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4 —0102—08
“中华民族”一词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主要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改变了以前的排满做法，倡言满汉一家，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在当时学者的文章、政治家的演讲乃至政府的文告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其含义也不断充实，由原来主要指汉族，扩展为包含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变化，在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明显。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之称谓得到全国各民族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学术界出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宪法的职能，设有“民族政策”专章；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中都有与民族有关的规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学术界对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的研究在学习宪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1989年，民族学家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在民族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20世纪初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的日趋成熟。与此同时，史学界对民族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体现在中国通史的编撰上。对民族理论的发展作史学史的考察，无论是丰富史学史的内容，还是深化民族理论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及其争论
明确撰文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是顾颉刚，与他观点相同的还有傅斯年等人。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 目的是引起学者对边疆问题的重视，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的合作，以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不久，他在《益世报·每周评论》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指出：“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做‘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个‘本部’的称谓。”“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日人伪造、曲解历史来做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因此必须废弃之。[1] 傅斯年在看到顾颉刚的文章后，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顾颉刚“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于是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开首即云：“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2] 接着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他说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到秦始皇统一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缘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共同使用的，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就是这“汉人”二字也说不通。因为汉人在血缘上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中国人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的人，在中华民族之外绝不该再有别的称谓。以前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谓时，没有办法，只得姑且称为汉人，现在有了这个最适当的中华民族之名了，就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他还分析了“五大民族”的由来，认为“五大民族”之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成为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化中国的口实。
顾氏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顾氏所主持的《边疆周刊》栏目也收到不少讨论文章。据查，发表在《益世报》的《边疆周刊》或《星期评论》的信件和文章有如下一些：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鲁格夫尔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上述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大多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认为顾氏提出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惟费孝通的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顾颉刚在发表了费孝通的文章后，又连作两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分别发表在《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和1939年5月29日《边疆周刊》第23期上。 在其他学术刊物上也有与顾颉刚商榷的文章，翦伯赞的《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后何轩举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性》、黄举安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以及席世锽的《中华民族起源问题质疑》等文章，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的。
张维华、白寿彝是顾颉刚的学生，他们都同意顾颉刚的观点。张维华认为坚强的民族意识对反抗外来侵略压迫很重要，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亟待发挥。他对“一个”也作了自己的理解，说：“所谓‘一个’”的意义，据我个人看来，可从两方面说：一是从政治的联系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上说，非成为一个不可。……第二方面是从血统上或是文化上，说明国内各部族是混一的，不是单独分立的，因为是混一的，所以成为一个。”[3] 但他也指出了从第二个方面进行解释的困难。
白寿彝对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表示敬佩，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去看，的确是如此，而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他主张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贯穿到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中，“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底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4]。
马毅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糅合抟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的一大民族。他引用人类学研究成果，驳斥中华民族外来说；以章太炎的文字学研究成果、吕思勉的民族史研究成果，说明古之三苗不是现在的苗族，证明苗汉没有矛盾。“夷”、“夏”均可训为大的意思，四夷加虱犬字旁，源于原始氏族图腾崇拜，亦无鄙贱之意。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孙中山遗言和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既有“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之提法，又有“整个的中华民族”等用语，与顾颉刚的提法略有一点不协调，但最后仍指出坚定“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念的重要性。[5]
苗族人鲁格夫尔不赞同苗汉同源论，说：“据我观察所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不需学究们来大唱同源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同源不同源，苗夷族不管，只希望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顾颉刚为这封信作按语说：“我们的团结的基础建筑在‘团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必然趋势上，原不建筑于一个种族上，更不建筑于一个祖先上。”有些宣传用语虽有语病，“但也可以原谅，因为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势之下，很容易急不择言”[6]。鲁格尔夫显然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有所保留，但他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敌人是坚决支持的。
费孝通的来信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了质疑。他根据自己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认为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的。因此，要证明中国人民因曾有混合，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不发生社会的分化是不容易的。即使证明了，也不能就说政治上一定能团结。所以，费氏认为，不能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画等号，即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即不同民族的存在）。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即费氏所谓的民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于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针对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在第一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中，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五个因由。其中核心的意思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用民族问题分化中国，“民族”二字需要慎重使用。对于费孝通说顾氏“立论的目的似在为‘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一句话找一个理论的根据”，顾颉刚既同意又不完全同意。他说费氏的这个话“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搔着了我的痒处。不过我的意思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还要进一步而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耳”。[7]
