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发展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等教育规模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高等教育规模是指在校大学生的人数。在国际上，高等教育规模只统计全日制大学的在校生，不包括电大、自学考试等非学历教育人数。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究竟应该有多大？2000年的规模是否已经达到合理水平？这是判断高等教育形势的两个基本问题。高等教育是一国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从本质上说，高等教育规模问题是由高等教育过程的非市场性质与人才需求的市场化矛盾所引起的。在这一对矛盾中，前一个矛盾方面表现为：教育过程是学生接受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过程，学生与校方不是买卖关系。而家长对子女上大学的要求，反映了社会的需求愿望，这一愿望并非以现实支付能力为基础。从经济学观点看，脱离了支付能力的需求将永远超过供给，因而属于一般供求矛盾。可见，高等教育过程具有非市场性质。而后一个矛盾方面属于劳动力市场供求问题，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受业教育性质，其产品——学生最终将出现于劳动力市场，这就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的制约。因此，虽然高等教育过程具有非市场性质，但最终必须服从市场规律，这就存在着一个与经济相适应的发展规模问题。
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除了前面指出的原因外，还在于高等教育既是培养人才的活动，又是消耗大量物质资源的活动。
首先，无论是家长付钱，还是政府拨款，从本质上说，高等教育将消耗社会财富。为此，社会必须有一个合理安排，即创造的国民收入中有多少用于高等教育，否则就会产生“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指由于资本过度地由生产领域向非生产领域转移而使生产发展受到限制，经济速度减缓的现象。而高等教育过程的非市场性质决定了政府不能像电视机、空调等产品那样通过市场化来解决供求问题，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市场失灵”。这一市场失灵，既可能表现为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而导致资源浪费，也可能表现为因家长无力承担高等教育费用而发展缓慢（如早期西方国家那样）。
其次，盲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会导致投资失败。在正常情况下，投入高等教育的资金是可以通过学生毕业后较高的就业收入来回收的，因而它属于人力资本投资。但如果盲目发展高等教育，大学生超过了社会吸纳能力而就业困难，就会导致投资无法回收而失败，同时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一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是有教训的。
总之，高等教育属于人力资源开发，从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来看它必须超前发展。但教育过程的非市场性质又决定了它具有非营利性，必须置于政府管理和调控之下。而政府管理和调控高等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制定发展规划。因此，高等教育合理规模既是社会理性认识的自我表现，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发展高等教育的，因此，避免资源浪费尤为必要。
二、高等教育合理规模的测定
高等教育合理规模是指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规模。为了寻求这一规模，我们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某一年份的各国高等教育规模作国际比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避免个案分析上的片面性，二是可以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分析指标
在具体分析上，以下三项指标具有关键意义：
1.大学生毛入学率，指一国在校大学生（含本、专科）总数占同年龄人口（18-22岁）的比例。这一指标总括地反映一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按国际标准，毛入学率只统计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不含电大、职大生。
2.城市化率，指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城市的劳动生产力高于农村，所以一国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则表明经济越发达。由于城市对大学生的需求远远超过农村，因而从理论上说，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吸纳大学生能力强。
3.人均收入水平，指按现有人口计算的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这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从供给方面说，人均GNP高的国家，社会支付大学生成本的能力强。从需求方面说，人均GNP高的国家生产力发达，相应地吸纳大学生的能力强。目前，世行公布的人均GDP采用的是美元，具体有两个体系：一是按官方汇率或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NP。二是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NP（简称人均PPP）。例如，中国1998年的人均GNP为750美元，而人均PPP为3051美元，就是说，1美元的平价购买力大约相当于2元人民币。设立人均PPP指标，目的是弥补各国因采用不同的货币汇率制度（有的采用官方汇率，有的采用市场汇率制度）和不同物价指数而造成的计算口径上不一的缺陷。本文采用的是按平价购买力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即人均PPP指标。
（二）人均国民收入（人均PPP）与毛入学率的相关性分析
在我们分析各国的现实高等教育规模时，有两个因素是无法回避的，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政策因素。如挪威与瑞士的人均GNP差不多，1998年，前者为26196美元，后者为26876美元，而大学毛入学率却差距很大，前者为62%，后者为34%。因此，如何排除政策因素，客观地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这是一大难题。对此，我们试图通过回归分析来实现。
