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笔谈——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城论文,文化与论文,笔谈论文,文学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702(2003)05-0001-09
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
熊家良
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小城，其地位和性质似乎是尴尬而又暧昧不清的。城市学家、社会学家一般将建制镇，甚至人口不到2000人的非建制镇，均纳入到城市的视角里研究，作为城镇体系的一个当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许多文学研究者，却时常把小县城大集镇甚至部分中等城市都当作“大农村”，放到“乡土文学”或者“乡村文学”的范畴里去讨论，又似乎与农村联为了一体。这种矛盾情形的发生，我以为和小城市、小城镇自身的特殊性或两重性有关。
我曾经在《小城：在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1993)一文中提出：“小城与乡村、都市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兼带乡村与都市的一些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立品位。”辛秋水在《小城镇：第三种社会》一文中也认为：小城镇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会，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社会，而是“单位—家族制”的“第三种社会”。因此，笔者倾向于将小城从城市或乡村里抽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或社会概念而存在。也就是说，将以前人们心目中的城市系统与农村系统这两大块，重新界定为都市、小城、乡村三个部分，由原来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重新划分为都市—小城—乡村的三元并立结构。
实际上，这种三元并立早在近代以来就存在了，而且小城市在结构、功能、性质等方面更近于小城镇而远于大中城市。根据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6年)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分析，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小城镇这一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时全国总人口约45000万，小城镇人口约达10000万人，而大中小城市加起来约4600万人，另有30400万是农村人口。而在大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又占城市总数的85.2%，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45.9%。由此可见，小城市连同小城镇占有一个不小的比例。根据顾文选(《建立和完善全国城镇体系的几点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00年第3期)提供的资料，我国到上世纪末，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81个，人口10703.1万；中等城市203个，人口6096.0万；小城市384个，人口4543.9万；小城镇18402个，人口12121.9万。另有90000万农业人口。可以这样说，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小城社会(含小城市、小城镇)与都市社会、乡村社会三足鼎立，相依并存。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便系由都市、小城、乡村这样三部分组合而成。
小城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乡村与大、中城市的结合部，在文化上则居于旧与新、常与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过渡带，产生了独具个性的小城文化。所谓乡村与都市的碰撞交流，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争斗融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间接地通过小城发生的，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小城身上。小城文化是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窗口，也是创建世纪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资料显示，目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57位院士中，有40位来自小城；中央电视台评选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出身小城的不少；《财富英雄》中的成功者也大多来自小城。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近现代的不少文化名人出自小城，如严复(福建侯官城)、章太炎(浙江余杭城)、蔡元培(浙江绍兴城)、王国维(浙江海宁城)、陈独秀(安徽安庆城)、傅斯年(山东聊城)、辜鸿铭(福建厦门)等，均为一时之翘楚；中华世纪坛中华文化名人雕塑40人名单中的15位近现代人物(另为25位古代人物)，也有12位出自小城。此外，从小城更走出一大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大家(如“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黄遵宪、林纾、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徐志摩、沈从文、丁玲、萧红等)，在其笔下出现了独具意味的小城文学。小城文学是小城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态。小城文化研究和小城文学研究是小城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如上所述，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的实际存在，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但对其研究还很不够。在文化研究方面，有关小城文化的著述过去近乎空白(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和易中天的《读城记》均以大中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为对象)，近年来逐渐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王铭铭研究泉州的专著《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并阐释了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迅速发展，以及明清以来泉州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及世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的转型。河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小城故事”丛书将中国的上百个小城列入了编辑构想，已陆续出版了《大山深处的屯堡》(严格地说此书写的只是村寨，并非小城)、《边城凤凰》等。此外还有《古城文化随笔》、《中国古镇游》等丛书。但真正的学术专著还似不多见。
在文学研究方面，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研究和史的研究，过去主要是“乡土文学”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两大块。“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翌年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加以肯定，1950年代初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列专节论述，1980年代研究才真正开始起步，八九十年代之交推向高潮，世纪之交趋于落潮。在“乡土文学”研究落潮之际，都市文学研究开始崛起，并呈方兴未艾之势。我以为乡土文学的提法重在主观，重乡土内容和地方色彩；而都市文学、小城文学、乡村文学的提法重地域空间，相对客观一些。因此，我觉得在过去的“乡土文学”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之外，推出“小城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乡村文学、小城文学、都市文学及其研究的三维空间，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有许多文章可作。
对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研究，已日渐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与瞩目。这是因为：其一，从客观上说，小城是我国金字塔型城市体系的底部，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础；其二，建设和发展小城，是我国减缓都市就业压力，解决“三农”问题，资源合理配置，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使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三，上世纪末以来，“小城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在“大都市化”之后的新举措(所谓“U”型回流)，以此来逐渐消除由于都市过分庞大、臃肿所导致的地价升腾、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犯罪增加等“城市病”。我国虽还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但提前关注小城，可以未雨绸缪，避免重蹈西方的复辙。
在以上背景下，对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的研究，也将会日益提上议事日程，引起更多的兴趣和关注。它的意义和可能性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以下几点：(1)把小城作为一个母本，考察“小城之子”这一群体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规律，研究小城这一特殊的文化土壤是如何孕育出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为“人才学”提供某种参照与旁证；(2)把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放到自晚清以至当今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去观照，看取其在中西文化、城乡文化、现代与传统、守常与新变的文化冲突与整合过程中的典型意义及价值，分析它在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旅途中所发挥的作用；(3)把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放到整个民族传统中去观照，分析它的中介性、中间色彩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中年心态、中间文体，乃至地理环境、气候种族等方面的关系，思考由小城人格、小城意识、小城心态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质的正面价值或负面效应，为重铸新的民族性格，探索文化发展规律，提供必要的参考；(4)把“小城文学”视为中国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借此认识中国一大批现当代作家的深层文化心理和美学旨趣，作为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百年来新的研究范式，以便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类型学研究以及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研究等，提供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5)把小城文学放到都市文学与乡村文学之间来从事地域文化批评，以区别于过去研究视野中的京派、海派、山药蛋派、东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等，形成另一类型的地域文化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视阈；(6)虽然中国目前还处于由乡村—集镇—小城—区域性中心城市—省会—首位城市的这样一个背弃农村、趋赴城市的历史阶段中，不少人仍把自己的理想生活居住目标锁定在大都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李佩甫的《城的灯》等作品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也确实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都市文学。但小城文学这一维，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其一，从描写对象方面，中国小城镇、小城市的改革发展，中国所走的具有特色的发展小城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民在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城中完成的自身向城市文明的过渡，都值得我们的文学去加以反映和表现；其二，就现有的文本而言，也足够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汪曾祺的“高邮”叙事，从1980年代初期一直延伸到1997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以温州乡镇为背景，独具风神；徐迟的《江南小镇》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寄托了他对故乡南浔的绵绵深情；贾平凹的“棣花镇”，题材风格紧步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以及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等，均是分量不轻的“小城”作品。此外，还有马原、格非、林白、迟子建……等出身小城的作家，其小说、散文等有不少均与小城社会、小城生活有关。因此，小城文学和对小城文化、小城文学的研究解读，不仅切实可行，而且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