 303口，当时市区的街道数量约为798条，平均每条街道拥有 4口以上的水井。所以说，长沙是个不折不扣的“井城”。关于长沙城中的地名有副对联：“东西红木四牌楼，楼中走马；彭左陈洪伍家井，井内泉嘶”。下联所说全是长沙的古井，长沙的许多街名也由井名而来，如路边井、桂花井、水风井、白沙路、青石井、双井巷、高井街、古井巷等等。
考古学家已经从长沙发掘出来的大型古井群分析推断出古代长沙历史发展的三个繁荣断层期①。并且根据古井群的分布，考古学家大致确定了战国时期楚城的位置和范围。本研究根据长沙古井的知名度和地理区域重点提及8口古井。它们分别是位于山脉区的白沙井和南沙井，沿江区的长怀井、泉澌井、路边井和螃蟹井、城北区的彭家井以及河西的狮子井。
二 俗随时变：古井民俗功能变迁
“井”最早见诸文字，是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井，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据专家考证，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王振复从卜辞择取井及相关甲骨文字例进行研究后认为，井体现先民特有的天下、宇宙意识，井为“九分天下”之意。[7]所以从词源上考究，“井”应该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井”字应该是从井田制度的格局中演化而来。“井”字的两横两竖将空间划为九份。据《井田助法遂沟》记载，“方一里之中，其田九百亩，界为井字，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借其力以助耕公田……”[8]不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井”字条目内注“八家一井”“八家为井”就应该是指我们日常所指的汲水用的井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井”与“市”建立了联系，并且有“因井设市”一说。应该说，最早的“市”就产生在井边。《管子小匡》中有云：“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史记（正义）》中的解释更为具体：“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在没有自来水的古代，汲水之地是民众聚集的地方，由聚集形成市场，由市场而促使城市产生并繁荣。因此，“市井”是我国古代城市的核心要素之一。
城市扩展，工业文明加速发展，自来水在城市开始出现并逐渐普及。“市井”在城市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步弱化，人们在生活上逐步脱离对井的依赖。于是，千百年以来因为“井”而产生的一整套文化体系也随之发生变迁。
（一）古井与旧时城市社会秩序
1.古井的民间传说与旧时居民对“井”的崇拜
“集体情感只有固着于某种物质对象，它本身才能被意识到。”[9]中国民间传说中，有关山川河流、湖泊泉井的传说数不胜数，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有关地名、地形、地貌的传说，这些传说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物的崇拜。关于井的传说，如《荆州记》云：“县北界有重山，山有一穴，云是神农所生。又有周回一顷二十亩，地外有两重堑，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另外，《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元云，神栖崑仑。”[10]所以，“井”的传说是与神、龙联系在一起的。井是人类早期的一大文化创造，井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必须沿河而居的历史，为人类生活拓展了无限空间。民间传言，井井通龙宫，所以每口井的井神也必然是主水的龙王。如《北京井窝的水夫》一文说：“水井前，多用方砖筑成二三尺高之小庙一座，庙门置香炉蜡具，中祀龙王木主，朝夕焚香，所谓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者是也。”
就长沙的古井来说，几乎每一井都有自己的传说，其中白沙井拥有的传说最多。《湘城访古录》第十二卷中记载，“白沙井，在善化县东南二里，府来龙，边井仅尺许，清香甘美，不溢不竭，长沙第一泉。明末泉分为二，出遂缓。”[11]所谓“府来龙”，就是指白沙古井坐落的妙高峰下的迴龙山，此山为龙头所在，龙尾则远至江西袁州。民间还有一种传说，长沙原本既无山也无井，百姓吃水用水全靠一口水塘，但一条黑龙糟蹋了水塘。一日，一只丹顶白鹤因误饮塘水而中毒，被当地老农所救，白鹤病愈飞走。几天后，一位名叫白沙的姑娘来到当地开起了面铺。黑龙闻讯化身一黑汉前来调戏，白沙姑娘以面条招待。正在黑汉吞咽之际，姑娘轻拂拂尘，面条顿时变成一串铁链牵住黑龙肚肠。姑娘将筷子插地变作拴龙铁柱，随即又招来一座小山压住黑龙，令其喷吐清水。为了纪念白沙姑娘，人们便称镇住黑龙的小山下的井为“白沙井”。
中国民间普遍认为龙是主水的神物，所以人们通常将龙与井神看作一体，称为龙君。除此以外，几乎在每一口较著名的古井的泉眼上方都设有祭灶，用以祭拜井神。涂尔干曾经指出，宗教禁忌体系就是要把所有神圣事物与所有凡俗事物都分离开来。[12](P144)祭拜本身有利于强化古井的神圣感和人们对井的敬畏之情。
2.用井习俗与民间社会秩序
