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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王符《潜夫论》中的嫉妒论，是继王充之后最为完整的嫉妒论，它们是人类思想史上专题研究嫉妒问题的开山之作。王符的嫉妒论基本内容包括：嫉妒的一般特征及其规律、嫉妒的祸败、嫉妒的救治等，对这些问题王符作了比较系统、深刻的论述。
[关键词] 嫉妒 祸败 救治
王符生活在东汉王朝风雨飘摇的“衰世”，当时政治黑暗腐败，朝野上下嫉妒成风，以并无真才实学却“居上位”的贵族官僚、豪强地主为嫉妒主体，以颇有真才实学却屡遭打击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为嫉妒客体的矛盾日趋激烈，矛盾焦点主要在朝廷选才、用人问题上。王符终身不仕，潜心“察妒”，“心中时有感，援笔记数文”[1]。它反映了东汉末期正直之士希望改变现状、参与治国的要求。王符对嫉妒的认识是建立在两“察”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察妒所患”，一方面“痛君不察”，所以认识较为深刻彻底。王符嫉妒论的主要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嫉妒的特征；二、嫉妒的祸败；三、嫉妒的救治。
（一）
王符为我们概括了嫉妒的普遍性，嫉妒的攻击性等一般特征，还概括了嫉妒的规律性等本质特征，不乏真知灼见，让我们至今仍然能感觉到智者的锋芒逼人。
首先，嫉妒的普遍性。对于嫉妒的普遍性，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然而，对嫉妒的普遍性没有一个人像王符那样做了如此全面的层次分明的阐述。
1.国不乏妒。王符说：“夫国不乏于妒男也，犹家不乏于妒女也。”一语道破了嫉妒的普遍性。在这里，王符一箭双雕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着两种性别的嫉妒：男妒与女妒。
王符认为，女子的嫉妒在“户”内，男子大都在“国家”这个大舞台上表演，其主角就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帝王将相们，虽然“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却同凡夫俗子一样充满嫉妒，只是嫉妒的目标与嫉妒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2]不但下有妒臣，而且上有妒君。王符分别列举了多位嫉妒君主，甚至连汉景帝做太子时嫉恨大臣邓通为其父文帝“吮痈而无吝色”的隐私，也被捅了出来。一句话，国有妒男，家有妒女，上有妒君，下有妒臣，普天之下，莫不有妒。
2.两贤相妒。王符认为，一般说来，嫉妒似乎不应出现在两位贤能者中间，然而，你如何解释战国时期，秦相国范睢嫉妒大将白起呢？又如何解释汉武帝丞相公孙弘嫉妒专治《春秋》的哲学家董仲舒呢？原来，前者范睢虽身居相国高位，却嫉妒武安君白起夺城七十余座的赫赫战功，深恐白起灭赵后，秦王会把白起封为三公，到那时范睢只好屈居白起之下。“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3]。于是，先故意贻误战机，再挑拨秦王流放白起，让秦王“赐剑”逼白起“自裁”。后者公孙弘官位虽然已经到了极顶，但研究《春秋》却比不过专治《春秋》的大哲学家董仲舒，于是，这位公孙丞相便“疾（嫉）之”，心怀叵测地到皇帝面前“推荐”董仲舒去荒蛮的夷国“相胶西王”[4]。
王符指出，这两起妒害公案的一个共同点，即嫉妒主体与客体均“同朝共君”，面对同一个利益目标，致使双方“利益半径”出现交叉与冲突，妒害便开始出现。因此嫉妒的普遍性不受所谓“两贤”关系的影响。
3.异地相妒。嫉妒无疑是受距离影响的。一般地说，距离与嫉妒的强度成反比，近强远弱，直至消失。然而，王符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说明距离与嫉妒之间的一般规律最终还要受利益关系的制约。王符说，“惟殊邦异途利害不干者为可以免乎？”回答是否定的。
王符举出均曾是同窗好友的两组历史人物，他们虽身居两国，并不“同朝共君”，却依然出现了残忍的妒害：“孙膑修能于楚，庞涓自魏变色（嫉怒），诱以刖之（砍去双脚）；韩非明治于韩，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杀之。”嫉妒导致同窗好友反目为仇。首先，王符所说的“利害不干”仅仅是指表面的、暂时的“利害不干”，而军事家与政治家们看到的却是根本的、长远的利害“相干”；其次，距离不仅指空间距离（殊邦异途），而且还应包括心理距离（作思）。空间距离当然可以削弱嫉妒，而心理距离有时反而因空间距离的增大而缩小。为利益所驱动，相信当年孙膑之于庞涓，韩非之于李斯，其心理距离必定很近，对方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嫉妒者的每一根神经，让其“变色”不安，让其“作思”劳心。嫉妒的普遍性在“殊邦异途”之间依然存在。
4.历代有妒。嫉妒的普遍性还表现在它是一种贯穿古今的历史现象。
王符在《贤难》与《明暗》等篇中反复列举从古及今的妒害事件和嫉妒人物，告诉人们，嫉妒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嫉妒的普遍性又表现在它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上。
