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
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理论，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问题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1 ）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 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2）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叶选胜，1993）。（3）在这一时期， 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影响，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4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分析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方法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历史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
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文献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2.以张曙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目前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画，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张曙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内容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 ）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 ）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 ）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A.创新的不连续性；B.创新的不确定性；C.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 ）崔之元博士对“主流”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 ）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 ）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 ）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
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合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
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哲学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受到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参考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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