旧时的长沙居民对于井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大多是为了保护井水的洁净。这里洁净有两种意义：其一是自然意义上的洁净。据目前仍居住在南沙井旁边的柳先生介绍，旧时人们凿井，先要举行祭拜仪式然后才能动土凿井。凿井时，先要挖出一个数倍于井口的深坑，周围填上木炭和散棕麻，这样可以增加一道过滤层，保证井水的纯净度。井边要留泉眼和疏导渠，以防止当井没有人使用时，井水窝在井眼中，成为死水或者反渗，影响水质。井开凿出来后，井水要尽量采光，不可密封。舀水或打水时，需要使用专门的瓢或桶；饮用水的盛水工具不能和洗涤用水的盛水工具混用；饮用的水井和洗涤用的水井应该分开。任何人不可以向井中投杂物，不可把脚伸进井中。除了保持水的清洁以外，还要保持井本身清洁。若是十几米的深井，需要定期请洗井工腰间系上绳索，别上红布，吊下井去清洗井壁。下井清洗前要先杀鸡祭井神。
其二是社会意义上的洁净。人们禁止将一些民间视之为污秽之物放到井边清洗，比如经期、产期妇女的用品、妇女的内衣内裤都不能拿到井边用井水洗。传说沿江地区下黎家坡的泉澌井就是因为曾经有女人在井边用井水洗了不“洁净”的东西而井水突然减少，这口井在四十多年前就弃之不用了。
另外，旧时长沙城的居民们在用水的时间分配上特别考究。尽管一天中不同时间的井水其水质没有多大差异，但是人们大多认为一天中只有早晨的水最洁净，并且是越早越洁净。所以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男人们就忙着挑水回家，直到家里的水缸装满为止。古井的早晨基本属于男人，上午9点钟以后则属于妇女们洗衣洗碗聊天的时间。
3.古井与民间经济结构
旧时的长沙有一种挑水行业，最早在清朝旷敏本《白沙井记》中曾经记载：当炎夏来临的时候，白沙井附近的居民趁夜连夜舀水，装在大缸里，到了白天就担入城叫卖，卖给那些想取水却不愿意冒着酷暑等待的人，每担可以得七八钱。到民国时期，以卖水为生的人数量增加。《湘城访古录》卷十三记载，“城中挑水以挑沙水营生者约在千数以上”。到20世纪 40年代，城区专卖水谋生者以木桶或水车盛水，沿街巷叫卖，或包月计费供水。围绕着古井，长沙城曾经存在过卖水者、买水者和自挑水者三个阶层。
4.古井与旧时政治权力
汉文帝时期大学士贾谊做长沙太傅期间把井凿在太傅府内专用，不让市民“相聚汲水”。他家的井旁安有石床，植有柑树，成为贾谊个人休憩之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有记载：“湘州郡廨西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如壶。旁有一脚石床，才容一人坐，是谊宿所坐床。又有大柑树一。”唐时杜甫在其《清明》一诗中吟道：“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后人将诗中“长怀”二字刻在井石上，所以就称“长怀井”。不过，韩愈所题的诗《题张十一旅舍井》“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则表现出他对官家拥有私井的不满。
白沙井则不然，昔日长沙市民中以白沙井水为饮用水者不下数万家，贫民中挑白沙水营生者约在千数以上，坐候于井旁之挑水夫，每日总有数十至百余人之多。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官员和地方官绅设法垄断白沙井水的所有权。如清光绪年间，善化知县曾在井后立碑，“出示晓谕”，将白沙井划为官井，并订立用水章程。民国初年，又有军阀在井旁立一“告示”碑，刻有“照得白沙井水，四井界限分明，卖水吃水各井，官井专供官军”等语，将白沙井的四口井划分开来，将其中一口强行定性为“官井”。另外，一些地方帮会也对白沙井垂涎三尺，如旧时所谓的“挑水会”规定，凡挑卖白沙水者须先交银元数元入会，取得条据，方可取水。
5.古井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
20世纪50年代以前，长沙古井所在地是信息交流、传播最为迅速的场所之一。由于汲水的需要，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由井边开始。可以说城市社区的“乡缘意识”就产生于因市井而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这种意识和街巷式的民居分布格局一起作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形成独特的市井社区的邻里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农村社区的“乡土关系”，更不同于当代城市社区的“私密关系”。
因为古井的水是恒温的，居民们冬天用井水洗被，夏天将井水洒在地上降温。尽管居住拥挤，居民间的关系却充满人情味，居民彼此之间高度信任。据螃蟹井边的老人谢女士回忆，每到夏天，棚户里的居民便纷纷来到井边，露天铺席睡觉，席子密密麻麻，却从来没有人担心过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居民之间有很强的互助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往往巷子里一家出了事情，整条街的人都跑过来出谋划策。
井边是汲水洗衣女性们扯闲话拉家常的好地方。一些故事、传说、小道消息等都在井边得以传播和积累，“张家长”、“李家短”的话语在井边妇女们手中衣服的揉搓声中传播。据一些年老妇女回忆，每天上午9点钟左右是井边最热闹的时间，家庭妇女们手里拿着衣服、碗筷赶往井边，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开始打听或者发布小道消息。后到的妇女则静静地站在旁边等着、听着，不时地说出自己的“高见”。一位姓王的女士告诉我们她年轻时曾经为洗一件衣服“洗”了两个时辰，为此回家后遭到丈夫的“责骂”。