其次，嫉妒的攻击性。王符准确地概括了嫉妒具有攻击性特征。嫉妒问题一直是中外某些学者关注的问题。17世纪英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培根说过：“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5]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准确地指出，嫉妒“是动态而有攻击性的情感”[6]。而王符早在公元一世纪就独具慧眼概括了嫉妒的攻击性特征。
对于嫉妒的攻击性，王符从攻击的目的、策划与手段诸方面作了初步分析。
攻击是残酷无情的，必欲置被嫉妒者于死地而后安，即所谓“必遇患难者也”。所以王符大声疾呼：“圣贤之居世也，亦诚危矣。”这种危险来自于嫉妒的攻击，王符全书所举妒害事件不下三十余例，最早的发生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最近的则是东汉明帝时期，被嫉妒者“得不遇于嫉妒之名（一说当为“嫉妒之害”），免于刑戮之咎者，盖其幸者也”，“盖其轻者也”。王符扼腕叹惜：“嗟！士之相妒岂若此甚乎！”
攻击是精心巧饰的。王符说，“妒媚（媢）之攻击，亦诚工矣！”工者，精心谋划，巧饰伪装之谓也。以王符所举李斯妒害韩非为例。李斯与韩非早年均求学于荀况门下。李斯后来做了秦国宰相，而韩非未受韩王重用，在韩国著书立说。秦王读了韩非写的《孤愤》、《五蠹》，大加赞赏：“嗟乎！寡王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早在李斯求学期间，原本就“自以为不如非”，如今秦王对韩非的赏识已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李斯嫉妒难奈。
王符书中说李斯将韩非“致而杀之”，怎样“致”？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详细交待。但李斯拉着韩非的仇人同见秦王，其用心之险恶已不言而喻。此举既能免除秦王不少疑虑，又把姚贾推到了幕前：李斯深知秦王想吞并诸侯的野心，便把杀死韩非与实现霸业联系一起，似乎不杀韩非秦王便休想实现霸业；李斯还深知秦王易于反悔，便一面暗中作梗，让韩非无法见到秦王，一面又早早送去毒药，既“照顾”了老同学免受刀斧之痛，显得自己仁至义尽，又诱逼韩非自杀，轻巧地逃脱了杀人之责。李斯“作思”周密，步步为营，这种攻击策略实在是工之又工矣！
攻击者的手段多是“借刀杀人”。这一方面与前述嫉妒的攻击是巧饰的，攻击者不愿“暴露”的策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被攻击者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当“强大”的有关。这些被攻击者大都“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据天官，柬在帝心，宿夜侍宴”，总之地位相当显赫，攻击者要想达到妒害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借”最高统治者手中的“刀”才能得逞。
王符所举历史上的妒害事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是借刀杀人，这是因为“伐贤之斧”为人君所“秉”，“噬贤之狗”为人君所“权”的缘故。
最后，嫉妒的规律性。王符在《潜夫论》的最后一篇，即《叙录第三十六》中扼要阐述写作《贤难第五》的原因时说：“惟贤所苦，察妒所患，皆嫉过己，以为深怨。或因颣衅，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谗言。”在这段话中王符为我们总结了嫉妒的某些规律。一是嫉妒产生的规律性：“察妒所患，皆嫉过己，以为深怨”；再是嫉妒外显的规律性，“或因颣衅，或空造端”。
关于嫉妒产生的规律，王符是通过长期潜心“察妒”而发现，以古鉴今而总结的，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学者，以如此确切的语言对嫉妒产生的规律作如此精当的概括。虽然王充在《论衡·累害篇》中也作过以下的表述：“弦者思伯牙之指，御者愿摧王良之手。何则？欲专良善之名，恶彼之胜己也。”……王符的“皆嫉过己”与王充的“恶彼胜己”似是而殊异，前者比后者在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实现了一个认识上质的飞跃，王符使用了一个关键的范围副词：皆。表示统括，有一无例外的涵义。这正是对规律所应具有的稳定性、重复性等基本特点的明确概括，王符发现了嫉妒这一类现象（潜藏的心理和外显的行为）在它们产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联系。
王符认为，所有的嫉妒者，他（她）们担心忧虑、并深感怨愤的是那些与自己比较起来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自己的人。两千年后，国外近现代学者们对于嫉妒产生规律的认识验证了王符认识的正确性。“所谓嫉妒，就是自己以外的人，占了比自己较优越的地位，”“这种情感，是一种积极地想排除别人超越的地位，或想破坏别人超越的将态。”[7]诧摩所说的“超越状态”，与王符所说的“过己”并无二致。