按上述设想，我们将世界银行2000年统计的世界136个国家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剔除资料不全的，共有68个国家（见表1），采用指数乘幂、线性和多项式等四种回归分析方法，对上述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人均PPP）与毛入学率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比较各种方法描出的图形：
表1 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
国家
人均收入指标
城市化(%) 大学毛
平价购买力
1998
入学率
98、$ (%,97)
埃塞俄比亚566
1.01.0
马拉维
551
1.01.0
尼泊尔
1181 5.0 5.0
布基拉法索 866 1.0 1.0
马里 673 1.0 1.0
越南 1689 7.0 7.0
老挝 1683 3.0 3.0
多哥 1352 4.0 4.0
贝宁 866 3.0 3.0
毛里塔尼亚 1500 4.0 4.0
印度 2060 7.0 7.0
赞比亚 678 3.0 3.0
几内亚
1722 1.0 1.0
莱索托 2194 2.0 2.0
津巴布韦 2489 7.0 7.0
中国 3051 6.0 6.0
纳米比亚 3188 9.0 9.0
巴拉圭 4312 10.0 10.0
洪都拉斯 2338 11.0 11.0
摩洛哥 3188 11.0 11.0
马其顿 4224 20.0 20.0
瑞典 19848 50.0 50.0
突尼斯5169 14.0 14.0
约旦 2615 19.0 19.0
巴拿马 4925 32.0 32.0
波兰 7543 24.0 24.0
挪威 26196 62.0 62.0
瑞士 26876 34.0 34.0
芬兰 20614 74.0 74.0
新西兰 16084 63.0 63.0
墨西哥 7450 16.0 16.0
荷兰 22325 12.0 12.0
吉尔吉斯 2247 12.0 12.0
丹麦 23855 45.0 45.0
马来西亚 7699 11.0 11.0
危地马拉
3474
8.0 8.0
罗马尼亚 5572 23.0 23.0
哥伦比亚 5812 17.0 17.0
奥地利 23145 48.0 48.0
爱尔兰 17911 41.0 41.0
德国 22026 47.0 47.0
以色列 16861 44.0 44.0
蒙古 1463 19.0 19.0
加拿大 22814 90.0 90.0
英国 20314 52.0 52.0
立陶宛 6283 31.0 31.0
韩国 13286 68.0 68.0
萨尔互多 4009 41.0 41.0
多米尼加 4337 23.0 23.0
印尼 2407 11.0 11.0
日本 23592 43.0 43.0
菲律宾 3725 35.0 35.0
阿赛拜疆 2168 18.0 18.0
比利时 23622 57.0 57.0
西班牙 15960 53.0 53.0
阿根廷 11728 42.0 42.0
智利 8507 31.0 31.0
意大利
20365 47.0 47.0
哈萨克斯坦
4317
32.0 32.0
黎巴嫩 4144
27.0 27.0
希腊 13994 47.0 47.0
乌拉圭 8541 30.0 30.0
葡萄牙 14569 38.0 38.0
美国 29240 81.0 81.0
泰国 5524 21.0 21.0
新加坡 25295 39.0 39.0
法国
21214 51.0 51.0
澳大利亚 21795 80.0 80.0
资料来源：World Bank:200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2 68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PPP）与大学毛入学率的相关性系数
1.线性方法虽然相关性较高，但由于它的端部深入到负数区，应舍弃；
2.按指数法计算的结果，出现了尾端上翘的异常现象，且相关系数较低，应舍弃；
3.多项式法虽然其相关系数达到0.7718，但由于其尾端出现异常下翘，即达到人均收入2.5万美元后毛入学率反而出现下降，这不符合实际，因而舍弃。
采用上述排除法的结果是：乘幂法所获得的公式比较符合实际，其相关系数为R[2]=0.7934，相关性如此高，这在经济学中是很少见的。这说明，高等教育规模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同时告诉我们：
图1 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水平
第一，随着人均收入PPP的增长，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呈现正相关性增长。具体可用公式1来描述：
其中，Y：高等教育毛入学率；X：人均收入PPP。
第二，图1中表示我国的点(3150,6)在这一曲线下方，这表明，1997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低于10%左右的合理水平。
（三）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的相关性如何呢？为此，我们按上述方法，将66个国家的这两项指标输入计算机，采用了线性法、指数法、乘幂法三种计算方法，获得的结果为表3所示。
图2 城市化与高等教育水平
表3 68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大学毛入学率相关性
其中，线性法的相关性较差，相关系数仅仅为R[2]=0.5557，因而排除。指数法和乘幂法虽然相关系数基本相同，但从后期走势看，指数法在城市化率达到100%时，大学毛入学率将达94%，有违常规而排除。因而比较合理的是乘幂法（图2）。
乘幂法所描述的回归曲线告诉我们，城高化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相关系数达R[2]=0.6586，且可用函数来描述：
其中：Y'：高等教育毛入学率；X：城市化率。
但由于它的相关性次于公式1，因而具体预测时应以公式1为主。这说明：
第一，农业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是很小的，通常毛入学率在1%，或更低。属于“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进入工业社会，随着城市化程度提高，对于大学生的需求增加，高等教育也就成了“就业教育”。然而，即使城市化率达到100%，毛入学率一般也为60%左右。就是说，面向知识经济时代，虽然高等教育应超前发展，但不必无限超前。分析中我们也发现美国、加拿大等大大地超过了这一水平，但主要是他们大量吸收海外留学生。
第二，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在城市化率达到50%前，城市化率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比为1:0.3，而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时，这一比率将提高至1:0.9，即城市化率提高1%，则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需平均提高0.9%才能满足。