（二）自来水的出现与古井功能的弱化
1.古井的供水功能逐步被自来水所取代
自1951年长沙市第一水厂建成后，自来水就逐步取代井水和河水成为长沙市居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随着自来水供应量的逐年扩大，饮用井水的居民越来越少。尤其是1990年第五水厂建立以后，长沙整个城市实现了管道自来水供应，井水全面被自来水取代。调查发现，居民们之所以选择自来水与以下原因有关：1)城市建设导致古井的水脉被污染；2)自来水使用方便；3)政府承诺自来水有统一卫生指标，水质符合科学标准。
2.古井作为居民社会交往场所的功能弱化
1950年代开始，大多数长沙市民逐步脱离了街巷，脱离了棚户，住进了楼房。长沙城传统的“绕井而居”的居住模式发生了变化，人们住进了鸽子笼式建筑风格的楼房。由于人们生活用水不再依赖，也不方便依赖于水井，水井作为社区集聚场所的功用消失。
3.古井在构建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弱化
由于居民家庭普遍用上了自来水，人们逐步忽略井的存在。男人们不再于每天清晨前往水井边挑水，妇女们也不再到井边洗衣洗碗，人们不再在井边聚集，井边不再是制造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场所，更没有人到井边祭祀。人们不再崇拜井神。过去因为井而产生的组织基本解散。水对于当今城市的市民来说，仅仅是一种从管道内流出来并且用之不竭而且非常便宜的一种分子式为H[,2]0的物质。它不再与神龙相联系，水对人的神秘感和人对水的敬畏感消失，由井而形成的节约用水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4.人们对井的态度分化
自来水出现在居民家中以后，人们对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居住在古井周围的居民的调查中发现：1)10%的被调查者坚持饮用井水，他们对古井情有独钟。这些被调查者主要集中在长怀井和白沙井旁边，这些居民，特别是一些老人，热衷于饮用他们熟悉的井水，他们以守护神的身份对待井，保护井，对有损井水清洁的任何行为给予抵制和抗议。 2)74%的被调查者漠视古井被遗弃、被破坏。这些人由于已经用上了自来水，认为井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彭家井、泉嘶井、路边井等周围地区的居民持这种态度，他们对于自己身旁的古井被毁坏不闻不问，不知道他们身边的古井有何价值，是否值得保护。3)16%的被调查者坚信古井在当今城市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城市建设已经将地下水脉污染了，饮用井水与现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不相吻合，城市中的井哪怕是古井也不值得保护。
（三）古井的存在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
古井水源所依赖的是自然水文地理背景下的自然水脉。据湖南省地质矿产局水文二队于1978年 8月至1982年11月对在长沙市进行的水文地质普查，发现长沙城区地下水可开采总量为18.25万吨／日，含水层较浅，一般距地面不超过30米。若根据地下水点高程测量和地下水位观测，按市区地下水流向，可以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以侯家塘为中心，南起长沙铁道学院，北抵清水塘一带，西临湘江，东到东屯渡，地下水基本是由南向北排泄，中间以胜利路为界，东部地下水折流入浏阳河，西部地下水折流入湘江。北区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中心，东北起于浏阳河，南至展览馆路，西临湘江，地下水主要流向由东南向西北，其水位高于湘江、浏阳河，是湘江和浏阳河的重要补给水源。[13](P382)而城市建设所依据的逻辑是人为的经济地理，它主要考量特定土地面积上可能有的经济收益。城市中的楼房在向空中索要空间的同时，向地下挖掘的深度越来越深，有些楼房设置地下层达三层以上，其地基则一般打到30米以上。这些建筑对城市地下水的自然水脉造成了破坏。
从广度分析，由于居民住宅、城区道路、公共设施、体育文娱设施、环卫设施以及城市美化等项目大量上马建设，大批古井被损毁或填封。1964年长沙还有3399口水井，到了1987年，就只剩下1000口左右了，[12](P501)而到2005年，据我们碰到的一些明白人估计全市可以利用的水井不会超过100口了，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古井已经只剩下不到10口。本次调查提及的几口井中，除白沙井、狮子井和长怀井尚存外，其余古井的旧址均在不同时期的城市建设中被填封或者损毁。
另外，调查发现所有保存下来的井无一例外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白沙井周围有工矿企业排放含汞废水，致使白沙井的井水年年检测含汞。螃蟹井和楠木厅一带的三口井出现了铬含量招标，此外，受生活污水的影响，老城区地下水三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浓度超标。[13]
（四）古井情怀的挖掘