在第二篇“续论”中，顾颉刚认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他引用Arthur N.Holcombe为民族下的定义道：“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民族意识是一个团结的情绪——一个国人彼此间袍泽的情感，相互的同情心。”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亦可因政治及地域的关系而分作两个民族（如英、美）。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之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它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有怎么多也总能容受，好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顾颉刚用了一个设问：“汉人的成为一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纯粹的血统，那么它也只是一个种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有满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它是什么民族？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之先进者，而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只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8] 要之，他认为在中国境内没有能够称为“民族”的独立民族，如果有，则只有一个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顾颉刚对中华民族内各个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的论述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说明，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为以后建立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
顾颉刚在《边疆周刊》连续发表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费孝通此后却没有再写论辩文章，这不是因为被顾氏的论证所折服，而是担心这样辩论下去起不到好的效果。54年后，费孝通还对这次论争作了回忆，对自己没有再写文章作了说明，他说：“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急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9]26—27
翦伯赞没有看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他看到的只是第二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翦伯赞认为，顾颉刚把中华民族当做一个问题而提出，是非常重要的。但又认为当时的争论大半陷于名词的讨论，没有把中华民族与现实的斗争关联起来，使得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他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本身就不太正确，“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虽然顾先生否认摆了大民族的架子[10] 翦伯赞在文章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要承认过去存在民族矛盾的现实，并分析了当前民族矛盾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途径，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巨大价值。当然，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顾氏观点的合理成分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开展于抗日战争初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顾颉刚而言，这个讨论既是他强烈地关心民族命运之爱国情怀的反映，又是他创办《禹贡》杂志以来学术工作的继续。但研究这一问题并非顾颉刚所想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一、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二、这个问题与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抗战的时局联系紧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展开充分的学术探讨、学术争论；三、当时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国内民族问题的观点上有严重的分歧，欲超然党派而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个问题在那时提出来并进行一定程度的争论，具有它的必然性。清末以来，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不断加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有了相当的成绩，如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具有卓越见解的文章；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包含很多民族史的内容；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着重叙述中国历史上各族的衍脉及其相互联系，已体现出专门的民族史的性质。此后，陆续出版了一些民族史专书，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缪凤林的《中国民族史》（1935）、郑德坤的《中国民族的研究》（1936）、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以及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等。特别是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途径。不少通史类的著作也包含丰富的民族史的内容。因此，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看，对中华民族的宏观理论认识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对宏观理论的研究不是靠对某一民族历史的微观研究能够完成的，需要运用科学的民族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解决。“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一个大命题，讨论这一命题对推进宏观民族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建立科学的中国民族理论的重要环节。
二、“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与多种形式“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
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主张中国的多民族特点在学术界都是存在的。1941年张大东在《中华民族发展大纲》一书中总结道：“中华民族者，非吾族以往历史上之名词，乃中华民国以内之数个民族，结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之总名词。关于此总名词含义之揭示，约有二义，分述于后：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熔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此一说，一般史学家，及稍有常识之人，大致均无异义。”[11]21—22 这里所概括的中华民族之二义，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形成的两种不同观点，但它们在不同之中还有相同，就是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应该说，这个概括还不全面，因为它没有包括认为中华民族既是一体的，又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中不断被表述，在从事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学者著作中，也屡被提及和论证，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此观点被表述得比较明确。
如果说由于抗战的形势，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还难以深入探讨下去的话，政治家的不同政治主张，却又成为学界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前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政府逐渐淡化民族之提法，用宗族、种族取而代之。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不再称汉、满、蒙、回、藏各族为“民族”，而称“宗族”。他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12]2。周恩来就明确谴责蒋介石以“宗族”看待国内少数民族的行为是“民族歧视”，说“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13]47 与此相反，共产党则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主张民族平等，在此基础上，发展民主主义。1939年，毛泽东与延安的部分学者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专设一节“中华民族”，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4]622 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专门讲到“少数民族问题”。毛泽东首先批评了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5]1084。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对民族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94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书前的简短序言，对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等进行了批判，说“这是大汉族主义的标本”[16]序言。该书虽非鸿篇巨制，但它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地位却不可小视。很多年后，在回族史研究卓有成就的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这样评价它：“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部专书。”[17]31 1948年吕振羽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 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写成的又一部民族史专著。该书在资料方面，重视把考古资料、实地调查得来的资料以及口述材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靠文献资料的缺陷。此书虽然在一些具体的史实方面存在误解，但从总体上看，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新宪法没有颁布之前具有宪法的职能，其中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都是关于民族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序言》和《总纲》都有关于民族的规定和表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共同纲领》和《宪法》对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历史学界和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都对之进行了认真学习，提高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水平。1950年代顾颉刚写回忆录，谈到自己以后的工作计划，其中有一项是编辑《中国民族史料集》，其中言及民族问题，对自己过去的认识有所修正。他说：“中华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18]75 范文澜发表《中华民族的发展》，提出各族人民对中国历史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中国之成为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19]。白寿彝在1954年《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发表文章《杰出的多民族国家宪法》，盛赞“在整个宪法草案中，贯彻着民族自由平等的原则”[20]6。费孝通在这一时期也发表了《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大宪章》、《对于宪法草案有关民族基本规定的一些体会》等文章。《共同纲领》和宪法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对此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均有精深的造诣。