关于嫉妒外显的规律。前一句“或因颣衅”，是指嫉妒者故意夸大、歪曲被嫉妒者的所谓缺点或毛病，即俗话所说鸡蛋里面挑骨头；后一句“或空造端”，是指嫉妒者实在找不出人家的什么毛病，就编一通瞎话，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令人感叹的是王符总结的嫉妒者惯用伎俩，即嫉妒之外显的规律，历经两千年的风风雨雨，人世沧桑，其作为一种规律而言却丝毫并未过时，甚至大而广之，放之四海而皆准。日本当代学者三木清先生说得更加明确：“尽管嫉妒往往在内心深处燃烧，却并不具有任何内在性。”“嫉妒总要走出来的，绝不困守家中。”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关系。王符总结的嫉妒规律，以其表述的逻辑顺序揭示了嫉妒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行起于心”，嫉妒产生规律决定嫉妒外显规律，“皆嫉过己，以为深怨”，是嫉妒心理，是深藏着的嫉妒，是发动和维持嫉妒活动的心理倾向；“或因颣衅，或空造端”，是嫉妒行为，是嫉妒心理不断强化、不断推动的结果，是外显的嫉妒。
（二）
王符在《潜夫论·贤难第五》中以无比沉痛的笔触总结了从古至今嫉妒所造成的祸败：“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为祸败也岂希？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后人犹不能革，此万官所以屡失守，而天命数靡常者也。诗云：‘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嫉妒之为祸败的思想是王符研究历史上国家治乱兴衰，朝代更迭，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捉”住嫉妒这个“凶妖”的必然结论。他从嫉妒“蔽贤”、“噬贤”、“乱国”、“败俗”等几个主要方面历数嫉妒之为祸败。
1.“蔽贤”。当权的嫉妒者压制、埋没、排挤对国家有用的贤能之才，“所谓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间，咸使不相得者也。”[8]王符认为嫉妒者隐贤蔽能不外以下三个原因：“凡骄臣之好隐贤也，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9]王符引古谚云：“曲木恶直绳，重罚恶明证。”所以“当涂（权）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贤能之人或隐蔽下来，或排挤出去，让他们永远“隐遁伏野”，这些骄妒之臣便可以放心地卖官鬻爵，为所欲为，其丑行劣迹也就不用担心有人揭露，更不用担心会绳之以法了。这是其一。
“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10]这是非常典型的权能倒错者的嫉妒。东汉末期腐败的选士制度，“不量其才而授之官”[11]“德不称其任”、“能不称其位”[12]，广泛流传的东汉童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察考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3]这些“居上位”的昏官们，才智不如手下的人，身居要职，却拿不出任何好的政策主意，其办法只有一个，把贤能之人压下来，隐蔽下来，或干脆赶走。这是其二。
“当涂（权）之人，咸欲专君，壅蔽贤士，以擅主权。”[14]这是在皇帝身边的嫉妒者。首先，他们壅蔽贤士，使贤士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言；再者，“夫在位者之好蔽贤而务进党也，自古而然。”[15]只有屏退贤人，进而才好网罗自己的党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还有，壅蔽了贤士，朝廷内外只有一个声音，使皇帝“徒信贵人骄妒之议，独用苟媚蛊惑之言”。“当涂之人”最终实现“以擅主权”的野心。这是其三。
2.“噬贤”。隐贤蔽能是压抑、排斥民间有用之才，而“噬贤”则是摧残、迫害那些少数有幸冲破“蔽贤”的重重屏障，入仕做官的优秀人才。那么，骄妒之臣为什么要对准贤者群起而攻之呢？王符从分析贤者与骄妒者“不两立”的关系得出“骄驴者噬贤之狗也”的明确结论。王符说：“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16]王符心目中的贤人之为官，其品格具有这六个方面的特点。与此作对照，骄妒之臣又是怎样一副嘴脸呢？“今世得位之徒，以女妹之宠而骄士，藉亢龙之势以 凌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卜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谀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17]贤者甘愿冻馁而死，也不愿踏进这些宠臣的门槛一步，去乞求他们的荐举（“保持”）。这是贤者入仕前与骄妒之臣的尖锐对立。
入仕后，贤者按前述的六个方面身体力行，而骄妒之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以“私术”夺“公法”，终日“虚食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骄奢”[18]。这就必然与贤者之间出现又一次对立。
王符说：“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19]根据王符的分析，第一种对立使“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的贤人，“必先与宠人为仇”[20]，第二种对立，又使“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21]。总之，贤者以其光明磊落的“言”与“行”，与骄妒之臣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势不两立”的局面，“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22]骄妒之臣为了一己之私利，恰如“国之猛狗”，扑向贤者“迎而噬之”[23]。