（四）对于当前和2010年的高等教育规模预测
我们收集这一资料的目的，除说明这一规律外，更主要是用于对当前和未来规模进行预测。根据这一计算结果，结合经济发展规划，我们可以对未来十年，即2010年的高等教育走势作如下预测：
条件：(1)到2010年，我国的人均GNP达到10000元人民币，即按现行的平价美元购买力计算，人均PPP为5000美元。
(2)这时的城市化率为45%。
表4 1997-2000年毛入学率计算表
年份
1997年1998年
2000年
大学在校生（万人）317.4①
340.5①
556.0②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6.0
6.510.5
资料来源：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统计出版社1999年9月P.637
②国家统计局《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北京2001年2月28日。
毛入学率：1997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1998年和2000年为推算数。
按表4的计算结果，2000年的毛入学率为10.5%，与图1的预测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到200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达到了与经济相适应的规模。
按上表的条件，我们计算出2010年的毛入学率分别为：
Y=0.16;Y'=0.13
就是说，到2010年，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大体为16%。按此计算。则相应地在校生为846.4万人。按2000年在校生（普通高校）556万人计算，则需新增290.4万人，即年平均增加在校生30万人。
然而，这一预测结果尚没有考虑以下因素：(1)这里采用的是静态计算法，未考虑到2010年为同龄人口增长高峰期的尾端，即人口基数扩大；(2)大学生的培养有一个时间周期，相对于经济高速增长，高等教育存在着滞后效果。为此，应在此基础上作适当修正。
（五）预测的三个结论
1.对68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性。用这一方式来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具有开创性。
2.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我国普通高校的在校生应当达到529万人，换算成毛入学率为10.5%，这说明，经过3年努力，我国的高等教育已基本达到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规模。
3.依据上述两个模型的预测，按静态计算，2010年的高等教育合理规模均应当为毛入学率16%，但考虑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人才储备，这一数字可修正为20%。因此未来10年内，我国的大学在校生将年均增加45-52万人，其增量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招生额。因此，高等教育发展任务仍将十分繁重。
三、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
按国际惯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0%是一个阶段性标志。而2000年我国的毛入学率达到10.5%，标志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时期，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高等教育的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就其发展规模而言，应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处理好四个方面关系
1.处理好中央院校与地方院校的关系
中央院校指由教育部主管的全国重点院校，地方院校是指省及省级以下政府主管的高校。为了避免高等教育盲目发展，中央与地方高校应有个合理分工。当前，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存在着“研究型大学”和一般大学两个发展方向。研究型大学是指在学术研究上占有较大比重，在规模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达到本科生的一半以上的大学。中央院校在师资、科研和学科建设上处于国内顶级水平，是科教兴国的骨干力量，应发挥其优势，办成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因此，中央院校的发展重点应当在扩大硕士和博士生规模、为社会提供高级人才和师资上。相应地，地方院校应以培养本科生、专科生为主，有条件的大学可适当分布一些硕士和博士点。这就是说，我国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任务将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这符合当前国际潮流。因此，帮助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是今后中央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宏观控制上，也有人提出，既然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就应对大学的专业设置也应进行管理。我们认为，与其对专业进行宏观管理，不如将专业设置权放给大学，政府考核其“一次分配率”指标，即通过社会对其质量确认来检验其办学水平的思路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2.处理好公立与民营院校的关系
国外经验表明，凡人均拨款水平低于30%的国家都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发展私立大学是世界性潮流，也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财政资金短缺矛盾的现实途径。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高等教育“混合公共产品”理论的出现，一些国家采取了对私立大学财政补贴政策，使私立大学获得迅速发展。而政府补贴也使公立与私立大学的界限逐渐模糊，这是一种新潮流。
我国的民营院校才起步，阻力大，步履艰难，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民营大学在经营上放弃了非营利性原则，而是视为类似营利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运作上很不规范，这就影响了民营大学的声誉和发展。因此，希望财政部和教育部制定有关规定，在整顿的同时，帮助其端正办学思想，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和质量考核体系。民营高校可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道路之一。