他参加了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对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亦有创建之功，为中国民族史、民族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9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Tanner讲座的邀请，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理论。演讲稿整理成文后发表出来。这是一篇包含多学科知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大文章，是作者几十年民族史研究的结晶。[21]13 该文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1.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多元是指中国疆域内的50多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它们虽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中华民族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包含了差异的一致，并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22] 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高度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费孝通与其他民族学工作者对这一理论继续完善，撰著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从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民族称谓含义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地位、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角度，对多元一体理论作了更加详尽的阐发。陈连开著的《中华民族研究初探》，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伍雄武著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族体论》等，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近年来出版的多种民族史通史著作，大都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撰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认同，是中国学者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科学论断。
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白寿彝经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中国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交相辉映。他说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17]365 所谓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就是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都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体，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南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他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均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17]90—91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顺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统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7]91 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实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17]92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还是在涉及的方面上，都是这样。[17]95 白寿彝同样认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说“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17]98。他也论述到“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他说的“一”指的是统一，“多”指的是多民族。他说：“‘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多’，他们不懂得，限制了‘多’的发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发展。”[17]98 白寿彝的这些论述，解开了民族学研究者多年的困惑，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上考察了民族理论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同及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费孝通和顾颉刚是有分歧的。费孝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顾颉刚则强调了它的一体性。顾颉刚为了强调一体性而否定了多民族之存在，这使得他的理论带有严重的缺陷。但他对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对费孝通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还是产生了影响的。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上人们心向统一、民族意识日益趋同等资料的梳理，对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一体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3] 这与费孝通后来所说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和“自觉的民族实体”是相通的。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2] 顾颉刚强调民族意识对确立民族的根本意义；费孝通在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中，也对民族意识极其重视。费孝通在回顾自己的民族研究经历时提到英国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对他的影响，说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人类学理论和他在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民族调查，是他提出“多元一体”理论的两个主要因素。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完成，除了专业知识和实地调查之外，历史的论证是不可缺少的，正如费孝通说的“现况调查必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21]10。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基本是通过历史论证的方法完成的。费孝通本人教授过中国民族史，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在过去讲义的基础上又加以20多年的思考撰写而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紧密联系，反映了历史学对民族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理论的发展与借鉴吸收民族学的成果也是分不开的。如白寿彝在提出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理论，涉及民族识别和民族现状时，就吸收了费孝通的《民族与社会》一书的学术成果。[17]39—42 因此，历史学与民族学乃至人类学的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对推进民族理论、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三、余论：民族理论与中国通史之编撰
通史最能够反映历史的全貌，因此，编撰中国通史成为很多史学家的毕生学术追求。在整个20世纪，大史学家往往把完成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1900年，章太炎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最早提出要编修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目的是为了“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振厉士气，令人观感”[23]330；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都是为撰著新型的中国通史所做的理论准备；一直到20世纪末，白寿彝总主编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撰述巨型中国通史之目标才最终实现。中国通史的撰述与民族理论的研究密不可分。撰写通史，首先要研究民族问题，民族理论问题解决不好，中国通史是很难写下去的。有志撰著中国通史的史学家，都对民族理论予以重视，如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有“人种”专节，《新史学》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专目。他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是对其以前所谓中国“人种”的继续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为撰述通史打基础的。顾颉刚在1930年代创办《禹贡》时，提出：“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24] 1950年代，顾氏计划编辑民族史料，也是“为将来的著作家汇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18]75。这些都说明，史学家们均认识到，只有包含了中国境内所有民族之历史的通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费孝通在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后，也谈到了写中国通史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这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21]14。可见，中国通史，对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同样具有无穷的魅力。民族理论与中国通史，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深化。没有民族理论，中国通史无法撰写；没有中国通史的知识，民族理论就没有根基和依据，民族理论也不能真正建立起来。
白寿彝长期从事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开篇就论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总结了中国史学撰述多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对20世纪以来关于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的成果作出评述和论断，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历史理论。他总主编的巨型《中国通史》，被人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25]。他的民族史修养以及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科学论断，是他能够组织完成这部中国通史的必要条件。民族理论的研究程度，关系着中国通史的编纂水平，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引用昆明《益世报》的有关资料，由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张锦鹏研究员提供，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7—01—12
注释：
① 参见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创刊号。
标签：顾颉刚论文; 中国民族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史学史论文; 国家统一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费孝通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论文; 汉人论文; 人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