长沙城内的古井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迅速减少，大部分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井要么干涸要么被填封。面对昔日“碧湘玉泉，满之不溢，舀之不竭”的景象日益遭到破坏，人们开始提问：现代化的长沙城可以没有古井吗？
1.发掘古井群
在长沙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时地有大批古井群被发掘。其中最著名的是1996年出土了三国吴简，上面有井的记载；2002年4月黄兴北路一建筑工地发现战国至唐宋年代不一的古井群；2003年6月，长沙市南阳街古城区一带陆续发现十余口古井，该古井群基本被推断为明代民井；2004年出土了西汉武帝长沙国简牍的走马楼古井，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后西汉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2.古井承载着长沙城市的历史
白沙井和长怀井是长沙市古城区仅存的两口原址保存完好的古井。长怀井被称为长沙第一古井，人们通过长怀井认定贾谊所居太傅府，从太傅府的位置，探寻出汉朝时长沙王城。尽管长沙城屡有变迁，但有长怀井在，城区的基准就定下了。考古学家把长怀井视作准确认识古今长沙发展变迁的坐标。
长沙俗称“长沙沙水水无沙”之说起因于白沙井，所以，白沙井自古为“长沙第一泉”。现今所知有关白沙井的最早文字记录，见于明崇祯年间所编的《长沙府志》，到清初，见诸书端的白沙井游记逐渐多了起来。将白沙井与山东济南趵突泉、贵州贵阳漏趵泉、江苏惠山陆子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泉的提法，即见录于清初的白沙井游记中。
3.保护古井
长沙城是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并且白沙井和长怀井被作为了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之一。尽管如此，白沙井曾一度面临危机。1999年3月长沙某局在白沙井岭上大批砍伐树木，计划在该地建设高层住宅，当树木砍光以后，白沙井首次出现浑浊，如果楼房建设起来，白沙井的水脉就会被截断或被彻底污染。针对这一情况，白沙井周围的周大爷、赵大爷、唐大爷以及杨大爷等老人自发组织了护井委员会，上书市政府要求停止建设该局的住宅工程。此举引起长沙市民的强烈反响，一万多名市民参加了签名活动，最终使建设工程停止。以此为契机，护井委员会又敦促市人大通过相应法规，企图立法来保护古井。2000年1月长沙市人大提出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保护白沙井，建设白沙井岭绿化广场的议案》，随后长沙市地矿局又组织编写了《珍贵的自然与人类文化遗产——长沙白沙古井》一书，书中提出了对白沙古井的水质和水源的治理和保护措施，同一年长沙市政府着手建设白沙公园，进一步保护白沙井。2004年4月30日，长沙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2004年7月30日湖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了《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该条例第三条中规定，保护的内容包括“风景名胜、古井名泉、古树名木”，条例中特别提到了白沙古井和长怀井的保护。
目前88岁高龄彭姓老人将自己的一生献身于长怀井的保护工作，他从小就生活在贾谊故居里，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长怀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贾谊故居被破坏得仅剩一座破庙和一张神龛。为了修复贾谊故居，老人奔走呼号，无数次向相关部门请愿、上访，直至1998年，贾谊故居前期修复终于完成，老人才放心地搬离。老人表示，他还要上访，因为贾谊故居还需要继续扩大规模，至少恢复到清朝时的20多亩地的规模。
4.古井衍生出旅游、休闲价值
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使不少民俗事象的价值被重新调整，有些民俗被赋予新的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而被展示和保护。由于诸如白沙井这样的古井承载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其旅游价值越来越显现。所以白沙井、长怀井是外地游客，尤其是对长沙的历史、人文有一定了解的游客，来长沙的必游之处。长怀井作为贾谊故居的组成部分是长沙市著名的景点。而白沙井因为它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泉之一而吸引游人。长沙市政府出于对白沙井的保护，在白沙古井周围设立保护地带，围绕白沙井修建了白沙公园。现在这一公园是长沙市居民，尤其是白沙井附近居民交流、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5.古井的市场价值得以提升
由白沙古井引申出的白沙品牌不仅在湖南家喻户晓，中华大地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白沙液”、“白沙啤酒”、“白沙烟”、“白沙矿泉水”已经是湖南经济领域里一支重要“湘军”。
