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叁[1]2003年在《东亚经济合作之日本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亚经济自从70年代以来，就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一度被誉为东亚经济奇迹。但是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缺乏地区经济合作，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产生的传染效应，不可阻挡的地区集团化浪潮，欧盟和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示范与竞争效应等，使东亚国家认识到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该地区经济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举足不前，很大程度上因为受到美国影响的日本消极态度。本文正是以这样的国际环境为研究背景，运用全球主义、地区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从日本因素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合作，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东亚战略的转变以及日本东亚经济战略对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刻影响，以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为争夺地区主导权，日本如何协调政策，倡导地区主义，为其经济战略服务，从而抓住了东亚合作的关键：地区大国的推动力和影响力，进而探求促进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战略对策。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的中国应抓住机遇、趋利避害，积极应对。
张秀叁[2]2004年在《东亚经济合作之日本因素探析》文中指出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日本因素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合作,分析新时期日本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原因以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日本的国际战略,得出的结论是,地区主义应该成为21世纪日本最重要的对外战略。
张岩[3]2007年在《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东亚作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近年来地区主义的步伐明显加快。日本作为东亚的经济强国，其东亚地区主义政策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日本的东亚地区合作政策十分关注，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进行了大量深入而有见地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的发展演变，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问题上一直有着自己的追求，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战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想、“雁行发展模式”到“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和“东亚共同体”构想，构成了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重点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发展动因，认为全球化的冲击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主义发展产生的压力成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的主要外部驱动力，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紧密依存关系和共同利益成为其政策的内在推动力。目前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仍面临着许多障碍。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政治领导力的弱化是制约该政策顺利实施的内部因素；外部障碍一方面来自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的制约，一方面来自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历史问题及追求军事大国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导致了它与东亚国家缺乏开展地区合作的信任基础。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展望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的走向，有如下几种可能：主导东亚地区主义，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是日本地区主义政策的首要选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共同主导东亚地区主义；推进双边合作，逐步拓展为多边合作；建立由中、日、韩组成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体。无论日本选择哪一种，客观上将促进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彭述华[4]2007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作为铺挚，绪论对选题、概念、文献与理论分析框架等问题进行基本的简略陈述。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表明，国际区域一体化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将有助于各国谋取经济福利，并能促进有关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但东亚为什么不能切实实现符合各国经济福利诉求和政治安全需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迟滞是不是主导之争造成的呢?主导问题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怎样才能将属于权力竞争范畴的国际主导与归属国际合作范式的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研究变量纳入同一理论架构，又不至于因“水火不容”而产生理论悖论?什么样的主导模式不至于背离国际一体化的合作逻辑?本文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淘金”，提出了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平主导”的观点，并希望以此来阐释本文选题的相关问题。第二章主要对权力、制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讨论。国际关系研究有两种主要取向：一是以市场失灵为核心；二是以权力关系为焦点。前者主张以制度提供信息，用制度保障合作，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向。后者主张权力是制定规则的基础并决定结果，这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取向。本文首先把权力与制度作为核心变量，并将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放入权力与制度构建的理论坐标，力图澄清权力与制度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与制约。在对国际一体化的权力、制度与主导相关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简略的理论分析后，文章对权力关系作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之争，以及制度机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东亚地区的制度缺失是制约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重要因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也需要通过强大的主导力量才能推动制度创设。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但有一个严肃的主导问题，也面临一个机制创设问题，二者构成密切互动的因果关系。第叁章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中的几个突出因素进行了讨论。东亚地区具有经济政治多样性，地区政治关系呈现复杂化与“政治破碎带"特征，使东亚国际关系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预性”特征，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就与美国等外部因素形成某种敏感关系，只有消化了美国因素，才能解决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由于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影响，使中日关系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变量；然而，近期以来，中日关系中“斗嘴的巨人”现象凸现了某种“主导情节”，中同竞争与“不合作”造成的互相制约构成了核心国家主导性“缺失”难题，因而造成了东盟主导的“悖论”。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面临能力不足的“尴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发挥“引擎”作用。东亚地区“安全困境”与民族主义等因素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形成制约。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对东亚一体化“大国和平主导”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在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要手段，国际一体化推演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然而，“大国主导”这种能力主要不在强制性方面，而在于说服与施惠的能力，它与某种国际威望相伴而生，并为追随者所认同与接受。国际一体化主要基于合作的主导模式，重视主导的道义与制度规范的作用，将使主导大国的强制倾向受到制约。大国将更多地利用协商甚至实惠的手段来取得主导地位。国际一体化需要相应的国际制度机制作为保障，国际一体化的“大国主导”是一种“直接主导”而非“霸权主导”。由于国际制度机制是国际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大国主导”打上了深深的“制度烙印”，加之，大国需要对中小国家做出和平与安全承诺，大国还需要通过自身在经济政治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提供诸如安全、市场等“国际公共产品”，并对小国因经济一体化做出调整付出的代价做出补偿，来换取小国的政治支持。因此，成功的国际一体化主导模式应该是一种“大国和平主导”模式，欧洲一体化的“法德核心”是“大国和平主导”的典型案例。国际一体化不但演绎了“大国和平主导”的逻辑，也有一种内在的“大国和平主导”需求。“大国和平主导”观点为阐释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实际上，东亚“区域化”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日本作为“雁阵模式”的主导者与中国作为“东亚产业链”的“轴心”，在东亚地区整合中发挥了一定的大国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大国和平主导”也许能够为解决日渐显现的东亚主导问题提供思路，也能为解开中日关系“症结”提供一剂良方。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大国和平主导有一种必然的内在需求。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大国和平主导”，那么，东亚地区哪些国家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呢?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初步理论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和日本最有可能成为主导国，中日合作主导是最好的主导模式。中国是东亚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东亚最大的市场，又是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由于主导地区一体化能够获得政治经济收益，中国主导符合中国利益。基于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它能够在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发挥其主导性。而且，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积极动向，中国应该采取与日本合作的主导战略，通过东亚的“法德核心”来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在中日积极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创设一定的地区制度来实现。
