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峡谷是平川——1993年以来电影发行行业机制改革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川论文,峡谷论文,概况论文,机制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密不可分。就电影行业的机制改革来说也是如此。电影行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是从党的十四大以后才真正开始的。
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一被电影界称为“三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四十年来计划经济上电影的“统购统销”以及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三号文件”规定：根据我国实际，电影事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分步实施，分类指导。因此，1993年的改革主要是：一、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掌握。
改革之初，拥有了独立发行自己影片权力的制片厂，改变了一对一的格局，收益较过去有明显提高。在当时尽管中影公司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了，但是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发行行业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
经过发行影片直接面向地市级公司的“江苏突破”和“山东突破”后，制片厂、中影公司与省级公司在发行上的矛盾更加突出。尽管如此，不少省级公司被急剧变化的电影市场现实唤醒，与其留恋以往的优势，固守一方的利益，不如认清形势，面对现实，服从于电影产业发展规律，加入到市场竞争的行列。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94年348号）。 这个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自己的影片。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由于我国电影行业的发行放映企业是配套出来的企业，每个企业有自己规定的活动区域，在这个区域每个企业都受到保护，可以舒服的也可以惨淡的活着，你不能去别人的区域，别人也休想来你的领地，因此93年以来的行业机制改革，就是在试图寻找一条削弱这种“部门经济”弊端从而达到减少环节、拓宽渠道的道路。当时，一个地区成立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发行公司对打破独家垄断、形成平等公平竞争市场格局是有利的。这是朝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目标前进了一步。
95年1月1日348号文件正式生效后， 市场因为潜在的竞争主体的出现一度活跃起来。地市电影公司和影院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希望直接面对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以便影片更直接地与观众见面。这一段时间市场看似动荡，实质是重组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即使在改革之后市场控制得较好、票房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的福建也出现了以福州等几个城市电影公司组成的海峡公司，渴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与省级公司一搏。几乎是同时，上海出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的第二条院线即东方院线；四川、山西等地的第二发行渠道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制片厂看到的曙光很快就暗淡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中影公司和制片厂提供的影片数量尚不足以维持第二条院线的基本生存需要。中影公司是国家赋予进口影片发行权的独家单位，它要追求市场上更大的规模效益和更强有力的对市场的控制才能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因此中影公司所掌握的这批数量相对较大、票房价值很高的进口影片，成了各地两家公司不惜代价争夺的目标。在新成立的几家公司里有的因没有得到足够数量的影片而夭折，有的是中影或者是制片厂采取两家公司竞价后伤了元气。这种模式没有走通。
当电影行业在过去的体制下并没有多少改变地运营到今天，一些省级公司在面对市场时也感到了力不从心。一方面，对于制片厂和中影公司的影片，因为害怕被地市突破而都要投入资金购买，另一方面地市公司在当地保护下可以只要影片不交片租。省级公司被拖得不堪重负，终于意识到要想发展必须有所放弃。这样，新一轮的两条发行渠道之争在97年又开始出现。不过市场的放开还没有等这些良好的想法具体操作起来，省、市公司的矛盾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竞争仍然出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恶性局面。
市场放开后无休止的争吵扯皮好像使电影市场陷入了“不改革等死，搞改革找死”的两难困境。长期的内耗使这块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得不到有效的调理，而显得各自为政、零乱无章。反思几家公司的夭折，得出的结论又很悲哀：一条院线的生存至少一年应该有100 部左右的影片，而目前情况下中影公司和制片单位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片源满足两个发行机构的需求，组建两个发行机构只能让人望洋兴叹。于是刚刚远去的历史又一次重复：谁争夺到了影片发行权谁就赢得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一些卖片单位或许因当时的竞价得到了利益，但马上无论是买方卖方都尝到了自杀性经营方式带来的苦果。买方投入太大没有实力收回成本继续购片，卖方卖得的高价因买方惨淡经营并没有实际的得到。
在上述这种较为尴尬的市场环境下，一些公司在面临自身生存的压力下，对公司内部的机制进行了改革，以期获得较好的运作前景。比如以北京紫禁城为代表的真正意义上的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模式。其成功之处在于掌握了一定的市场，投入就可以依托这块市场而避免盲目，就可以保证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其最大特点是针对市场需求组织拍摄，以销定产，改变目前制片、发行、放映生产流程顺序，以发行放映为整个电影生产体系的龙头，从局部意义上说，这类改革具有开创性，也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可是，如果仅仅是把自家的产品“炒热”，对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无疑又设置了障碍。又比如紫禁城，其影片发行在北京城外又如何呢？一旦其投资过大而在北京城一个地方收不回成本呢？《甲方乙方》在外地的票房加起来也不过是北京一个地方的收入：《红色恋人》的高投入结果是面临和其它制片厂同样的命运，因此，紫禁城公司的前途不能只是炒热家门口的事，会给自己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制造障碍，必须把腿伸出去，寻找面向全国发展的机会，因为电影改革要达成的目标是在全国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而不是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企业重组和联合，其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在市场上更能有效地参与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这一战略决策是使我国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实现资本最大增值的经济运行模式，在电影行业，联合的方式从93年开始改革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被运用过，但多数的联合都是制片单位为了对付发行单位进行的暂时行为，或者是各级发行公司之间为了稳定自己的地盘各家掏点钱进行的所谓联营。