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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完全与史学的发展相同步。中国第一部史学批评著作是刘知几的《史通》，产生于盛唐时期。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写出了第一部综论性的史学批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这三大史学批评范畴，为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史学批评的意识和初步框架，却早已在古典史学时期产生。《左传》评论孔子的《春秋》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能修之！”〔1〕“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 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2 〕此外，孟子也有大量关于《春秋》的评论。〔3〕由此而知，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已滋生了史学批评意识。
如果说，先秦所萌芽的史学批评意识还不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它一方面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提出评论的，带有就事论事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意识下所产生的评论一般还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的话；那么，从两汉开始，中国古典史学就有了自觉意识的史学批评。《史记》、《汉书》对史学批评都有相当广泛的涉及，所论又在很大程度上与作者的史学方法论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评论《春秋》明显不同。“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矣。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 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5〕“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司马迁评论了《春秋》所记史事的详细， 它的思想和内容，在史事上的处理、表述上的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显然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进行评论。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思想，还突出地反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阐述了对《春秋》的全面认识，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王道之大者也。”他把《春秋》当作心目中的楷模和撰述上追求的目标。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记》的一些篇首序和后论，均饱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司马迁之后，班氏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史学评论主要是针对《史记》而发，文论不多，但集中表现了他们同司马迁在撰史思想上的异趣〔7〕，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典史学批评思想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
在西方古典史学家中，第一个具有明确史学批评思想的是希腊化时期的大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122年）。波里比阿对古代希腊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所写的《罗马史》，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树立了西方史学史的第一个典范。〔8 〕他在《罗马史》第十二卷中总结了古代希腊的史学成就，论述了历史研究和著述的领域、方法和目的，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文章。他认为：“历史科学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对文献和档案的处理来排列所获取的资料。第二个层次是地志学，即描述城市和地区，描写河流与码头，说明海洋和国家的领域、它们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第三个层次是政治事务。历史学领域中的首要任务是考察过去使用的词句是什么意思；第二个任务是弄清某项政策或某项做法为什么会取得成功或为什么遭致失败。单单叙述某个事件，当然也有趣，却没有教育意义；如果能补充说明其前因后果，那么，研究历史就会有收获了。因为拿历史上的事实来比照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方法和依据，用以推测未来。〔9〕波里比阿还特别提到了史德的重要性， 认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切不可凭主观的好恶来评价事实。正因为如此，波里比阿对西方史学批评理论的贡献和影响是后世史家所公认的。尽管在此之前，有米利都人赫克泰阿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40—476 年）对史话家作品的批评；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Herodotusof Halicarnasas，约公元前484—424 年）已开始初步运用历史批评方法，注意考订史料之真伪，比较各家记载之异同；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56—396年）具有“批判历史学”的史学理论，但是，他们都无法同波里比阿相比。
古罗马接受了古希腊的文化、古希腊的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一大批历史学家。然而在治史方法和史学批评理论上没有人能超越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只有塔西陀（Publicas Cornelius Tacitus， 约56 —120年）在史学批评上有一定的思想。 塔西陀十分强调历史著述贵在记实，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允的态度。他在其《编年史》中评价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时说：“尊敬的史学家，以文笔健劲和叙事忠实而著称的李维，竟如此竭力颂扬庞培，致使奥古斯都甚至戏称他为庞培的党羽”，以示李维有失偏颇。因此主张史学家著述要“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不良的动机”〔10〕，要培养高尚的史德。
二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提出了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四大范畴，建构了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大厦。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所能论及的，因此，笔者仅从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中西方的古典史学批评理论。
（一） 史家标准