张国军[5]2016年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文中指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十八届叁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立足周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辐射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未来自贸区建设,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对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环境,找准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主要参与方利益博弈及中国对策。本文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若以1997年和2008年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一时期以APEC为主导。APEC在这期间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组织形式、宗旨、目标、合作原则等,提出了发展目标——茂物目标,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促进经济技术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1997—2008年),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特征。东盟建立了一系列"东盟+N"机制,包括"10+1"、"10+3"、"10+6"机制。东亚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合作格局。第叁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美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TPP介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此,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被打破,东盟提出RCEP应对TPP的冲击。继之,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对FTAAP进行联合战略研究,并一致同意尽快启动FTAAP进程。这样,亚太地区形成了 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FTAAP的局面。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二章运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演变,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及变迁。第叁章至第五章分别分析了 TPP、RCEP、APEC/FTAAP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第六章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探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论述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第一,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首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其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和美国家之间既存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美国强势推进TPP,搅乱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一步发生变迁。再次,APEC存在的问题致使其集体行动成本增加,运行效率低下,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各成员无奈之下转向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多机制并存,竞争性合作。第二,厘清TPP、RCEP、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TPP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赋予了新的元素,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朝多元方向发展。TPP冲击了现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催生了 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RCEP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RCEP加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APEC停滞不前引发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迁。FTAAP的提出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提供了目标。第叁,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分析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对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推进"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日本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角逐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韩国致力于成为连结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链条,印、澳、新积极融入亚太权力体系,期冀分得一杯羹。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指出,TPP和RCEP是未来实现FTAAP的基础。TPP、RCEP两大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叁种可能:RCEP逐步并入TPP后融合为FTAAP;TPP和RCEP趋同后融合成FTAAP;TPP和RCEP纳入FTAAP谈判。然而,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和亚太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第四,基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使用综合贸易份额指数、拓展后的贸易密集指数、HM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贸易依赖程度,结合现有的关于TPP、RCEP、FTAA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途径。
彭述华[6]2011年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民族主义因素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社会,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它与国际合作存在某种此消彼长关系。亚洲式民族主义表现为更强劲的集体和种族特征,导致亚洲合作缺乏观念认同。中日关系困局是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也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难以达成共识,造成东亚缺乏深层合作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和解与国际认同在催生全新的民族主义。
吴小宪[7]2010年在《东亚“10+3”合作机制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亚“10+3”合作机制发端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其产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动因。首先,亚洲金融危机为东亚“10+3”合作机制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其次,全球范围内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是该机制建立的外在推力；再次,东亚各国日益增长的共同经济利益是该机制建立的根本动因；另外,政治安全角度的考虑亦是该机制建立的重要动因。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东亚“10+3”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包括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对话机制已经建立并完善,机制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提升,合作议题也大大拓展,已经涉及经贸、货币金融、卫生、能源、交通、技术、环保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与此同时,区域外其它地区合作机制相比,东亚“10+3”合作机制还仅仅是一个松散式、非正式性的多边对话合作机制,组织架构和制度建设还相当滞后,仅仅处于区域合作的初级阶段,这一态势与全球范围内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是不相称的,与东亚各国蓬勃发展的经贸和人文联系也不相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东亚“10+3”合作机制没能向更高层次发展呢?这是需要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开始予以关注,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观点。例如,东盟的主导权发挥问题、中日之间政治隔阂问题、机制内成员国的权力竞争问题、美国因素的影响、与地区内其它合作机制的协调问题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大多把东亚“10+3”合作机制的研究纳入到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框架之中,缺少针对给机制建设制约因素的集中阐释,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将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叁大理论中剥离出叁个关键词：权力、利益和观念,并以此为视角来探究东亚“10+3”合作机制建设的制约因素,以期能从多维视角更加全面的分析导致东亚“10+3”合作机制发展水平低、制度建构落后、合作难度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选择。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为国际机制基本理论,这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为东亚“10+3”合作机制概述,本章为我们东亚“10+3”合作机制发展的现状及特点。