由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重组，这类联合都流于形式。市场秩序极不规范，这类联营公司运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比如由于所有制关系没有改变，联营中的省、市公司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模式，所谓的“联营”仅仅是表面的、松散的，各公司内部人员臃肿吃大锅饭的局面仍然存在，当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的时候，企业仍然缺乏活力，三角债问题更加突出等等。目前，辽宁北方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现的削减中间发行环节、减员增效的模式已经成为全国不少省电影公司改革的首选模式。他们希望联营集团通过资产相连由松散型变为紧密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希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省性的大影业集团。
应该说，这种模式的公司从其公司内部机制的建立上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适应能力大大增强。但这绝不应是垄断地位的大大加强，如果这样，就大大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多个制片发行放映主体的出现才会促进电影市场活跃。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行业的改革应该是整体协调推进，应该是拆除围墙进行更大范围的融合，资产跨制片、发行、放映三者的重组与融合，跨地域的重组与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均分、风险共担的市场才有根本出路。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利益的调整、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的形成，使制片厂得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可以说，电影市场的生命在于影片的质量。随着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制片业也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尽快启动机制转换的步伐。同样，制片业的出路也在于树立市场观念、培养竞争意识，增强风险承担能力。为此，制片厂必须主动迎接挑战，96年长沙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后，政府主管部门对电影制片业寄予了更高的希望，整个行业的工作重心转向“9550工程”的落实之中。为了保证更多优秀影片的诞生，更多的资金投向了制片行业。在左冲右突劳神费劲的市场扩张中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的制片单位，因为有了国家拍片资金的注入而有了一个缓冲的阶段，创作人员们此时又可以在影片的主题思想上，艺术表现上得以着力表达，而不用更多地去和吃力不讨好的市场叫劲，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影片相继诞生，但由于市场机制和对市场经济调研不够等方面的原因，这批影片并没有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而制片业为了生存，更加需要依靠政府来扶持，生产能力不仅下降，而且其影片在更加垄断的市场上更没有回报转而更加依赖政府，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进一步推进的改革中，主管部门向省级电影公司等企事业单位放开了影片拍摄权。对于制片改革来说，这是非常实质性的一步。因为这一政策将制片业高度的计划性生产很迅速地就注入了市场因素，而此时，曾经长期受到保护的制片单位却异常平静地接受了。这可能是对市场太了解了的缘故。喊了多年放开制片的电影公司获得了拍片的权力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对制片的热情，同样这也是因为太了解市场的缘故。谁都知道，这块各自为政的市场能够给予拍片的回报已降至冰点。
要想得到回报，制片必须控制影院。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模式一直就是改革努力的方面。但制片发行放映业产权的分离局面以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属严重地制约了这条龙的诞生。主管部门鼓励有制片参与的第二条发行渠道的建立，四川峨眉电影发行放映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新广影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又展示出了一种市场竞争的态势，这两家公司就像是新生的婴儿需要格外的护理，需要营养，需要补钙。如果坚固耐用为地区的垄断而制约市场竞争，那么今后中国电影市场充满荆棘的改革道路上很难再有勇敢者去另辟蹊径了。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改革迈出了对城市电影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步子：1993年，广电部3 号文件明确了县级电影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充分给予了县级公司经营自主权，并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一些县级公司改革过去等、靠、要及官商作风，迎接市场挑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比如河南中牟、新密等县，16毫米影片发行收入每年都超过100万元。 但仍有很多县级公司没有紧迫感。
1995年，广电部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 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在此之后，每年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都强调了这一规定。因为它符合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精神，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放映员的积极性。
河南省郑州市郊区出现的农民放映员自筹资金、自购拷贝并成立股份制放映联合体的做法得到了电影局的肯定。这是农村电影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观念之争。要感谢那些勇敢的农民放映员们，是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是他们创造的所辖区域内电影市场的兴旺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们。98年5月6日，管辖着中国最大农村电影市场的河南省文化厅在全国率先改变观念，在他们向全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里，积极鼓励、支持农村电影发行行业实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及经营形式多样化；鼓励、支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并使之逐步完善等。
如果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对城市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话，那么以下几点是极有意味的：首先，明确了放映单位的主体地位，赋予了他们购买拷贝的权力；其次，由于放映单位直接面对影片发行权拥有者，直接面对观众，环节单纯、渠道畅通，因而对市场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再次，放映单位之间的股份制联合，具有了城市里的院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