史家标准，亦即史家的基本条件——才、学、识的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古典史家的标准之一就是孔子所提出的“书法无隐”。孔子对晋国史官董狐秉笔直书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当政者也要受其约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件事说明史官要做到“书法不隐”是很不容易的。但古典时期优秀的史官仍然恪守这一优良传统，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这是史家们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随着史学批评的进步，到了汉代之后，“良史”的具体标准已不仅仅限于“书法无隐”一项，直书也包含着多方面内容。如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的“正直”；从后人评价着眼的“良直”；从史文着眼的“直词”等。司马迁称赞孔子是出于多方面的崇敬：“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12〕刘向、扬雄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是因“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3〕它包含了直书的各个方面，是直书的楷模。范晔称班固为良史之才，是因其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14〕。在这些议论中，“良史”的标准是包括撰史才能和文笔在内的，开始接近于史家三长的标准。正是由于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中史家标准的论述，才进一步扩展和推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
在前希罗多德时代，希腊文化的摇篮爱奥尼亚地区就已产生了古代希腊最早的史学，即“爱奥尼亚纪事家”。其中成就最大者为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Hecataeus of Miletus，约公元前550—478年），著有《大地巡游记》和《谱系志》。他在《谱系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谨此申言：唯我认为真实者，方记载之。有关希腊人的传说，纷纭复杂，各异其趣，以我看来，皆荒唐可笑。”〔15〕他的目的是要写一部信史，表现出了史学批判精神的萌芽。因此，有人认为赫卡泰厄斯是古代希腊第一位历史学家。到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时，明确提出了西方古典史家的史家标准：即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希罗多德说：“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16〕这种诚信不欺的治学态度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德，被后来的西方古典史家们所继承。一般认为，修昔底德是历史上第一位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强调历史研究家们必须坚持理智的和科学的态度，并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批判和考证。波里比阿之所以被称作“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于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还在于他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观点，坚持历史记载必须真实和一丝不苛的求真精神以及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品德的思想。罗马三大史家之一的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 Crispus，公元前86—34 年）之所以被人称为“良史之才”〔17〕，还是在于他以罗马的修昔底德自诩，重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二） 治史态度
所谓“治史态度”，实际上是与史学目的与史家标准紧密相连的，有时很难将其截然分开。有的历史学家是把史家标准和治史态度作为一个问题来谈的。〔18〕在中西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中，对治史态度问题是极为重视的，其中不乏一些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治史的责任感 孔子修《春秋》是为了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天下有道”的局面，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故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9〕之誉。司马谈临终时嘱其子司马迁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认为自己身为史官，如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0〕。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以修史为己任，不令史事废灭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后代史家的榜样，也成了踊跃修史的精神动力，以致发展到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地步。在西方古典史学家中，希罗多德著《历史》是要保存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使之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波里比阿著《罗马史》是要“认识历史的全貌”，李维著《罗马史》是为了盛赞“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罗马更伟大、更高尚，更有这样多的英雄模范人物”〔21〕，塔西陀著述历史，是要使之变成“惩罚暴君的鞭子”。由此而知，在治史态度方面，中西古典史家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提倡直笔实录的求真精神 从孔子表彰董狐“书法不隐”开始，直书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的撰史态度就成为“良史”的基本标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史家们必须具备为人正直的品质外，更需要不计个人安危，“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史家只有以直书实录的态度治史，其人方可称之为良史，其书方可称为信史。古希腊从希罗多德确立在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后，求真与诚信不欺的治学态度就成为西方古典史家们最重要的品德。所以，波里比阿才能自信地请求读者们，“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那么，你们就无情地批驳我吧！”求实求真成为西方古典史学的一种传统和基本原则。这种求真求实的科学治史态度发展到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而大盛。〔22〕
3.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 《汉书》中称西汉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23〕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成为中国古典史学家们治史的重要态度之一。它要求史家考核史事时要有“抉擿幽隐，校计毫厘”的认真、审慎精神。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24〕“多闻阙疑，慎言其余。”〔25〕“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26〕这些话是孔子研究历史文献的经验总结。西方古典史学家在治史态度上也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希罗多德在搜集、考证史料上的严肃认真，修昔底德对神话和无稽传说的摈弃，波里比阿的实地调查和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三） 史籍的优劣