第四部分为东亚“10+3”合作机制建设的制约因素,这是本文的核心。第五部分为东亚“10+3”合作机制建设的战略选择。针对第四部分提出的制约因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以上五部分,本文认为公共产品的缺失、战略利益的分歧和缺少地区认同是影响东亚“10+3“合作机制建设的制约因素,并一一提出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战略选择：强化中日协调并为机制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加强东亚自贸区建设及政治安全领域合作,推进东亚各国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李建民[8]2006年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可行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科学技术进一步推动着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又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难以游离于其外，不受到其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风起云涌，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向南美的延伸，到欧盟的东扩，使东亚各国看到，与大西洋两岸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发展相比，东亚区域合作显得非常滞后。同时也使各国认识到，没有区域经济合作，各国在全球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会永远处于较低地位。因此，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建区域经济联盟，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是东亚各国现在和未来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从提出、探讨到FTA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签署和具体实施到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制度化建设，东亚在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虽然离组成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路途还很遥远，困难重重，但是，东亚在此道路上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本人相信东亚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构建更高层次的区域经济集团或组织，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可行的。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研究既是一个经济学课题，也是一个国际政治学领域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课题。所以本文欲在借鉴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为主，如以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和大市场理论等，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探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可行性和现实性。 本文首先在介绍和探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产生的国际背景及动因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理的研究和分析，并运用具体数据和模型具有针对性的来解释和论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可行性。最后，分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所存在的问题和前景以及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具体战略。 全文共六章十五万字。第一章介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第二章分析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一“雁形模式”的解体与新思维的出现；第叁章归纳和介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理论依据；第四章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探讨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与战略途径；第六章对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和前景作了系统分析；第七章阐述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存在的问题和前景，提出了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及一体化中的战略导向及对策建议。
汤婧[9]2016年在《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因、障碍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得到迅猛发展,并且呈现多种区域经济整合模式,在东亚区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台湾是东亚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地缘关系,台湾一向与东亚国家维持着相当紧密的经贸关系。但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和制度性合作的推进,台湾的角色和地位随之发生变化,虽然台湾也积极争取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但受其政治身份的影响,其一直徘徊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日益显现边缘化危机,也由此产生海峡两岸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互动问题及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适当性问题。因此,借由两岸经济整合的渠道来融入东亚区域整合的浪潮,是台湾在东亚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防范边缘化危机的最佳突破口。但两岸的经济合作一波叁折,服务贸易协定的签订甚至在台湾引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活动,导致贸易协议被迫中止,台湾也陷入两难境地。本文从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的现状着手,分析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动因及障碍,为台湾的区域经济合作提出因应之道。
祝小兵[10]2006年在《东亚金融合作和中国的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经济体加入金融全球化进程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各经济体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此后,东亚各经济体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达到防范金融危机之目的。2000年5月,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在泰国的清迈达成了“清迈倡议”,以及建立了各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设立亚洲债券基金等等,这些构成了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发展的基础。本论文从国际金融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分析了东亚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可行性,东亚金融合作的道路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如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样,中国的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对其周边国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东亚金融合作对于推进中国自身的经济金融利益同样十分重要。随着中国经济与区域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金融稳健与否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区域金融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也有利于中国在地区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目的,本论文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东亚金融合作这个核心问题的提出与课题研究的意义,对参考文献进行综述,以及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及创新内容进行总括性概述。第二章国际金融合作的理论分析,对金融危机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以及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最新动态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述,寻求东亚金融合作的理论依据。第叁章国际金融合作的实践与政治经济分析,对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几个国际金融合作案例进行历史分析,从中汲取相关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论文以后各章节提供依据。第四章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对东亚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并分析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该章证明,由于存在东亚各国缺乏坚实的政治合作基础等制约因素,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目前还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上。
参考文献：
[1]. 东亚经济合作之日本因素研究[D]. 张秀叁. 暨南大学. 2003
[2]. 东亚经济合作之日本因素探析[J]. 张秀叁. 国际经贸探索. 2004
[3]. 日本东亚地区主义政策探析[D]. 张岩. 山东大学. 2007
[4].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D]. 彭述华. 复旦大学. 2007
[5].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D]. 张国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6].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民族主义因素探析[J]. 彭述华. 思想战线. 2011
[7]. 东亚“10+3”合作机制建设研究[D]. 吴小宪. 山东大学. 2010
[8].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可行性研究[D]. 李建民.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9]. 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因、障碍与路径选择[D]. 汤婧. 苏州大学. 2016
[10]. 东亚金融合作和中国的战略研究[D]. 祝小兵.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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