6.自来水水质下降唤起人们对井水的怀念
我们在白沙井调查时发现，几乎每隔5分钟就有两三人到白沙井取水，不少外地游客则用井边准备好的“勺”取水品尝。2000年以后，白沙井因为保护措施得力，水质已经明显好转，喝时能够感觉到口中一股甜味。许多取水的长沙市民表示，他们家中的自来水有时会冒出臭味，他们不敢喝自来水，因为担心作假也不敢买市场上出卖的纯净水、矿泉水。所以，他们喝的水基本上是自己到白沙井挑。与此类似，岳麓山附近的居民也喜欢前往岳麓山，取从山里冒出来的泉水。由于泉水流量小，而提水的人又多，有时人们往往要排队等候两三小时，他们说着、笑着，畅谈各种话题。人们因为等候而彼此交流、认识，附带呼吸岳麓山上的新鲜空气。
三 讨论：复归或怀旧？
乌尔里希·贝克预言，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应该在20世纪末结束。[14]这意味着，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长沙城的古井从它一出现就与城市社会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古井融入了城市社会，城市社会离不开古井。不过，1)在城市没有自来水以前，古井与长沙城市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全方位的。人们敬畏、爱护、感激古井，自觉遵守用水的规则和秩序，用水文化成就做人伦理。他们书写的是一个大写的“井”和一个小写的“人”，人在井的前面是渺小的。井代表神圣，人代表世俗。2)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自来水在城市出现以后，特别是城市建设过分扩张而忽略古井存在的自然逻辑，古井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分离。人们不再对古并有敬畏之情，漠视古井的遭遇。这时书写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和一个小写的“井”，“人”变成了主宰万物的神灵，“井”的存在与否要服从人的意志，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因此，长沙城大量水井在短时期内迅速毁损或消失。3)粗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造成总体自然环境的破坏，以致自来水水质下降。后现代价值观念使人们重新认识城市的民俗历史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声促使人们重新定位人和井的关系。这时人们认识到，保护古井不仅仅是保护古老长沙的城市历史，更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但是，现代性视阈下的这种民俗“复归”已经不能再现旧时古井作为民俗事象所具有的功能了。
本研究选择城市古井这一民俗事象作为讨论线索，证实了“俗随时变”这一文化变迁规律。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等现代性特点，以及物理距离终结，全球化、“景观社会”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精神层面成为孤独的流浪者。这种孤独状态很容易使怀旧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件，并且它不再局限于个体成长的心路历程，而是生成一种社会化的、全民性的集体事件，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而且大多怀旧的盛行都离不开形式媒介的功劳。[15]从这种意义上分析，城市中一些类似古井这样的民俗文化受到重视和保护，更多是现代人“怀旧”情绪的表现，而不是民俗文化本源意义上的复归。董晓萍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说话的最高境界是不说话，而代之以行为表达。”千百年来，长沙城的古井已经用它的行动默默地诉说着长沙的历史，故而对这种默默无闻的历史进行解读和阐释也就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
［收稿日期］2006-04-08
注释：
①长沙的第一个繁荣时期是从战国晚期到西汉，以五一广场为中心的老城区曾是一个小型的文化居住面，称“西汉长沙国”。公元前600多年，长沙成为楚南重镇。汉高祖五年（前202），长沙成为汉藩王郡，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稍加扩大，修筑王城；长沙的第二个繁荣时期在宋朝。岳麓书院的兴盛使得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子往来不辍。当时以湘江沿岸的渡口为代表（如朱张渡、灵官渡等），水陆洲（现橘子洲）及其对应的湘江东岸（即现今沿汇大道南段，至西湖路、楚湘街）成为最热闹的地区；长沙的第三个繁荣时期是明清两朝。明代实行藩王制，驻长沙的历任藩王纷纷大兴土木。当时设城门9座：东为浏阳门、小吴门；西为临湘、德润、潮宗，通泰门；南为黄道门；北为湘春、新开门，各门均有门楼。外围辟护城河，建有清泰桥、司马桥、落棚桥、西湖桥、广济桥、大椿桥等桥梁。至清末，相继增辟经武门、福星门、太平门、学宫门。清光绪二十年(1894)，城内已有正街横街150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