史学批评中的史籍优劣论，实际上是对于古典时代具体史籍的评价。一般说来，关于史籍优劣问题的论述，应是后来人们对古典时代史家们所创立的各种史籍体裁的评价，它不是具体地针对某一本史学著作，而是对同一类型史籍的总体评价。史籍优劣论的产生，是由于中西古典史学的发达，史学流派纷呈，史书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孔子著《春秋》，在我国历史上开创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传统。古人在总结《春秋》的作用和特色时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7〕“属辞”，指遣词用字，即为了表达不同的爱憎褒贬而采用一定的书法；“比事”，是按一定体例编排历史事件。《春秋》虽简，但在古典史学中首先树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28〕，确定了按年、月、日顺序记事的方法。其后的《左传》又对这一体裁的最终确立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具有的优点是：按年纪事，事件发生先后清楚，能看出同一年代发生的不同事件的相互影响。但也有其缺点：如果事件所经历的年代长，那么，前后要分散到许多篇中记载，势必彼此间隔，首尾难以照应，史事发展的线索不易显现。秦亡汉兴，人文空前兴盛，于是，《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应运而生。司马迁的《史记》以本纪为纲，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辅之以书、表、世家。五种文体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记叙人类社会史的体系〔29〕，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史籍的正宗体裁。司马迁之后，先后有十余人续作《史记》，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的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班固独具气魄，“断汉为史”，创立了断代史新体例，出现了著史的新格局，在构史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汉书》的史书体裁，是对《史记》的继承，又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创造，因此，以后历代修史者对此沿用不改，相继二千年。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通史和班固的纪传体断代史这两种形式以及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史籍体裁，都引起了多方争论。如刘知几肯定断代体，郑樵和章学诚提倡通史；干宝盛誉编年体而贬抑纪传体，范晔批评编年体而褒纪传体，萧颖士、皇甫湜、王益之等人斥责纪传体等，但这些均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内容，故略去。
西方古典史学的历史编纂学相对来说比中国要落后，其主要表现是体裁少，门类不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古希腊的历史撰述才摆脱史诗和神话的茧壳。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历史著作，创立了叙事体通史体裁，但是仍受到希腊早期“纪事家”的影响。真正具有严密的结构和组织，并完善叙事体史书形式的，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奠定了西方政治叙事史的基本模式，对以后两千余年西方史学产生的影响大于希罗多德。到了希腊化时代，西方开始出现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史书， 其主要代表作是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其编纂方法类似于《史记》中的列传。近代学者梁启超曾把《希腊罗马名人传》与《史记》相比，认为二者“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30〕。与普鲁塔克同时代的阿庇安（Appian，约公元95 —165年）辑录前人著作，创立了新的写作体例，即按照国别和重大事件来命篇，叙述其本末始终和因果关系，是西方史学中“纪事本末体”的开始。古罗马时代，出现了大量的编年体史书，如罗马第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公元前254—？年）的《罗马编年史》、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约公元前239—169？年）的《罗马编年史》，以及塔西陀的《罗马编年史》等。此外，李维的《罗马史》还创立了通史体例。
（四） 史学的审美
史学的审美观，也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史学批评的其他方面紧密相关。《左传》评论《春秋》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31〕其中就包含着明显的审美意识。孟子提出史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事、文、义的内在结构，要求治史者善于以精炼、生动的文笔而表达深刻的历史见解。班彪通过评议《史记》而提出“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主张“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32〕的修史笔法，这都是史学审美观的表现。至于刘知几的史家三长——才、学、识，史才即是对史家治史的审美要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讨论“史传”，文中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史学审美观。《左传》既是古典时期的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开创了中国史学史上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好传统。《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写辞令，“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33〕，确实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是历史和文学融而为一的奇葩。它“善序事理”，能有条不紊地组织和叙述芜杂的史事；善于描写，把历史再现为一幅幅色彩斑谰、威武雄壮的活生生的图画，洋溢着感人肺腑的巨大艺术力量，并能通过人物活动和际遇，去展现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史记》全书文彩焕然，跌宕有致，大大有利于它的流传和普及，千百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所以，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34〕。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作的《历史》一书，文笔华美，词汇丰富，叙事简明，文风晓畅，且有韵致；对战争的描写气势恢宏，有声有色。“他用宏大的结构和动态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二十多个民族生活的生动画面。”〔35〕因此，堪称一代语言大师。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由他精心撰写或整理的一些演说词，从每篇来看，都不失为是文理并茂的历史散文。如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著名演说，早已不胫而走，脍炙人口，成为千古传颂的散文精品。相传雅典著名演说家德漠斯提尼曾手抄全书八遍，可能就是出于对书中演讲词的喜爱。〔36〕希腊化时代的传记史家普鲁塔克在修辞学方面是一名大师，其文章如行云流水，生动有致，夹叙夹议，妙笔传神。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性格，启人遐想，其中一些名篇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此，《希腊罗马名人传》也就成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颗瑰宝，传颂甚广，连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一些著名剧目，也取材于此。反观波里比阿，虽然被称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由于他的《罗马史》没有文采，平铺直叙，读起来不能引人入胜，因而流传不广。由此可见“史才”和史学审美观的重要性。古罗马时代的史家们大都注重文采和修辞，所以许多史书同时也是拉丁文的范本和修辞学的榜样。如凯撒、李维、塔西陀等人的历史著作，都兼有文学之长，在史学审美方面对后世深有影响。