3.“乱国”。王符关于嫉妒“乱国”乃至“亡国”的认识，基于他的贤人肩负治国的重大使命，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思想。“国以贤兴”，嫉妒的要害恰恰是害贤，害贤必致乱国。
但是，“君弗之能任”既有“暗君恶之”的原因，还有骄妒之臣先隐贤蔽能，继之以“噬贤”妒害的原因，把君主置于“听塞于贵重之臣，明蔽于骄妒之人”的危险境地；骄妒之臣结党营私，“任其私知，窃君威德，以陵（凌）下民”，“偷进苟得，以自奉厚”，把国家推向“累卵之危，而图泰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24]的深渊，终于酿成“天下溃叛”，难逃“败绩厌覆于不暇”的厄运。
王符在《贤难第五》篇结束时告诫“时君俗主”，要吸取“谗妒群吠噬贤”使“众小朋党而固位”的教训，正视历史上嫉妒造成的祸败，“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殷鉴不远，如果“犹不能革”，改变“谗妒群吠噬贤”的状况，那么“天命数靡常”，朝代更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4.“败俗”。东汉末期社会风俗的败坏是举世公认的，王符痛感世俗颓废，远离了圣人的教导，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嫉妒对于俗化的败坏显然不容忽视。王符指出，人们因为惧怕妒害，“处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败”[25]的重要原因。
王符认为俗化是与国家治乱相关的，“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26]，“乱政薄化”，政治腐败，必然影响风俗浅薄；俗化败坏，恰是乱世的一种反映。而“世之善否（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27]。于是，王符告诉人们：乱世俗化败坏是君主孤暗，妒臣横行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王符始终把嫉妒问题与治国安民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嫉妒问题在王符眼里是一个政治问题，嫉妒所造成的祸败，是政治祸败，是国家祸败；他所提出的“救治”嫉妒的方法，也必然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提出来的。
（三）
王符深知东汉末期嫉妒成风的“气之所结”。他总结道：“历观古来爱君忧主敢言之臣，忠信未达，而为左右所鞠按（罗织罪名），当世而覆被（备受攻击），更为否愚恶状之臣者，岂可胜数哉？”[28]贤人动辄归咎，言善“见妒”，行贤“见嫉，而必遇患难”，这都是因为国家“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29]的缘故。王符说：“夫诋訾之法者，伐贤之斧也，而骄妒者，噬贤之狗也。人君内秉（柄）伐贤之斧，权（唤）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30]王符为我们画了一幅可笑的政治漫画，把嫉妒之所以害贤的责任毫不隐讳地直接归结到最高统治者身上。自古及今，在为嫉妒害贤事件寻根究源时还没有第二人敢于象王符这样干脆痛快。
既然责任在皇帝身上，而“神明之术，具在君身”，王符也就只有把治妒的希望放在明君贤臣身上了。王符为皇帝出了许多主意，整个一部《潜夫论》也可以说是一部治国“建议书”。王符特别建议把推荐贤能纳入官员“考绩”的范围，严格规定“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31]。因为，历来“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无妒而进贤也”；而“贤之事其主也，亦必无妒而进贤”[32]。这似乎是针对官员防妒治妒的“万全之策”。一则，皇帝以是否“进贤”来鉴别群臣是贤是佞；二则，群臣要以“进贤”来表明自己无妒；三则，群臣果能无妒进贤，君主广开招贤之路，治世指日可待；四则，治世一成，“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嫉妒也就没有了立身之地。
注释：
[1][14]《潜夫论·叙录第三十六》。
[2][19][22][25]《潜夫论·贤难第五》。
[3]《史记·白起列传》。
[4]《史记·儒林列传》。
[5]《培根论人生·论嫉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6][7]诧摩武俊：《嫉妒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8][15][16][21][30]《潜夫论·潜叹第十》。
[9][10][20]《潜夫论·明暗第六》。
[11][18]《潜夫论·思贤第八》。
[12][24]《潜夫论·忠贵第十一》。
[13]《抱朴子·审举》。
[17]《潜夫论·本政第九》。
[23]《晏子春秋》。
[26][27][29]《潜夫论·德化第三十三》。
[28]《潜夫论·明忠第三十一》。
[31]《潜夫论·考绩第七》。
[32]《战国策·楚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