目前，一些地方性大学和地市属师范院校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此外，中等专业学校因生源减少而难以为继，但在场地、师资和设备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如果将有条件的师专和中等专业学校改造成民营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3.处理好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关系
既然我们认为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尤其是本、专科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是合理思路，那么对不发达地区来说，中央政府就承担着帮助他们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更何况，我国的不发达地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有着特殊意义。
然而，这些地区的财政困难较大，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也很大，为此，有必要建立“不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基金”，重点解决其师资、学科建设、教材编写以及房舍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建议采取“中央拿一点，省里拿一点，项目管理，一次补助，追踪问效”的绩效预算管理方式。
4.处理好普通高等院校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关系
现代高等教育应当有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两个层次。前者以培养理论型、研究型人才为主，后者以操作型人才为主。打个比方，前者培养的是工程师，而后者培养的是技师。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与工业化过程密切联系的，它大体上有三个发展阶段。18世纪“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崛起。工业发展初期，机器设备比较原始，操作工人来自农民，产品的生产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体力，对其文化要求不高；从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工业进入了中级阶段，由于分工和竞争促使机器的精密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设备由通用变为专用，个人技能逐渐被以流水线为标志的标准化生产所替代。相应地，对操作人员的文化要求普遍提高，为适应这一要求，我国兴办了大量的中等专业学校。
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称为“后工业经济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目前还正在进行，其特点大体可归纳为：生产的自动化和集成化程度提高，生产过程开始摆脱对操作人员的依赖，是机器主宰人的时代；自动控制、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广泛应用；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模式化。与之相适应，社会对高级操作人员，即高级技师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国目前培养高级技师的高等院校基本空白。据有关专家预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对于高级技师的需求将超过高级工程师。因此，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前景良好。为此我们建议，今后地方新建的高等院校的70%应当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适当限制“超级大学”数量
针对我国高等院校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而效率过低的现状，教育部提出了院校合并问题。我们认为，对于那些规模过小而又有条件合并的院校，这不失为提高办学效率的有效措施。但目前，社会有一股“大学合并”之风，出现了一些“超级大学”，这就值得注意。
从教育经济学角度看，高等教育的成本同样受到规模效应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制约。规模效应是指企业生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其设备和人员将获得充分利用，因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而在低于这一规模时，由于部分设备和管理人员闲置而使生产成本提高。由于各行业情况不同，最优规模也不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是指当企业超过合理的生产规模时会出现成本递增，而且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高的现象。这是因为，随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管理部门、人员和层次增加，相应地管理效率不是提高，而是下降所致。
高等教育上也有个规模效益问题。例如，一个规模为6000人的大学与3000人的大学，其运动场大小和场地维护费相差无几，但利用率差别却很大。后者的运动场的空置时间多，利用效率低，成本高。除外，图书馆、食堂、实验室、以及水电等设施，甚至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上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然而，当大学规模超过某一限度时会出现边际成本递增现象。具体地说，一是出现拥挤现象，产生“拥挤成本”。如运动场会因“人满为患”而使一些学生不得不放弃运动，这也是一种成本。又如，食堂的拥挤必然要求校方加修新的食堂，而新设施却因不配套而无法达到效率状态。此外，在水电设施、图书馆、师资配备上存在类似问题。当然，有些属于无形成本，表现为学生的福利损失，如图书馆由于书藉短缺，借不到书而使学生的学业受到损失等。二是超规模大学会使管理层次和管理人员大量增加，加上运行中的官僚主义，都会使人均成本急剧上升，管理质量和效率下降。因此，适当限制“超级大学”数量是必要的。
更何况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它需要许多“种子”学校，而过度合并会失去“种子”学校，给下一步发展带来困难，从这一意义上说，适当限制“超级大学”的数量也是必要的。