三
在史学批评理论中，古典西方史学理论并没有给历史学家们下一个严格的标准，也没有中国古典史学批评中关于良史之才的完整论述和客观的评断。虽然他们也以求真精神与批判精神来作为评论史家的标准，也有近似于中国的“秉笔直书”，但是，在史学批评中的史家标准论，是逊色于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的。在史籍优劣论上，尽管西方古典史家们在史书体例编写方法上探索，也同样凝聚了辛勤的汗水，几种基本的编纂体裁都能掌握和运用；但是，在体裁完备方面远不如中国古典史学。绝大多数史书偏重于政治制度和战争的记录，而体现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内容的史籍则很少。史书编纂相对冷落的同时又影响到对编纂体例和方法、史籍优劣得失评价的专门研究，因此，有关史籍孰优孰劣、有关历史编纂学的总结性著作一直没有出现。在这方面，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是不及中国古典史学理论的。
总的说来，中国古典史学理论中的史学批评思想，由于史官与修史制度的长期沿续和完美，史籍的丰富，史学学术地位的重要性等诸多方面原因，在古典时代就已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并日趋成熟。反观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有波里比阿一人具备了初步的史学批评思想，因此谈不上系统的史学批评体系，无法与中国古典史学批评思想相比。这种现象的出现，无不与古希腊罗马史学在整个学术界所处的地位有关。人们的目光只注重修辞学、诗学、哲学、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文艺理论批评，而历史学只是被看作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只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加之西方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大多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然后才是一个历史学家，既不是中国古典时期如司马迁那种世代为太史的职业史家（史官），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学术性的学者，没有能在史学中进行更高一个层次，即史学批评上的探讨，因此，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史学中发达的史籍与落后的史学批评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西方古典史学理论中没有史学批评思想，我们从古希腊罗马史家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窥见其史学批评思想，尤其是其史学审美观，在某种意义上说，已趋于成熟。
然而，也由于西方古典史学被归附于修辞学，反倒促使了史学批评中史学审美观的发展。在史学的审美上，古典西方史学是要远胜于中国古典史学的。世界上第一个提到史学审美原则的是古罗马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琉善（Loucianos，约125—192年）， 他在一篇题为《论撰史》的史学理论文章中，讲到了史学审美观问题，并系统地论述了史学审美的原则。〔37〕具体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真实的美”。他说：“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即就是真实。”琉善“真实的美”，恰恰是由史学的目的所决定的。二是“秩序之美。”琉善认为史学家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三是“文字表述之美”。琉善说：“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我们前边征引过《左传》评《春秋》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班彪评论《史记》的“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这些论述中就已经蕴含着琉善的史学审美三原则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中西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中，关于史学的审美观问题，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在探求中西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以及中西古典史学的发展时，既要求同，也要找异，以期能探求出一条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注释：
〔1〕《左传·成公十四年》。
〔2〕《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3〕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离娄下》。
〔4〕《史记·三代世表序》。
〔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6〕《史记·儒林列传序》。
〔7〕参见《汉书·司马迁传》、《汉书·叙传》。
〔8〕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 页。
〔9〕波里比阿：《罗马史》，英译本，第12卷，第25节。
〔10〕塔西陀：《编年史》第3卷，第137页。
〔11〕《左传》宣公二年。
〔12〕《史记·孔子世家》。
〔13〕《汉书·司马迁传》。
〔14〕《后汉书·班固传》。
〔15 〕肖特威尔：《历史的历史》（J ·T ·ShortweLL, The History of History），第一卷，纽约1939年，第172页。
〔16〕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1页。
〔17〕杨豫：《西方史学史》，第69页。
〔18〕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
〔19〕《孟子·滕文公下》。
〔20〕《史记·太史公自序》。
〔21〕李维：《罗马史》英译本，第一卷，第2页。
〔22〕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23〕《汉书·景十三王传》。
〔24〕《论语·述而》。
〔25〕《论语·为政》。
〔26〕《论语·子路》。
〔27〕《礼记·经解》。
〔28〕《春秋左传序》。
〔29〕阎崇东：《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31〕《左传·成公十四年》。
〔32〕《后汉书·班彪传》。
〔33〕《史通·叙事》。
〔34〕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35〕克罗塞特：《希腊化文明》（Maurice Croiset,HeLLenicCivilization），伦敦1935年，第143页。
〔36〕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第84页。
〔37〕参见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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